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明代历史上，“争国本”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像一场飓风骇浪，将王家屏的愚忠直谏推向了巅峰，同时也使他的政治命运被摔埋在谷底。

　　这场政治风暴的源头是皇三子朱常洵的诞生。万历十四年，最受神宗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了朱常洵。郑氏原为淑嫔，容貌之艳丽远在宫中所有嫔妃之上，而且性聪敏，爱读书，有志气，多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早于万历十一年即幸晋为贵妃。所以，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使其生母郑贵妃的身价倍增，神宗马上册封她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其位分高出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两级。按礼法，王恭妃的地位应仅次于皇后，而居于其他嫔妃之上。但是，她生皇长子五年未能得封，而郑贵妃刚生了皇三子就飞黄腾达后来居上。因此，朝廷内外舆论大哗，不平之声如惊涛拍岸，臣工们纷纷上疏，为王恭妃争取相应的名分，为国家争彰明正的礼法。恰在此时，传说神宗皇帝秘密偕同郑贵妃到大高元殿谒神盟誓，约定务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神宗将誓言书为诏命封装在玉盒内，交郑贵妃存宣。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之说。此风骤起，即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臣工们判定，神宗有“废长立爱”之意。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们的地位是取决于其母亲之地位的，而长幼之序并不重要。在朝臣们看来，神宗册封郑妃为皇贵妃，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的意图只不过是企图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罢了。朝臣们认为，此乃宗社大计，事关社稷江山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丢官爵，抛头颅，也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氏被册封为皇贵妃不久，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姜应麟上疏首抗，说：“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末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姜应麟充当了守正的大小臣工之代言人。很明显，他的观点有二：一是反对册封郑妃为皇贵妃。他认为，郑妃因生皇三子而位居皇长子生母恭妃之上，犹亚于皇后，这种做法于伦理、人心和宗法都是不适当的;二是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国本。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皇帝唱对台戏吗?所以，神宗阅毕甚为震怒，遂降旨痛斥姜应麟，同时也对此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御旨既出，姜应麟遭到贬谪。然而，守正的朝臣们上疏者蜂起，力谏神宗及早践行“立储自有长幼”的谕旨。由此而获罪遭贬者多人。此时，慈圣太后感到神宗真有“废长立爱”的企图，便加以过问并干预此事。

　　万历十八年元旦，神宗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召皇长子和皇三子以及内阁大臣们入觐毓德宫。皇上将二位皇子拥于膝前，有意做出非常亲热的样子来让阁臣们审视。当时，王家屏同其他三阁臣跪请皇上准予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勉强点头应允。内阁大臣们继而请求定行册立皇太子典之期。神宗面带嗔色，犹豫良久而面谕：“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并明确告谕，册储之事宜与近臣从容议决，不让外臣参与杂议。王家屏闻言深感忧惧，此后多次上疏请册立，请豫教。他先以皇上元日召谕之意因势而疏导，说：“皇长子膺主器之重，具冲睿之资，中外臣民系心已久。请册立未许，请豫教未许。国本莫定，群情危疑。此臣之夙夜忧惧者也。”(大意是：皇长子承当皇太子之重任，具有谦和、淡泊、明哲、睿智之资质，朝廷内外的臣民心系已久了。但是，请求册立皇太子之典未得准许，请求其出阁讲学也不得准许。皇储之位不能确定，天下臣民的情绪犹疑不安。这是臣昼夜忧惧的原因。)神宗皇帝不予理睬。

