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列传中评价王家屏“性忠谠，好直谏”，这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主旋律。

　　王家屏一生臣事了三个皇帝，其性格形成于嘉靖时期，功名成就于隆庆年间，而他的品格和才智则突出地展现在万历时代。因为，他真正作为朝夕顾问之臣而启佑的皇帝是万历帝神宗。

　　神宗皇帝叫朱翊钧。他是明代17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昏庸、荒淫、懒怠的人君。他在位48年，驾驭着朱家王朝权力的巨辇，将前此已露败象的大明江山径直拖入彻底覆灭的深渊。

　　朱翊钧10岁登基。那时，他的精力全部用在读书上，“大柄悉以委居正”。但在十年后，他洋洋自得地亲了政。按理，他正值朝气蓬勃的美好年华，本应为振兴大明而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从小养成的懒散习性，由商人外祖父李伟那里继承下来的贪婪禀赋，以及狭隘的市井思想，使其逐步形成了骄奢淫逸、贪财好货、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品质。因此，朱翊钧作为一代帝王，沉溺于酒色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别的权且不论，仅供他日夜寻欢作乐的后宫美女就数以千计。他嗜酒成性，酒醉辄怒，怒则伤人，宫女、太监稍不留意，就要遭到杖责，重者致死。他还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掷钱赌博。这样一位五毒俱全的昏君，国家何以赖之，廷臣安能辅之?岂能指望朝政勤恪，社稷复兴，臣民安康吗?

　　封建专制社会自命为天子的帝王，一旦堕落到这等地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临朝亲政处理国务呢?所以此时的朱翊钧，不要说置国家兴衰、民众生计于不顾，就连阁臣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都一概极少过问，甚至已经连最起码的朝讲也不临了。“原其初偶以圣躬静摄，暂时传免耳。后来因循之久，安如故常。”“乃自累岁以来，端居大内，警跸稀闻，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辍，大小臣工有经年累月不睹天颜者，则出入起居稍戾于曩时也。”全国的官吏“从万里远来瞻仰宸闱”，“群集辇毂之下，听候黜陟”，“亦未有三载会朝之时”，“典礼为之并废矣”。(大意是：起初，是偶然借需要静养而停止主持政务，暂时传喻免于临朝，后来沿用此法时间久了，习惯成了常事，居然心安理得。直至发展到连年以来，深居后宫很少出行，郊祭庙享之礼不亲自出席，经筵讲学之仪长期停辍，大大小小的臣子们长年累月见不到皇上的尊颜，其日常生活也违背了以往的规律。全国各地的官吏不远万里从四面八方来瞻仰朝廷，会集在京师听候升降调迁，三年也没有遇到会朝的机会。朝廷的一切典礼都被废止了。)

　　至于章疏的处理，亦如朝讲之仪、郊庙之祀，“频留而不下”。神宗皇帝亲政之初，言官抗直之声满天下，言事论政、检举弹劾的谏疏、论疏，扰得懒散成性的神宗非常头疼，但上有太后督着，躲犹不及。因而他常向首辅申时行鸣怨叫苦。申时行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历仕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皇上的心思，便趁机教唆他“留中”章疏。他说此法历朝都用过，一切疏文都要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在宫中暂不理会，上疏的人还以为皇上在为之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生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闻言初试，果然没出什么纰漏，而且落得清静。此后奏疏多起来时，他们君臣二人又将“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譬如给事中，以前虽分吏、礼、户、兵、刑、工六科，但论事时却不受科别限制，举国上下，各色事物，都可论及。有了这个规定后，便无法论疏科外的事了。如此一来，章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便可有大量的时间纵情酒色了。“原其初偶以圣意未协间一留览耳”，后来“至于中外章奏或疏入辄留，或票进不下，或日暮而始发票，或隔日而后批行，甚至接本与守科官员有延候终日不见一疏者”，“停阁之多，寝以稽滞。事关黜陟刑赏而留，关民生国计而留”，以至“内阁不得票拟，外廷无由禀承”，“则政教号令或愆于常度也”，“纲纪为之渐弛矣”。作为皇帝，既不临朝听政，章疏也就懒得批发了，其他政务的荒废便可想而知了。起初，偶然借口奏疏与皇上的心意不合而间或留中，后来发展到朝廷内外的章疏动辄就留中，有时内阁拟票也不予批发，即使批发也是日落时才见动作或隔日事过境迁了徒发“马后炮”，甚至等候接本和值守科部的官员终日引颈候望，也不见一道章疏发下。事关官员升降调补、刑赏劣优的被留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也被留中。直至内阁不能票拟，所有官员有事无法禀奏，当然也领受不到应得的回复批示，整个朝廷的刑赏教化等一切法规命令都违背了常规，纲纪法度渐趋毁坏了。这样的皇帝，臣民还有什么指望呢?

