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州甘棠港辨析

2015-07-10 08:50:12来源：《福建社科情报》福建社会科学院刘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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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州甘棠港辨析
福建社会科学院刘传标来源：《福建社科情报》

福建是一个濒临海洋的省份。早在公元前6世纪，福建的先民就借助简单的竹木筏，靠海补充食物，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甘棠港、月港和刺桐港等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福州是近代海军的发源地和海员之乡、海外华人华侨的主要祖籍地。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闽国时期的甘棠港最为著名。
据历史文献记载，王审知为了增强闽国的经济实力，倡修水利，鼓励垦荒；招抚中原名士，兴教育，办学校；鼓励对外通商，利用沿海地理优势，从采取整治、疏通对外交通的航道入手，下令凿去黄崎海道中梗舟之巨石，开辟甘棠港，招徕海中蛮夷商贾，与东南亚各国乃至高丽、日本等进行贸易，建立起“北起辽海，东到高丽，南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远极阿拉伯”的商路航线；并将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金银、香药、犀角、象牙、珍珠、玳瑁、蔷薇水等，以进贡为名，转贩北方，牟取商业利润。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张睦等一批有建树的商人和商贸管理者。国际贸易空前繁荣，货物“填郊盈郭”，商贾“摩肩击毂”。甘棠港一度为中国海上交通的中心，呈现“工商之饶，利尽山海”，“百货随潮船入市，千家沽酒户垂帘”，“海舶千艘浪”等盛况[1] 。

一、甘棠港的历史记录与争议由来

甘棠港，旧名“黄碕”或“黄崎”。唐末乾宁时(894—898年)由王审知下令辟为港，唐昭宗赐号其为“甘棠港”。最早记载 [2] 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的是同时期荆南人孙光宪，他在《北梦琐言》中记载：“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3]  ，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琅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僚。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甘棠港”的名称自此始。甘棠港成为当时东方巨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唐天祐三年（906年）《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的碑文也详实记述了王审知开辟甘棠港：“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祭罢，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达旦，则移其艰险，别注平流。虽画鹢争驰，而长鲸弭浪。”朝廷“赐名其水为甘棠港，神曰显灵侯。”碑铭虽然渲染的是王审知“役灵祇力，保千万艘”的历史性功绩，但包含甘棠港的地形地貌特征和方位等信息。
《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载：“古有岛外岩崖，蹴成惊浪，往来舟楫，动致败亡。王遥祝阴灵，立有玄感，一夕风雷暴作，霆电呈功，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至今来往蕃商，略无疑恐[4] 。” 碑文明确指出：甘棠港位于“江海通津”，即沟通江海之处。并肯定了闽王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的神奇和甘棠港的重要作用。
甘棠港开辟的“传奇故事”旧史志多载其事，但唐宋时期福州管辖地区内，自古至今，曾号称黄岐（黄崎）地名的颇多，连江有黄岐，褔安有黄岐，宁德有黄岐，福鼎有黄岐，长乐也有黄岐澳、黄岐境；称为甘棠者亦不少见，福安有甘棠、霞浦有甘棠、长乐也有甘棠，以致于黄岐、甘棠港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宋代，对于甘棠港的地理位置就有“长溪”和“闽县”两说。
南宋梁克家在淳熙年间编纂的《长乐志》后人改称《三山志》[5]  中记曰：长溪甘棠港，“旧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琅琊王审知具太牢礼，祷于神，将刊之。其夕，雷雨暴作，石皆碎解。迟明，安流如砥。昭宗诏褒之，赐号甘棠，神曰显灵侯。三年，赐德政碑。”[6]
南宋学者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中则称：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勅改。”《闽大记》也云：“乾宁四年诏改福州为威武军，授王审知节度使。乾宁五年福州黄岐江雷震水中，巨石碎之。”[7]
此后，人们对甘棠港地理位置的看法实际上主要沿袭以上两说。近年又有人主张甘棠港即今连江黄岐半岛等等，各说各的道理与依据。
但根据有关史籍所描述的“甘棠港”，归纳起来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甘棠港入海口在“黄崎”、“黄岐岸”。
二是甘棠港是位于“江海通津”处的港口。明人王应山指出，甘棠港由“黄岐江”入海。
三是甘棠港在“海上黄崎”。《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记曰：“王遥祝阴灵，立有玄感”。《新五代史》称甘棠港为“海上黄崎”。由此推之，甘棠港的地理位置必定是位于“岛外”的“海上”之港。
四是甘棠港是以岩基为主的地质构造的海港。孙光宪云：“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故称甘棠港为“石港”。《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称：“山号黄崎，怪石惊涛”。《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则称甘棠港为“岛外岩崖”。可以想见，甘棠港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地处岛外岩崖。
如果以甘棠港的上述四个特征来分析考察“甘棠港在福安黄崎镇”、“甘棠港在连江黄岐”、“甘棠港在福州”等论点，可知这些地方都不具备在以风为动力时代商务港口构成的要件。
1、“福安黄崎镇说”。
宋梁克家在《（淳熙）长乐志》(后改称《三山志》)中说甘棠港在长溪，人们认为是今福安。受其影响，历代志书和文史学者多认为甘棠港在离省会福州300多里的闽东福安。今人有认为在福安下白石镇的，有认为在福安甘棠堡的。
从商港的构成要件看，王审知将一个具有“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的大型国际性商港，并成为当时东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心的“甘棠港”，设置在远离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福州300多里之外的福安，无论从政治、军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难以理解。
从褔安开发历史观察，福安下白石镇和甘棠堡，并不具备“海港”、“商港”的要件。如果说黄崎镇（今下白石镇）是山货与海鲜的集散地，则恰如其分。如果说是外贸名港，则差之甚远。同时，福安甘棠堡是“三塘”。这一点从世居福建福安甘棠乡的清朝陈一夔所编的《甘棠堡琐志》中就可以看出福安的“甘棠”由来：福安甘棠乡初名“三塘”：“宋元丰年间，吾始祖美和公世居长溪……见其门首海地，堪以围塘，归而谋诸同志朱、金、郑各宦家，而经营焉。吾祖围于南，是名南塘；朱、金、郑围于中，是名官塘；陈、苏围于外，是为外塘。三塘之名始于此”。[8]   后为了纪念其先祖“围筑之功”，“永不可忘”，故“改其名曰‘甘棠’。”“盖‘三塘’与‘甘棠’两字，声音相似，是以其名。”由此可见福安甘棠堡的“甘棠”，原名实为“三塘”；福安“三塘”是宋朝之后，由当地居民围筑海滩而成。
再从地貌地形考察，福安“甘棠”并不构成商港的条件。
众所周知，王审知开辟甘棠港旨在发展海外贸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以赚取利润。甘棠港不仅是一个沿海贸易的商业港，也是对外贸易中转港。一个商港，必然承载货物集散功能，特别是古代对外贸易港，除了要有一个优良的港湾外，还应该具备有较理想的陆上交通条件。如果陆上交通不便，货物无法集散，那作用只是港口，而不可能成为商港。福安“甘棠港”距闽国政治经济中心福州300多里，陆路不仅遥远而且要越过重重叠叠的鹫峰山脉，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海运货物要从陆上向东往今连江县、福州市方向集散，是难以成行的。
同时，在风动力时代，靠船转运福州也不现实，即使在东北季风时期也要三天的航程方可抵达福州，在西南季风期则要更长时间，这无形中增加运输成本和货物耗损。海路转运也承担对外贸易商港的货物集散功能也弱。
若没有广阔的集散市场为依托，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古代福安内陆交通十分闭塞，不具备成为唐末福建对外贸易提供陆上或内河货物集散地的运输条件，而且唐末福安县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尚未发展，当地不可能为王审知政权的外贸贸易提供必要的外运货物，不具备开辟对外贸易商港的要件。
显而易见，王审知开辟的甘棠港，不可能舍近求远，在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福安开辟一个毫无“集散功能”的“甘棠港”。
至于《三山志》记载长溪甘棠港的长溪，应该是指长乐的“长溪”（今称“文溪”、“长溪”，因源流是长乐最长的溪流而称为长溪，即后称甘棠港/陈塘港，汇东西北三湖与董峰山七十二洋之水，通过港道，流经北乡183个村庄），后人将长乐的长溪误认为闽东的长溪县，因此将材料误移至福安。
2、“连江黄岐说”。
王象之《舆地纪胜》中称：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敕改。”今人有据此敷衍为甘棠港“连江黄岐说”。
从自然条件来看，东海之滨的连江黄岐半岛不具备商务贸易活动的“海港”条件，不仅“黄岐，定海前礁石尤多”，而且它孤悬海上，三面临海，毫无屏障，无法抵御风暴和台风侵害。连江黄岐半岛，春季多东风，风力大；秋季多东北风，风力最大；冬季多东北风与北风，风力也大。7级风力平均每年约120天，台风次数平均每年达5次以上。8—9月登陆的台风，风力可达12级。全年大于或等于8级的大风天约30天。如果没有外岛丘陵抵御风害，风浪不利商船停泊。在一个贸易商港，避风是重要要件。连江黄岐三面临海“毫无屏障”，在避风条件差的地方开辟港口无疑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连江黄岐没有江河连结内地，不属“江海通津”地带，因此它不具备古代甘棠港的特征。
同时，连江黄岐距福州100多里，从福州到连江黄岐要翻越重峦叠嶂的北岭山区，交通十分困难。
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缘由是因“闽疆税重，百货壅滞”，开辟甘棠港的目的是为了“招徕蛮夷商贾，纵其交易”。解决福州“百货壅滞”的问题，首先应选择接近于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地区，才能享有“江海之利”。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应当不会舍近求远，跑到交通困难、人烟稀少的黄岐半岛去开辟新港。
从历史上看，连江黄岐只是一个渔港，不具备建立对外贸易商港的基本条件。
闽江口外有几个地方都属于候潮泊船的地方，看似海港，认真追究起来又不像。古代地广人稀，不像现在人们划界争地，港区只有很小的地方。无独有偶，泉州人也在找刺桐港，海边几个地方都像，认真起来又不像。实际，刺桐港就是泉州港，海边几个地方都是候潮泊地。《尤氏族谱》说的很清楚，始祖思礼公是“开肈”甘棠港，不是“开凿”甘棠港。[9]
3、“甘棠港福州说”。
福州临江通海，福州港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为港口，就是中国东南重要港口。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王余善反汉，“攻杀汉将吏”，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时福建属会稽郡）[10]   汉舟师达闽江海口，打败余善兵船，进占东冶城。[11]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西汉初年，江都王刘建“遣人通越鲧王闽侯，遗以金帛奇珍。鲧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蝯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 [12]  据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角、瑇（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 。[13] 东汉时我国远航交趾（越南）的船只，都从“东冶港”启航。
东汉前期，福州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成为东南海运的枢纽。“建初八年(83年)，(郑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古福州）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足见东汉前期，古福州港已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进口商品皆在此集散转运。
据《后汉书•贾琮传》记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旧交趾指的是日后安南、占城之地，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公元前二世纪，福州港南与越南、北与江淮都有了海上交通，国内外贸易已很繁盛。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会稽太守王朗举兵与孙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孙策派贺齐率舟师追击至闽江海口，“大破之”。[14]
三国“吴景帝时，置曲郍都尉。”[15]  《元和郡县志•江南道•福州》：“吴于此立曲郍都尉，领谪徙之徒作船于此。”《太平寰宇记》记载与此同。《三山志•地理•叙州》则作：“吴景帝时置曲郍都尉，领谪徒造船于此。”吴国造船场，福州城内可通海船。因有通海之便利，所以它又成为吴国的海军基地。
在隋唐时代，和福州港有交通往来的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北洋、东洋的有琉球、新罗（朝鲜）、倭国（日本）；南洋、西洋的有林邑（越南南方）、赤土（马来半岛）、真腊（柬埔寨）、婆利（印尼巴厘岛）、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天竺（印度）及波斯、安息等，海上交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外贸活跃，各国商人接踵而至。“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16]   据梁克家记载：“循州境东出，涨海万里，潮随月长，昼夜至如符契。道闽安而上，江面澄阔，别为西峡，逾于南台，……轻舟朝发，乃一夕可至。南望交广，北睨淮浙，渺若一尘，乘风转舵，顾不过三数日”。[17]
可见福州海运十分便利，根本就不存在有巨石梗阻海道之事。因此王审知欲发展福州的海外交通，根本就用不着兴师动众，开凿海道。由此可推论福州港并非五代王审知治闽时期开辟的甘棠港。
据唐天祐三年于兢《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闽越之境，江海通津”，“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覆舟害物”，“赐名其水为甘棠港。”
明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时事》载：乾宁五年(898年)，黄岐港雷震水中，巨石碎之，海船利涉，人谓审知德政所致，号“甘棠港”。由此可推断甘棠港应当位于“江海交汇处”，起衔接海运和内河货运的中介作用。
《北梦琐言》中记载：“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王审知欲开黄崎港，不能亲自祈祭，乃命判官刘山甫代行。这表明甘棠港与当时的王审知治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但也不会太远。
《北梦琐言》又记载：“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可清楚看出：甘棠港，不是新开之港，而是把“黄崎”附近海中的巨石清除掉，便于船舶安全航行。
从记载看，甘棠港当不在今之福州，但距福州并不遥远。甘棠港应位于闽江与东海“江海交汇处”。
就福州港本身来说，它属于远离大海的内河港口，不能说是位于岛外，更谈不上是“海上”之港；如果将甘棠港的位置挪到闽江口的琅岐岛，甚至远至马祖列岛周围的海域，也不成立，因从地质条件来看，琅岐岛还谈不上是“横石巉峭”、“怪石惊涛”，被称为“石港”的条件；且琅岐岛历史上不称为“黄崎”，而称为“刘岐”、“流岐”。而称为“琅岐”的是长乐上洞江绍惠里的琅岐、琅尾、赤屿……[18]  。因此琅岐岛也不具备甘棠港的特征。
综合观察，福州甘棠港“今福州说”、“连江黄崎说”、“褔安黄崎镇说”都存在天然不足。多年来，笔者对地处闽江出海口、福州门户的长乐旧航道、旧地名、古码头等进行考察，田野调查发现长乐具有甘棠港的全部特征和开辟为大型商港的要件。在长乐开辟甘棠港，具有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近的地理之便，又可充分借助长乐历史与自然形成资源。
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中所称的“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因长乐前身曾为闽县，且闽县县治曾在长乐境内数处之间迁移，如闽县曾设治于大城山麓（今长乐石屏村闽县庄）。由于地名惯性影响，古代常出现称长乐为闽县。时所指的“闽县”当包含今长乐高详、光俗、至德、钦仁、绍惠、江左等六里。[19]  后世多因没有厘清这种关系造成许多困扰，误认为《舆地纪胜》中所称的“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就是指今福州城或今琅岐岛或今黄岐半岛。

