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谏垣十年，弹击无所避

    清末莆籍御史江春霖出仕前曾作《言志对》表达自己的志向：“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待其实现夙愿并以“铁面御史”声震天下，时人视为名言。倘以江氏此论，270 多年前“先任县令，后为谏官”的王家彦简直是他从政理想的化身。由此或可作如下推测：作为一位钦命建祠致祭的前朝乡贤，青年时代的江春霖当有可能熟知王的生平事迹，并在为人及从政价值取向上受其影响。

    崇祯二年（1629），42 岁的王家彦被擢为刑科给事中。由此开始他长达十年的谏官生涯。明代的监察体系由两套机构组成，一是都察院，二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均直属于皇帝。六科与六部相对，为六部的监察机关，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从七品），与都察院下设的各道监察御史并称“科道”，均属谏官（亦称言官），同有向皇帝建言进谏之责。六科掌侍从、规谏、拾遗、补阙、审核，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可封还制敕，钞发章疏，稽察违误，纠劾官吏，给事中品秩虽低，但权颇重，故选任程序尤为严格。依明制，地方知县、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和考选，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称为行取。优者授给事中，次御史，再次各部官职。王家彦被授为给事中，可见其治县六年的政绩与官声得到有司的高度肯定。家彦一入刑垣，便以清廉端慎、远见卓识博得同僚敬重。次年四月，他上《明刑疏》，开篇即一针见血：“国家承平日久，纲目疏阔，内外相蒙，酿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乃援引唐贞观年间崔仁师治狱名言“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提出应以仁师为法而守律。复有感于“淹滞之宜疏，追赃者之宜速结”，请推行按月奏报之法，使四方狱囚得无久淹。此疏切中时弊，鞭辟入里，很快得以批准施行。

    真正让他从一名给事中脱颖而出、引起高层关注的，则是崇祯四年（1631）他上疏成功申救钱龙锡一事。

    钱龙锡，字稚文，号机山，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少詹事。天启四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曾因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即位后，斥原魏党阁臣，诏廷臣推举内阁辅政人选，龙锡名列其中，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旋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颇为崇祯信赖，于事多所进谏，皆为采纳。定魏忠贤逆案，多为钱龙锡主持，因此魏党诸臣恨之入骨。时附魏御史高捷、史褷遭罢，吏部尚书王永光力引之，为龙锡所扼止，两人大恨。崇祯二年（1629）夏，督师袁崇焕诱杀皮岛帅毛文龙，事后报疏云：“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时文龙拥兵自擅，有跋扈声，此举崇祯非但不以为罪，还嘉谕倍至。其年十二月，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从古北口进迫北京（史称“己巳之变”）。崇祯怒崇焕战不力，逮之下狱。高捷乘机诬劾钱龙锡曾同袁崇焕议杀毛文龙，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亦由龙锡所挑激。崇祯起初并不为所动。高捷再次疏攻，崇祯的看法逐渐动摇。钱龙锡乃引疾罢归。袁崇焕被囚禁审讯半年多后，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处于磔刑（分裂肢体），弃尸于市。此时，史褷趁热打铁，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并受崇焕所畀重贿数万。崇祯大怒，遣使逮龙锡下狱。列名逆案的魏党群小，借机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欲更立一“逆案”相抵。乃议龙锡死罪，崇祯以龙锡并无逆谋确证，命长期监禁。四年正月，右中允黄道周激于义愤，连上三疏言龙锡不宜坐死罪，触怒崇祯，将其贬秩三级调外。五月大旱，刑部尚书胡应台、给事中刘斯琜等又上书乞宥龙锡，崇祯略有所动，诏所司再审，然迟迟未决。当时崇祯的心事谁也猜不透，朝中无人敢再言是非。在此形势微妙之际，人微职卑的家彦居然于初十日呈上《救钱机山公疏》，指名道姓为钱龙锡申救。

    朝中与家彦友善的臣僚都替他捏了把汗。未料此疏一上，崇祯龙颜大展，当即释钱龙锡于狱，免死改戍定海卫。消息传出，朝野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称庆。面对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崇祯皇帝，王家彦在起草此疏时，着实费了一番踌躇。我认真研读了这篇奏疏，不禁深为家彦高超的规谏技巧所折服。

