第四辑·丰碑永矗

从“担钱兰溪去做县”说开去

王顺镇

       “担钱兰溪去做县！”
        这是莆仙民间一句谚语。
        这是莆仙戏里的一本传统剧本。说的是明朝末年王家彦当官的故事。王家彦中了进士，外放当县令，任上为百姓和朝廷办了不少好事；因此，朝廷让他转至更穷的兰溪县当县令，指望他能让这个县的面貌有所改观。王变卖了家产，将所得的大部分钱，挑往兰溪县，上任去。于是修水利，办学校，多项利民举措得以展开；民众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百废俱兴。
       此事也深深地感动了他家乡的民众，人们将他的事迹编成莆仙戏的剧本，演了数百年，屡演不衰，成为举郡民众学习的楷模，也为莆仙文化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
       一个好的朝代，乃至一个族群，直至一个普通人，开头是很重要的。好的开头，即为后代留下一条正道，留下一种精神，留下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观。

一

       “钱是乾隆君的脑髓”，这又是莆仙一句民谚。强调钱的重要。晋朝人鲁褒著有《钱神论》，谓钱能通神；但对它的负面作用，却又乏陈。
       人类自有货币以来，赚钱花钱成为一个基本问题。怎么赚？如何花？学问还真大！钱有正反两面，任何正规的货币莫不如此。为何有正反两面，却很少有人注意，对此深思的人就更少了。
       取之有道，花之有理，则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取之无道，花之无理，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前者是钱的正面含义，后者为负面之寓意。人生忙忙碌碌，对钱的负面寓意往往不暇思索。
       楚国令尹孙叔敖初上任时，举国欢庆。有一个父老却穿着孝服上门吊问。孙叔敖很惊讶：我为楚相，举国皆贺，你素眼来吊唁，总得有个说法吧！
       老人说：是的。身份尊贵的人傲视民众，民众就赶走他；地位高便擅权的人，君主一定会讨厌他；俸禄已经很丰厚了，还不满足，随即而来的一定是祸患了！因此我来吊唁！
       孙叔敖敬受命，他三入相三去相，平安无事，作为一个清官万古流芳。
       晋朝的石崇因为他的父亲石苞在政变时很得力，有功于第四辑·丰碑永矗司马氏，所以派他去荆州当刺史。他日间横征暴敛，夜里则派部下四处打劫，官贼两为，连城外送给朝廷的贡品也往往拦劫为私有，于是富可敌国。抄家的日子终于来了。石崇对抄家者说：“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财富来的！”
       “既知为此，何不早日散财？”抄家者直率地回答。石崇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典型例子。
       现代军阀孙传芳积怨被刺，身后留有三百万银圆，存于日本银行；日本人以死无对证而赖账，经打官司，孙的儿子才取出三百万银圆。怎么花？花成一个五毒俱全的人！他被三百万坑了。
       钱之正反两面，对个人之成败，有如上述。
       然则对国家民族而言，又是如何呢？