明清时期闽县疆域图

二、沧海桑田，甘棠港变迁

长乐位于江海交汇之处，闽江在此注入东海，形成“江海通津”地带。地理形势完全符合史书所记载的“岛外”的“海上黄崎”的情景。长乐在江海交汇处今文岭镇石壁村猫山与北之碁山之间的黄崎澳，横石巉峭。
而长乐的陈塘港，更具备史籍所描绘的甘棠港的特征。
1、长乐古地形地貌与历史文献描绘的吻合。
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中称：甘棠港“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祐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勅改。”崎，曲岸也。崎岖，险峻。是海岬之意，多指伸入海中的半岛。
在秦汉之前，长乐的地形地貌是半岛之外有一列岛屿，北起梅花银山，南至湖南镇牛山、金峰镇胪峰山（原称炉峰山），断断续续的丘陵，在海浸时期，仅是一列岛屿，目前的滨海平原大多数还沉在海底，在筹峰山、浪头山、岐山之间形成“W”形港湾，具有充分的避风条件。文献记载的甘棠港区位要件与长乐地形地貌相吻合。
见长乐地形地貌示意图。

长乐地形地貌示意图。黑色区域为秦汉之前地貌，黄色区域都是后来泥沙淤积而成。

隋代长乐还是狭长的半岛加几个孤悬的海岛

唐代时江海泥沙开始在闽江出海口淤积

五代时江海泥沙开始在闽江出海口淤积成滩涂台地

宋代时江海泥沙淤积成长乐滨海平原，半岛地形成形

明代时江海泥沙成长乐两大平原

清代长乐地形地貌

从图中可看出，长乐的地形地貌，先秦时期是半岛（北起闽江边的筹峰山、天险山，南至七星岩山相连，山连山）加外岛（北起梅花银山，南至湖南镇牛山、金峰镇胪峰山，断断续续的丘陵。