　　对此，秉性直戆、忠君爱国的王家屏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夙夜忧惧”，“不能顷刻安其位”。他认为，“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为子者谨视汤药必疗乃已，此至情也”。何况自己“官居辅弼，职在赞襄”，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因而，他经纶竭补衮之才，肝胆倾回天之力，素精开仁爱之心，披忠陈逆耳之言，冒死直谏，力图启圣心，解君惑，“导主德于缉熙，燮天工于寅亮”，进而达到兴典礼，整纪纲，挽救明王朝于旦夕危亡之际的目的。

　　万历十七年四月，王家屏丁母忧除服，奉诏返京还朝，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爵衔再次直文渊阁，照旧在阁参赞。他于初六日启程，二十一日抵京，不顾旅途劳顿，于次日在鸿胪寺报名见朝讫，即回阁要求觐见皇上。然而他连请数次未果，于抵京已逾三月之久，万寿节将临之时，不得已上了《请御朝讲发章疏疏》，说：“自入京以来，已逾三月，尚未获一瞻天表，一奉玉音。私心旁皇，良用悚仄。”“堂陛之交所恃以存其体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乃今朝讲久辍而不御，皇仪阙于展究，圣学倦于缉熙，勤励殆有间焉。”“册封遣官而免，郊庙奏祭而免，典礼为之并废矣。今圣寿届期，捧表入贺者云集，万国之属目也。尚可端居大内而不一出乎?”在王家屏看来，作为一国之君，上有天帝的爱抚并施予安定之时世，下有臣民的拥戴且附于倾心之依赖，一旦自己日常起居作息失去了节度，即违背了自然节序之和顺;倘若对朝政不能及时地发号施令，必然牵连国家机要政务疏于治理。因此，皇帝的出入起居，绝对不能恣意放纵随心所欲;发号施令，尤其不能违背法度悖逆民意。但是，自己身为内阁大臣，朝廷宰辅，现在抵京还朝已经过了三个月之久，尚未见到皇帝一面，心里着实因此而焦急不安。他认为，君臣当面论议治国之策，所能依赖存其礼遇的唯一机会，只有朝讲;国家的军政大事所能集中谋划商议之唯一途径，只有章疏。而现在朝讲久辍，皇家礼仪缺乏深入展示，皇帝的学习因其厌倦而未能积渐至于光明。这些情况大概有些时日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甚至连册封仪典也不亲自出席了，只是派宦官代行;郊祭庙享更是彻底罢停，干脆连宦官也懒得派遣了，所有的典礼全部被这个昏君给毁坏了。现在万寿节即将来临，八方朝贺者云集京师，天下人拭目以待。王家屏怒不可遏地质问神宗皇帝：此时此刻你还能安居深宫而不露一面吗?岂有此理!也就在这次上疏时，他毫不客气地指责神宗停朝辍政由“初偶”到“因循之久，安如故常”，“勤励殆有间”，已经习惯养成自然了。哪怕“事关黜陟刑赏”、“民生国计”，“典礼为之并废”;哪怕“内阁不得票拟，外廷无由禀承”，“纲纪为之渐弛”，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转，这个昏君“端居大内而不一出”，且毫无半点愧疚之意，相反还觉得心安理得。似这样的人君，还有什么“皇仪”可言呢?

