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王家屏入阁辅政，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明朝的皇帝多为荒淫无度的玩童，宦官宫妾把持着朝政，朝廷内外党派纷争，互相攻讦。加之官场贪浊之风渐盛，导致自太祖朱元璋奠基开国以来，朱明王朝始终没有摆脱萧悴持续、繁荣倏忽、盛衰起伏的景况。到了万历初年，已经暴露出残局败势之象。特别是神宗皇帝亲政后，这位骄奢淫逸、贪财好货的昏君着手恢复了已被革除的冗官冗费，废掉了一切对皇上和政体有制约的清规戒律，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因此而导致朱明王朝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王家屏就在这朝败纲坏之时，国危民困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举步维艰，但还是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励精图治，操持国务。他为拯救朱明王朝的国计民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在严肃纪纲，整饬吏治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理论上，提出了不少正确的主张和宝贵的意见，并且，尽力付诸实施。

　　在王家屏看来，导致国家濒临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境地，其症结就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纪纲坏乱;纪纲坏乱的罪魁祸首就是皇帝。他在《答李克菴抚台》的尺牍中说：“不佞尝窃叹今天下民生凋悴、风俗浇漓极矣。所以然者，由纪纲不振而贪墨之吏昌，故民生戚;教化不兴而浮薄之士纵，故风俗衰也。”“纪纲教化之责，内则在庙堂之上，人主与大臣共握其枢;外则在郡国之间，抚按与司道交持其柄。所谓枢与柄，非诏旨宪条之谓也。以综核而行黜陟之权，以表率而示取舍之的。权设期于不移，的设期于必赴。若此，乃能运其枢与柄于天下。”这里，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朝廷所面临的现状，就是全国人民的生计衰败疲萎，官风仕气浮薄俱已到了极点。紧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家的法度得不到振举，导致了贪官污吏猖獗横行，因而人民的生计悲惨不堪;对官吏不进行教育感化，清正廉明的官风仕气得不到兴起和树立，致使轻浮而不实在的官员更加放纵，风俗更加衰败腐朽。”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他敢于如此旗帜鲜明地指责时弊，就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然而，王家屏非但没有就此停步，反而一鼓作气，步步逼近，继续深入地进行了分析。对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他把皇帝和大臣同样置于责任之首。在封建社会，皇帝乃一国之尊，天下臣民之君主，更是朝廷的掌舵人。倘若一旦社稷的巨辇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纪纲风俗出现了疏易弛纵，莫说是“天下民生凋悴，风俗浇漓极矣”，即是稍有差失，实事求是地讲，皇帝作为封建专制的顶极头目岂能脱得了干系?任凭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怎样刻意地麻醉人民，美化“天子”，这都是抹煞不掉的事实。所以，王家屏毫不掩饰地指出，君主和大臣共同掌握着朝廷的机要大权(即国家政权)，皇帝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负起“纪纲教化之责”。

　　二是他强调了振纪纲兴教化重在落实。他说，所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都不只是在圣旨和律条上说一说而已，关键是要落在实处。同时，他还提出了落实的具体措施，即“通过综合考核来称量官吏的进退升降，用他们以身作则的行为或榜样的作用来显示罢免或留用的标准和目的。设立衡量的尺度，寄希望于一定要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各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这就是说，执行纪纲教化，朝廷内外从皇帝大臣到地方官员，无一例外地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每个人必须不遗余力、不折不扣地付诸实际行动。尤为重要的是，必须不偏不移地依纪纲按宪条，据“不移”之“综核”而“黜陟”官秩，照“必赴”之“表率”而“取舍”冗吏。如此才能进而做到“御吏吏应，训士士从”，“运其枢与柄于天下。”说到底，就是执行纪纲要公平秉正。其关键就是，上至皇帝下至庶官，谁都不能懈怠。这实质上同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观点没有多大差异。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廷臣，王家屏为了维护纪纲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畏皇权强暴，不怕丢官舍命，更不姑息养奸。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品格，就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王家屏为人处世秉公持法，坚持原则。他主张严肃纪纲，整饬吏治，无论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尤其主张实行首长问责制。