　　是年十月，内阁臣子联合上疏，用自己的进退去留谏诤。神宗不高兴，传谕数百字，严厉地责备朝臣们沽名而引起纷扰，指责他们是犯上作乱。申时行等闻言面面相觑，都感到突然而惊愕，闭门不出乞求罢归。只有王家屏在内阁，继续请求速决大计。于是，神宗差中官李浚到阁口传圣谕：“册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门不来渎扰，便于明年冬传旨册立。如再来渎扰，直待十五岁册立。”王家屏认为口谕难以为据，希望神宗特颁诏书传谕，便立即拟备了诏书文稿呈进宫里。但是神宗帝未予采用，再次差人口头传谕，说：在二十年春天举行。王家屏得旨后大为高兴，即在朝廷上宣布了此事。朝臣们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神宗的心意其实尚在犹豫之际，听说王家屏已公开宣示朝廷，甚为不满，便降旨予以谴责。王家屏再次上疏，说：“皇上于元子亦既明示其长幼之序矣，乃廷臣屡请册立未即允从，反责其求荣卖直。在皇上若欲少待时月，而百官万姓因圣意之久不决也，辄造妄传讹猜议横起。”很明显，这次上疏是冒着更大风险，要求皇上尽早实践其“立储自有长幼”的诺言，而诚诫皇上若“圣意之久不决”，就会造成朝野猜忌，当然更不应反责朝臣“求荣卖直”。但仍然无果。自神宗有诏切责廷臣以来，王家屏无所畏惧，没有退缩，连上四本《请册立揭》，向皇上明确地陈述了早定国本的利害关系，并告诫神宗所谓“渎扰”，其责任不在廷臣言官，而在于皇上本人。要想压服“渎扰”，唯一的出路是早定国本。他说：“当万历十四年，诸臣尝以为请矣。而皇上不许也，将言者重罪之。今五年矣。诸臣以为请，皇上又不许也，而又重罪之。夫请之而不许，臣下已不能无疑;不许而又罪之，此疑惑之所以益深，而摇乱之所以益众也。”“欲释众疑，莫若大信之早全;欲解摇乱，莫若圣志之早定。虽目前举行未敢遽必，而欲过十岁似太迟。”“诸臣所以连章累牍请册元储，不避渎扰之罪者，正以元储渐长，册礼未成。虽云候旨举行，而未示的确之期，年复一年，日延一日，此群情之所以摇惑，而请乞所以频繁也。今元良之建断自宸衷;册立之期拟于来岁。圣心一定，臣下幸成命之可守，皆当喜色以欢传;明冬遄临，臣下幸大礼之将行，皆当诎指而拱俟。此不待禁其渎扰，而自然无言之可渎，无事之可扰矣。”

　　由此看来，在争国本这个问题上，王家屏和神宗皇帝的“对弈”日趋激烈。他把数年来神宗帝对臣工们所犯的错误，毫无避忌地和盘托出：早在万历十四年，诸臣曾经请求册立皇储而不许，此乃神宗帝之错;将言者重罪之，此乃神宗帝之更错。五年后的今天，诸臣又请而又不许，此乃神宗帝之又错;而又重罪之，此乃神宗帝之又大错。因此说你神宗皇帝就是造成群臣“众疑”、“摇乱”乃至“渎扰”的祸根罪源。要想释众疑、解摇乱、禁渎扰，只有你神宗帝早日坚定自己的心志，兑现自己的诺言，保全自己的诚信。只有这样，“不待禁其渎扰，而自然无言之可渎，无事之可扰矣”。倘若还是“年复一年，日延一日”，摇摆不定，最终依然“未示的确之期”，众疑将益深，摇乱将益众，渎扰将益频繁!可想而知，如此言辞犀利、理直气壮的章疏呈进宫里，那个昏君岂能准奏?还不是“泥牛入海”!

　　万历十九年(1591)秋天，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册立太子的皇仪礼节疏请批示，神宗又视之为激扰之举，命令制止此事。许国坚持谏诤而上疏求罢归里;申时行被人弹劾不得已也罢归离去，王锡爵在此前以省亲为由还乡，王家屏遂被任命为首辅。但他认为许国谏疏上列有自己之名而不该独自留任，故再次上疏请求罢归。他说：“切念阁臣辅导谊均，一体有罪，斥罚不宜异同。臣与国并厕机廷，协襄政务。即顷册立之事，国与臣居平商议数矣。国始具揭时，臣寔赞之;属草揭既具，臣寔与之连名。其始谋同也。上揭之日适值主事张有德疏至，初恐事势促迫，尚在逡巡，已见事机凑合，难复延缓，其从小臣之后附合同也……臣罪既与国同，则罚不应与国异……况国今日之所请，本臣前岁之所传。臣前奉德音，业有成命。国等不过遵皇上之大信，订册立之定期，事匪无端，言实有自。今国等过听臣传宣之言，遂干上激聒之怒，则所以误国于有罪之地者，始终皆臣之为也。臣不传宣于前，国何据以为请;臣不怂恿于后，国之请必不坚。由此观之，误国于罪者，非臣而谁?”在这本《乞与次辅并免疏》中，王家屏明确揭示了神宗皇帝出尔反尔失信于人臣的行径，极其委婉地责备了他随意斥罚无辜廷臣言官的错误。他先是申明与许国分担罪责，其理由是：从大的方面讲，同为内阁辅臣，共同的职责，集体的罪过，当然“斥罚不宜异同”;具体到请求册立这件事来说，许国初有具揭疏请之意，自己表示赞同，揭本起草完毕，自己又联合署名，附和小臣张有德之后呈进揭本，自己与许国共同所为。既然从始至终与许国同谋同行，那么“罚不应与国异”。然后，将罪责独自揽在自己身上，又顺藤摸瓜地追溯到皇帝头上：况且许国具揭请求册立之起由，是自己传宣了皇上的“德音”，许国“不过遵皇上之大信”而已，“事匪无端，言实有自”。“由此观之，误国于罪者，非臣而谁?”然而，自己之传宣也不是无中生有，妄造传讹，而是“前奉德音，业有成命”。一言以蔽之曰：这个罪责是你神宗皇帝应该承担的!