以上地图来自福建省方志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福建省志：福建历史地图册》，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该图是研究长乐甘棠港和太平港变迁的重要佐证资料。
从上图可以看出，长乐境内河道海湾港湾星罗棋布，江河纵横。西部与西北部属闽江水系，自南往北注入闽江，构成营前—洋屿水网(太平港水网)；东部长乐平原上密布的河汊与天然港道，构成南洋水网与北洋水网。北洋水网北入闽江，南洋水网北经渡桥与北洋水网沟通，从潭头港等地注入东海。北山（闽山）西的莲柄港与太平港水网相通，注入闽江。东经文武砂、十八孔、漳港仙岐等地注入东海。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2公里。河流较短促，为独立水系，大多源自境内低山丘陵区。

秦汉时期长乐地形地貌图

从《福建历史地图集》看长乐地形地貌演变

卫星拍摄长乐闽江口地貌图

从上面地形地貌图看，长乐是从半岛加外岛逐渐因泥沙淤积而形成丘陵和平原、河道交错地势地貌。总体态势是由南部与中部向北部及东部渐次下降。南部、中部低山丘陵蜿蜒起伏，属东南闽浙低山丘陵的一部分。中部龙腰山将长乐平原分成两片：西部，北自营前向南延伸至玉田，是大片的河谷平原，高度多在海拔10米以下；东部，北起潭头，南至江田，是广阔的滨海平原，海拔2—5米，为全境最低点，在湖南、文岭、梅花等地分布着海蚀残丘、缓冈、台地，多在海拔500米以下，其外侧包括梅花、文岭、湖南、漳港、文武砂、古槐、江田等沿海一线，分布着风成砂丘和波状丘地，海拔10—60米。
长乐东部滨海平原，依山濒海，南北窄，腹部宽，面积140平方公里。江田至漳港一片最大，其次是金峰潭头片，中间夹着渡桥隘口，江田以南及湖南文岭小片平原，或傍山临海，或散见于低残丘之间，海拔均在5米以下。由于闽江及长乐境内溪流泥沙与海沙共同作用，原“W”形港湾，积沙成东部为港汊纵横的滨海平原，梗以花岗岩残丘，最低处海拔2—5米。低丘、残丘分布在沿江、沿海一线。在秦汉以前多为孤立于海上的小岛。
2、长乐开辟甘棠港的修船造船能力与条件。
众所周知，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舶船如织的商贸港口，尤其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商港，仰赖于修船造船等相关联“匹配能力”。
长乐居闽江口南岸突出部，乃闽江咽喉、门户要隘，为福建沿海地区较早开发的地区，是我国古代海军基地和造船基地，春秋战国时起就与造船、航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春秋时期盘踞在江浙的吴越王遣兵入闽，泊舟于吴航头[20] 。表明长乐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江浙沿海的海口交通已经产生。战国时期吴王夫差曾派人来长乐督造船只，为吴主航程之起头，而取名吴航头（今吴航镇），长乐因而简称“航”。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于建衡元年（269年）专置典郍校尉，集结谪徙罪徒在此造船。凤凰三年（274年），吴末帝孙皓遣会稽太守郭诞，后又责侍中张浩镇此造船。长乐成为造船业中心，造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晋太元十九年（394年）的《闽中记》，及《闽通志》等诸多志书，均确指“吴王夫差尝略地至此作战船”、“吴航头为旧吴王造战船处”。《福州府志》云：“吴航头在水次，吴王濞及东瓯王从之，故有吴航之名”。
长乐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港口，自春秋战国以降都是造船基地，积累并具有很强的船舶修造能力，拥有众多的造船、航海技术人才。古吴航头港道开阔，万里千波，舟航鳞集。“尤以操舟行船居多”，开长乐海员航海之先河。
3、沧海桑田，长乐黄岐港遗迹。
地处闽江口的长乐梅花、文石形势险要，是进入闽江的第一道关卡，凡海外船舶，在未进入闽江之前，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停泊站。唐宋时期，海船进入闽江门户首先停泊在这一带。王审知所辟“甘棠港”，指的就是闽江口的黄岐湾、黄岐岸，又称黄岐澳。
甘棠港作为闽国盛极一时的外贸要港，随着时代变迁和地形地貌的变化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长乐甘棠港真正遗址仍在，史籍中也多有记载，诸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长乐知县贺世骏在长乐文岭镇石壁村一带勘定各村社江海界留下的摩崖石刻，及现存的“黄岐澳”、“黄岐境”、“青屿境”、“赤岐境”、“白马忠懿王庙”及“棋山寺”……仍依稀可见黄岐澳甘棠港。
（1）长乐古甘棠港遗存。
长乐潭头文石村位于闽江与东海交接的关口，是水上进出的门户。在文石区域水岸线的一个突出部叫“马山”，为扼守江海通道咽喉的军事要塞。文石，原名“テ石” [21] 。在明万历年间，知县改为“文石”。因地处要冲，文石港当古代的金峰、潭头一带尚未冲积成陆时，这个傍山海湾成为长乐北乡主要港口，有渡船直通岭南村。是长乐北乡赴省城重要港口，是海舟渔货商旅云集之区，官宦商贾、文人学子络绎不绝。

文石港与琅岐岛隔江对峙，距五虎礁二十海里。文石寺下港，西邻文石港，历来是海产品转运港。文石龙江自古是造船基地，清代造船业“严安行”在此设坞造船。寺下港成为江海运输中转港，经常有数十艘海船在此停泊，后因修筑寺下至阜山海堤，港口无法停泊船只，遂废。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美国传教士托马斯•邓恩绘制于1860年的“福省全图”局部
从这张“褔省全图”，可以看出长乐旧城、漳港、石井港（文岭）、梅花城、潭头、猴屿、浮岐、洋屿水师旗营城、营前、三江口等。可见在因泥沙淤积后的潭头港至黄岐澳，即甘棠港遗迹。
文石村为古代重要的港口和码头、道头。现存的“登文道”，据《长乐县志》记载，修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因为处于闽江口的要冲，这里潮急浪猛，不断冲刷，道头附近泥沙淤积，船只很难靠岸。上下船，都要涉水，或让人背，非常不方便。当地何文叶、刘仕康等和僧传兴四处化缘，募及下长乐南北108乡村及福清，经四年建成了石板铺成的道头，原长约200米（现在退潮时，还可以走出几十米）。道头是双条石铺面，每条巨石长约3米，宽半米多，厚近半米。一些条石上刻有文字，有的还清晰可辨，如“龙门高家舍道一门”“枫林姜助造”等等。道头取名登文道，并刻石记叙。