    奏疏的开头语气恬淡、措词委婉，似乎只在转述一则朝闻：“至如累辅钱龙锡，业经刑臣胡应台等专请，荷有事关重大、朕自有定裁之旨矣。中外诸臣不觉举手加额曰：有是哉。”话锋一转，就把高帽戴到崇祯的头上，意为钱龙锡免死一事圣躬自有定裁，我只是和诸臣一道为之高兴罢了。接下来，他非常谦卑地说：“圣裁渊深，臣等无敢浅揣。倘以事关封疆，不得不借罪辅以明法则，千里逮系，羞播道途，半载幽拘，俯首狱吏，窘辱已极，困衡备至，虽幽流崇放，法不过如是矣。若必使其囊头屈膝，偕旅囚而受廷鞫，以发其羞耻而后施恩，龙锡从此以往，身名俱败，草木同腐，虽知有人间羞耻事，亦何赎哉？臣等缘是不为龙锡惜，重为国体惜矣。”把钱龙锡罹罪受辱的状况写得惨不忍闻，作为曾居高位的内阁辅臣，从此身名俱败、与死无异，杀掉他只会有伤国体。继而，家彦又作更深一层的剖析：“臣等非谓龙锡无罪也，然而罪如四凶，舜处之而尧释之。千载之下，服舜之明断而不闻病尧之姑息。皇上前之置诸理者，行舜之断；今之释诸狱者，行尧之仁。唐虞两代之盛事，固以一身都之矣。”竟把不杀钱龙锡的意义提升到堪与尧舜比肩的高度，无怪乎崇祯读完非常受用，当即改变了主意。与先前黄道周犯颜直谏相比，崇祯帝对待同一事前后态度截然相反，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家彦在谏垣十年，“历任四科，弹击无所避”，然终不以言获罪反而不断得以奖掖提拔，除了清廉端慎外，跟他善于审时度势、讲究策略技巧是分不开的。所谓不言则已，言则中的，且罪不及已，不作无谓之牺牲。本奏疏即一典型例证。后人刊印《王忠端公文集》行世，编纂者把《救钱机山公疏》置于卷首，应该不是无意为之。

    崇祯五年（1632），家彦转工科右给事中。值本垣缺员，身兼厂库城工、巡视京营及巡青（巡视禾苗、牧草的生长情况）数差，然不以劳苦而敷衍之。时福建海盗刘香老劫掠闽安镇，侵扰郡邑，省会震动，抚镇追剿多次失利，朝廷议召募，准备举大兵征剿。九月，家彦上《闽省海防疏》云：“旧制卫所军饩于官，无别兵亦无别将，统于各卫之指挥。寨设号船，聊络呼应，又添设游击等官，虽支洋穷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复旧制，勤训练。练则卫所军皆劲卒，不练虽添设召募兵，犹驱市人而战之，糜饷扰民无益，贼终不能尽。”时人以为名言至论。是冬，奉命京城巡青，所条奏多为议行。

    在巡青过程中，家彦深为现行马政弊端所虑。原先，隆庆年间太仆种马额存十二万五千，边马至二十六万。言者以民间最苦养马，所纳马又不足用，议马征银十两，加草料银二两，岁可得银百四十四万两。中枢（兵部尚书）杨博力持不可，诏折其半，而马政始变。万历九年议尽行改折，南寺岁征银二十二万，北寺五十一万，银入寺而马政日弛，已成军国大患。是年十二月，家彦上《马政疏》，极陈太仆种马征银之弊，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家彦另一力陈亟需改革的是班政之弊。京操班军制度始于明永乐末年，诏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万全、大宁、南北直隶等都司和中都留守司诸卫所的旗军赴京，从事操练戍守等军事活动。每年十六万人，分春秋两季轮番上京师，每班八万。明中期以后，班军多被用作工役，操练尽废，兵员衍期不至，缺额严重，逃亡或以残羸代替现象日益突出。班军旧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崇祯年间只有二万多，更有官员建议尽征行粮、月粮，免其轮番上京，出银代役现象愈为普遍。时家彦巡视京营，目击班军现状，不禁忧心忡忡。遂于崇祯六年（1633）九月上《整班政瘳军苦疏》，力陈不可尽征行粮、月粮，且请免班军工役，使之尽归行伍。此二议皆为崇祯帝褒扬并采纳。