　　最后，他提出罢归的请求。他说：“以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复摇，以册立之吉期既届而复改，所以误宗社大计者，亦由臣传宣之不实致之也。然则臣之罪不但当与国同罢，虽加以斧钺窜诸遐荒，犹未足以安九庙之神灵，快四方之觖望也。”“伏乞皇上……将国留用，放臣早还或并赐罢归，俾分任罪戾。”神宗依然不展“龙颜”，不启“圣心”，不降“天恩”。王家屏只好继续留任执阁。

　　自此，册立之期多次更改，朝野上下为之议论纷纭。王家屏因此而更加深感忧虑，力请皇上践守大信，以堵塞流言蜚语，消除宫闱嫌隙。他在《请册立揭》中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故古之帝王贻谋燕翼，莫不愿主器之有归;而臣民歌咏太平，亦莫不愿储位之早正。”“长幼之分明，而君王之位定，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臣等备员辅导，义难缄默。敢昧死上请皇上早赐宸断，特霈德音，遵明春之吉期，成前岁之大信，庶一言可以定国本，顷刻可以释群疑。宫闱雍睦之休，宗社灵长之庆，端在此举。”(大意是：国家有了君主，是全国臣民的福祚。因此古时候的帝王善为子孙谋划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皇太子有了归宿。而臣民歌颂的太平盛世，也不过就是皇太子早日正位。长幼分明，君主和诸侯藩王的职位得以确定，国家的福祚没有比这再大的了。我们这些内阁成员的职责就是充当皇帝的辅佐和开导之臣，从道义上讲也不应该沉默不语。所以，我冒死请求皇上尽早裁定决断，特降恩泽，颁发德音，遵照原定明春举行册储的吉日，实现皇上去年的承诺。希望皇上的一句话就能够确定皇太子之人选，顷刻间便可消除众人的疑惑。皇宫上下和睦融洽的美善，国家流广绵长的福祚，的确就在于这一举措。)但是，任凭他掏尽心肝，磨烂唇舌，那个置社稷存亡、万姓生死于不顾的无赖之君，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万历二十年(1592)，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十一岁了，但尚未出阁讲学。这在本朝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廷臣言官都很着急，认为如此下去皇长子以后怎能同文官正常交往呢?将如何掌朝治国?他们甚至更怀疑其是否能被立为皇储。是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偕各科诸臣联合疏请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大怒，以“违旨侮君”之罪名将李献可降职外调。其余参与上疏者皆夺俸半年，以示警戒。御批下到内阁，王家屏冒死将其封还皇上，并向神宗具呈《封还御批申救言官揭》。他说：“其意乃在请谕教，而非请册立也。皇上诚念谕教当早，则宜俯纳其言。即未合圣心，亦宜宽贷其过。乃怒其烦激，遽加降罚，传之中外，寔骇听闻。使献可等止以奏请谕教，遂此重惩;若使奏请册立，当加何罪?臣等窃恐严旨一出，群情惊异，益起疑端，众口沸腾，转滋争论，哓哓烦聒，当无宁时，不将益溷宸聪，而增圣怒耶!”(大意是：人家李献可的意思是请求让皇长子出阁讲学，并不是请求册立其为皇太子。皇上果真考虑到应尽早让其出阁讲学，就应采纳他的意见。即使李献可所言不合乎皇上的心意，也应该宽谅饶恕他的过错。然而皇上竟然认为他是烦扰噪闹，反而为之震怒，横加降职处罚。这事传至朝廷内外，实在是骇人听闻!李献可等人仅仅是因为奏请皇长子出阁讲学，就遭到如此严重的处罚，那么如果他们是奏请册立皇太子，当加以怎样的惩罚呢?我恐怕如此严厉的圣旨一旦公开颁发，众臣的情绪更加震惊诧异，越发容易激起大家的疑惑议论，产生更多的烦扰噪闹。在那不安宁的时候，不是将会愈加搅混皇上的耳目而增添皇上的恼怒吗!)此揭呈上去非但没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更加激怒了神宗皇帝。正在此时，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愤然站出来，说：“献可上疏，臣实际赞成他这样做，愿同他一起贬谪。”于是，他同李献可一并以杂职被贬于边地。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也上疏，说：“言官可以治罪，但皇长子出阁讲学一定不可不施行!”因此，弘绪遂遭到被逐出京师降职外任的处罚。吏科左给事中陈尚象上疏再争，被坐斥为民。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御史邹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张栋、吴之佳、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等言官各上疏申救，俱遭重处。其中孟养浩最惨，被当廷杖击一百，削职除名。其余六人均遭贬官一秩出京外任。李献可、钟羽正、舒弘绪随之而均被革职除名。

