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万历初，王家屏一直徘徊在史官职上。壬午年(1582)升任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一年后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掌院事。其间，他恪尽“以备皇帝顾问古书之疑义”，“为皇帝进讲之责”。

　　甲申年(万历十二年即1584)，王家屏以翰林院侍读学士之职教习庶吉士。由于他操守端严，经术宏深，而且能够在训课时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受他教习者后来多为国家的大器之才。是年冬天，王家屏进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调任吏部，兼官如故。刚过一月，皇帝亲手拟敕令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居辅相参预机务。敕命既出，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慧眼识良弼，国家有幸得贤人而表示庆贺。王家屏离史官之任二年就入阁辅政，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王家屏作为封建官吏，视忠君报国为天职。他入阁后决心慷慨自靖，思大建树以感皇上知遇之恩，图酬报效国家之志。乙酉年(1585)，他奉召在暖阁回答皇上提出的问题，并偕同官议处章奏。次年参与廷试读卷。是年，北方大面积遭受风沙等自然灾害，给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祸难。王家屏上疏皇上，分条列款请求宽减诸如织造、陶型等四项民负，得到了皇上的赞许和采纳。八月初一日，王家屏继母景淑人在京辞世。皇上赏赐财物，恩赠祭礼，着特使护行，于十月初六日归乡举行葬仪。他在家乡丁忧三年，按例当补官入阁。但是皇上明令虚席以待，不准别人取而代之。服孝期满，皇上又亲拟诏书命行人专程起接王家屏返京还朝，晋升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继续在阁辅政。由此可见，王家屏当时在皇上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那个一人得贵、鸡犬升天的时代，王家屏由进士第入翰林院、登经筵升阁臣至擢首辅之职，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升迁视为个人权势和地位的标码，而是看作朝廷赋予自己的一种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以此作为自己施政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一个忠正之士不为官则已，但凡做官就必须以治天下为己任。更何况自己是辅弼重臣呢!他在《初入翰林自述》的诗中早就表明了自己的心志：

　　宇宙皆吾事，一念安可欺?

　　文章乃末技，富贵非吾期!

　　远心在霄汉，努力酬明时。

　　这首诗的大意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我要为之服务;天地之间的所有事情，我要努力做好。怎么可以动一丝欺骗的念头呢?诗赋文章对于安邦治国而言，只是雕虫小技;荣华富贵并非我所要期求的东西。我的远大抱负是，用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报效朝廷，报效清明的时代。

　　古人云：“诗言志。”这首诗的确使王家屏的内心世界昭如日月了。显而易见，他做官并不是为了企图富贵，其根本目的是报效国家。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王家屏执政思想产生的基础，大概有两点：一是作为封建官吏的忠君爱国思想;二是作为农民子弟朴素的悯民意识。

　　悯民意识，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勤政为民的思想。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王家屏非常同情人民的疾苦。他的许多作品，抒发了关心平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他的五言律诗《悯农》这样写道：

　　春日荷一锸，夏日荷一锄。

　　摘稻如摘发，种谷如种珠。

　　晨起饲牛饱，羹藿常无余。

　　鸡栖烟树暝，日宴遑宁居。

　　胼胝田陌间，终岁勤菑畬。

　　早禾幸自熟，蟪蛄鸣郊墟。

　　登场未云竟，催征已纷拏。

　　粜新了官税，而无担石储。

　　凉风四壁静，妻孥依空庐。

　　生计怀农事，谁能不欷歔。

　　这首诗直白地告诉我们，农民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到头来“粜新了官税，而无担石储”。这不等于白干了吗?遇上荒年饥寒交迫，背井离乡，饿殍遍野，这种悲惨遭遇“谁能不欷歔”啊!

　　还有《山居和魏见泉中丞忧旱》，诗云：

　　经春无滴雨，入夜每占星。

　　旱魃骄方甚，饥民涕欲零。

　　土膏千里赤，烟缕数家青。

　　安得桑林祷，回天惠至宁。

　　诗的大意是，整个春季没有降一滴雨，所以每逢夜里我总是观察天象。但是那个能致旱灾的神灵更加骄横了，饥饿的平民百姓悲天泣地泪如雨下。千里大地一片赤裸无毛的景象，村村落落灶火罕见，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家屋顶上冒着青烟。怎么能像古代贤君身入桑林自责祷天那样，祈求苍天回心转意赐给老百姓极为平安康乐的日子呢!

