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相对于政治事务的处置而言，王家屏身为宰辅之臣，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上所作的贡献就显得微渺了许多。究其原因，主要的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在朝为政的时间较短。王家屏于万历十二年冬入阁办事，十四年农历八月其继母病故，他回籍丁忧达两年零七个月。十七年农历四月奉诏抵京还朝，至二十年农历三月罢归。掐指细算，“六年政府”其实际不过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罢了。任首辅的时间则更短，充其量只不过九个月而已。

　　二是残酷而恶劣的政治环境，紧张而激烈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为“宗社大计”而奔命。客观地讲，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辅养主德”这一项“调燮之难”就搞得他精疲力竭了。特别是他任首辅以来，情况更为复杂，环境更为恶劣，形势更为残酷。再加上“纲维废弛”，“士风吏治惰窳”而“董正之难”，哪能容他去搞“下育万物之宜，外抚四夷，内附百姓”的经济工作呢?毕竟那个时代的宰相“任专于辅导”啊!

　　其实，确切地说还是那个“宴安之毒是怀”、“民生国计之忧不关圣虑”的皇帝就不允许他尽伸其德，尽展其才，更谈不上去从事什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世有唐太宗那样的明君，然后才会有魏徵这样的忠臣;只有具备了唐太宗之君德，方能全魏徵尽忠之臣节，而后造就“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若君主似商纣王那样昏庸无道，岂不枉费了比干修善行仁，以义自持之臣节!其结果必然是，尽心竭力之臣徒以割心挖肝奉之豺狼，最终未能拯救殷商王朝的覆灭。同样，既然上天降下一个明神宗，也必然注定了王家屏这个忠贞愚戆之节臣的悲剧性政治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王家屏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没有做出丰功伟绩，无论是对国家和人民，还是对他本人的历史地位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至少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不幸!

　　三是古代政治家多以处政事为主，很少专门涉身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他们大多是在处置政务的过程中，对此起到“均节”作用便可以了。

　　但是，尽管这样，王家屏还是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看他的部分奏章和尺牍，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和正确主张。由于我们对王家屏的研究非常肤浅，所涉猎的史料也较少?穴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他的全部历史之了解，的确是不及万一?雪，因此，有关王家屏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业绩或建树乃至是非曲直，还有待于我们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探讨。下面撷取点滴，聊飨读者。

　　第一方面，财贸金融。他在《贺郝少泉司农》中说：“导泉货而布之上下，国脉端赖以疏通;持斗杓而酌其盈虚，元气久资于调护。”这是讲货币流通，平衡收支，调控国家财政，抑制通货膨胀，此乃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当然是经济建设的核心要旨。所以他视之为“国脉”、“元气”。国脉不“疏通”则经济缺血，元气不“调护”则社稷危亡。对于货币流通的具体问题，他认为，“夫钱，民之资也，衣食赖焉。”钱不仅“用之于市肆”，还可用之于“官吏俸粮，军民租税，罪犯罚赎”。他强调依钱法统一货币。他说：“今公私匮竭之际，惟有钱法一事，可以通利权便民裕国”。他要求“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钱，与银相权而行，他钱弗与”。“如此则法守一，利权通民”。依法管理金融，这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无疑是空前的一大进步。

　　关于边贸互市，他主张坚持利国利民、平等互惠的原则。在《答郜文川督府》中说：“互市之权，我与虏共之者，一低一昂，势居然也。”“惟不有其挟而亦不受其要”。他提出“彼以急来，我以缓应”的对策。如此“旷日持久，彼计滋穷，势必自折”。