　　神宗皇帝这一怒不得了，先后重处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为之惊骇慨叹。然而论谏者并未就此作罢。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特此上疏规争，御史陈禹谟、吏科左给事中李周策也偕其同僚论谏。但最终都被治罪论处：董嗣成被罢黜，贾名儒遭受贬斥边方，陈禹谟等人俱遭程度不同的停俸。邹德泳、丁懋逊等也全部由此而累遭削职除名。李献可被废于家。就连继王家屏之后又先后参与上疏申救的大学士赵志皋、礼部尚书李长春等大臣亦被严词诘责。

　　神宗皇帝这一怒，的确是了不得!王家屏也因此清醒而充分地认识到，由于辅臣们劝请册立皇储而不合乎皇帝的心思，导致了朝廷内外为之互相猜疑毁谤，横生出多少臣民为之纷纭议论。对自己来说，内既不能辅助皇上完成正确的裁度决断，外又不能平息群臣民众的纷争论议。多少贤德之臣僚无端获罪遭难，自己没法解救;陈积在阁紊乱无章的国务，自己不能剖断。尤为甚者，“两日之内严旨迭出，或夺其俸，或谪其官。方一旨调南京，又一旨调外任;方一旨降边方杂职，又一旨削籍为民;以至于孟养浩之廷杖一百，则更惨矣!雷霆横击，风日凄阴，凡举朝士绅、远方外吏，见者无不丧气，闻者无不摧心。诚不意圣哲之君有此举动，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详见《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第二疏》)

　　于是，他毅然决定求罢归里。向皇帝呈上《乞罢归以全臣节疏》，说：“臣闻汉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己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内省。”“顷年以来，九阍重闭，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怀，兢业之衷渐替;郊庙不飨而仁孝之念疏，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谊隔。天灾物异之警罔彻宸聪，民生国计之忧不关圣虑。”“乃今数月之间，请朝讲不报，请庙享不报，请元旦受贺不报，请大计临朝不报。臣犬马微诚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见于此矣。至于升储大典，九庙之神灵共属，万方之想望惟殷。即册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谕教之举委宜蚤图。科臣所言未为差谬，皇上即恶其渎扰，报罢足矣，甚则罚俸足矣，何至降调外任乎?”“臣诚不忍明主蒙咈谏之名，清朝有横施之罚，部科罹无妄之罪，宗社蓄不测之忧也。循省虚庸，终惭匡救。若复依违保禄、淟涊苟容，正汲黯所谓从谀承意以陷主不义，贻辱朝廷者耳!死且有余僇焉。愿乞圣恩亟赐罢归，俾全晚节。”