《长乐金石志•登文道》记曰：“余辈募缘造道，奔劳四载，今已成功。间有愚顽，不思工程浩大，在此系船，诚恐致坏，刻石谕知，尔等各宜体悉，违者呈究不徇。缘首何文叶、刘仕康、陈子道、陈瑾道、陈文芳、僧传兴。万历壬辰春、林杰书。”
文石供奉妈祖的天妃庙。《长乐文石志》记载：文石“天妃庙，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太监郑和往西洋取宝，厥后朝廷遣天使封琉球中山王，俱在此设祭开船。倘值风波之急，便有婺星降现，扶持佑民护国。至于本澳渔船百只，尤感神庥。”
1409年后，郑和第三次至第七次下西洋都是在此设祭开洋，扬帆出海的。文石港天妃庙等一系列文物成为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
登文道位于长乐市潭头镇文石村，闽江口南岸，距长乐市区23公里，出阜山港，沿水路60公里可直抵福州台江码头。
（2）刘山甫往设祭开港遗址文岭棋山寺。
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琅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僚。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22]
乾宁四年(897年),王潮去世。第二年, 王潮之弟王审知继任福建观察使后，为了长期性地策划长乐地区,任命了族弟王想为长乐县令。《闽国史事编年》“王审知篇”中记载：“唐昭宗乾宁五年……是岁，王审知命凿黄崎海口甘棠港，以刘山甫董其事。”甘棠港是王审知下令开凿的。这项浩大艰巨的工程，始于乾宁五年(公元898年)，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完成。
《闽书》曰：“甘棠港……入于海。旧名黄崎港。先有巨石梗舟，王审知就祷海灵，夜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因命判官刘山甫往祭。中祭，海中灵怪毕出。山甫凭高视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鱲赤，凡三日夜，风雷始息，已别开一港。”
《刘山甫列传》载：“太祖入闽，署山甫威武军节度判官，时海口黄崎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惮于力役。乾宁中（894-898年）夜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因命山甫前往致祭……山甫乃憩僧院，风雷暴兴，见有黄鳞赤鬣，非鱼非龙者。凡三昼夜，风雷始息，已别开一港，其便行旅，即所赐号‘甘棠港’者是也”。[23]
从上记述可看出，甘棠港开凿之前的天然港，名叫“黄崎港”。由于港中有巨石，容易使过往舟楫翻覆。王审知向海中神灵祈祷。一天夜里，他梦到一个身穿金色盔甲的神仙，自称吴安王，答应帮他开凿这个海港。王审知便派遣他的判官刘山甫前往拜祭海神。祭祀进行到一半时，海中出现了灵怪。刘山甫登高一望，看到海面风雷大作，见到当中有一个既不是鱼又不是龙的灵怪，它身上的鳞纹黄中带红。三天三夜的风雨雷电后，海上的巨石不见了，新的港口已经开凿而成。
甘棠港工程开工前，由判官刘山甫前往拜祭海神，这是滨海民众“好巫尚鬼”、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只要有动土，都必须祭土地和鬼神。判官刘山甫设祭的地方，遗址在今长乐文岭镇前董村棋山（碁山）。传说“金甲神”费三昼夜开港颇有几分神话色彩。长乐文岭镇前董村棋山（碁山），“碁”福州方言读音发音“基”，表示“庆典仪式”之意。
据《长乐县志》记载：碁山寺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由里人王俸所建。寺后西峰顶有石台，当地相传：昔日有二仙于此枰棋，因名碁山寺[24] 。寺后分别有三座大山：棋山、骏马山、烟台姆山三座大山紧紧相连。在今长乐文岭镇，即古“黄岐境”乡老口碑相传“霹雳止砂石”、“龙舟上天”神话传说。宋朝长乐县令徐俛咏有《碁山》一首，诗曰：“风驭云軿去渺茫，石奇松老尚苍苍。留题尽有争先意，谁识碁山是道场。”[25] 表明碁山曾是刘山甫祭坛所在。

明弘治《长乐县志》卷三“祥异”记曰：“唐大中间，今县治东一十里有溪流入演江。夏暑时迅雷烈风，俄有黑白二龙从演江飞起。白者处山之阳，因名水曰‘白龙潭’，黑者居山之阴，因名水曰‘祥云潭’。后于潭侧古木穴中，获卵壳大如斗，玄黄五色。”[26]
（3）长乐谱牒记载。
长乐王氏联谊会编纂《长乐王氏族谱》（8卷）载：随王审知入闽第三姓刘氏。记有刘山甫，负责致祭“甘棠港”。
《长乐王氏族谱》也记载随王入闽第四姓张氏。记载其先人张睦任闽国国计使，主管财政贸易和税务，尽忠辅佐闽王，能于扰攘之际，雍容下士，招徕蛮夷商贾，敛不加暴，使国用富饶，公私充实，朝野称颂。
《福建猴屿凤池张氏谱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长乐凤池张氏族谱》记载：“（长乐）郡之黄岐港有巨石，最为舟楫害，蕃舶不通。公命凿之。一夕，忽大风雨，雷电击开为港。人皆以为闽王与公德政所致，号曰甘棠港。自是，蕃舶之往来，岁无覆溺之患，乐于贸易。闽之财用，日以富饶，公私充实，皆足国裕民之力也……公佐闽王，以忠翊戴王室，禀唐正朔，岁遣朝贡，舳舻相望，不绝海道二十有九年……。开宝七年（974年）吴越王钱氏请于朝，谥闽王为忠懿王，立庙，以建州刺史都押衙孟威与睦公配享庙庭。” [27]并转引《长乐县志》：“张睦字泰和，福州裏人，仕唐封太师梁国公，榷货大王庙在褔城东街凤池坊。”张睦、张庸父子助王审知建立闽国。猴屿张姓中兴祖张应参是张睦第十六世孙。元末明初，应参公奉父兄之命，返回猴屿通判府，重振基业，繁衍子孙，发祥至今成为张睦后裔大支系之一。

《长乐王氏族谱》也记载：随王入闽第五十八姓沈氏。“沈诚（字思礼），随王入闽，才华出众，娶审知女，官都尉驸马。因避‘审’字音，弃三点水改尤姓。[28] 据《尤氏族谱》记载，“沈诚受命开通甘棠港”。沈诚卜居长乐甘墩塘下发祖，后裔衍居汀州等地。与王氏记载呼应互证的，就有“张睦开凿黄岐澳甘棠港”，“沈诚开通甘棠港”，“刘山甫致祭甘棠港”、“黄岐澳”等。

（4）长乐地方文献记载。
观音寺，为唐末王审知治闽时期其族弟王想摄新宁县的私宅所在地。后来王想捐私宅为寺，名为“观音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御史沈灼改“观音寺”为“都察院”，嗣后改为“内箭道”。清朝初年为清军绿营“长福营”右军驻地，改为“长福营右军都阃府”，俗称“武官衙门”。民国初年改建为“吴航公园”，并在公园内修筑一核心建筑，因筑倚芝山而命名为“芝厅”，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长王伯秋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将“芝厅”改为“中山民众讲堂”。抗日战争胜利后，长乐县长李忠锬为纪念抗日战争中阵亡将士，又将“中山民众讲堂”改为“忠烈祠”。[29]
汾阳王庙，俗称“王爷庙”，位于县治东北水关外，为长乐历史最为悠久的庙宇，也是长乐历史上第一座品阶最高的庙宇。汾阳祖殿主祀之神为汾阳王郭子仪。汾阳王庙始建于唐贞元二年的郭子仪封地邠州城北大相村，每年春秋两祭。据文献记载，唐景福二年（893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审知打下了福州城。王审知之族弟王想以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之衔摄新宁（今长乐市）县政，汾阳王郭子仪的第六子郭暧的曾孙郭嵩随军到新宁县。王氏和郭氏及张氏、林氏、刘氏等在芝山脚（俗谓山岩观音像后产紫芝，山以得名）筑屋而居（今已圮，即今长乐高级中学教师宿舍及食堂所在地至汾阳溪畔。刘山甫故居约在清光绪年间因火灾烧毁），并奉邠州所立的汾阳郡王郭令公香火而至，峙溪建庙，庙号“福惠”。梁开平四年（910年）移刻邠州祖庙所立碑铭于东壁庑下。宋嘉定年间重修庙时，因年久碑文剥落，里人陈伯震重锓。庙宇后历经元至正十一年里人田景重修，明洪武二十七年知县杨以忠重修，明隆庆六年知县蒋以忠增修庙道，庙宇具规模，前后两殿。又历二百余年倒塌，明崇祯十三年知县夏允彝捐俸修建，署县丞事翟国麒塑神像，邑人刘沂春作重修汾阳庙记。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因暴雨山洪冲毁后殿，里人集资重修后殿及前楹。道光二年（1822年）重建大殿，增祀汾阳王第六子（驸马赠太傅）郭暧。咸丰十一年，增祀郭暧之长孙御史中丞郭铸。民国二十四年大殿失火，仅存后殿（祖殿），上世纪80年代当地旅美华侨及乡民为保护文物集资重修。[30]
威武将军庙，王审知族弟王想（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为新宁县令。当时王想、郭嵩、刘山甫等家族将家安在芝山下。王想在芝山麓种芝宫（今“娘奶宫”）旁建了一座家庙“威武将军庙”，纪念从兄威武军节度使王潮（王潮逝世于乾宁三年，此庙20世纪60年代倒塌，现仅存一块高1米，宽0.4米的青石碑。碑上刻“威武将军”四字。1996年“威武将军庙”重修，目前此碑镶嵌在庙正中的墙壁上）。[31]
福安院，《三山志》卷二云：“善政乡，（长乐）县西一里，并永泰乡为之。（廉风、建兴、崇德、敦素、崇贤，旧属永泰）。”永泰乡廉风里，五代时建有福安院。《三山志》卷三十五云：“福安院在（长乐）廉风里。天祐二年，僧皓琛庐于山之阳。右军太尉张彦纵为建刹，目曰‘董平’。闽王易以今额。琛师示寂，其徒律学星处。景祐初更为禅寺。元祐二年，林□□记。”右军太尉张彦纵是张睦之子张庸的次子。福安院遗址在今长乐青山村董奉山东麓，地名麒麟股，今基址范围尚可分辨，且有许多碎砖瓦砾。《长乐墩头酒店张高族谱》（旧抄本）载有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张彦纵撰的《创福安院记》和闽永隆三年（941年）的《福安院功德牌版》，讲到福安院创建始末和长乐黄崎建立闽王祠宫。
黄岐寨，在棋山，始设年代不详，后废。洪武初年复设，遗迹犹存。
……
（5）黄岐澳陈塘港。
在滨江临海生活的人都知道，“港”与“澳”意相通。不受潮汐影响而能航行者称为“港”，相反受潮汐影响大，涨潮可通航，退潮为滩涂者为“澳”。长乐人习惯上把潮涨为浅海，潮退为滩涂的地带，称为“海澳”，如潭头澳、阜山澳、梅花澳、黄岐澳、漳港澳、仙岐澳、壶井澳、江田澳等皆是。长乐的“黄岐港”变为“黄岐澳”，是因月年泥沙淤积而造成。今天看到的黄岐澳（甘棠）港口，从青屿猫山北望棋山，一派沙壅，广袤数里。沧海桑田，甘棠港历千年泥沙淤积，港道变成滩涂的“澳”，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黄岐澳至甘棠港古航道淤废及地貌变迁，“甘棠港”变成“甘棠（音‘墩’）街”，是沧海桑田。“甘墩”（今金峰）即“甘棠”的发音。[32]
甘棠港的衰落，约在宋哲宗赵煦元祐年间（元祐二年宋政府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从此泉州港迅速兴起，并取代了福州港的地位。自金人入主中原，宋室南迁，中国长期陷于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南宋政府为了防备金兵南侵，禁止海船过长江以北贸易。南北海上交通几乎陷于中断，来往于甘棠港的船舶自然大量减少。随着福州港海上交通的中衰，甘棠港也随之逐渐衰落。
但从晚唐至明朝就有人到新罗(今朝鲜)、交趾(今越南)、吕宋(今菲律宾)等国家定居。[33]
甘棠港，因朝代更迭而逐渐失去海外贸易功能，黄岐门口二澳沙壅湮没而消失，但在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下西洋统领的庞大舟师七驻长乐，更使吴航“人物辏集如市”、“贸易如云”，风光呈盛数十年。
梅花的马鞍山下八宝坑田螺洞口，即当年琉球贡妃蔡夫人葬棺处。[34]
明末清初“片板不许下海”，尤其是“海禁”、“迁界”（长乐全县二隅二十二个都中，除二、三、四、五都免迁外，其余一十八都遭到火焚迁地），长乐古甘棠港彻底丧失商港功能，进而造成河床因泥沙淤积壅塞，港区逐渐萎缩。但时至今日，历史上的黄岐澳与甘棠港沿岸集镇“甘棠街”，依然繁荣如昔。