二

       “上善若水。”水是往下流的，所以滋润万物，故曰“善”；钱也是“水”，如果往低处流，聚于民间，也是“善”。
       但是，自私有制以来，钱往往向权势者流，向上倒流。稍稍倒流却也无事，但若越流越快越大，汹涌澎湃，又居高不泄，便有山洪暴发，沙石横流，山崩地裂之事发生。
       宋朝的捞钱花钱可作典型案例分析。有证据表明，宋朝的变法是变戏法，将老百姓的财物悉数变到官府的仓库里。以青苗法而言，口称最多不过二分到三分利率，今查明：那是半年期的，下半年仍是二到三分利。不计上半年利息，年利已高达四至六分。县里放收贷款又无定编，雇佣游手好闲的临时工干活，支出由手续费中拨给。所以又增收一笔放收贷款的手续费。若以一成收费，一年两趟，实际利息已增至六分到八分。据当朝官员毕仲游统计，国家变法的前十五年收入剧增，累积的财富足供后二十年的朝廷开支。这种由国家出面，向全民强行发放高利贷（先只限农村，后普及到城市）的新法实在出奇！崇宁三年，宰相蔡京奏：国库余款已达五千余万贯。到了宣和年间，国库金银已然堆积如山，竭泽而渔的结果，民间已是空空如也。
       再说北宋的大笔开支。
       外交方面，从宋真宗开始，每年进贡给辽国银、绢三十万（两、匹），后又追加到四十万。到他的儿子宋仁宗时，又添上对西夏的进贡，每年贡品是银绢茶各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记住：对两国的进贡都是打胜仗后的协议，而非败仗。宋人以政变得国，政变靠得是韬晦之术，阴柔之策；柔道极致，即成无
骨的软体动物！后来辽为金邦所灭，对辽的原有贡品便转给金邦。若将绢茶折算为银两，那么每年贡献给敌国的则不下百万两。进贡积时一百多年，贡银不下一亿万两。这种美其名曰“花钱买平安”，实际上是用钱不断武装敌国，好让他们回过头狠狠揍你，把你揍扁、揍烂、揍死！
       金邦在灭宋前十年还是一个被压迫被欺凌的小邦，他们以二千五百兵马起义扰辽，队伍在不断征战中壮大，仅用数年时光，灭了与宋朝同步腐败的大辽国，而辽国的残兵依然可以轻取宋军（这时宋金是“战略伙伴”）。宋朝的一百二十万禁军的豆腐渣战斗力，金人洞若观火。然而金人灭了辽国强敌大累了，人又不多，况且宋是战略伙伴，并不想马上开打。但是，宋人不断向金国使者展示不可思议的财富，再三夸耀豪奢的生活，其时的宋国确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一切都太诱人的！金人经不起利诱，决定不再休养生息，还是勉为其难吧！于是一举南下，不料，仅用一个月时光，便从幽州（北京）打到宋都汴京（开封）。这时，金人漫天要价：五百万两黄金，五千万两白银！不，他们很快又改口：要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不足之数，向京城百姓收索，再不够的，以人抵债，自皇帝、皇后、嫔妃、王子公孙一律折算为钱。整个王室扫数为金人俘虏，女人都当军妓去。
       这就是用钱买平安的结果。
       再说朝廷内部开支：宋真宗为了让“天书降临”神话造得逼真，决定建昭应宫，昭应宫三千六百一十间，费银千万两，又到泰山封禅，花银八百万两。把宋太祖积储用以购买燕云十六州的库银，花得精光。
       宋徽宗主要是造山，他要在平原无山的汴京堆积一座方圆十多里的“艮岳”。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是由奇花、异草、怪石以及楼台亭阁构成的极致大型工艺品。它的价值是天价！
       再则是养一支禁军，先前是八十万，后扩编至一百八十万。禁军由太监总指挥，打了一次大胜仗，那是宣和年间，荡平方腊的义军。义军顶多不过十万，且无弓箭介胄，这回被杀的百姓多至二百万，可见禁军是大开杀戒。军人一旦向无辜百姓开刀，它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力可言。后在金人面前变成豆腐渣军队，便是证明。
       再一笔开支是增编。变法五十年，公职人员增编二十倍，又是一笔大开支。
       从宋朝的敛财和花钱的方式，司马光早就预言它不得善终，果然是国破家亡，后悔莫及！
       北宋历届进士不下万人，是当代的“精英”，怎么君臣们都傻到家了？原因在舆论专制。变法起始，王安石便将一切不同政见者扫数赶出朝廷。到蔡京执政才把它法制化。
       蔡京发明了“三种人”的理念：以变法为界，拥护的是正等，有异议的是邪等。“正等”细分上中下三种，分别给予升迁；“邪等”亦分上中下三种，分别加以处分、流放、编管。然后，又将“邪等”的“三种人”请宋徽宗御笔亲书，勒石为碑，立于朝堂，使之永世不得翻身。这使是臭名昭著的党人碑。往后科举
文本也照此办理，分类处理，举子若怀不同政见一律流放编管。
       这样一来，舆论一律，直至北宋灭亡前夕，朝廷高官乃是一致求和，一致地主张割地纳贡，最后又一致地投降当汉奸。投降后，又出色地帮助金邦进一步搜刮京城市民的财宝。玉帛、女子！