    崇祯七年（1634）五月，家彦奉使江西册封益藩，八月得便归里省亲。

    崇祯八年（1635）春，家彦转户科左给事中。时遵化铁冶厂久废，土民刘邦基等请复铁厂及开铅洞，家彦认为此际开矿，有百害而无一利。遂于五月上疏言：“安静乃可鸠民，言利适以滋害，恳乞明旨严斥倖请，以固人心……今民穷盗炽，以法绳之犹恐弗戢，苟示利之所在，必争必譟，不犹建鼓为之招乎？”并一针见血指出，细民之所以敢上疏言利，其背景实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有关。时张凤翼等以贼患甚深为由，欲奉旨开矿不准行，乃有土民上疏倖请之事。家彦请求：“凡有矿场处所，俱请一体封闭严禁，毋令言利小人乘机巧中，而防未萌之欲，贻天下宁静之福。”九年（1636）六月，又有人请开开化云雾山以兴屯，亦以家彦言而止。

    此际的大明帝国已是流寇遍地，后金铁骑自关外步步进逼，干戈、疫病与饥馑共同吞噬着黎庶百姓。为巩固王朝的统治，明廷只好接二连三地扩兵，扩兵又直接带动加饷，加饷则导致增赋。对此乱象的根源，早在崇祯五年九月，家彦即在一篇奏疏中精辟地分析道：“今天下兵多于农，而贼之多百倍于兵，非贼多也，农不化为兵而为贼，则贼多矣。兵不仍为兵而为贼，则贼愈多矣。”八年正月，各路义军主力在河南荥阳聚会，推高迎祥为盟主。洪承畴试图围堵，但没有成功。义军横扫中原，转战千里，于正月十五日攻克凤阳，还焚毁了朱明的皇陵。是年八月，命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剿寇战事。卢象升系明末著名将领，与王家彦同科进士，曾在剿寇及御清中立下赫赫战功，历数十百战未曾败过。因军兴饷诎，卢象升乃有因粮加饷之议，疏倡湖广等五省乡绅及有田之家出“助饷银”，请加派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即以税粮高低定助饷多少，每两加一钱。十月，户部尚书侯恂据此奏请于未被寇之地，乡绅赋银每两助饷二钱，富民五两以上每两加一钱。家彦闻议，言：“民苦加派极矣，奈何欲令重困乎？”遂于十二月上《贫民不堪助饷疏》力驳之。疏云：“民赋五两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以朘削。若不于中为区别，则必贫者同富者以均摊。军需固当熟筹，贫民犹宜轸恤。此捐助之议，备而不用，与民休息，中外之至愿也。臣与闻邦计，不敢不念及邦本，用是极竭毣毣之愚。”时军食不足，从畿辅、山东、河南、江北召买米豆输天津至九十余万石，然被吏胥侵耗约数十万，家彦并请予严治。以上两条建议均为崇祯采纳。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京城戒严，召卢象升率师入卫。象升主战，杨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和，议不相合，两人关系恶化。时杨嗣昌以东阁大学士掌兵部事，事事加以掣肘，致使卢象升部最后只剩五千老弱残卒，且粮断饷绝。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他誓死与清军决战，十一年十二月（1639 年 1月）于巨鹿（今属河北）阵亡，年仅39 岁。死后追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作为书生出身的一代名将，卢象升的军事生涯是非常寂寞与痛苦的，曾自叹“海内竟无一人同心应手者”。他的寂寞与痛苦源自他的清醒。对于流寇越剿越多的现实，他在《剿寇第一要策疏》中作了如此直接的解读：“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因而他认为，剿冠的根本，还在于要让老百姓有活路。其《靖寇绥民八则》言：“酌缓征之宜以延民命，勤修废之役以奠民居，通山泽之利以济民穷，戢刁告之风以降民害，禁差拘之拢以安民生，广招垦之术以裕民养，恤行户之苦以资民用，严驿递之归以苏民困。”读了这些文字，你能说卢象升头脑不清醒吗？可为什么，如此清醒的卢象升要上五省助饷之疏，而为言官王家彦所驳止呢？一切皆为时局所逼。因为卢象升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手中无兵，或者有兵无饷，纵使韩信岳飞再世，也是枉然。所谓因粮加饷，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这连户部尚书侯恂都同意的倡议，却难被一贯刻意邦本、珍恤民力的王家彦所接受。