　　万历十八年冬天，神宗皇帝敕命光禄少卿曾乾亨兼任监察御史，视察大同边务。曾乾亨查得大同士兵每年粮饷一万二千多石，由士兵亲自征收，老百姓不堪忍受其侵扰。他遂向朝廷揭发并弹劾罢免了总兵以下十余人的官职。他主张择优保留士兵二百人，其余全部淘汰，以节缩经费。这就引起了五府京营武臣聚众寻衅滋事。他们怂恿武士在朝廷禁地肆无忌惮地围攻和辱骂曾乾亨的哥哥、时任工部尚书的曾同亨。其猖狂恣横之势，不可一世之态，朝市为之哗然，都邑为之震惊。但事件发生后，五府京营官有意放纵，“闻之而高座私第，自巳至申，无一车一马至长安门者”。王家屏闻讯后出面干预此事。他差人告诉这些武臣们说：“天下有叛军，宁有叛臣?芽若曹于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这时众武士方才如鸟兽散。有些廷臣认为，武士聚众侮辱贵臣，大伤国体，奏请皇上予以处置。但是兵部尚书以惧怕兵变为借口而拒绝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查办时，又“虚捏姓名，妄报老弱”。此时，王家屏具揭力争，请求神宗皇帝准予查办。

　　他在《请究五府京营纵卫官噪乱揭》中说：“窃惟天下之治，莫大于纪纲。纪纲诚振，天下虽乱，终无害于治也;纪纲一坏，天下虽治，终无救于乱也。故善观人国者，但观其纪纲之理乱，而其盛衰可知也。”的确如是。一个国家的安定与否，再没有比法度更为重要的了。法度果真得到振肃，即使出现一些不安定的现象，但最终不会威胁到安定的大局;一旦法度败坏了，即使暂时安定，终竟也挽救不了败乱的结果。所以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盛衰，其重要标志就是“纪纲之理乱”。不难想象，泱泱大国，如果纪纲不振，人主、廷臣、官吏、平民岂不都乱套了吗?国家、都邑、郡县岂不都成了一盘散沙了吗?如此国将不国了，何言什么“国是”、“国体”呢?

　　因此，王家屏坚持严申法纪，查处到底，主张依律追究武臣首长定国公徐文璧的责任。他又在《请发票留中奏疏揭》中向皇上奏道：“臣等看得国是宜明，国体宜正……至于官军聚噪，在徐文璧虽无教使、恣横、要挟君父之意，而身为勋旧之首，武臣皆其统属。禁庭何地，可容群众喧哗旁观不理?”在王家屏看来，徐文璧身为功勋旧臣之首长，武士军官都属其统辖管理，官军聚噪朝廷禁地，围攻朝廷大臣，即使他没有怂恿、指使，要挟皇上的想法，但是他并非不懂朝廷是什么地方，能够容许自己的下属聚众叫骂噪乱而袖手旁观、坐视不理!所以，对于这个严重事件，徐文璧应负领导责任。不能因其是“勋旧之首”，是“国公”，就可以凌驾于“国是”、“国体”之上而不加究责。于是，最终定国公徐文璧被处以夺禄半年的惩罚，并将其他带头闹事者也依律予以制裁。王家屏这种秉公持法、不畏权贵的品德和行为，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

