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以来人才辈出，而北宋以前福州名宦重教兴学活动起了重要作用。福州学校教育的起源可追溯到西晋末年，当时中原战乱，士人纷纷入闽，带来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为学校教育的产生提供土壤。到了南朝宋元帝元嘉年间(424～453年)，阮弥之任晋安郡(今福州)太守，在任时教民众种庄稼，兴学校，读诗书，改变了福州没有文化的落后状态。阮弥之的善政受到民众的尊敬，人们在乌山麓建祠以祀，称阮公祠，后来移建东关外归善里(今晋安区前屿)。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郡为晋平郡。不久，宋明帝任命学者虞愿为晋平郡太守。虞愿到福州后，即仿照中原地区设立学堂，聘请教授，教育当地士子。这些教育活动为唐宋时期福建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唐朝李椅、常衮兴学
　　唐朝建立后，在福州设中都督府，为福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唐朝规定：中都督府应设立府学，设经学博士1人，助敎2人，学生60人，师生定员相当于上州。府学建于唐朝初期，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当时是先建孔庙，然后即庙建学。据《闽都记》记载，府学建于城西北明代布政司右，盐运司左。学校的建立对福州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唐中宗神农二年(706年)福州府长溪县的薛令之考中进士，为开闽第一进士。但由于唐代前期在福建实行南选制度，任官不必到中央吏部铨选注拟，而由选补使在当地选拔任用，因此闽人并不重视学校教育和科举。即使考中进士的薛令之，也由于在北方生活不习惯，很快退隐南方故乡。因此学校教育很快衰落，人们热衷于通过南选在家乡为官而不愿去啃儒学诗书，参加科举。于是后来文人记述时就把这种现象夸张为闽人不知学。
　　唐大历七年(772年)冬十一月，唐朝廷任命李椅为福建观察使。李椅为唐宗室，曾任御史、尚书郎、给事中，御史中丞等职，对唐朝教育、科举、任官制度十分重视。他于第二年四月到福建上任，一到福州，就到府学参拜至圣先师。他看到府学狭小，地势低洼，难以容人，且教学荒惰，就把府学移到城南，在兴贤坊扩建府学。对于这次著名的兴学活动，唐代独孤及在《毗陵集》卷九《福州都督府新学碑记》中详细记述这次兴学经过。建造新府学必须有经费，李椅为筹集经费，“躬率群吏之稍食，与赎刑之余羡，以备经营之费，而不溷于民也。”他带头节食省用，而不从民间筹集经费。对于府学规制，他根据中原地区的规模建造，完整宏大。“先师寢庙、七十子之像在东序，讲堂书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齿胄之位列于廊庑之左右。”府学扩建完工后，李椅制定学规，亲自督导。“每岁二月上丁，习舞释菜。先三日，公斋戒肄礼，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陈祭典。……是日，举学士之版，视其艺之上下，审问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导之，讲论以勖之。八月上丁如初礼。”为了鼓励学子读好书，李椅还把兴学与南选仕宦结合起来，把学业优秀者推荐给乡长老，作为地方官候选人。“岁终，博士以逊业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于公。敛其才者进其等，而贡之于宗伯。”推荐仪式十分隆重，“将进，必以乡饮酒之礼礼之。宾主互揖，受爵于两壶之间。堂下乐作，歌以《发德》、《鹿鸣》、《南陔》、《田庚》、《嘉鱼》、《南山》、《有台》，以将其厚意。”
　　李椅在位期间，以教导学生为首务，他“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人诛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李椅于大历十年(775年)秋病死于任上，民众感念他兴学惠政，十分悲伤。“群吏庶民、耆儒诸生，雨泣庙门之处，若有望而不至。”李椅虽然在任不到三年时间，但他这次重教兴学的影响很大，儒学从此在福州开始兴盛，人们改变以往重利不重学的风俗习惯，“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独孤及称颂李椅道：“易俗移风，经始泮宫。百堵皆兴，孔堂崇崇。……我闾我里，讲论资始。比屋为儒，俊造如林。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公宜难老，为学司南。”李椅死后，同僚、部属将其事迹刻于石，以其功绩明示后世。李椅在福州兴学，不仅推动福州教育的发展，而且对福建教育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唐建中元年(780年)，曾经担任宰相的常衮被贬任福建观察使。由于常衮声望很高，倍受闽人尊崇。他到福州后又进行大规模的兴学活动。鉴于此前李椅已重修府学，常衮就把教育重点放在普及乡校教育上。可以这样认为，李椅抓重点府学，而常衮推行各地的普及教育。他在各地兴办乡校，请名士任教师，教学生做文章，按时考试，亲加讲导。当时乡间人多不识字，且语音与中原不同，难以开导。常衮即作民谣云：“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过，侬仔撑船来接郎。”以土音教民唱。随后写“月光光”等字教之。如能识一字，就以一钱与之，鼓励民众识字。在他苦心倡导下，认字读书的人渐多起来。对于读书人，常衮都以宾客之礼相待，并与之同游同食，相互讲论。在他倡导下，读书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尊师重学之风盛行，风俗大变。
