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年历二寺卿
   

      崇祯十三年冬，家彦被擢为大理寺丞（正五品），终于迈入中层文官的门槛。这一年他已 53岁。自崇祯三年抵都任刑科给事中算起，家彦已在谏垣将近十一个年头。海瑞式的寒俭与常年超负荷的操劳，使他衰老得很快，非但两鬓霜白，脸上也皱纹横生。每一次升迁，对他更多意味着肩上责担的又一次加重。从外吏擢夕郎如此，由言官转寺卿亦如此。
      大理寺系明廷中央机构“五寺”之一，系全国最高上诉机关，与督察院、刑部构成三法司。长官为大理寺卿，正三品。家彦在寺丞职位上，迅速体现出非凡的才干与作风。不到一年时
间，即十四年（1641）十月，便进大理寺左少卿（正四品）。在他任职大理寺期间，朝廷又发生一起大臣因言获罪议狱将死之事，二十多人身卷其中受到株连。其焦点人物，正是家彦的同年兼好友———老乡黄道周。道周字幼平，漳浦东山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崇祯二年进右中允。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多次犯颜直谏，崇祯不怿，数遭贬官罢斥。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时道周任詹事府少詹事，名列其中。帝不用，用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五人。道周日上三疏，一劾掌兵部事的东阁大学士杨嗣昌“冒丧斁伦、不忠不孝”，二劾宣大总督陈新甲“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三劾辽抚方一藻私下妄自议和。崇祯疑道周以不用怨望，将之下吏部行谴。杨嗣昌趁机上言攻讦，故意自乞罢免。崇祯帝时忧兵事，认为可托大事者惟有嗣昌，于是优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内阁及诸大臣于平台，质问道周三疏所劾事，并就杨嗣昌丁忧夺情事，使之当廷与道周辩论。道周言辞激烈，帝大怒，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怒甚，厉声叱之退。即贬道周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

      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江西巡抚解学龙向朝廷荐所部官，对道周推奖备至，称其“学问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孔孟”。大学士魏照乘素恶道周，当即拟旨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大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查究同党者。词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一并系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救之，亦系狱。黄道周秉性鲠直，直谏旨在纠偏揭奸，解学龙仰其人品学问加以推荐，而崇祯听信谗言，竟以“伪学欺世”罪予重治，还穷究所谓朋党，株连了一大批无辜者。此时的崇祯简直是题大作，歇斯底里了。是年年底，刑部尚书李觉斯因拟罪太轻，被严旨切责，无奈再拟谪戍烟瘴。崇祯帝竟以不合己意将觉斯革职，并将道周等移送镇抚司拷掠审讯达五月余，后又送还刑部狱重拟定罪。不料继任的刑部尚书刘泽深仍拟道周瘴戍，崇祯气急败坏，“屡严驳，声息汹汹”。道周的门生陈子龙“遍走当局称同志者，皆蹙额相向，以为上意方不测，若申救，则益其祸”。应该说众臣的顾虑可予理解，但与道周交厚的几位福建老乡，如王家彦、蒋德璟（时任礼部右侍郎）、黄景昉（时任詹事府少詹事）等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袖手旁观。尤其家彦，与黄道周交谊最为笃厚，更是心忧如焚。