    卢象升对此事多少有些难以释怀。九年正月，他大会诸将于凤阳，上疏曰：“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是为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是为危形。况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所言皆切中机宜。在这篇奏疏中，他还不无委屈地写道：“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臣与督臣，有剿法无堵法，有战法无守法。”似乎指的就是王家彦。当然，家彦并非不能理解卢象升的难处，他之所以那样做，非关私人恩怨，纯粹是站在忧国忧民的立场上。据有关记载，获悉卢象升为国捐躯后，家彦极为悲痛，竟至三日不食。就助饷事件的动机而言，两人都没有错。荒谬的只是明末的政治现实。其实一年多后，也即崇祯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提出新的剿寇计划，要求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并言措饷四策，其中“因粮”即卢象升因粮加饷法的翻版。崇祯帝接受了杨的建议，于当年闰四月正式下诏征收剿饷。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势不可当，辽东战事也日趋急迫，于是崇祯十二年又下令增派练饷。至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从而引发更大面积的饥民暴动，内交外困，大大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崇祯九年（1636）初，家彦升户科都给事中（户科掌印主官）。时国事窘迫，钱谷头绪丝纷。家彦受事之初，即录范仲淹名言于座右曰：“居官计日所为，必与日称，或有不及，次日补之。”以此与同垣者共勉，谢绝一切酬应宴会，即使除夕元旦，仍住宿科中，篝灯筹划漕储、赋役、兵农、屯盐、鼓铸诸策。我认真翻阅了《王忠端公文集》所收奏议部分，发现家彦就职户科期间，所上奏疏最多。崇祯八年达十二道。崇祯九年竟达二十二道。有的隔日两疏，有的一日两疏，可见其处职之勤苦端慎如是。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载：“王家彦巡视京营，巡查厂库，条画兵食大计，如议屯马运河、鼓铸盐铁诸务，一时称为硕画。其最大者言漕政一事，禁科索，立程限，清补挂欠，及就近收粜，以省漕费……历年内外官胥为奸者摘发无遗。”蒋德璟《祭文》亦曰：“其在户刑工三科及巡京营条画兵食大计，洞彻

原委，精审无二。”

    三月，晋豫因灾而饥荒，饥民人相食。家彦上《救灾疏》，告乞曰：“将户部近日条奏山西救荒事，宜通行省直，以便预为遵行，乘其未饥而救之，而尝平预备积谷之外，别无救荒奇策。”在强调“民命当恤、求灾宜早”的同时，他又指出：“荒政十二，最重在散利在薄征。但地方既灾，苟不薄征，虽散利亦无济于事也”。七月初，满洲铁骑忽然突破长城喜峰口直逼京师，由间道入昌平。家彦以陵寝震惊，疏劾兵部尚书张凤翼坐视不救，有负职守。凤翼深惧，无奈自请督师，然出都后仍畏缩不前，导致京师周边的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清兵在京畿地区烧杀饱掠了两个月，至八月底才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于言官的弹劾声中畏罪自杀。家彦目睹畿民涂炭，遍地哀鸿，不禁为之愀心垂泪。复于九月十三日，呈上《赈救难民暂罢额赋疏》。言自“己巳之变”后，“兵气不扬，杀贼罔效，十城连堕若摧枯，万命处割如杂草。臣不知几十年生聚而后可以还此版籍之旧也……在今日广推皇上之德意，莫先议赈垂危之民，升斗有无即足为存亡。或倾囷仓，或措牛种，皆当视民命为缓亟而议赈矣，不继以议蠲可乎？”乞请尽速招徕赈恤。崇祯帝阅毕为之改容，即敕施行。

    家彦在接连上疏呼吁赈灾蠲赋的同时，也对寇乱不绝的原因作了本质上的思考与揭示。他认为：“流寇日炽，缘于墨吏朘民，民益走为盗。因而盗日多，民生日蹙。”他在一篇奏疏中语重心长地说：“臣见秦、晋之间，饥民相煽，千百为群。其始率自一乡一邑，守令早为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为盗，盗何至溃裂以极？论者谓功令使然，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一二贤明吏束于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宽文网，壹令抚绥，盗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复聚。”疏出，普天之下以为兴平梁肉、救乱药石，率无过此。崇祯帝虽予褒纳，但积弊已深，民众额赋有增无减，把本已危机四伏的朱明天下一次次推向崩溃的边缘。