　　常衮还力图改变闽中闭塞的状况，他注重选拔优秀的学生到中央参加科举考试。他在任四年，推荐、选拔不少优秀学生，使福建的“岁贡士与内州等”，这就为后来唐朝废除南选制度奠定基础。常衮死后，福州人在府学内建常公祠，春秋配享，后与李椅合祀。
　　李椅和常衮在福州的兴学活动，使儒学教育深入人心，人们开阔了眼界，改变了风俗，大大提高了文化水平。唐贞元七年(791年)，莆田人林藻中进士，第二年，晋江人欧阳詹中进士，贞元十年(794年)，闽县人陈通方中进士。闽人接二连三中进士，表明福建的文化教育水平已达到较高的阶段。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一月，唐朝敕停福建选补司，规定泉、建、福州官吏都要赴长安依例称补。唐开成三年(838年)，福州有李滂、萧膺等四人进士及第，震动朝野。当时有人作诗云：“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开成五年(840年)七月，漳、汀州也停南选，实行吏曹注官。福建南选制度的取消，是福建文化教育水平提高，许多人进京考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闽人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逐鹿中原，扬名当代，垂名后世。所有这些，都同李椅、常衮两次大规模兴学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二、五代王潮、王审知兴学
　　唐朝末年，爆发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原一片混乱，军阀互战，民不聊生。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受害较少，但也卷入战乱之中。唐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经闽北到达福州，所过之处，“城壁公府学校，焚荡几尽。”(见《福建通志·陈岩传》)而此时的中原战乱，促使士人大量南迁，掀起福建历史上的又一移民高潮。其中最大规模的就是王氏兄弟入闽。
　　王潮、王审知兄弟是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唐末随王绪起兵，后随王绪率数千人，扶老携幼，南下寻求避难所。途经安徽、江西、广东，进入福建汀州、漳州、泉州，最后攻克福州。在福建南安，王绪因陷入困境而滥杀无辜，军中政变，拥戴王潮、王审知兄弟。而王氏兄弟也因势利导，东上福州，以便对福建全省的控制。唐景福二年(893年)，王潮攻占福州后，唐朝封王潮为福建观察使，随后，王潮即占有福建五州之地。王潮知文习武，对教育十分重视，他在稳定福建局势以后，即于唐乾宁元年(894年)在福州置四门义学，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学校教育。
　　原来福州旧有府学，而王潮所置为何称四门学呢？这里有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四门学的规格高于府州学，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是福建的最高学府。南北朝时期，后赵石勒设小学于国都四门，为四门学的开端。北魏时四门小学与太学同在一处。唐代在中央设四门学，为全国最高学府之一，与国子学、太学同隶属于国子监，所学儒家经典，程度与国子学、太学相同。在政治上看，四门学是中央政府才有权设立的，王潮设四门义学，其政治用意可见一斑。其次，四门学具有强烈的平民化色彩，这也符合当时福州的实际情况。唐代中央政府开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中，国子学招生对象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太学招生对象为五品官员以上的子孙；四门学招生名额为1300名，其中500名招生对象为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800名招收平民百姓中俊秀之士，没有身份限制。王潮出身寒微，福州地方也大多是下级官吏，因此兴办四门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者，王潮兴办的是四门义学，由政府出资对学生进行免费教育，这也是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的一种措施。当时福州经过战乱，百姓流亡，诗书散佚，迫切需要政府来兴教劝农，安定社会。《新唐书·王潮传》中说，王潮“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把兴办教育作为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重要措施。
　　唐乾宁四年(897年)，王潮病死，王审知接任。唐朝以福州为威武军，王审知为节度使，后又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检校太保，封琅琊郡王。唐亡，梁太祖于开平元年(907年)加封王审知为中书令，翌年封闽王，成为割据福建一方，但名义上从属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