      当时家彦只是个大理寺丞，蒋德璟、黄景昉二人也尚未入阁，说话都还谈不上分量，冒然上疏必然步叶廷秀、涂仲吉之后尘，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他们只好四处求援于朝中诸大佬名流，走曲线救人的路子。先是谒请吏部尚书兼大学士谢升出手相救，孰料这位实权派人物竟太息说：“死矣！迟秋为幸。”三人闻之失色。在近乎绝望的境地里，他们终于捕捉到一丝希望。十四年（1641）九月，恰好周延儒新召回内阁为首辅，加太子太师，进中极殿大学士。家彦等人知道黄道周与周延儒有些渊源关系，乃不失时机，恳请周延儒出力。崇祯四年（1632），黄道周因病乞休，临行前上疏建议任用贤能，斥退小人。因语刺辅臣周延儒、温体仁，激怒崇祯，被罢斥为民。周延儒时为首辅，对此事心中多少有些愧疚。本次复出，经不住家彦等人怂恿，于是出面为道周婉为开释，崇祯帝的心终于稍稍变软。此际刘泽深又以原拟奏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过此惟论死……道周抗疏，只托空言，一二知交相从罢斥，乌睹所谓党，而烦朝廷大法乎？且陛下岂有积恨道周，万一圣意转圜，而臣已论定，悔之何及？”帝乃准原拟请，免黄、解二人死，改永戍广西。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崇祯帝令首辅会三法司清狱，家彦以大理寺左少卿参与其间。凡所经手的案件，明判如昼，决断如流，许多积压多年的冤案一时得以平反。家彦的才干得到上至首辅下至小吏的一致赞扬。五月狱毕，即被擢为太仆寺卿（从三品）。太仆寺原属兵部，掌管全国军用马政。太仆卿为该寺长官，别称冏卿。家彦任工科右给事中时奉命巡青，目睹马政种种弊端，曾上《马政疏》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竟被推到太仆寺卿的位置上来，职掌早已积弊丛生的马政。甫上任，他便为太仆马政驰废的现状感到骇然。受事旬余，即上《杜援请画还数疏》，言：“冏储已竭，经费难支，乞敕部严杜额外之援，请确画户工之还数，并核马价之实用，以稍资接济，无误军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治天下之道，莫善于生。马惟生故不穷，银不生故易耗。祖宗初年原无冏库，其时专主孳马，不主积金。自成化间始置库，至正德嘉靖间始收种马银，然犹未多也。迨万历九年尽以银抵马，当日识者不羡银之富，而忧马之乏，谓其孳生路绝，猝有缓急，虽银如贯朽，不可操而骑也。不谓今日马尽而银与俱尽也。”

      在对当前马政的弊端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后，家彦决定着手实质性改革。是年六月三十日，他分具《酌议马政长策疏》、《酌议内地马政疏》及《酌议边地马政疏》，就振兴马政的长策及边、腹两地具体改革措施作了详悉的建言。有关史料表明，崇祯帝对家彦的这些建议颇为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不久蒙上召对，家彦遂痛言召买借调之弊：“南北太仆岁征马价草料四十九万七千余两，岁发各边买马四十余万两，但有发数无买数。两年来闻警复借调寺马七千六百余匹，有借数无还数，宜加严核。”又言：“内地边地皆宜修旧制，责令孽牧，而申高皇帝钦定榜文，庶马可蕃息”。崇祯帝特命家彦取钦榜观之，语诸阁臣曰：“王家彦马政疏凿凿可行也。”时蒋德璟已入阁为辅，锐意佐行，马政顿时为之一振。

      另外，旧规寺额每马征银二十四两，后来杨嗣昌署兵部，骤加一倍，岁增马价三十七万两，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征到位，并原额十逋其八，追比苛急。家彦特上疏言：“课马改折，旧增至二十四万两，已重困。杨嗣昌不恤民，复增三十七万，致旧额反逋，不可不厘正。”时蒋德璟值票，因拟报帝，崇祯手书其疏，曰：“家彦奏皆善。”敕议尽蠲。然军兴方亟，不能尽举。

      太仆寺原属兵部，马政原属军政，太仆寺的马银支收一经兵部准札，只能问财之入而不能制财之出。如此，往往造成所解旧额未完，新额又要加派的糟糕局面。因而兵部在马政问题上的态度做法直接关系到马政施行的效果。在这样的体制下，家彦痛感枢臣（兵部尚书）人选优劣的重要性。故此，十五年八月又上《重中枢之选疏》，言：“欲修马政，宜重中枢之选事。窃照马政管于邦政，故周礼夏官名曰司马，审兵戎之所重也……皇上御极以来，发过马价马匹不知其数，所买所讨之马今安在乎？曾以一骑奏战胜乎？只为司马非人，边种几举而旋废。一阻于宋统殷，再阻于杨嗣昌，于是积习相承，请马予马，请价予价……今中枢业郑重廷推，刻期陛见，必得其人。”屈指算来，家彦在太仆寺卿任上只历时半年，然《王忠端公文集》收入他这一时段关于马政的疏、议竟多达十一篇。蒋德璟《祭文》言其“为冏卿疏京边马政，务复旧制，中外推石。”正当家彦为马政改革夙兴夜寐之际，是冬十一月诏下，擢他为户部右侍郎（正品）。