　　这里，王家屏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总概和具体两个视角阐明自己请罢的原因和理由。从主观上讲，自己的禀性、品质和人格等自身条件决定，不能够也做不到为保官爵俸禄而在大是大非面前犹豫不决，更不能不顾污浊而苟且容身，阿谀奉承、迎合圣意而陷害君主于不义之境地;自己也不忍心让明哲的君主蒙受抵触规谏的名声，清明的朝廷突然有了意外的惩罚，部科官员受到意想不到的刑罚处分，国家积伏着难以预测的忧患。但是无奈何自己的“犬马微诚不能感回天意”，检查反省自己才能平庸低劣徒有虚名，最终为不能匡扶挽救时世而羞愧。从总概的视角来看客观存在的问题，更使他寒心失望。近年来，皇帝安居深宫，贪图享乐如同服毒一样危险，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君臣之谊隔绝;郊祀庙享不亲，仁孝之念淡漠;天灾人祸置若罔闻，国计民生漠不关心;而今数月之间，自己请求朝讲、庙享、元旦受贺、考核黜陟官吏俱不理睬。这样的帝王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具体到升储之事，尽管是“九庙之神灵共属，万方之想望惟殷”，但前景也是十分渺茫。即使册立之期或许可以稍待些时日，而出阁讲学的确应该尽早谋划;科臣言官所奏之建议并无错误，皇上即使厌恶他们“渎扰”，不理睬就足够了，严厉不过处以罚俸也就足够了，怎能处以贬秩斥逐边地呢?因此，他是一日也不能“立于尧舜之朝”了!在他看来，最好的选择就是求罢归里。

　　神宗闻奏大怒，又下旨贬谪数名正直的言官，并斥责王家屏“希名托疾”。王家屏再奏：“以事系储闱，不宜盛怒，以损天亲之爱;言出台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谏之门。乃为圣德虑，为国体虑，非为献可一人也。”“臣惜谔谔之一士，而反累济济之群英;争降罚之轻刑，而反搆放逐之重祸。真善类之罪人，清时之戾气也。”“谓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臣闻言怔悚，负罪弥深。窃念：名非臣之所希;实非臣之敢弃。臣所希者，期皇上为尧舜之主，而臣为尧舜之臣。此之为名垂千载有余荣，故足希也。若犯颜色、触忌讳，抗争偾事，被谴罢归，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尊官，家享厚禄，主德愆违而莫之救正，刑政坏乱而罔克匡维，此可谓之不希名之臣矣。而国家将奚赖焉?更使臣弃名不顾，将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虽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是九庙神灵所阴殛，天下万世所唾骂也。不但得罪于李献可、钟羽正诸臣而已，岂当一日立于尧舜之朝哉!”(大意是：因为事情关系到皇储的建立，皇帝不应大发雷霆，这样会伤害皇家骨肉亲情;请求豫教的建议以及所有申救的论议，俱出自专任谏议之职的禁中部院官署，不应严厉斥责，这样会堵塞忠诚规谏之门。况且大家都是为皇上的德望、国家的典章制度而着想，并不是为了李献可个人的利益。臣为惜护一个直言进谏之士，反而连累了众多优秀的官员;为他们被降职处罚而抗争，反而给他们造成了流放驱逐的重罪大祸。我真是贤良之士的罪人，清明时世的疫疠之气啊。皇上说臣“希名不遂，托疾故症”，臣听到后颇感惊惧不安，背负的罪过更加深重。臣私下暗想：名誉不是臣所希求的，实贡也不是臣所敢抛弃的。臣所希求的是，希望皇上能成为像尧舜那样贤德的君主，而臣子们也能成为像尧舜时期贤德的臣工。这样才是名垂千载而遗留荣耀。这本来就值得希求。如果像我这样冒犯皇上尊颜，违触皇上的忌讳，直言争竞而做坏了事情，最终被严词谴责罢官归里，这希求的是什么名誉啊?如果不希求名誉，将使臣身居高官，家享厚禄，皇上的错失不要挽救匡正，刑罚与政令遭到破坏衰败也不能得以纠正和维护，这可以称得上是不希求名誉的臣子了。这种人国家将怎么依赖他呢?如果再让臣不顾抛弃名誉，阿谀奉承取悦于人，曲意逢迎苟且容身，像许敬宗、李林甫那样的奸佞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这样终究会被九庙神灵暗暗地诛杀，被天下百姓世世代代所唾骂。这样做不光是对不起李献可、钟羽正等众位忠臣而已，难道还能立身于圣明的朝廷一日吗?)