三

       第二个案例是朱明王朝。

       开国皇帝朱元璋戎马一生，建立朱明王朝。当了皇帝之后，只是忙着搭建王朝的框架还来不及享受便撒手人寰。乃孙惠帝像只乳燕，窝未坐暖便被人一窝端了去。
       端窝的是他叔叔燕王。
       燕王是通过政变得天下的。大凡政变得天下者以及追随者，谈不上什么理想，只是冲着过好日子去的。燕王得天下后，称永乐帝，他要永远快乐。如何永远快乐？生要过世界上最快乐的日子，死后还要把生前的好日子扫数带到阴间去过，这才叫永远！
       按这个自创的理念，首先实施的便是建筑世界上造价最高的、最豪华、最壮丽、最雄伟的紫禁城。城中数十座宫殿（陆续营建），随便一座放在地球上任何角落都是举世瞩目，叹为观止。每座宫殿还要配上绝世文物与稀世珍玩。宫主人的锦衣玉食绝对要与宫殿的档次相当。为此，服务的家奴太监逐步扩编至十万人，宫女也扩编到两万人。皇宫第三产业绝对举世无双！
       其二，陵墓地宫得及修建，一般在皇帝青少年时就及早开工，它的豪华应比地上宫殿略不逊色，设施珍玩也要相当；否则阴间的生活可怎么过呀！北京的十三个皇帝的十三陵便此告竣。地宫花银与紫禁城内每座大宫殿大体相等，每座需银一千万左右。
       总之，地上地下宫殿没有五亿两白银是拿不下的！
       此外历代王子王孙呢？他们生得造王府，死得造略次一等的王陵，大家都要过好日子。
       上行下效，列位臣工也得有好府第，好坟墓。
       明代君臣便为此忙忙碌碌二百八十年。他们都是提早为自己挖好了坟墓，真是视死如归啊！
       君臣们，包括有职务的太监们，他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经济目标需要实现，所以上下相当一致的都在搞经济，贪污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明代贪污大军十分壮观，以福建为例，英宗年间，连续数届，一二三把手都是巨贪，民不聊生，这才爆发了史上有名的邓茂七起义。
       但地方的贪官比起朝中的大佬，乃是小巫见大巫，比如后来的严嵩，抄家时，得黄金二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财产不计。号称一代贤臣的改革家张居正，抄家时也获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东林党的第二代领袖、复社头目钱谦益，考进士向太监行贿二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买得一个探花。
       官僚贪污之途乃是贪污受贿；皇帝的贪污办法是二次收税以及预支税收。派出无数太监充当各地税监和矿监，他们率领锦衣卫，不按任何规则，横征暴敛。矿监的行为更是匪夷所思，他们不去山上开矿，却专到城市“开矿”，每见富商豪宅，即指此地有金矿、银矿，限期拆迁！百姓无奈，只得以巨款贿赂了事。这种捞钱术比开矿得金更快，经验很快就推广全国。这么一来，皇帝与太监都先富起来了。
       这种世道，清官极其稀有。

       福建的老百姓徒步数千里来到南京，仅仅是为了见海瑞一面！海瑞去世时，南京市民自动罢市，万人空巷为之送葬，痛哭尽哀，犹不忍离去。
       但是北京城容不下海瑞，只能呆在南京。海瑞的阳刚之气太盛，北京人不能面对。
       宋、明二朝均以政变夺得政权。政变重阴柔之术，韬晦之道，这是时代的主流意识。他们排斥阳刚之气，两朝都贬逐儒家亚圣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气概被视为异端，不断向敌国进贡竟乐此不疲，恬不知耻，还自以为得计。以故，狄青、岳飞、于谦、海瑞等皆为世所不容。宋朝自从杀了岳飞之后，国家的形象似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所以，民族英雄也好，清官也好，他们永远是国家的脊梁，时代的良心。
       有鉴于此，宋人费枢作《廉吏传》，自周朝列国直至隋唐，共收入一百十四个清官，以弘扬民族正气。

四

      “担钱兰溪去做县”，是一种公而忘私的精神。
       私有制社会还有公而忘私的精神吗？有的。“天下为公”就是三千年前提出来的，它是民众“太平盛世”理想的一种反映。周公解说过“天下为公”，孔子也宣讲过它。他的门徒后来将“天下为公”的理念收入《礼记》之中。