                                               四、戎政非家彦不可
   

      直到55岁，这位一直徘徊在中下层的官员开始得到皇帝的重用。况他平素清勤谨慎，不要一钱，按理说到户部任职再合适不过。孰料突变的时局一下子将他推入那场捍卫末世王朝的战争中心，再也没有退路。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兵分道大举入塞，破蓟州、真定等地。闰十一月，入临清、河间，京师再度戒严。时戎政侍郎刘余祐丁母忧，崇祯急择戎政大臣，于平台召对张凤翔、冯元飚、张忻周、王家彦四人。家彦出语谦退，然于城守营事独具卓见，崇祯激赏，特改授家彦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家彦深知形势危艰，恐难胜任，初七日一闻命下，即上《控辞协戎疏》请辞，言：“兵乃专门之学，而张皇六师尤刻，下挞伐制胜亟着，傥非其人，不可尝试……惟是烽火近郊，兵机呼吸，微臣不敢自昧生平，以误军国重事。”并力荐冯元飚（前任兵部尚书）代之。崇祯不允，乃即日受事抵城头察视。于本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先由正阳门，历内九门，次由西便门，历外七门，共阅垛口一万九千二十五，督促毕具守御之器，壁垒顿时一新。又出阅城外列营二十，分信防扼，申严军法。《明史·列传》载：“（家彦）即日登陴，阅视内外城十六门。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翊日校勤惰，将士皆服，争自励。初，分守阜成门，后移安定门，寝处城楼者半岁。”在这场历时七个月的京城保卫战中，他表现得极为出色，不仅昼夜勤躬，而且军务谙熟，奖勤戒惰，将士皆服，争以自励。先后上《赴城料疏》、《察阅城外列营疏》、《察阅内外十六门疏》、《请敕城守公疏》等，于攻略守法，于御将束兵，均言之人所未言，识人之所未识。京城解严后，崇祯帝特赐宴午门外，欲逾格晋他为太子保（从一品，荣誉品衔），世袭锦衣指挥。照理说，从一名正三品的侍郎直接擢为从一品，简直是天恩浩荡，多少朝臣连做梦都不敢想。孰料社稷艰危之际，家彦竟视显爵如浮云，力辞不就。崇祯无奈许之，改诏加一级，袭锦衣正千户三世。家彦犹力辞，崇祯不许，还数与辅臣言：“王家彦真清真慎，不要一钱，昼夜勤劳，不可及迨。”

      入仕二十年后，王家彦的才干与人品，终于得到崇祯帝的激赏。翌年（1644）甲申二月的朝臣会议上，大家一致推举家彦为户部尚书。崇祯帝本已点用，沉吟许久又曰：“王家彦勤劳王事，清勤谨慎，理财最好。但戎政须久任，临敌不便易将，特留任京营。”倚重之情溢于言表，似将家彦视为股肱之臣，期望他能挽狂澜之既倒。

      自从杀袁崇焕之后，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直线而下，由不信任督抚及中枢大臣转向宠信宦官，重新走上其先辈“重宦官、轻文臣”的老路。甚至军国大事，都以宦官为“督、察”，对文武大臣进行监视和控制。同样，崇祯在言“戎政非家彦不可，特留京营”后，并没有授予王家彦在戎政上的独立指挥权。李自成逼近京师，他让襄城伯李国祯总督京营，又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军（称总察），内监及各官分守九门，兵部尚书张缙彦只负责调度各处兵马。家彦除协理京营戎政外，复守安定门。当时李自成由秦入晋，连陷宣、云，一路数十州县势如破竹，几乎清一色地开门纳降。此际的大明王朝烽火遍地，军队因旧年疫殁加上缺饷，以致畿辅空虚，一垛一军尚不能足，军心也已涣散。自二月二十日颁布勤王诏令以来，各镇兵马各怀心志，迟迟不见来援。在这样的情况下，起兵出城与农民军决战，无异以卵击石。家彦主张采取守势，保存实力，等待吴三桂的数万勤王铁骑赶来。然总督李国祯尤大言请战，王承恩也予附和，家彦力争之不得。在决定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守卫京城的重任却交在一帮根本不知兵甚至软骨头窝囊废的人手里。总察王承恩及其他监视宦官自不必说，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系崇祯四年进士，之前历任清涧、三原知县、户部主事、编修、兵科都给事中，据史料记载，是个典型的文官兼文人，在带兵御敌方面毫无经验或卓识。不知崇祯帝为何突发奇想，于去年十月将他从一个正七品的言官破格擢为二品枢密大员，儿戏般委以军国大事。总督李国祯系明廷勋戚，以荫袭襄城伯，数上书言兵事，又自请于京营外选炼卫所官舍，崇祯视为干城之将。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则云：“国祯无赖子弟，善骑射，喜大言，数请战，实恇怯无能为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崇祯帝所倚重的李国祯与张缙彦，后来都投降了李自成，而且结局都很悲惨：李国祯因追赃不足，被拷打折足而自缢；张缙彦降李自成后又降清，历任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等职，后犯“文字狱”被革职下狱，流徙宁古塔至死。钱 《甲申传信录》这样概括家彦当时的处境：“协理戎政，营兵掌于勋臣，督以太监，操纵则统于大司马，不能尽其欲为。”在这样的领导组合及决策机制下，无怪家彦“力争之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据史载，当时吴三桂奉诏弃宁远率部回援京师，三月初旬出关，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虽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但也于三月十六日抵山海关，三月二十日抵河北丰润，与京城仅三百里之遥。而农民军真正攻陷北京的时间为三月十九日。