　　此时，神宗慑于王家屏一语千钧的谏责和朝望颇重的威仪，不得不勉强在万寿节来临之前接见了他，并于次日遣文书房中官李文辅口传圣谕“王阁老忠爱之心已有了，昨升殿头眩坐不久”，聊表抚慰。王家屏上疏谢恩，再次规谏神宗临朝勤政。过了数日，神宗为之在御门又接见了他。此后便更加深居不出了。

　　万历十九年岁末，内阁次辅赵志皋也遭到了与王家屏前年返京后同样的冷遇。此时，王家屏作为首辅，觉得自己“犬马之诚实未足以动天”，于是具《请视朝揭》，气愤地指斥神宗：“臣等自今年孟冬，恭遇皇上亲飨太庙，一睹天颜，此后每当视朝之期，辄报传免。大小臣工足不至交戟之下，目不瞻衮冕之容已数月矣。即今三冬已尽，一岁将终，伏念臣同官赵志皋，荷蒙皇上简抡，擢居密勿之地，俾参大政，固朝夕备顾问之臣也。”“未有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者也。”(大意是：我们这些内阁大臣，自从今年十月遇到皇上亲自祭祀太庙，见了你一面之后，每当你应该临朝听政的时候就听到传谕停免。大小臣子已有好几个月没踏过皇宫的台阶，没见过皇上的尊容了。现在冬季已过，一年到头了。我考虑赵志皋承蒙皇上选拔提升，到了朝廷重地，参预国家军政机要，本来就是备为皇上朝夕顾问之臣。哪有朝夕顾问之臣可以三个月见不到皇帝之尊容的情况呢!)其实这无异于当面质问神宗：“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君，怎么“俾参大政”呢?天下哪有如此荒唐的朝廷呢?

　　作为辅弼之臣，王家屏认为自己的职责应该是“能止慝于未形，防欲于微眇，弼成主德于内，而宣昭令名于外。”(大意是：能使帝王的邪念或差失在没有暴露之前即予以阻止，在其欲望稍有萌芽之时，即应防止其膨胀蔓延;对内应辅佐帝王成为一个有道之明君，对外要明显地昭示其美好声誉。)

　　所以，王家屏非常重视“辅养君德”。每到年终，他将讲过的经书讲章分类抄录，呈进宫里，“以备皇上温习观览”，还要重新编辑发送司礼监，让其陆续刊印，“依节次进呈，伏望皇上万机之暇，时加观览，以求温故知新之益。”(详见《类进讲章揭》)真可谓用心良苦，“惓惓效忠之至”啊!

　　他的进谏方式也不乏“委曲以开导之，尽力以扶持之，至诚以感动之”。“其有不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强谏力争。即数而取厌，取疏以去就决之”。在崎岖坎坷的仕途中，他的确是这样艰难而努力地实践的。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神宗上了“四箴”书。其大意是说，神宗皇帝近年来得了一种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综合症，以致几年来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觞酌是耽，宠信宦竖，溺爱郑妃，摈斥忠谋，久虚储位，并且传索帑金，括取币帛;横施雷霆于廷堂，以责罚无明之罪。他对症下药地要求神宗“浓醑勿崇，内嬖勿厚，货贿勿侵，旧怨勿藏”。神宗皇帝闻之震怒不已，决心重罪于仁。当此千钧一发之际，王家屏挺身而出，上《申救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恳请皇上由自己代替雒于仁“伏罪”。他说：“臣惟人主置相，责使保��王躬，辅养君德。职亲任重，非庶官之比也。人主出入起居之节，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目心志之娱，庶官所不敢谏者，相臣得豫谏之。”如此“弼成主德于内而宣昭令名于外”，“何妄议之有?芽妄议之兴，咎在相臣失职。”他还说，得知雒于仁进“四箴”书，初讶“其误听讹言，妄生臆说”，然而“思之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所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于仁哉?芽使于仁之言诚误且妄，犹可诿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圣躬之康豫而真有阴阳之患，干伐其天和;以圣德之清明而真有云雾之翳，障蔽乎日月。为臣子者，何忍诿之不知而不谏乎?芽”倘或“事皆中、言皆投，于仁蒙罪而言之，为宗社生灵救无穷之祸，乃所以为忠也。”接着，他肯定地说：“于仁之四箴以规皇上，则为妄试之医以备养生，未必非延历之术也。此臣所以谓于仁为忠也。若臣者从谀承意，缄默苟容，无能匡正宸枢，弥缝衮阙，上亏圣明之誉，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戆蒙不测之威，此乃真所谓不忠之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这里，王家屏采取了先退后进，以守为攻的迂回进谏的方式，“委曲以开导之”。

