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正确的执政观念必然会产生端严的施政行为。王家屏在阁期间，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利禄得失于度外。他以做人操履端严，器宇博大，为官正色立朝，以精忠劲节而赢得了朝野的信赖和尊崇。

　　申时行任首辅时，内阁四员中许国、王锡爵二人次之，王家屏居末。但他能够与其他三辅臣和睦相处。他认为：“盖内阁犹梁，九卿犹柱，柱直梁平。柱先软矣，即有合抱之梁，不能使墙壁不欹，椽瓦不坏也。”意思是说，内阁犹如屋梁，九卿犹如房柱。柱子挺直才能保证屋梁平稳牢固。如果柱子首先驼了背，挺不直腰杆，即使有合抱之梁，也不能保证墙壁不倾斜，屋顶不毁坏啊。这里虽然讲的是内阁和九卿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也说明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内阁成员，王家屏不仅从理论上明确了自己和内阁的统一关系，而且在处理阁务的实践中，他更是既不招权揽功，又不推诿职责，切切实实地依纲常按律条摆正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恪尽自己的职守。

　　那么，具体到自己的责任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王家屏在《庚寅自劾请罢疏》中说：“昔人有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抚四夷，内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其任之重未易举也!”很显然，他认为宰相的职责是，对上要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帝，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应时按候地正常运转起来;对下要培育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外安邻定国，使周边的国家和部落能够归顺朝廷;对内要关爱百姓，使其能够依服在朝廷的周围。此外，还要以身作则，严申纲纪，照章施政，协调百官，充分调动他们主动工作的积极性，使其能够各称其职，各尽其责。总而言之，宰相的责任重大，不是轻易能够担当得起的啊!他还说：“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这就一语击中了要害：辅相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具体地说就是，相臣是否称职尽责，直接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国家的存亡，乃至国计民生的强弱兴衰。如果辅相德才兼备，尽职尽责，能够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不图利禄地位，凡事以宗社大计为重，以国家复兴为己任，何愁天下不治，国运不兴，民生不济呢!因此，他在《请敦趣给假辅臣还朝揭》中，对辅相，其实也是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内阁本枢机之重地，辅弼为股肱之近臣，参佐固贵于得人表率，尤资于硕望。”(大意是：内阁本来就是作为中央枢纽的朝廷重地，而辅相是辅佐皇帝的亲近大臣，参政辅君当然贵在能够为别人起到表率作用，特别要凭借硕大的声望。)

　　无论是做阁僚，还是当首辅，王家屏正色立朝的风节是得到了历史首肯的。他在《答沈蛟门年丈》中说：“弟在政府时无他长，惟不植私交，不泄禁中语，与姑苏、新安、太仓无枘凿也，是则退而可以无怍者耳。”在致冯文所宪使的信中也说：“回想数年政府，尺寸无称，惟独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返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这两段话，其大意分别是：“弟在政府的时候没有其他长处，只是不树立私人关系，不泄露宫中的言论，同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同僚没有不相融合的现象。因此，就是罢官离职后也没有什么惭愧和遗憾的事情啊。”“回想起在政府任职的几年里，没有丝毫值得称道的功绩。唯独一点是在宫内不敢谋求宦官后妃的宠遇，在宫外不敢有对不起良臣贤士的言行。进，没有隐情;退，没有私客;辞官后回到家里，也是空寂冷清，只是一个贫寒的儒生罢了。因此，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而且更无愧于知己好友了。”)

　　明代后妃宫妾尤其是宦官太监擅权干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宦官明目张胆地代皇帝批答章奏，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没有的。至于廷臣百官仰宦官之鼻息，受太监之欺压，就更不待言了。因此，廷臣们为了取悦于皇帝，外官为了擢升，往往是先攀附内宫受宠的嫔妃太监，与之结成死党，然后逐步跻身于皇帝宠臣之行列。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王家屏作为内阁大臣，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他亲贤臣，“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远小人，“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惟不植私交，不敢泄禁中语”，“进无隐情，退无私客”。如此光明磊落坦荡处世，的确“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其伟大的人格节操，真可谓质得天地，见得鬼神了。

　　王家屏能够与同僚们搞好团结，决不是因为他本人毫无主见，人云亦云，或者干脆不坚持原则任人左右，装聋作哑。恰恰相反，据《明史》载，他在内阁任职时，“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正如他《上张浒东老师》信中陈述的那样，内阁中事无巨细，“有知未尝不言，言未尝不尽。事有未当，未尝不相与评驳，寔不敢推事旁观。然言之从与不从，评驳之可与不可，惟当事者所裁断。而某未尝着一成心徇一偏见也。退而省过，私室未尝纳一私交，出一私语以禁中事外闻也。故亦未尝揽事而至于相竞焉。”他这种襟怀坦白的立朝作风，与以前作辅相者“以权不在己，自诿，则推事而袖手旁观;以权不在己，忌人，则揽事而壮頄相竞”的为官作风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凡此都足以证明他与同僚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一种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光明正大的精神基础之上的。至于平时一得一失之念，他更是“决町畦于眼界，置冰炭于胸中”。王家屏之所以如此虚怀若谷，与其始终坚持以“吾独立于世，顾影为俦而不惧者，心无彼此于人也”这样一句古训为鉴戒，不断警醒和炼砺自己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

　　自从明代实行内阁制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嬗变，内阁由顾问机关演化为行政机构的核心。内阁首辅则变成了这个核心的决策人物，拥有巨大的权力。其实，这不过是明王朝宫廷权力逐步演化而成的结果。自洪武十三年始定永远废除丞相一官，由六部尚书分任国务，直接皇帝，以期权力之极度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毕竟不能亲自处理政务，于是不得不设内阁于宫廷，以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内阁大学士不能直接指挥行政，止于票拟而已。如此而论，内阁虽然表面位尊而权重，但独立发挥权力的机会甚少，除了受制于宦官之外，还应该分权于各部。但是，由于内阁大学士逐步升迁，往往已至尚书、侍郎，地位日渐提高，久而久之，内阁之权也超出了六部之上，内阁首辅仍为实际的宰相，而且有时还是权相。因此，以前的内阁首辅皆有攀附权宦、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侵夺部权之嫌弊。而王家屏在阁辅政时，就是任了首辅之后，也如《明史》所记载的那样：“家屏制行端严，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挠。”可见他正色立朝的作风是始终如一的。

　　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官时，礼部员外郎陈泰来对王家屏不干扰部科政务的往事，依然是津津乐道。他说，吏部过去曾多次想整顿吏治，但每次都因受到内阁的牵制而始终未能实现。而当“尚书陆光祖、文选郎王教、教功郎邹观光矢志澄清时”，“辅臣王家屏虚怀以听，铨叙渐清”。很显然，如果不是王家屏“虚怀以听”大力支持，这些部司官员们即使“矢志澄清”，也未必能够达到“铨叙渐清”的目的。

　　如果朝廷是一个人体，内阁就是头脑、心脏，各部科就是股肱、耳目。倘若股肱不举其职，耳目不尽其责，那么耳不聪目不明，头脑何以灵活敏捷正确决策呢?芽肱不举股不行，心脏焉能和顺调适搏动有力?芽作为内阁首辅，光懂得这个道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心底无私、身体力行。只有这样，股肱、耳目才能活动自如，从容行事。王家屏不贪权，不武断，不干扰部科政务，不侵夺部科权力，还要尽一切努力为其扫清障碍，创设和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国家机器的每个部件都能正常运转起来，提高整体行政质量和办事效率。他这种正色立朝的作风，是其伟大人格的光辉体现，在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也堪称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