　　再看看《山居和魏见泉中丞喜雨》：

　　赖有贤开府，忧民似拯焚。

　　清风驱溽暑，和气酿油云。

　　解泽千岩沛，欢声四野闻。

　　明农谐所愿，志喜愧无文。

　　诗的大意是，仰仗您这个忧虑老百姓的疾苦如同救火般心急情切的督抚大人，清风终于驱散了盛夏湿热的暑气，温和的空气渐积而成了浓云。甘霖普降，重山润泽，草木葱茏，到处可以听到人们的欢呼之声。通情达理的庄户人如愿以偿了。我想把这令人欣喜的情景记述下来，可遗憾的是自己腹中没有文辞。

　　这三首诗，一“悯”、一“忧”、一“喜”，足见其关心老百姓之心至诚，情至切。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员，敢于毫无掩饰地为农民兄弟“凉风四壁静，妻孥依空庐”的悲惨境遇而饮声“欷歔”，而且把这种“忧民似拯焚”的思想感情作为步入仕途的思想基础，可想而知，他清正廉明的为官之道必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由于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局限性，他虽然不可能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现代执政理念，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朝廷重臣，他当然懂得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许多章疏中也重笔呈奏了民情。

　　万历十八年，王家屏以久旱乞罢。他在向皇帝的上疏中说：“迩年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疠札瘥，调燮之难莫甚今日。”“虚内事外，内已竭而外患未休;剥民供军，民已穷而军食未裕。”“今骄阳烁石，小民愁苦之声殷天震地，而独未彻九阍。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者也。”

　　在这道奏章里，他把近年来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民变外患，及其造成严重的后果，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奏明皇上。诸如地震、风霾、干旱、虫蝗、瘟疫，这些灭顶之灾本来就足以使老百姓熬煎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一些“外患未休”，“剥民供军”等残酷的人祸，就更加彻底地把老百姓推下了死亡之渊。尤其可怕的是，老百姓的愁苦之声已经殷天震地了，而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根本无动于衷。这怎能让一个农民的儿子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呢?

　　作为身居庙堂之高的朝廷宰辅，王家屏对老百姓的疾苦忧心如焚，能够达到“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的程度，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他还要冒死直谏，甚至严词指责皇帝，这种惊人之举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胆量啊!试想，如果没有强烈而牢固的悯民意识，没有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伟大精神，怎么能够产生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为民请命的勇气和胆量呢!

　　所以，他对那些漠视民情、践踏民意、侵吞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必然是深恶痛绝的。他在《答张仰峰太守》的尺牍中说：“现在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政绩大都虚饰，很少讲求实效。一些官员专门从事修饰应付上级考核的所谓政绩，以此来猎取名声。但是他们对老百姓的疾苦却漠不关心。更为严重的是，榨取民脂民膏作为招待上级巡视督察官员的食物用度，添充行贿的资财，以此取悦苟容。他们不顾监狱里有食不饱穿不暖的囚徒，庭堂上有苦度寒窗的学子、士夫，路途中还有饿死的尸骨。而地方官府中的小吏、差人、役卒，却没有一个不是饱餐肥美甘醇之食物，穿着绫罗绸缎之衣履。这些人不仅没有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之诚心，就连做人的良心也丧失尽了!”他痛斥那些“殃民毒众，负圣贤之教，背主上之恩”的贪官污吏，同时也对地方官员提出了“以此辈为戒，躬行节约，勤恤民隐，爱民如子，治郡如家”的要求。告诫他们说：“如此而民生不遂、民心不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闻。不必问上司之知与不知矣!”(意思是：只要你们这样做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仍不能如愿以偿，他们的内心仍不信服你，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如此就没必要问上司对你优遇与否了。

　　经筵日讲官是陪侍君主讲论经史之专官，亦称侍读、侍讲。明代定经筵为内廷之经常典礼，以大臣知经筵事，以翰林官充经筵官。具体地说，“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院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用讲官和内阁学士侍班，随便得多。然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皇帝的朝讲经筵多流于一种形式，日讲官也徒有虚名，实不过循行故事，充当陪伴和侍奉皇帝游戏的玩侣而已。神宗皇帝对于这种典礼更是待以儿戏，他往往掷金钱于地上，令日讲官拾之，如此跟他玩耍罢了。

　　但是，王家屏出席经筵开讲却不然。他讲论经史的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分析经义深刻明确，朴实透彻，且能密切联系实际，提出精辟而合理的见解。再加上他讲经时的风度仪表端庄凝重，谈吐正色大方，声音清晰洪亮，所以神宗皇帝也被他那宏深精辟的经术和端凝重厚的气质所折服，经常正襟危坐肃然聆听，接受其教诲，并且常对左右说：“王讲官举止详而视履正，端人也。”万历七年(1579)神宗皇帝赏赐给王家屏“责难陈善”的御笔题词以褒奖之。据《王文端集序》载：“侍今上皇帝经帷，进止有度，声中金石，上殊眷之。尝命诸讲臣书扇，公书讫误用私印。文忠?穴按：指张居正?雪不可，令窜灭其迹。上问故，谕公复用私印。而手择十扇，独畀公书用私印。乃受其宠异如此。”后来的山西巡抚魏养蒙说：“公入侍讲帷，骤跻揆地。谈经燕对，隐讽直谏。其所启佑最多，其受主眷最渥。”(大意是：文端公当了日讲官，很快又升上了宰辅之位。他讲论经籍，策对政问，隐喻劝规，直言告诫。他对皇帝的启发和辅佐最多，皇上对他的眷爱最深。)