　　其实，王家屏不仅仅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严肃纪纲、整饬吏治，才能治天下，而是从国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而理性地提出了这个观点的。他说：“今朝廷所重者人才，郡国所急者吏治。”因此，他在《答萧岳峰督府》中，针对“贪墨之吏昌”、“浮薄之士纵”的弊政，用具体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根究弊源”，整饬吏治，“力图兴复”民生风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今海内穷困已极，而边方尤甚。所恃以抚恤军民者，全在将吏;资给储饷者，全在囤盐。屯政久隳，盐引积滞，祖宗之旧法已大坏矣。方当根究弊源，力图兴复。而奸商夤缘渔猎，且借开荒名色攘臂边城，占田既夺农利，占引又夺商利;开荒无实既坏屯政，中盐无实又坏盐政。若此者可谓有法纪否乎?至今将吏钻求升用禁例甚严。向时于请者，或阴有庇托尚不敢阳露其名，或小有营谋尚不敢大彰其迹。今乃公具姓名，盛行贿赂，内凭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阁部为之致书，督府为之咨荐。尅剥军士而下不敢言，欺凌司道而上不敢问。若此者又可谓有法纪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齿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这段文字至少能够使我们明白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当时的国计民生确实危在旦夕，“今海内穷困已极，而边方尤甚”，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严申纪纲，整饬吏治已经成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二是从经济秩序和吏治建设两个方面阐明了严申纪纲、整饬吏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经济秩序来看，关于屯田的事务(屯政)早已毁坏殆尽了;商人运销官盐的凭照(盐引)堆聚留滞，经久不能流通，祖宗遗留下来的法度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刁钻奸诈的不法官商，凭借自己的特权投机钻营掠夺暴利，并且打着开荒垦田的旗号，捋衣伸臂去到边境城镇非法“淘金”。这些不法之徒霸占田地，侵夺了农民的利益;抢占盐引，又掠夺了本分商人的利益。他们实际并未开荒，但已经破坏了屯田的政策和法规;凭借权势骗取和垄断官盐，又破坏了有关经销营运官盐的政策和法令(盐政)。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怎能保证“资给储饷者，全在囤盐”呢!再从吏治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一片黑暗，至今文武官员找门路、托人情、拉关系谋求升迁重用，类似这样法令所不容许的情况确实很严重。过去对于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有的是在暗中庇护，还不敢公开暴露其姓名;有的是稍作谋划指点，还不敢放肆地彰显其痕迹。而现在却公然申报姓名，无所顾忌地流行贿赂，对内凭借权势，对外依附显要的职位，甚至要求内阁部司为之代传书信，军府按院为之美言举荐。这些人克剥士卒以饱私囊，而下级不敢声言，欺凌部门、道台等一般官员，而上级不敢过问。如此污浊可恶的将吏，岂可“恃以抚恤军民者”!

　　三是当时存在的包括经济和吏治在内的所有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的社会现象了，而是整个国家肌体几乎全部溃烂了。这完全暴露了其根源就在于朝廷的法纪已经大坏了。其实，造成这种残局败势的罪魁祸首正是皇帝本人。然而，王家屏提出了“方当根究弊源，力图兴复”，哪怕是“恨不能少有匡正”的主张。毫无疑问，这只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尽管他“每念及此，切齿痛心”，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也只能是反复质问“若此者可谓有法纪否乎”?芽仅此而已。

　　对此，王家屏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之所以这样做，恐怕与其正直无私的秉性品格、忧国忧民的思想观念以及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是分不开的。他在《答李克菴抚台》的尺牍中这样说：“现在朝廷之上，作为掌握机要大权的人，自己也是跟随皇帝的人里面的一员。然而纪纲之弛靡，教化之怠惰，我怎敢将所有的情形完全列举出来呢!只是自己度量，仅凭我的力量最终也不能扭转其中的万分之一。那么，只有愤怒地叹息罢了。”

　　但是，慨叹归慨叹，无奈归无奈，王家屏毕竟是王家屏!他提出整饬吏治，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而是早就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纪纲之弛也，教化之偷也”;只有振纪纲、兴教化，才能“惇士风”、”肃吏治”;才能达到匡正时弊、挽救民生的终极目的。所以，他把整饬吏治视为主要突破口。他说：“吏治清了，征收的税赋就会减少，因而穷困败落的人民就可以恢复其生存的条件和能力;官风淳厚了，相互争竞角逐的现象就会消除，因而浮薄衰退的风俗就可以得到挽救。这些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其他各项工作中逐步推而广之，那么天下志同道合的人们都能照此执行，社会风气的彻底好转就有了更大的希望。”

　　王家屏特别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主张选拔任用官吏，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必须做到“慎举刺”、“公品骘”。“慎举刺”，就是要慎重地把好荐举选用的头道关口。举刺不慎，良莠不分，就会使一些不法之徒混进官吏队伍，造成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局面，给士习吏治、纪纲教化乃至国计民生埋伏下危险的隐患。“公品骘”就是要由群众公正地评判论断，反复地比较征验。说白了，就是发挥集体的智慧和作用，公正无私地进行综合考核，坚决杜绝长官意志和任人唯亲，真正能够收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任人唯贤之功，坚决杜绝假公济私或挟嫌攻讦。他要求对官吏的“品格资于鉴别，绩叙视所铨综。必权度之素精，斯统均之克称”。其意思是说，借助鉴别的办法，了解他们的品格，依据综合的考量，评定他们的功绩和才能之高低。坚决做到测度衡量他们本来一贯的精诚统一的品质，这样就可以全面地判定他们能否符合任用的条件。很明显，这里提出了考核的程序和内容，强调了考察的重点。其实这也是吏治的关键所在。考察官吏必须经过“鉴别”、“铨综”、“权度”、“统均”，其中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而尤以“统均”为重;考察的内容包括“品格”、“绩叙”、“素精”、“克称”等，而总旨在于“克称”。如果不经过鉴别，何以知其品格之优劣;不进行总聚的衡量，何以评判其功绩和才能的高下。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权衡和测度其质地是否纯一真诚。只有全面地衡量，才能决定其能否胜任职责。因为“人才长短若欂栌榱桷之异用，已预度其所宜;吏治汙隆犹泾渭淄渑之分流，胡激扬之弗效”。(大意是：人才长短如同斗拱和椽子的作用不同，一定要事先度量他们所适合的岗位;官吏工作的方法优劣和成绩高下，好比泾水和渭水之清浊分明，淄水和渑水之气味各异，斥恶扬善怎么能没有效果呢?详见《贺陆五台太宰》)如此知人善任，必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职，“世道从兹清淑，泰阶赖以登闳”。