三、隋代陈塘港，闽国甘棠港

长乐的黄岐澳，位在棋山与青屿猫山之间。其前身是隋朝之前就存在的长乐内海南郊港、沙港，因经隋都督陈公疏浚，而称“陈塘港”，后来沿堤植柳，别号“柳塘”、“柳港” 。[35]
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再次疏辟陈塘港，“外达海口，内则县东北诸路水道之所会归而相吐纳，其利不仅于能蓄，而亦在能泄”。
南宋咸淳年间文岭阜山人状元陈文龙[36]再次“筑田砌塘，疏通河渠”疏浚陈塘港，会东西两湖之水，长50余里，水深丈余，北伸黄浦闸入海，南经渡桥、沙京至壶井江，通三溪，建造斗门闸，将所有溪河之水汇归弦歌里沟（今潭头一带），通梅林（今梅花、文岭），成为艚船的主要航道。[37]

陈塘港约在宋初开始河床淤浅，开始围塘造田。据明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卷三“名宦”记曰：“宋，李葺太平兴国中为令，教民筑堤防御海潮，其中为田，今沙京、屿头等地是也。吾民得粒食斯田者，皆公之功也。……萧竑，熙宁中宰邑。下车即新庶政，举百废，尤究心水利，限括东西南北四湖，刻石勒名，永垂不朽。……袁正规，字道辅。元祐戊辰来令，即开港道，以便水利，人以袁公港名之。公谦退不有其功，自易名为“元祐港”，盖归之朝廷也。民至今德之。”
明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卷二：陈塘港在县治东北四十里，其水源上自梅花江而来，下会东西二湖，并七十二洋之水，深阔数丈，长十余里。溢则开斗门归弦歌里沟及花林沟窦，以达于海。又云：卓岭港在县治东北三十五里，旧有港从黄崎东入于海，为沙所壅，淹田数十顷。宋元祐间开港植草、培沙为堤，南由黄埕经牛山下小郊入于漳港塘。卓岭亦有港，泄水而西，厥后俱废。元大德元年，县达鲁花赤浚卓岭港，经后屯、甘敦入陈塘港。从南交经由陈塘港等水道达闽江，外达海口。[38]
“陈塘港”即南郊港，在历代志书里多写作“南交”、“南茭”，《淳熙三山志》卷六《地理类•海道•潮信》云：“……（七潮〕泊慈澳（敕号慈孝洋）。西：长乐桨过港。（长乐溪源极微，大概潴为陂湖，溢则泄而入海。）〔八潮〕转南交，山峙海中。（港内沙浅，大潮二丈六尺，小潮丈有九尺，最为险厄。舟人多于慈澳候便，及晨潮，方挟橹而济。便风，则自外洋纵繂。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国朝以南交之险，遂置司温陵，时有飘风入港者）。岭口盐埕（于历屿头、永丰、石马、砂坑、郑胡、闾山），岁纳二百四十二万斤（旧三百万斤）。陆运二十里，避南交之险，输长乐仓。西：梅花澳、闽安镇港。
可见“陈塘港”（南郊港）本是海港，因泥沙淤浅而致“险厄”，到宋代福州市舶司移置温陵，黄岐澳甘棠港逐渐衰落。
弘治《长乐县志》卷一记曰：“磁澳江在县治北十五都孤山一带，生于海中，分东西南北四岙，海舟多泊此”。
弘治《长乐县志》卷七“述绩篇”当时长乐高棅“为邑幕黄本增筑海堤”记叙：“闽越镇海国，无诸开汉年。一山古雄望，郡邑纷缀联。乐土少百里，编民居一廛。东南半巨浸，负廓无闲田。止旅日生聚，耕桑到瀛壖。乘撬结填淤，广斥化平原。捍御列大防，临流障巨川。狂澜恣冲突，版筑随崩骞……。”[39]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又东北有磁澳江，中有孤山峙海中，分东西南北四澳，可避风，海舟常泊此。《长乐县志》云，府东有洽屿澳，又东有仙岐、漳港、门口、黄岐等澳。又有漳坂澳，皆海潮洄洑处也。”
唐代广阔的海港，今成为河床淤浅，河面狭窄的港道。但到明代此处仍是海船入闽江口候潮的泊地，也是郑和七下西洋舟师候风的泊地。
郑和与王审知一样看中长乐，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多方选择，科学比较的结果。
1、长乐胪北平原古海岸的分布。
长乐地形的骨架，形如“哑铃”，东西两侧原是大海湾。西部沿河平原，是闽江和长乐境内溪流泥沙冲积的大平原，为河积相平原；东部沿海平原，东洋海潮与闽江的龙腰河谷和闽安镇河谷冲积形成海积相平原。
东部沿海平原，被北丘六平（鹿屏）山支脉和南长董奉山支脉东伸（这些支山脉海拔都在150米以下），把沿海大平原，分为胪北（滨海）平原、鹤上平原和古槐平原。古时这三片平原，都是海湾，后受闽江沿岸诸河流的剥蚀、搬运、冲积的作用，经过漫长历史变迁，才逐步形成的。
胪北（滨海）平原，东起沿海棋山脚下的东湖，西至筹峰山下的西湖。远古时期为闽江入东海的大海湾，后因闽江带来的泥沙与海沙淤积，变迁为陈塘港（甘棠港），最后成为今天的胪北（滨海）平原。
胪北（滨海）平原村落大多带有“洋”、“澳”、“汶”、“屿”等，如猴屿洋、潭头澳、阜山澳、梅花澳。所谓“洋”，长乐人常把冲积平原，经过改造成为农田的，叫做“洋”；所谓“澳”，指浅海湾地带涨潮时成为浅海，退潮时成为滩涂，叫“海澳”。“汶”与“澳”大体相似。
洋、澳的边缘，就是古海岸的边缘。猴屿与浮岐，位于石龙山北麓，古时都是闽江口的小岛（猴屿村前有座鸡笼山，高度仅仅62m）。由于闽江的冲积，成了宽广的猴屿洋等。过浮岐绕筹峰山的东北麓，到阜山村后的姚坑山（95m）是潭头澳的海域。这里有泽里、泽江（“泽”指海岸滩涂）、潭头（指水流汹涌、海浪滔滔之头）、文庄、沙尾、沙堤（因村前沙丘如长堤）、涸里（海滩经过改造成耕地叫涸）、凤洋（古名港口，原为陈塘港入海的河口）。当年这些乡村都是潭头澳海边的乡村。
过姚坑山至阜山港是阜山澳的海域。阜山村北有海洞（指海浪的洞头）、文美（原名“汶尾”，“汶”是海岸涂滩之意，方言“尾”与“美”同音，后书为“文美”），海塘下（村居围海造塘之下），港嘴（是石井港通海的港口），这是当年阜山澳的海岸，过石井港连及火焰山（129.2m）的梅花港澳。
南线的海岸线，龙腰谷地的河水，到渡桥头越过凤岭山限形成胪北南半片平原，留下古海岸的痕迹。从现在的乡名，依稀可辨古海岸的情况。首峰原名“沙塘”，原为海塘沙冲积而成的沙塘；华阳古时为海洋，称为“马洋”，开发后称“马洋里”，简称“洋里”。传说里人举人陈永书取“五凤朝阳”之意改称“华阳”；仙高是仙山与高岐两个自然村合称。仙山原是海上的小山，取海上有仙山之意，后建街称仙山街；高岐，因古时此处系临水之高地而得名；后团者，原名“后塘澳”，是古海澳之地，后人把浅海围塘造田，所以得名后塘澳。今成陆地已失去澳意，又“塘”与“团”音相似，故改今名为“后团”；沿碁山脚的滨闾湖畔的岐头、沙头顶、大垱、小垱、龙口下，下接石井港抵梅花澳，从这些地名中，说明当年碁山下的岛屿错落、沙丘起伏的情景。
金峰是胪北平原的中心。因为它背后有一座形似香炉的山峰称“炉峰”，后雅化为“胪峰”。古时胪峰是水寨，它也像梁山泊水寨一样，四面皆水域。今日金峰周围的港口、涸里、沙堤、首峰、凤阳、仙高、后团、岐头等，都是古之海岸。从金峰周围108村中，处处看到古海的遗迹。沿着筹峰、凤岭山麓（现在离海岸很远）的28个自然村中，其乡名以塘、垱、沙、港、涸、坂、洞、池的就有14个与海积有关；离海较近的十几个村，多以洋、澳、岐、塘、沙作为乡名，尤以仙高、后团以东的湖南镇，用沙为名的特别多，如“沙洋”等。这些地名都是沧海桑田的见证。[40]
2、鹤上平原古海岸的分布。
鹤上平原为东部沿海平原最大的一片平原，它包括鹤上、漳港、文武砂、古槐、江田五个镇。位于这块平原南部的古槐、江田平原，是由龙腰河谷冲积而成的；位于这块平原东南部平原上的海澳有漳港澳、仙岐澳、壶井澳、江田澳、首祉澳、松下澳等等。
漳港澳：北面以凤岭东伸的元帅挈（吉）莲花山、牛山几条起伏的低丘直抵海滨，作为它和金峰、湖南的分界岭。东南边分布几座小低丘，白鹭垱、壶山、柯百户背后的大小垱，作为壶井澳与漳港澳的界线。
仙岐（俗称“前岐”）澳是漳港澳的外澳（过去从漳港到仙岐有一座大石桥），由于泥沙堆积，这条石桥现几乎埋在河底了。所以仙岐澳只是漳港澳组成的一部分。从仙岐（原是小岛）、漳港（原是港湾）、洋边（内湾冲积层改造成农田）、屏山（三面环海，唯村后有山如屏）、阜港、港尾、横尾、渡桥（原是大江，来往要过渡）、西店，古时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里栖碇（下锚），谐音成了西店。在渡桥与西店之间有一座小山，叫“猪母岭”，原名“渡母岭”。这小山古时为海底暗礁，渡头险地，风浪滔天，所以名叫“渡母岭”。