　　第二疏呈入宫中，神宗皇帝更为恼火。“忽于本月(按：万历二十年农历二月)三十日，皇上钦遣文书官李浚恭捧御谕”到内阁首辅官邸，诘责王家屏“迩年以来，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着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且卿辅朕燮理赞襄，佐治有年，方今国务多艰，卿恝然高卧。此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卿宜钦承之故谕!钦此”云云。

　　当即，王家屏上了第三疏。在本疏中，他对皇帝的诘责作出了回应。他说，犬马犹能报主，葵花尚可向阳，何况“臣具面貌、心腹而为人”，怎能不懂得报答“皇上作养生成之大德”呢?曾经“十年讲幄，六年政府”，“粉骨碎身”效忠朝廷，但是“止以册立一事，争议数年矣”。对此，我“殊无帖然听命之恭”，不能“将顺圣意，镇戢群嚣”，“以致一言不投，万事瓦裂”。臣好比折辕的牛“不可复乘”，“败群之羊”应尽早逐斥，“自不能一日安于其位”。

　　同时，他针对皇帝的指责，直言不讳地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封还御批，致激圣怒”，皇上指斥臣“甚失礼体”，这是臣的罪过，我也不敢推辞。“但皇子于皇上，父子之亲也;册立与豫教，典礼之大也。言涉至亲，不宜有怒;事关典礼，不宜有怒。”臣与诸臣只知道为国家大计着想，以直言进谏为效忠而已，哪里是故意激皇上发怒呢!假使诸臣事先知道皇上会发怒，一定不敢喧闹干扰皇上的听察;倘若臣事先知道皇上会发怒，一定不敢封还御批。“而所以敢激聒、敢封还者，正恃皇上之圣明，无一言之不纳;皇上之宽大，无一物之不容也。”

　　其实，王家屏封还皇帝内降之旨何止这一次。从其奏章上获知，至少曾经还有一次封还皇帝手敕之事。那是有人参奏“近来吏部用人迁转太频”，文书房中官刘宣将皇帝的手敕稿送达内阁，“欲行降敕宣谕”。王家屏“捧诵再三”，认为“吏部之职名曰铨衡其资序，定之中亦不能无斟酌转移之法”。“吏部尚书陆光祖，老成练达，鲠介精严”。对官吏的综合考核“太锐”，“故更置稍频。乃其意则为公非为私，任怨非任德也”。如果降敕戒谕，不但“志意销阻，隳其任事之心”，而且“摧伤”以礼相待，使其“难居表率之地”，“何以甄叙众职而压服人心也”。所以，封还皇上手敕，“姑宽严督，恕其既往之咎，开其补过之门”(详见《奉旨戒谕吏部封还手敕揭》)。

　　王家屏并非不懂封还御批、冒犯龙颜、触怒圣心的利害，而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纲纪礼制和伦理典仪，为宗社大计而效忠尽言，为彻底粉碎宦党宫妾篡权乱政的阴谋，早已将个人的利禄地位、生死得失置之度外了。所以，他屡冒天威抗争直谏，甚至敢于以犀利的言辞绝妙地嘲讽这个心地狭窄的昏君。

　　自此，王家屏更加坚心执意地力求罢归。他将妻子家眷提前打发“俱还”，自己“徒以孑然病躯”暂留京师候旨。“汤水不给，空厨寂阒，羁旅萧条”。日常生活“靠一二如聩如聋之僮仆;垂亡性命托三五暂来暂去之医巫”聊慰调治。皇上手书敕命“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并差人送来药饵，以示温恤挽留。但王家屏继续上疏，决心求罢。此时恰逢三月十五日殿试天下之期将届，礼部以其名籍未除，遵例拟定其充读卷官。他上疏辞免，并恳乞“早放生还”。有人劝他稍微俯就以成大事。然而，王家屏认为，君主为所欲为，是由于大臣要保持爵禄，小臣害怕获罪。如此，皇上就有轻视臣子的意思。若大臣不惜官爵俸禄，小臣不惧刑罚诛戮，事情才有救助。于是他又连上两疏，更加恳切地请求罢归。因此，神宗于三月十四日降旨准予其辞官回籍，着驿站车马送行。王家屏于十八日离京启程，四月初二日抵达山阴城私邸。

　　王家屏柄国时间虽然短暂，但因忠贞爱国、刚直不阿之秉性而罢归，朝野为之惋惜。但是，皇帝明知其忠心可鉴，因恶其刚直而永不叙用。后来，廷臣言官曾多次举遗贤于他。顾宪成等人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为了举荐他，甚至不惜丢官弃职而遭到贬谪。对于一个在朝廷中处于极少数的北方官员来说，其秉公持法、精忠劲节、不曲不阿、光明磊落的精神和品格由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