      当时情形，不禁让我想起正统十四年（1449）秋“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我的这位王氏先辈，也颇像当时坚持防守京城的兵部侍郎于谦。假设崇祯帝能像当年郕王朱祁钰（即明代
宗，时监国）大胆起用于谦那样，将王家彦擢为兵部尚书，令其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并采纳其主守建议，将京畿三大营精兵分遣九个要害城门，严防死守，等待吴三桂等各镇将勤王援
兵的到来，那么只要再坚持三至五日，则京城的战局将完全改观，接下来的历史也完全有可能改写。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设。这宝贵的三至五日，也即挽救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丝可能，却被“喜大言，实恇怯无能为”的李国桢给断送了。崇祯十七年甲申大悲剧由此拉开走向高潮的帷幕。

      三月十六日，农民军入居庸关，将及土城关。总察、司礼太监王承恩奉命专征，尽调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为明朝京城守军主力）一万多精兵往御，轻易掷出守城明军的最后一个筹码。这样一来守垛的军士少得已构不成防线，数垛都不能一军。事实就像家彦判断的那样。这三大营前日还在沙河和土城关外防守的精兵遇敌即溃，大部分降了敌人，火车巨炮，反为敌攻城所用。农民军驱动降兵攻打西直门和阜成门，自己的兵士反在后头休息。降兵同守城的军民不断说话，称闯王兵力如何强大，随时可以破城，劝城上人识时务，早一点开门投降，免遭屠戮。城上人听了他们的话，众心更加瓦解。农民军环攻甚急，然而到了如此境地，一切号令进退仍由监视宦官指挥节制，公然阻止诸臣登城。十七日晚，还把业已叛变的太监杜勋用绳子缒上彰义门城楼，一番秘密约定后让他下去。家彦身为兵部侍郎兼协理戎政大臣，几次登城，都被守城内臣挡回。张缙彦作为朝廷枢密重臣的兵部尚书，值大敌围城之日，竟也无权登城视察。真是旷古怪事！十八日早上，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后又冰雹雷电交至。无奈之下，张缙彦将京营巡视御史王章报告情况的手书呈上，崇祯帝才手敕遣张缙彦登城察视。家彦随同，监视宦官曹化淳、王化成仍然固拒，示之手敕乃许。家彦上城后即问杜勋安在，回答他的只有两个字：“去矣。”这时有人禀告：“秦、晋两王亦欲上城。”家彦大声叱道：“二王降贼，即贼也。贼安得上！”两监视拂衣而去。家彦见城上守卫形同虚设，气得向张缙彦顿足痛哭。哭声未歇，即听见李自成军砍墙的声音。上午巳时，敌军已拥至城下，攻围益急。家彦急请王承恩炮击之，连毙数人，而两监视却于城楼饮酒自若遥 家彦偕张缙彦诣宫门请见皇上，此时已不得而入了。

      一心誓死殉国的戎政侍郎哪能想到：叛监杜勋之所以能堂而皇之于彰义门缒上缒下，其实背后隐匿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据《崇祯实录》、《明季北略》等史志披露：当时杜勋系充当李自成特使，入大内与崇祯谈判割地议和事宜。只因条件苛刻，崇祯难以接受而告罢。彼时秦、晋二王已降闯王并押为人质，所以杜勋有恃无恐，来去自如。而他的上司兵部尚书张缙彦目睹大势已去，思想及时转弯，也于第二天伙同监守宦官打开自己分守的正阳门，成为一位颇识时务的俊杰。