　　对官吏的奖赏，王家屏主张必须严明公正，注重效果。所以必须坚持论功行赏、择德赐爵的原则，绝不能随心所欲、滥赐恩泽、亵渎名器。否则，只能遗留讥刺，适得其反。他在《辞训录成加衔疏》中说：“圣王驭世，爵人而人以为荣者，其命德公也;赏人而人以为劝者，其论功当也。使或官不择德，则名器亵，而得之不足为荣;赏不程劳，则恩泽滥，而观者莫知所劝。此鹈梁所以致刺，羊胃所以诒讥者也。”(大意是：圣明的帝王统治天下，给人封官晋爵，人们认为这是受爵者的光荣显耀，那么这样的命令和恩德是公平合理的;如果奖赏人，人们认为这是对受赏者的勉励，并能起到鼓舞别人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论功行赏就是适当的。假使授官封爵不是选择贤德者，那么就会轻慢辱没了表示等级的称号和相应的礼制待遇，而且得到官爵者也不值得以此为荣;如果奖赏不估量其获得者的功劳，那就是滥施恩泽，因而凡受到这种奖赏的人，都不会起到鼓舞别人的作用。这就会因居官不称职而招致指责，遗留下被人讥讽的把柄啊。)他认为，只有“爵人而人以为荣”，“赏人而人以为劝”，才能起到激励竞争作用，同时，才能验证“命德公”、“论功当”，最终达到振纲纪，兴教化，肃吏治，惇士习，利国利民的目的。否则，“得之不足为荣”，“观者莫知所劝”，其后果不仅仅是“致刺”、“诒讥”，起不到爵赏的作用，反而会使“贪墨之吏”更昌，“浮薄之士”愈纵，到头来只能是纪纲更坏，吏治更败，士风更衰，国计民生愈加凋悴，江山社稷越显濒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官吏的任用，王家屏提倡要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他在《拟上执政论士习书》中说：“窃惟古今所称系世道重者士焉耳。士所为重，岂以其修辞饰貌，逡逡然踵人之故辙而由之，不敢越其尺寸，以是为能谐世而立功名哉?”很显然，他毫不含糊地反对那些“修辞饰貌”的形式主义者，“逡逡然踵人之故辙而由之”的墨守成规者和“不敢越其尺寸”的故步自封者。对于这些庸人，他断言任用后肯定不能“谐世而立功名”，是无所作为的。他认为：士“其所挟持者，大其风节操致夐然不囿于流俗，人之为斯，天下国家有所恃而臻理也。”“国家造士将需其有为，非直能使其有所不为也。假令士徒窅窅闷闷，进而无所措注，则虽人人有羔羊素丝之风，于世道奚裨哉?”

　　创新是一种精神。没有创新精神，就没有前进的动力。自古及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就不会有生机，也不会有希望，更不会有发展。而王家屏在这里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因此，他主张朝廷用人必须选拔“将需其有为”的创新型英才，而绝不可以任用那些“窅窅闷闷，进而无所措注”，“其有所不为”的庸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竟有如此高瞻远瞩的吏治观。其产生的根源，无疑是凡事以宗社大计为重，方寸之内“一台之己私无与”的精忠爱国思想作为基础。这种吏治思想本身及“其所挟持者”，不也正是“大其风节操致夐然不囿于流俗”吗?不也正是“天下国家有所恃而臻理”吗?不也正是“于世道”大有裨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