　　首先，他从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入手“引火烧身”，为雒于仁开脱责任。他认为，君主设置宰相，目的是使其保证帝王的身体安康，辅养君主的德行笃厚。其职位亲近，责任重大，不能混同于一般官员。所以，帝王日常作息的节度，一般官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而宰辅之臣则必须事先知道;君主充耳入目以及心想的欢娱安乐之事，一般官员是不敢规谏的，而宰辅之臣却必须预先诫谏之。由此看来，雒于仁进谏之举，怎能说是“妄议”呢!果真是“妄议”，而引发庶官之“妄议”的过责应归咎于相臣的失职。言外之意，作为庶官的雒于仁，既然没有这个职分，当然就不应负这份责任。而皇帝拿他问罪，却放纵了“失职”的相臣，无论于法于理，还是于情，都说不过去!

　　接下来就是婉言曲折地肯定雒于仁所言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说，起初乍一听到此事，惊讶其误听了传讹之言，胡乱生发了臆断之说。但转念一想，雒于仁不过是一个职低位卑的庶官，对于皇上的日常作息以及其中存在的差失，尚且能够知之，并能直言进谏，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之举。相反，身在皇上左右的相臣，职位比他更为亲近，而且又是专门负责辅导皇上的股肱大臣，竟然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更没有及时地规谏。本来“不知”就已经构成失职之罪，而知之未尽谏诤之责，这就更为失职了。如此说来，皇上怎么能只处罚雒于仁，却不加罪于这些严重失职的相臣呢!

　　接着便是指责皇帝不应该推卸自己的错误，并肯定了雒于仁此举是尽忠于朝廷。其实，这里蕴含的实际意思，是在拷问皇上的良心：雒于仁为你治病何罪之有!王家屏连用假设推断言其真实的巧妙谏诤方式，步步为营给雒于仁开脱活命之途径：假如雒于仁所进之言确是谬论妄说，皇上权且可以推诿。倘若他提及之事，偶然有一件确系事实，那么皇上之康宁安乐果真有击刺破坏自然祥和之气的隐患，皇上之清明圣德果真有遮障蔽匿日月辉耀之光的云翳，作臣子的怎能忍心借口自己不知道而不予及时规谏呢?如果雒于仁所提及之事都是事实，那么他这样做无疑是不顾自己蒙冤获罪，而挽救国家和人民免遭无穷之祸难啊!这不是效忠于朝廷又是什么呢?雒于仁用“四箴”规谏皇上，即使是作为以备养生的妄试之医，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让皇上延年益寿。这正是我之所以认为他是尽忠于朝廷的缘由!如果作为臣子阿谀奉承，或者缄默不言，以此苟且容身，不能匡正朝纲之疏误，弥补皇上之差失，对上损坏英明睿哲之君主的美誉德望，对下陷害百官因愚戆而蒙受意外的刑罚，这样做才是真正不忠之臣，一日也不能存立于皇上左右啊!

　　王家屏如此独具匠心的精妙进谏方式，足以令神宗皇帝理屈词穷，无地自容。总而言之，他委婉而客观地认可了雒于仁所言皆为事实，含蓄而确切地肯定了雒于仁是忠正之臣，间接而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决不从谀承意缄默苟容。在以王家屏为首的忠臣贤士全力申救下，雒于仁最终免遭重典而善罢归里了。