       往后每个朝代都有公而忘私的人。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忘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有“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者；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无论哪个时代，都有一些公而忘私的人，正是由于他们才撑起时代的一片青天，使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都以慰藉，也使民族精神得以延续，薪火相传。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圣火”！绝非奥运会的什么“圣火”人们务必警惕那些奉了外国主子之命，诛杀我中华民族圣贤的人！务必警惕秦桧！
       廉吏传》载：齐之晏婴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
       又载：楚之斗子文为令尹四十年，家无一日之积。楚王加赐俸禄，他逃避谢绝。人问：
      “人生求富，你反逃避，此乃何故？”
      “从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贫而我取富，是勤民而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秦之百里奚为相，“劳不坐乘，暑不张盖，巡视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去世之时，举国痛哭，童子不歌。
       汉之杨秉，官至太尉，故吏送钱百万，闭门不受。夫人早丧，亦不复娶。尝言：我有三不惑，酒、财、色也。
       三国邓茂，为汉大将军二十余年，不治私产，死之日，家无余财。
       这些圣贤，乃地上的星斗，天下的明灯，他们的光芒穿过时空，照我华夏民族前行，颠而复起，不屈不挠！
       对照《廉吏传》，后世“担钱兰溪去做县”算是很特殊的一类。整个清官队列中只有一人可比，他是晋朝的邓攸。
       邓攸，字伯道。时吴郡缺守，好多人都想去这个富郡当太
守，皇帝却让邓攸去上任。他是载着自己的口粮（白米）去上任
的，朝廷的俸禄一无所受，但饮吴郡的井水而已！
       无独有偶，王家彦与邓伯道二人在莆仙戏传统剧目中都有一本好戏。数百年来屡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
       歌颂王家彦的剧本，“担钱兰溪去做县”是重头戏。自己带钱币去当官，这在远古公社时代应是很普遍的。其时人人都出于公心，无不古道热肠，这正暗合人类共生共存之道。随着私有制社会出现，发展，成熟，人类的私心便越来越重，人也越变越聪明了，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潜规则，乃是私有制末路穷途时的为官之道。但人人如此势必加速社会的解体，进入暗无天日的世纪。而这时有数点火星闪耀，这在老百姓来看则是黑暗中的明灯。这数点火星来自原始公社的篝火。
       公社存在了千年之久，它的生存方法、方式已作为文化基因，储存在族群的深层记忆之中。尽管外面封上重重私有观念，但那火星不时还会冲破重重封印，升上夜空，灿烂宛如烟花炮仗。王家彦便是这烟花炮仗的载体。
       王家彦、邓伯道的事迹，数百年来屡演不衰，有其深刻的原因。非止是给贪官们留下一面镜子，让他们收敛一点；也是给百姓自己存留一点希望与慰藉。
       邓伯道是晋朝人，主要活动年间在西晋之末，东晋之初，是五胡乱华乍起之时。反映邓伯道的重头戏在“走反”这一情节。他夫妇俩携着幼儿和侄儿，从石勒的营垒里跑了出来，欲奔往江东投靠新建的东晋小朝廷，不料半路被强盗劫去了车马行李，只能徒步背着孩子逃难，而妻子弱不禁风背不动人，只能背一儿弃一儿，无法两全，必须马上决断，后面还有石勒的追兵！戏便从这里开始。
       邓伯道决定放弃亲儿，只带侄儿逃难。这里有太多的难忍，难舍；但终究得忍，得舍，因为伯道的弟弟早亡，身后只留这一点骨肉！放弃侄儿，终身难安；而放弃儿子，还可再生，因为他夫妇还年轻，况且，天可怜见，说不定儿子侥幸得生，或许还有相见之日。这决断似乎很合理，但他夫妇前面走，而儿子后面追，哭喊着，挣扎着，十分合理的事也变成十分的不合理。最后，横下一条心，将孩子绑在树上，使他不能再追……
       撕心裂肺。所以，往后在东晋载米出任吴郡太守，只成戏的末节。尽管所演的事都是历史的真实，沉甸甸的真实。
       莆仙地区老百姓将好多传统戏提炼成一句话存储于民谚之中。王家彦的故事是“担钱兰溪去做县”；邓伯道的事迹则是“邓伯道弃子留侄”。他们两人在百姓心目中都有崇高的位置。
                                                                                                                             2010年9 月8日
                                                                                                                                于捞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