　　王审知采取保境安民、轻徭薄赋的政策，饱受北方战乱的士民纷纷南下福建避乱。王审知设招贤院，款待到来的名士、学者，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当时不少著名人士，如黄滔、韩偓、徐寅、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叔、王拯、王倜、翁承赞等，都到福州依附王审知，王审知都予以量才重用，并利用他们发展文化教育，使福建的文化教育提高到新的水平。特别是福州，被称为“海滨邹鲁”。
　　王审知把王潮兴办的四门义学迁往九仙山(今于山)鳌顶峰麓，请福州乡绅进士吴勖为教授。王审知按期亲临考阅，论才授职，后人把它称为九仙山书院。他还扩大教育规模，号召各地广设学校，由政府拨专门经费供给师生膳食，采用民办公助的形式发展教育。曾任国子监四门学博士的黄滔辅佐王审知，对王审知重教兴学政策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各地培养大量学子，福州士民文化程度迅速提高。梁龙德元年(921年)，王审知采纳翁承赞的建议，在福州留晖门外建四门学，招纳福州各地优秀学子入学，聘请著名文人陈郯、黄滔等人任四门博士，教导学生。学业优良的学生，可通过铨叙任官，使福州文风大振。唐末礼部侍郎于兢所撰《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中，对王审知的重教兴学政策给予很高评价：“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尝以学校之设，足以教化之源。乃令诱掖蒙童，兴行礼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福州的教育在王审知统治时代得到重大发展，这在战火连天的五代时期是十分难得的，它为宋代福建教育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北宋时期福州名宦兴学
　　王审知死后不久，福建又陷入内乱，教育也随之衰落。宋朝建立后，注重科举取士，不重视学校教育，福州官学处于凋弊状态。太平兴国中(约980年)，福建转运使杨克让在福州建孔庙，但无经费兴学。至景祐元年(1034年)，福建经济已取得较大发展，可以支付教育经费。于是权知州事谢微上书，请求在孔庙立州学。朝廷下诏同意时，谢微已离任。郡守范亢、许宗寿具体筹建，历时5年方成，共用去库银千万钱，建筑屋宇60楹，有九经阁、三礼堂、黉舍、斋庐等。并赐学田五顷，作为学校经费。康定二年(1041年)四月，沈邈任福州郡守，落实学田之数，聘请儒学教授，订立学规，以侯官尉吴及兼管州学。于是远近学子纷来求学，学风重振。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兴学，诏令各州县皆设立学校，规定士子必须在学300日以上方准许参加科举考试，于是掀起宋代第一代兴学高潮。福州最早建立的县学是长乐县学，于唐乾符四年(877年)建立。入宋以后，景德二年(1005年)建古田县学，景德四年(1007年)建闽清县学，大中祥符四年(1071年)建怀安县学，庆历三年(1043年)建长溪县学。这次兴学建立的有闽县学、侯官县学、罗源县学。到嘉祐三年(1058年)，连江县学、宁德县学也相继建立。福州州学兴办后，馆阁校勘蔡襄撰《福州修庙学记》，对杨克让、谢微、范亢、许宗寿、沈邈振兴州学事迹给予充分肯定。
　　熙宁三年(1070年)，福州州学毁于火灾。郡人韩昌国、刘康夫等200多人请求自筹重建。在郡守程师孟主持下，由民众集资200万，建房120间，比以前规模更大。这次重建州学，恰逢王安石变法，朝廷第二次大规模兴学，下诏各县普遍设立学校，设置地方学官，并令各州拨给每所学校10顷学田，将收入作为学校祭祀和师生俸廪经费。福清县学即在这次兴学中建立。元祐八年(1093年)，郡守王祖道扩建福州州学，斥东西序之北240尺，增置10斋房。又于中门外左边为小学，中门外右边为客舍，直中门以南为外门，岁补生员增至500人。
　　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第三次兴学，规定州置教授2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学生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崇宁三年，又定县学养士人数，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并于同年罢停科举，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于是，学校大兴。崇宁二年(1103年)三月，王祖道再任福州郡守，再次扩建州学，增至351区，有御书稽古阁二座，养源、议道、驾说堂三间，斋室28间。县学也有扩充。如闽清县学增至41区。州县官学达到鼎盛。南宋时朱熹在《福州府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府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即是记述当时盛况。
　　崇宁兴学不久即以失败告终，三舍法被废弃。南宋以后书院兴起，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然而唐至北宋福州名宦重教兴学，对福州成为宋代文化名邦，科举大州，有宋一代人才辈出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