云路，古时称“海路”是航海之路，现在海港淤积成了平原，失去海路意义，而取“青云得路”，改名为“云路”。白鹭垱都是海岛，为海鸟栖息的遗址。这个钳形的海澳，因泥沙淤积，由海澳变为海港，由海港变内河，由内河变莲柄港渠道了。
壶井澳，它是漳港澳南部的一个最大的海澳。其界线沿五峰山的南麓，东起壶井的壶山过洽屿、沙京的莲花山下屿头，西南至铁马山下的恩头，北与鹤上洋隔开，长跨30多里的半弧形的海澳。这块平原北接金峰镇的马洋（华阳），过渡桥沿凤岭支脉的结珠山下的屏洋、后洋、洋边、仙岐、漳港、演屿、横港、壶井、洽屿、屿头，给古海岸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壶井原是四周皆海，唯独一山形如壶，人民饮水，靠山下的井水（井形亦如壶），故村名壶井。壶井几十年前还是临海边，俗云：“灶里烧火，锅里煮水，海里讨汛，赶得及煮。”可见海澳就在家门前了。
洽屿（海中的小岛）与壶井间有一小村叫“下吴”，过去这一片是海澳，由洽屿与壶井合作把海澳围塘造田，这个塘叫“洽壶塘”，村名叫“洽壶村”，后来因“洽壶”与“下吴”音相似，就演变成了“下吴村”。从洽屿至莲花山南坡屿头（是海上岛屿），向西南至董奉山下的古槐（唐武德六年时，就是临海滨之地，它的村前有一个娘宫村是海神之庙），继续向西南伸入竹田洋（古时深入内陆的竹田湾）的恩头（原名“汶头”，是涂地海滩，又是交通港道）。
3、海岸线的推移
自长乐有历史记载的年代起，经过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历代都有向前推进。
（1）北线——海澳向前推移计1000—5000米左右
潭头澳。在古海岸线之外的港口（文庄道头的港口），福星（在潭头的闸兜外，前时名叫“潭头港”），文石（古时是水寨），霞江（古时是捕虾之江面），汶上（古时是泥沙汶），凤洋（原名港口，是陈塘港通海的河口），现在这些都是潭头澳内的陆地，是潭头镇、金峰镇的大自然村。
阜山澳。“阜”在长乐人的观念中是港口的“码头”、“道头”。海洞外的草塘、江墘头、文美；港嘴外的浪头山、浪头鼻；梅花澳以梅花城三面临水为界，城外的五显鼻、浮屍山、鸡母沙，都是海上礁碴或沙滩。
从潭头澳龙山寺的寺下至现在梅花镇长堤作为海岸线，比古海岸推前约1000—4000多米，从陈塘港旧口的凤洋至新陈塘港口的五门闸约计4000多米。
（2）东北线——前时“沙洋坡”。湖南镇海岸挺进近万米。
湖南镇是胪北平原，面临东海，背负金峰、北文岭、南漳港，是古甘棠港的海滩地带。除南部鹏程一带有100米以下低丘有些村落外，多数是沙滩地带。过去把湖东里以外的地盘，叫“沙洋坡”。金峰当年是管理甘棠港的水寨，后团是海澳，仙岐（前岐）是海上小岛，华阳是马洋。在先秦时代湖南镇整个是海域。金锋镇的陈店前鹏沙、沙岭、鹏谢、当陈涸、岭头涸、湖东涸、岐头、仙富（沙头顶）、下董洋、上董洋、林厝垱、山仔兜、鸡母沙，湖南镇的鹤上涸、刘朱涸、林厝涸、南澳诸村落，都是在沙漠滩上。
（3）东南线——鹤上洋、漳港澳围海造田，推动海岸前进一万多米。
鹤上洋、漳港澳都是面临东海的，地势低平，海拔高度五六米，它北接胪北平原的华阳、仙岐古内海边缘，沿结珠、龙峰山麓横跨演屿、小屿、大屿、横港、壶井、洽屿、屿头到董奉山下的古县，计1万多米的古海岸。古时被称为“铺长洋”，经筑堤建坝，引渠灌溉，完成了漳港、红沙、文武砂宏大的围垦工程，把海岸推进到东海边缘。这条海岸线从漳港的南澳山起，过红砂、漳港长堤、新塘楼、沙尾，沿文武砂港湾海岸，过十八孔水闸，抵东山蛤埕，把海岸推进一万多米。
北乡地区的地名由来，可看出沧海桑田：
以沙取名的。如，闽沙的“沙岭村”，因村建在沙坡的岭上，故名“沙岭”。文岭的“沙头顶村”，因村建于山上，周围均是沙地，故名。沙堤的沙坡，似长堤贯穿于村庄，因而得名。沙京乡，原名“沙迳”，因道路建于沙地而取名。万沙村，因处于万寿塘的大沙丘之边，故名。沙尾村，系东南海边最末端的沙滩，故名沙尾。
以港、湖位置而得名的。王朱的横港村，因港河横贯村庄，故名。港尾村系居于港河末端而取名。柯百户的三汊港，因该地有三条港汊，故称“三汊港“。边兰的”湖头村“，是在西湖之头而命名的。仙岐的官湖边，因村处官湖之旁而取名的。
以港、湖方位取名的。湖东里村，系居于东湖之东而得名。西宅村，因位于古东湖之西。
以海澳命名的。阜山的海洞村，居于海边，海水因风作浪而发声，方言叫做“海洞“，村因此为名。
文岭的“海塘下村“，因村在海塘之旁，故名。厚东的三十塘、四十塘，说明这些地方过去分段围垦海塘造田，把几十个小段的海塘（即海堤）连接一起，因而得名。
姚坑村，原名“潮山”，它是海潮涨至姚坑山边的历史见证。“潮山”与“姚坑”谐音，且为姚姓聚居地，故得名。
凤洋有个片村叫“大洋”，因村庄广阔，而且临近海洋，故名。“屏洋村”，因地形三面环海，独村后一山如屏，故名“屏洋”。
如华阳村，原系海洋，以后冲积为陆地，名为“洋里”，清乾隆时，雅化为“阳里”。后来又取“五凤朝阳”之意，雅称为“华阳”。
鹤上镇的云路村，原名海路，明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记载：“海路塘在十四都，东至小屿，南至沙迳（即沙京）斗门，有宋年间筑海为田，以障海潮”。这个海塘的堤面用以行人，所以叫“海路”。随着岁月推移，冲积地逐渐扩大，此地变成离海较远，海路名称就失去现实意义。以后采用“青云得路”，改名为“云路”。
洞湖的西店村，原名“栖碇”（即“下锚”），长乐方言“栖碇”与“西店”音同。该地原先属于海滨地带。
其他，如克凤的江塘村，阜山的江墘头村，这些以“江”命名的村庄更能显示临江的地理状态。
南乡地区的地名的命名也可见长乐的沧海桑田。
长乐古槐、文武砂、江田，通称为“南乡”，因地处长乐南部地带而取名的。
江田是由海澳辟港造田，因而有江有田，取名为江田。
以“沙”命名，汉满村，又名“荒沙”，在清末该村几乎都被风沙所淹没，故称“合满”，后来演化为“汉满”。此外，上沙村、下沙村，两村皆为沙地，而以沙地的地理位置上下而命名的。
以港湾、水寨而命名的。如首祉大队的牛头湾村，因在海湾边，地形突出如牛头状，故名。首祉大队的西寨下。据传此村历史上曾设过水寨，村在水寨之西，故叫西寨下。西皋村，因村在沚溪西岸而取名的。
以形态而取名的。如壶井乡，据明弘治《长乐县志》记载：“壶井在县治东南十八都，有山在江中，居人百余户，悉以渔业，潮落则四海皆平沙，潮涨则不可行。”又在民国六年出版的《县志》记载：山边有井，状如壶，鹹潮往来，潮退复淡，村以井形而命名为壶井，垄下大队的珠山片村。因村庄坐落于似珠形的珠山之侧，以山名作为片村名。它包括东珠山和西珠山二处。长屿大队，是个海岛大队，因是狭长形的岛屿，故名。[41]
4、长乐古地名看沧海桑田。
现在长乐与甘棠港有关的村庄多有以洲、屿命名的村落，河流岐汊繁多。这说明，早先的甘棠港应是开阔的，港内沙洲、岛屿星罗棋布。因为港面开阔，海水能够进入。虽是潮水港，但因港内水源来自闽江，涨潮时，海水顶推闽江水回流，使得潮水港始终是淡水港，保证了船舶淡水供应。
另据志书记载，长乐县东北有东湖，“延袤二十余里”，乃由“海风飞沙，积而成之”。港内开始淤塞。至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太平港虽开始淤塞变窄，但主航道仍然深广，所以郑和船队仍能在太平港内停泊。盖因这里地处闽江口南岸，江水受东北风顶托，把所带泥沙折向南流，在沿岸形成沙堤和沙洲。到唐天宝年间，林鶠调集乡民围筑而成湖泊；湖周西达姚坑山、炉峰山、陈店山下，东及刘边山、蔡宅、广文等地，北至大当尾、小当尾和龙口下。相传，这里的海岸线曾经三迁：唐时岸线在今姚坑山、大当尾和龙口下，清初移至海塘下，清末又迁港嘴。
西湖在县东北，唐宝应二年(763年)由严光主持围筑，湖周长计3280丈。至明代，湖周长尚有20里。相传，金峰以北的塘下与西北的沙尾和沙堤过去全都滨海，而沙堤和沙尾就在西湖边上。可见，西湖原先也当是海湾，后经人工围筑，才成淡水湖泊。