　　万历十八年，全国大面积遭受久旱、水潦、蝗螟等多种自然灾害，边患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国民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加之政治腐败、纲纪松弛，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但皇帝深居静养，朝政久辍，辅弼大臣无力扭转即危之乾坤，难以恪尽赞襄之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王家屏不堪忍受“既不能婉导密规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诤显谏扶乾纲将坏之枢”，而“徒以被恩高厚”，“庶几殚竭愚忠”，却“毫发靡酬”、“旷职鳏官”的煎熬，毅然上疏求罢让贤。他说：近年来，天鸣地震，星落尘飞，江河干涸，加上天旱水潦蝗螟虫灾害，以及多种瘟疫的流行，调理的困难再没有超过今天的了。况且套贼在陕右叛乱，土蛮在辽西横行，贡市属国又像鸱��猛虎般地窥视着宣、大。“虚内以事外，内已虚矣，而外患未休;竭民以供军，民已穷矣，而军饷积缺。此边腹并溃之势，兵农俱困之时也。民生国计匮乏，如此则均节之难。”“然而议论纷纭，罕持大体;簿书详致，祗饰弥文。纲维废弛，而玩��之风已成;名实混淆，侥幸之途渐启。士风吏治惰窳，如此则董正之难。以至重之任，当至难之时”，“而臣智不能赞一筹，力不能效一臂，则安用臣为哉?芽”“乃今皇上深居静摄，朝讲稀临。计臣一岁间，仅仅于去年八月一奉朝参，今年元旦一奉召对而已。自余月日，求一瞻衮冕之容不可得。间尝一进瞽言，略蒙慰谕，竟与诸司章疏事关规谏者并寝不行。臣自是遂不敢复有尘渎。”“冀赐罢归，以避贤路。庶少逭旷官之愧，免于误国之诛。”(详见《庚寅自劾请罢疏》)

　　王家屏向皇上进谏，一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义正辞严;从不吞吞吐吐，闪烁其词;更不溜须拍马，报喜隐忧。就在这篇《庚寅自劾请罢疏》里，他十分翔实地阐述了国家所面临的严酷形势，即天灾人祸俱至，政治经济并溃，国计民生垂危，朝纲士风濒摧，整个朱明王朝趋于天失时、地毋利、人不和，即将全面土崩瓦解之势。这绝非危言耸听，且看：地震、干旱、水潦、瘟疫、蝗螟虫害等自然灾害无所不至;“套贼叛乱”、“土蛮横行”、贡市属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诸多外患民变此起彼伏;军饷积缺、民穷兵困、边腹并溃，国民经济顷刻间轰然坍塌……仅此疮痍满目的烂摊子，就是那几个“殚竭愚忠”(事实上也未必全是如此)的宰臣，纵然有三头六臂、使出浑身解数均和调节，恐怕也是难以招架了。然而更要命的是，纲维废弛，贪图安逸、虚度岁月之士风已成气候;名实混淆，贪得无厌、求利不止的墨途渐至开通;官场上议论纷纭，但很少有人关注国家大计，文书中备说细述，只不过是为了粉饰文字而已。如此懒惰苟且、污浊不堪的士风吏治，任凭那几个“被恩高厚”的宰臣拼上老命进行督察纠正，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王家屏清楚地知道，比这些时弊更可怕、更致命、更不可救药的是神宗皇帝这个罪魁祸首。他终日深居后宫不御国政，贪图享乐，稀临朝讲;经年累月，大小臣工难得一瞻其尊容，一奉其纶音，就连辅弼朝臣强行具奏之言亦同诸司章疏一样，一概滞留不行，哪怕王家屏这样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那个玩得“头眩”了的昏君也全当耳旁风，竟然不予理睬。所以，心灰意冷的王家屏悲愤交加地发出无奈的喟叹，提出罢归之要求：“以极其沉重之责任，面对如此极其危难之时势，而我不能赞助一筹之智，贡献一臂之力，那么用臣何为呢?”“希望赐予我罢官归乡，来避让贤士进用之路。这样或许使我稍微逃脱旷废官职之愧疚，免除耽误国家命运之自责。”