　　王家屏虚怀若谷，光明磊落，凡事秉公执法，坚持正义，决不趋炎附势，更不营私舞弊。他的高尚人格，在对待和处置张居正的荣辱兴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初仕时与祭酒高拱相善。高拱是嘉靖朝的老臣，到隆庆朝已升为内阁首辅。但在神宗皇帝即位后，张居正与神宗的生母李贵妃、权宦中官冯保结为死党合谋倒逐高拱。张居正遂为内阁首辅，得宠于神宗皇帝。张居正刚任首辅，神宗称他是“忠臣”，并提出“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在神宗皇帝和李贵妃(后来经张居正力举册封为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一直担任内阁首辅，统揽着朝廷大权。其间，张居正议事，神宗多能言听计从。这就是说，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显赫地位是整个明代所有的大学士都望尘莫及的。当时，谁要想得宠于皇帝，求得高官厚禄以光宗耀祖，就必须先得到张居正的垂青才行。除此之外，通过任何渠道，采取任何手段都无济于事。因此，举朝大小官员多极尽阿谀取容之能事，挖空心思地巴结张居正。

　　就是这样一位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王家屏也是秉公相待之。在王家屏任翰林院修撰期间，张居正身染重病。当时包括翰林官在内的朝廷大臣，绝大多数匆匆赶赴祠庙为其请僧道、设斋坛向神佛祈祷阳寿。那个肉麻的虔诚劲儿比贤孝的儿子为其亲老子祈求祷告以表孝忱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唯独王家屏不这样做，在这帮攀高结贵的人群中，始终未见他的踪影。当然他更不登门造访，行贿送礼。后来从张居正家中抄出来其生前有关馈赠钱物的记载中，绝无王家屏一个字。

　　张居正在政务上颇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正色立朝，廉洁自好。他招权树党，排斥异己，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家资产等等。万历十年(1582)，他离开了人世。这时，群臣们对他的所有积怨就像洪水猛兽似的发泄出来，而且倒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亲政不久而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一方面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为了敛聚钱财，满足其贪财好货的私欲，也下定决心要清算张居正。此时，恰有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参奏张居正十四条罪状。这样正中了神宗皇帝的下怀。于是，他立即批示说，朕这么信任、尊宠张居正，他却不思尽忠报国，而借机谋私，有负朕的宠信，着令查处。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皇帝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接着又下令追夺其“文忠”谥号，并革去其子张懋修的进士功名，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同时，罢斥了一批“悦张”、“私张”的官员，废黜了“考成法”等改革措施。此后不久，神宗皇帝下令南下江陵对张居正私邸封门查抄。在朝廷派员未到之前，先着荆州知府、江陵知县等地方官员亲自带人到张府封门，将张家人赶到空房子里，命衙役严加看管。等朝廷派员到达时，这些被关押的张家人已饿死十余口。在这场查抄闹剧中，张居正之子张敬修投环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其惨状令朝野为之惊悸。但是，张家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皇帝下诏书，宣布了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等等罪名，并称本当斫棺戮尸，念其效劳多年，姑且免之，只把其弟都指挥张居易，其子张编修、张嗣修，其孙张顺、张年，发配边地，以示惩戒。

　　就在这君臣同流合污，朝野上下倒张气势“汹汹攻排未已”之际，王家屏却独立风口浪尖，不仅没有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在弹劾张居正的所有奏疏中绝无他的片言只语，反而实实在在为张居正鸣了不平，做了营救工作。他上疏提醒并规谏神宗“言听贵审，用法贵平”，特别请求皇上尽量减免籍没张居正的家资，以保全和抚慰其生前辅助朝廷、劝导皇帝的功绩。他给侍御任正宇写信说：“江陵事既已竟结，复有严旨趣之，举朝汹汹攻排未已，大抵进言者务激昂而持法者尚平恕。张氏之祸极矣!此外更何以加?能平亭轻重之间，上回天而下泽骨者，唯在门下。此非独用解脱行德于冥冥，所以全国体而存主上帷盖之恩，法应如是。此耳，门下寔重图之。”(大意是：江陵公张居正的事既然已经作了终结，皇上还要颁发措辞严厉的旨意督查严惩他!满朝攻击排斥他的声势汹汹不止。向皇上呈奏此事的人大都是情绪振奋激昂。然而，执行法令的人应当公平和宽容。张居正的祸殃已经到了极点?选除此以外，还要施加什么处罚呢?能够在轻重之间斟酌定夺，尽量使其得到公平的处置，对上能使皇上回转圣意，对下让张居正的遗骨能得到恩泽，就只在于大人您了。这样做并不单单是为了解脱已故的张居正，而主要还是为了保全国家的典章制度和皇上庇佑臣民的恩德。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也应这样做。对于此事，大人确实应该重新反复考虑。)王家屏认为，神宗皇帝如此残酷地加罪于一个早就离开了人世且“事既已竟结”的罪臣，实在有伤国体，有悖于“主上帷盖之恩”。所以，他将为张案“平亭轻重之间，上回天而下泽骨”的行为，视为“以全国体而存主上帷盖之恩，法应如是”的正义之举。王家屏能够站在维护国家典章制度和皇上声誉威望的高度看待朝廷个案，可见他的胸襟是何等坦荡磊落，品格是何等纯朴高尚，情操是何等端庄伟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