　　王家屏特别重视工商税务管理。他说：“所急者惟矿金、店税，与没官之产耳。”这里，他言其“急者”，乃是强调它的突出地位。

　　第二方面，农业生产。王家屏针对“各边屯田废坏已久”的状况，分析了“按籍则岁增一岁，征比则年累一年”征纳粮税的弊端，言中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徒查粮而不查地，徒增粮而不知均粮之过”。所以，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查顷亩，细查荒熟。熟地有余则通融摊粮，本堡不足则照旧以俟开种。如此则旧田粮均而易输，新田科轻而乐垦，屯政安有不举者乎?芽”也就是说，过去征公粮不分地之荒熟，每年都是简单按比例平摊平增，群众没有垦田的积极性。现在要分荒熟，以查核的实际田亩分类定税粮，“旧田粮均”，“新田科轻”，群众垦荒的积极性就会很快调动起来。因此他主张查田定征鼓励屯垦，并指示各边“推此行之”。同时，王家屏主张疏治河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当“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垫溺”发生时，他指示开通周家桥和高家堰两处以排洪。他认为“下流泄则上流自通，外水泄则内水自减”，而且“开后设减水闸以时消息”，“水大则开闸以泄，水小则闭闸以济”。这些措施无疑对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有裨益。

　　第三方面，国防建设。在王家屏的章疏和尺牍中，讲边患、边防、经略的地方很多。这说明他对国防建设非常重视。在明朝，边患问题非常突出。王家屏称之为“南倭北虏，烽羽腾传”。南倭指日本倭寇。早在明初，倭寇就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骚扰剽掠，使沿海居民深受其害。北虏主要指来自蒙古诸部落的威胁。在宁夏还有哱拜的夏兵叛乱。此外，在西南地区也有少数民族的磨擦。所有这些，都是影响明王朝统治的“边患”。

　　对于国防建设，王家屏有一套完整的主张。针对宣、大一带的虏情，他主张“急须乘款而修备”;“平宁夏之叛军”，他认为“特求戎首，尽宥协从，势不烦兵而自解”;“御海邦之倭寇”，他主张“但谕守臣，分屯要害，可保按甲以无虞”。

　　王家屏尤其对边防治军持有独到的战略方针。他在《答贾春容年丈》的尺牍中，针对“疆臣动谓边事难处，似以为任重机繁，未易担负，未易解割”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是这样认识的：“夫以为不可担负者，其退缩之气胜也;以为不可解割者，其牵缠之念多也。”其实，是这些疆臣思想上缺少了些“精忠为国，专志筹边”的忠心和抱负。所以，他明确提出了“汰冗兵，稽冗饷;饷有余则节，不足则请;将领材者用，不材者即斥;已有功则献功，有过则引过”等一系列具体的治军方针政策。在他看来，“如此是以疆事处疆事，而一台之己私无与也。何事不可担负，何事不可解割?芽”继而，他针对“边事之日坏”的实际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提出了对外“治夷”，对内“入告”的具体主张，即对主动“叩关请罚”的官兵，则“许其款”;对“桀骜不服”的首领“则严为备”。“以此治夷，而外无遗策;以此入告，而内无匿情。夫何退缩牵缠之有?芽”所谓“边事难处”，其根本原因在于“调度兵饷赢诎不以实，举刺将领功过不以实，奏报夷情顺逆不以实，是方寸之内不胜牵缠，不胜退缩。”像这样的疆臣，“而欲担负重任、解割繁机，诚甚难矣。何怪边事之日坏哉?选”

　　此外，王家屏对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他在《贺徐文江督学京畿》中指出：“学校教化之原，师模甚重;邦畿首善之地，功令居先。”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学校的功能是教化，教化的根本是“师模甚重”;更值得推崇的是，他认为办好教育的关键在于，应将考核和选用学官的法令放在首要位置上。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能够如此高屋建瓴地论述教育，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对办学是积极支持的。万历十七年，他捐金为山阴县儒学建筑号舍24间。他的这些大义之举，无疑是对自己这种教育思想的有力诠释。

　　要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王家屏，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健康状况。从其奏章里可以看到，他的身体素质很差。我们可以肯定两点：第一，他是一个长期抱病坚持工作的人。第二，他最终上疏请罢确与其糟糕的健康状况不无关系。