    家彦平素事亲至孝，一直以长年宦游不能侍奉为憾。是年正月，曾梦母林氏于九月冒险涉水，寤而徬徨，即寓书于父以祈调护。六月，忽接报母林氏年衰力惫，饮食即呕，伏枕已阅数月，不禁茹痛如割。九月十九日，得其父七月十一日所寓书，称母前月一跌，病势增剧，气息奄奄。二十一日即上《陈情疏》，以母病乞归省，言辞凄怆恳切。时家彦正奉命磨勘太仓历年奏缴钱粮一事，上以正当彻底清厘，竟不许。九月二十六日，于任所接讣，言母已于七月十二日逝矣。家彦闻之，“亟将一应册籍收储科中，踉跄归寓，哀迷不知有生”。特请人绘母像，十月初二日设灵座于邸，成丧服具牲礼而哭奠之。十月初六日，家彦出都奔丧，置母像于座前，不论舟车，均以之为灵位，晨昏哭奠。十一月下旬，舟至浙江金衢地界，忽得报奉旨问太仓磨勘钱粮未就事，着据实回奏。乃于舟中草《循职有心疏》一一具陈，遣仆王忠返京奉上。其间言：“万里征途，风木长号，见星奔驰，自分草土残生，徒负圣明，无从称塞。而拳拳然若重负难释者，唯磨勘一事。”所谓忠臣孝子之心，跃然纸上。家彦此行历燕齐吴越而始入闽，行程八千余里，计二月零六日。直至十二月十四日才得返故庐，难禁抚母柩而长恸。其后三年，与诸兄弟守孝莆阳家中，体被练缞，居处饮食俱按丧礼，未敢稍改。每逢母生忌日，必亲撰祭文诔之。其《殡官告文》曰：“呜乎！三季之丧如斩，制原易尽；终天之痛是钜，拭泪何干？谨告母灵，聊识日月，哀哉。”

    崇祯十三年（1640）春，家彦丁艰服阕，起吏科都给事中。时薛国观为内阁首辅，党邪伐正，贪赃枉法，言官们慑其权焰，多缄口不言，独家彦数抗章劾之。国观西安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由推官历给事中、都给事中、左佥都御史。为人阴鸷谿刻，不学少文。先前附魏忠贤，多次攻劾东林党人士。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时，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迫于清议，辞官归里。以“素仇东林”为权辅温体仁所赏识，温于罢官之前，曾密荐于帝，遂获超擢大用。崇祯十年（1637)，入阁辅政。崇祯十二年（1639），一跃而为内阁首辅，“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崇祯将他视为温体仁第二，信任有加。后因得罪东厂太监及皇族外戚，渐为崇祯帝所恶。十三年六月底，以鬻爵纳贿被劾而罢官放归。到此时薛国观还不知悔悟，离京时“重车累累”，一副衣锦荣归的作派。七月初九日，家彦上《纠辅臣疏》，尖锐地指出：“薛国观因贪成妒，欲渐削吏部之官，驱除异己之人，恣己欲为之事，至举用人旧制，而顿废之。如此防贤病国，编书其罪，已在流放之条。”请求：“速正国观防贤之罪，以为大臣背公不法之戒。”不久，东厂太监执其亲信，获其招摇纳贿的一系列罪证。国观连疏力辨，帝皆不纳。十月，遣使逮国观入京。翌年八月被赐缢死。

    是年入夏，江南旱潦为灾，民心蠢蠢思动。操臣（即提督操江，掌上、下江防事，以副佥都御史为之）罗元宾以病允请，未几，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也称病乞归。家彦深为所虑，上《纠辅臣疏》后三日，又上《请推操江并敕中枢疏》，提请尽速推补南京操臣之缺，并敕其兼防水陆，以防江南之患。本疏为《王忠端公文集》所收家彦言官任内的最后一篇奏疏。至此他已在谏垣十年，历刑、工、户、吏四科，“弹击无所避，权贵为之敛手”。先后上疏百余条，皆关切利弊、裨补民生。在明末党同伐异、攻讦成风的言官队伍里，家彦能洁身自好，真正以言为职，体现了一位言官的政治良心和铮铮风骨。

    邑人余飏《王忠端公文集序》云：“时言路亦甚波靡，皦讦成风，间一稍稍立异，鸣鸾仗马当时群噪，亦何不可立名高而成竣望者，而先生屹然不顾也。守一官尽一官之职，建一言造一言之利，键杜私门、断绝请谒，人亦不知其掌垣卿二者。”《莆田县志·忠义传》云：“家彦天性忠孝，历官廉慎，在谏垣救掖善类，锄抑奸邪不少假，然据事直陈，不为风闻苛刻。其言钱法，言班师，言铁厂，言薪饷，言漕政边政，言闽海事宜，皆切利病，至其言马政尤详悉。”蒋德璟《祭文》曰：“（家彦）及以吏垣起家，单车凉踽，沿途至京，无一人识为都谏者也。遇邪正纷挠，正色昌言，壁立如山，然公恂恂不示峻也。”均对家彦为言官的

十年作出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