又据志书记载，夹在东、西二湖间的陈塘港，“原系海地”，至唐大历年间才得开辟。相传，这一地区未筑海堤前，已兴建东、西洋塘，用以“御咸潮”。这两条海塘位于塘下南，是最早的岸线；至唐筑海堤，岸线移迁塘下；宋末，又经陈文龙主持增修，岸线伸至港口；迨至明代，莆盛山“山滨大海”，岸线再迁新塘；清初又移厚福，至清嘉庆年间再迁五门闸。而今县东滨海的石壁山和磁澳山等，至清代尚在海中。[42]
县东广阔的平原，也经多次围垦才逐渐形成。《新唐书•地理志》载，大和七年(833年)，县令李葺在今县东十里筑海堤，“立十斗门以御潮”。按今鹤上去县约十里，当地群众说，这里地下皆为海沙，盖唐代所筑海堤当在这一带。宋《三山志》云，县去海二十里，说明当时的岸线又向东展出十里。此时，曾在沙京和小屿间兴筑海路塘，又在古槐以东五里筑大塘堤；仙岐一带也有“捍海为塘”的记载。
到明、清，随着岸线的发展，先后又兴建南堈塘、漳港塘、漳港外大塘和壶洽塘等。史书载，壶洽塘未建前，今壶井与洽屿受海潮漫淹。[43]
早先开阔的太平港，港内沙洲、岛屿星罗棋布。因为港面开阔，海水能够进入，故宋代曾在今之龙门、岱边和坑田煎盐。到元代，盐场被废，港内开始淤塞。至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太平港虽开始淤塞变窄，但主航道仍然深广，所以郑和船队仍能在太平港内停泊。
首先，港口作为商品集散地，是为经济服务的，一般也是不能远离江河的。其次，海运的特点是运输量大，内地交通运输条件对港口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古今港口大体都有货物集散功能。尤其在古代，陆路运输困难大，效率低，大宗货物的运输依靠江河水运。江河及其众多支流的交通运输网络，可联系广大的经济腹地。第三，港口建在河口之内，可以借助陆地的庇护，抵御暴风巨浪，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同时，港口与外海一般有一段距离，有利于防止海寇的侵袭。[44]
5、甘棠港商贸活动对长乐的影响。
在五代、北宋时期甘棠港曾是一个繁华的海港。甘棠港虽经历了由盛而衰，但长乐“甘棠贸易港的功能并未消失”，在对外贸易带来货流和人流的双向流动与辐射方面；给甘棠港区地方人文带来观念与习惯深厚积淀。
一是甘棠港区人员随海商活动和向外迁徙。
长乐背山面海，地少人多，土地贫瘠。自古以来“以海为田”靠海吃海，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造船技术。甘棠港是五代闽国的对外贸易的国际性大商港，对外经贸，耳濡目染，长乐人成为福州地区最早超越了土地的束缚的族群，远渡重洋，横越整个南中国海，先后到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经商与拓荒；造就了“敢为天下先”“不畏强暴，富有冒险开拓精神和不空谈、务致用”的区域文化，也造就了著名侨乡。
自唐末王审知“鼓励工商”、“招徕蛮商”之后出现了繁荣、兴旺，长乐甘棠港区崇商经商之风日盛。《八闽通志》卷三引《长乐县志》云：“土瘠民稠，男勤耕读，女尚蚕织，滨海者事渔钓，附山者为工商”。“机巧剽轻，资货产利”，士大夫摒弃传统“重农轻商”观念，以经商作为重建家业、发家致富的必要手段。在长乐出现许多弃儒经商者，“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不仅以仕途通达为显耀，而且通过经商致富而光宗耀祖于乡里者更为普遍。
商人队伍和华侨队伍的壮大，出现“商贾云集”的金峰商业市镇，成为“周围百乡商品集散地”货物交易处，商业经济发达，海商势力雄厚。“富家以财；贫人以躯”，“……族大之家入海贸易，……行者入海，居者附资”，“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头水手”这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为主，钱少附股、搭股，贫者以躯体，靠出卖劳动力现象，不仅使无数人不用亲自参加商业经营活动而以股份形式获得商业利益，而且也造就“具有现代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崇商经商更具广泛性与群众性。崇商重利，富有冒险、开拓精神始终贯穿在长乐的商业贸易史和长乐人骨骼血液里。不管在什么朝代，都会冲破重重险阻。明清海禁，“寸板不许下海”，按照法令，私通外夷，贸易番货者，正犯处死刑，家人戍边。海禁政策也未能阻止“嗜利忘禁”，也无法阻挡“冒死通番”，私下诸蕃贸易。
“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始终贯穿长乐的发展史。不断向外迁徙拓荒成为福建沿海居民扩展经济资源与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重要的途径。从早期的带股份制刍型的“富家以财，贫人以躯”、“族大之家入海贸易……居者附资”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为主，钱少附股、搭股“通番贸易”，“走番”成为许多家庭解决劳动力剩余和谋生的手段。
据史料记载“唐末五代时，城关东门王彦英举家浮海避难新罗（今韩国）”。南宋庆元年间，谢升卿入赘安南（今越南）被立为安南王。明洪武初叶，福州（长乐）口岸成为明、清两朝通向琉球的重要口岸。朱元璋令把福州沿江河海口掌握航海技术的三十六姓遣居琉球。《明神宗实录》记载：“赐闽人三十六姓，知书者授大夫，以为贡谢司，司海事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其中长乐人梁嵩到琉球中山王府任长史司，延绵至今已经成为当地望族。“冒险与趋利”的崇商文化，不管在什么朝代，都会冲破重重险阻奔向海洋。
明末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也无法阻挡“冒死通番”。“嗜利忘禁”、“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始终贯穿着这块乐土的发展史。行商成为当地居民“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虽然甘棠港因泥沙淤积，逐渐丧失商贸港口的地位和作用，但其为当地留下厚重的文化遗产。时至今日长乐人，尤其是古甘棠港区的金峰、漳港、潭头、文岭、梅花等乡镇善于商贾，冒险与趋利、“崇商”之风今仍然。在文革中冲破禁令，到全国各地“走村窜乡做生意”。
甘棠国际贸易港孕育着金峰、漳港、文岭、潭头等乡镇崇商文化，昔日甘棠港故地甘棠（墩）街成为周围108村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造就今天中国乡镇草根工商业标杆。改革开放后，据不完全统计，长乐原甘棠港区的金峰、梅花、潭头、湖南、文岭现有4万多名企业家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创办了4000多家企业，年产值逾1200亿元。
二是闽台对渡口岸。
福建与台湾直线距离最近者为福州，长乐潭头港很早就成为私渡台湾的口岸之一，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潭头港被清政府正式确定为与台湾淡水的八里岔两岸对渡的口岸。从此闽台出现三口对渡局面：即厦门对渡鹿耳门、泉州蚶江口对渡彰化鹿仔港、福州五虎门潭头对渡台北八里岔。
福州府属福州、闽侯、永泰、长乐、褔清、连江、罗源、平潭、古田等县，及褔宁府属、建宁府属、邵武府属、延平府属各县居民赴台湾，一般在台江汛或在马尾港和长乐的潭头港登船，船出闽江口，经马祖，偏南航行，过台湾海峡，航抵台湾北部的淡水，进入淡水河，在艋舺靠岸到台北；偏东北航抵基隆；或偏东航行抵宜兰头城乌石港，及苏澳港登陆。