　　王家屏身患严重的慢性呼吸道疾病，致其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在《王文端集十四卷》中，第一篇奏疏就是因病回籍调理，为恭谢天恩而上奏的《请告谢赐银币驰驿疏》。约在万历三年至七年(即1575—1579)期间，时任经筵日讲官兼翰林院修撰的王家屏，年仅四十出头，就“久病不能供职，恳乞天恩，容令回籍调理”。他在疏中写道：“宿疾侵寻”，“沉痾难拔”，“旷瘝弥月”。既称“宿疾”即为旧病;又谓“沉痾”，则是积久难治之重病。所以尽管已经“旷瘝弥月”，然而仍需“回籍调理”。可见其病程也有些时日了。

　　在这个集子里，他的奏疏共四卷七十六篇，其中因病而上奏的《给假调理疏》、《乞骸疏》和《辞起召疏》竟多达八篇(其他涉病谢恩疏不计)。

　　万历十六年(1588)，他丁继母忧除服后，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到吏部公文，“恭奉敕旨”“着升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照旧入阁办事”。他却因病不能赴京，呈上《戊子辞起召疏》具诉病情，说：“素患脾虚，兼挟痰火。罔知将息，驯至缠绵。血气滞于咽喉，饮餐作哽;疽毒盘于胸膈，肿溃濒危。此在同寀诸臣向所习知其苦。迨更丧变，重感悲辛，沉忧积摧，宿痾增剧。倚庐三载，卧蓐经年。形虽具而精力衰颓，息仅存而神魂渫越。”这里说的“素患脾虚，兼挟痰火”，“血气滞于咽喉，饮餐作哽;疽毒盘于胸膈，肿溃濒危”，清楚地告诉人们其病在呼吸系统;“罔知将息，驯至缠绵”，“此在同寀诸臣向所习知其苦”，说明他长期抱病坚持工作;“卧蓐经年”，“形虽具而精力衰颓，息仅存而神魂渫越”，说明其病情不轻啊。

　　次年正月二十九日，皇帝再降敕诏要求他“上紧来京”，并钦差行人司专官安希范赴山阴县王家屏里舍朝夕探望、敦促启程，但他“以摧毁之躯，遘沉痼之疾”，而依然未能成行。后于二月二十四日再次降敕并“着差去行人敦促来京”。本来他“定于三月十七日起程，整办行李间，不意感患时疾，寒热交争，痰嗽大作，头目昏眩，肢体烦疼。盖累七昼夜而目不得交睫，勺水不能入口。当延本城医士余孟和诊视，谓病在腠理，寒邪外抟，于法宜汗。遂听其用药汗之。既汗而烦热不退，咳嚏不止。复延镇城医官杨景时诊视，又谓病在肠胃，毒热内蕴，于法宜下。听其用药下之。三数日间再汗再下，于是脏腑枵然若洗，而臣亦瞶然不复辨物，四肢百骸皆不可控而有矣。今游魂稍复，生意渐回，而骨力全消，精气大耗，饮啖未复，步履犹艰。茫无痊可之期，敢定启程之日?”就这样一直延至农历四月初六日就道，二十一日入京。这场病一直耽延了四个多月。

　　大概在万历十八年冬季，因其“单身守直，章牍纷委，办理不前，惶惑怔怦，心神迷乱”，又遇“感冒风寒，误用药表”，“忽于初五日昏黑出阁，归至私寓”，“陡发寒战，倒地不醒，四肢厥冷，移时始苏。”“现今昏卧匡床，乍醒乍晕，委难趋阁办事。”(见《给假调理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岁数年逐增大，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日渐恶劣，思想情绪也随之低沉，其健康状况必然是每况愈下了。因此到了万历二十年春季，“忧惧相乘，宿痾剧发，精神愦乱，坐卧靡宁，脾气积伤，饮餐并废。湿痰流注，腰股不能屈伸;郁火上攻，头目时作眩晕。延医诊视，咸谓疾居骨髓，非针石之可攻;患切膏肓，将晷漏之难保。”(详见《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第四疏》)

　　据此判断，王家屏的健康状况，对于他决然请求罢归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