      姚雪垠在其长篇巨制《李自成》第四卷第八章，以苍凉悲怆的笔调描述了大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末日临朝的惨淡景象：“十七年来，崇祯每次常朝，从来没有像这般朝仪失常，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太监侍候，而跪在平台上接驾的只有二位大臣：一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二是兵部待郎协理戎政大臣（又称戎政侍郎）王家彦。……崇祯看见离御案几尺外只跪着两个老臣，除这两位老臣外，便只有十几个从乾清宫随驾来侍候的内臣，显得宫院中空空荡荡，不觉落下眼泪。”当然，谁也无法复原崇祯最后一次上朝的真实情况，但以姚氏之渊博与严谨，我相信他设置的本情节自有其史实上的依据或合理性。———这也从另一侧面，佐证了王家彦在晚明史中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以及他在甲申殉难文臣中的独特风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昭于各种史乘记载。三月十八日下午申时，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另说同兵部尚书张缙彦）打开彰义门，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外城不攻而下。当夜，太监王相尧开宣武门，刘宗敏整军入。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齐化门，一时俱开门迎敌，农民军遂潮水般涌入内城。十八日夜，在农民军以斧抉城的声音中，王家彦于安定城头泣血写下《示子赓恭赓靖赓皋书》，书云：“今贼狠攻至此，矢尽力穷，已无余力，不肖自分一死以尽臣节。唯是君恩未报，父老未得送终，母浅土未葬，不孝之罪莫能自逭。尚愿诸子克承吾志，毋过痛毁，奉祖余年，早觅吾母抔土，余死亦瞑目矣！”此前数日，他在《与吴安止少司农书》中已表达了必死的决心：“不肖处此，誓先一死以报圣明。然内乏饷而城头并不传军，转盼之间，即成瓦解，不肖实不忍言所终矣。夜约王芳老亟叩以效秦庭之哭，而既有登陴之役，例不敢入城谒拜，台台忠耿，愿即集诸老之肯为国为天子者，呕血共支危局。祖宗三百年养士之报，岂一旦竟无一人乎？”

      十九日黎明，闯王兵从别门拥入安定门。家彦身中数刀，血流如注。部下劝家彦尽速弃城逃生，家彦正色叱曰：“国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随乘舆，触死辇前，赎臣子万一之罪耳。”言毕，北向叩首，以谢先帝。复南向叩首，以谢父母，纵身投向城下，不死袁复自缢于民舍，乃死。是日文臣死国者，除王家彦外，还有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孟兆祥、孟章明、施邦曜、凌义渠等，共二十一人。然论死之壮烈者，无出其右。

      同一日天色将曙之际，崇祯手携内监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自经于寿皇亭之海棠树下，王承恩对面缢死。衣前御书曰：“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这位刚愎自用、多疑妄断的亡国之君，至死仍不反思自身治国为政之失，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朝中诸臣身上。

      从家彦遗留下的信札及时人记载看，他对当时京城局势早有极清醒的认识。在都城被兵前一月、山西大同之变后，他便与蒋德璟言：“贼不犯城则已，犯必无幸，吾自分死耳，恨不能终事吾父。”二月二十八日，他与张肯堂的手书亦云：“事势至此，身当戎责，誓以一死报国，所不能瞑目者，亏忠亏孝，既不能完母之葬，复不能送父之老，南望涕下，不禁如雨。”在国事堕坏、无复可为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不可为而为、杀身成仁的悲壮道路了。我们可以从他于安定门所吟《城头秋感》两首遗诗，约略领会其当时悲怆难言的心情：

其 一
漠漠寒云起暮笳，烟尘犹未退戎车。
壁门明月临青海，朔野霜风卷白沙。
幕府夜阑蛩复切，严城秋老菊无花。
可怜关塞凄凉甚，荒冢垒垒数万家。
其 二
铁笛齐吹汉月秋，壮夫有志竟悠悠。
凄凉关塞寒风集，杳渺河山积雪留。
匹马曾过青草冢，大军昔驻皋兰洲。
平生最厌推卫霍，百战无封亦便休。

      上首语境肃杀凄凉，下首调转慷慨激越，尤其末尾两句，不禁令人想起袁崇焕《边中送别》中的名句：“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二人许国之心如出一辙。然与后者以磔刑死于君父之手相比，家彦能在北京城头力尽而成仁，已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