　　若仅仅将神宗皇帝看成是不理朝政的懒惰之虫、酒色之徒，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市侩强盗。他不仅把大明江山看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拿国政当儿戏，而且把臣民视为任意宰割的牛羊，而挖空心思地敲骨榨髓搜刮民脂民膏。在十六、十七世纪交替之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体经济已经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就给贪财好货、骄奢无度的神宗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其皇子办冠婚礼，挥霍帑银达一千二百多万两;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十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更有甚者，还在弱冠之时他就为自己选“吉壤”，造定陵，选料苛刻，耗资可观：杉木，非云、贵而不用;大砖，必须山东临清专门烧制;汉白玉巨石，须房山特采;工期长达6年之久，投资白银800多万两之巨，日均工匠、民众多达3万余之众，其中不堪折磨而致死者不计其数。此时的神宗决非胸怀宗社大计的一国之尊，而完全变成了一个贪婪凶残的豺狼。他视金银珠玉如命根子，不厌其珍，不厌其奇，更不厌其多。他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竟不惜一次花掉白银两千四百多万两。在他的带动下?熏宫廷消费日益暴涨，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四十万两白银，织造龙袍的丝料多达15万匹。因而国家财政日趋窘迫。但是，神宗皇帝非但不思振国力，兴国运，纾民困，遂民安，反而变本加厉地大发国难财，肆无忌惮地破坏残存的生产力，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用度和市侩心理的需求。他大力提倡官吏向自己“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效忠皇上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用武力和恫吓等卑劣手段强行索取钱财。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王家屏基于忧国忧民的思想，多次冒死直言进谏，明确地指出祸国殃民、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神宗皇帝。他说：“纵欲败度其源在上。”意思是：放纵私欲，败坏法度的根源在皇上。)“太仆有食谷之马，水衡有食肉之兽，而民苦饥饿不能餮藜藿，流离道路辗转沟渠。”(大意是：皇家的马吃的是粮食，皇家园池里养着吃肉的禽兽，而穷苦的平民连野菜也填不饱肚子，只能背井离乡四处流散逃命。)这无异于养禽兽以吃人?选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皇上“一丝缕之细，一器物之微，孰非民力?”“下供之甚艰难，而上用之不甚惜”，其结果必然是“不甚惜则务多取，务多取则必厚敛”，天下苍生怎堪忍受呢?芽言辞犀利，态度激昂。如此锋芒毕露地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恐怕在历朝历代的宰臣中是极其罕见的。

　　王家屏在辅政期间，不但婉导密规隐讽暗谏以燮理赞襄，报效朝廷，更以明诤显谏犯颜触忌而建言献策，为民请命。论其才智和德行，可以说，他自步入仕途就注定前程似锦，富贵有期了。但其秉性和人格决定了他虽然处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事奉着一个如此嗜酒腐肠、恋色伐性、贪财丧志、尚气戕生的昏君，但他绝不能选择只顾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而在困难面前消极退缩或者苟且偷生。他认为，“臣等为辅弼大臣，受股肱重任”，“备员禁近，感承皇上眷倚至恩，以分而言则辅导善谊者，臣等之本职也;以情而言则奉扬休美者，臣等之至愿也;皇上一言之善，一政之得，则臣等与其光荣;一言之违，一政之失，则臣等均其耻辱。”因此，尽管在“朝纲陵替，国是碝张”之际，“抱忠而不得施，告猷而不见纳”，“终不能感格高厚，回旋分毫”，但他始终坚持“发之以正直，本之以忠厚”，不遗余力地“以犬马之诚动天，蚍蜉之力撼岳”，匡时弊，兴典礼，整纪纲，挽狂澜于中流，拯饥民于水火。就是在他黜退辞朝之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嘱神宗：“伏望皇上宥密凝神，特慎寝兴之节;中和养德，常平喜怒之情。隆孝养于两宫，奉烝尝于九庙;视朝听讲一如万历之初年;敬天勤民恪守祖宗之遗训。信任辅弼，爱惜老成。亟收罪谪之臣，用伸士气;重斥贪残之吏，以厉官风。”(大意是：恭敬地希望皇上宽仁宁静，聚精会神，特别慎行日常作息的节度;待人处事要温情和谐以修养德性，经常平抑喜怒之情感。对两位皇太后，要尊崇孝养;对九庙祖宗，要恭奉祭祀。御朝治政和出席经筵听讲，要像万历初年那样一如既往坚持始终;敬天勤民，要谨慎而恭敬地遵守祖宗之遗训。要信赖任用辅弼大臣，爱惜颇有成就、德高望重的老年宿臣;尽早征召起用错遭贬谪之臣，以此而伸张吏治之正气。严惩贪浊残暴之吏，以此来整肃官署之歪风。)正所谓真诚体国可比武侯，慷慨当机并驾莱公。后来的大学士叶向高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盖自嘉隆以来，相臣之精忠劲节取信于上下，名实纯备始终无瑕，罕有及公者。”其精神品格亦如他的墓碑上镌刻的赞语：“道不苟容，弃官如履;义不苟免，视死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