本文发表在《福建社科情报》2014年第5期、2014年第6期、2015年第1期连载。稍有修改。

注释：[1]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第八”
[2] 最早的可能是早已失传的刘山甫《金溪闲谈》
[3] 巉峭，指山川险峻陡峭，石峻耸如狼牙虎齿。
[4] 暨南大学出版社《闽国史汇》，第467页
[5] 原名《长乐志》明代改称《三山志》，因福州曾在唐天宝元年名为长乐郡，故名《长乐志》。原书40卷，后人增订2卷，现为42卷，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等。
[6] 《三山志》卷第六“地理类六”
[7] 明王应山《闽大记》卷二
[8] 民国十六年陈一夔纂《甘棠堡琐志》卷上，第9页。
[9] “尤氏族史研究发现系列史话”之五
[10]《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页。
[11] 《山海经》云：“闽在海中”，当指闽经济政治中心在海滨、海岛，国民以海为生。 “汉舟师达闽江海口，打败余善兵船，进占东冶城”，时东冶城，当在闽江出海口附近。
[12] 《汉书》卷53《江都易王传》
[13] 《后汉书》卷61《贾琮传》
[14]《三国志•吴•王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7页
[15] 《八闽通志·建置沿革·福州府》
[16] 梁克家：《三山志》卷六
[17] 梁克家：《三山志》卷六
[18] 原属闽县的高详、光俗、至德、钦仁、绍惠、江左等六里地域至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划归长乐县辖。
[19] 长乐的建制，隋朝大业年间是属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才由闽县析出，设“新宁县”，寻改长乐县。五代十国时期，后梁乾化元年（911年)，改县名为“安昌县”，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复名长乐县；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称帝后，升福州为长乐府，以闽县为长乐县，以长乐县为侯官县，以侯官县为闽兴县；清泰二年（935年），闽县、侯官、长乐均复旧名；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改闽县为长乐县，改长乐县为安昌县；天福七年，复为闽县、长乐县。闽县的高详、光俗、至德、钦仁、绍惠、江左等六里（即今长乐的玉田、营前、航城、猴屿等乡镇的一些村庄，包含前屿、颓头、营前、湖里、白石桥、山下、唐县（长限）、塘安、半野、下朱、上邹、五里洋、下邹、龟山、东安、筹岐、岐头、双江、马头、新马、青岚、岭头、塘屿、屿后、黄李、赤屿、山腰、小安里、大前园、澧渎、琅尾、宅园、前汀、琅岐、阡中、大溪、曹洋、南门、仙坡、洋中、桃坑、白田、峡南、湾里、黄石、东屿、下洋、山田、后岐、内华岭、外华岭、洋屿、侯安、高安、坑口、石龙、后山、后洋、龟脊、院里、上屿、猴屿、浮岐等村）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划归长乐县。
[2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6。
[21] “テ石”，“テ”音“俨”yǎn，意为“就山崖作成的房子”，有岩石高悬、陡峭之意。
《文石志》云：“所谓文石者即テ石也，自我皇明县令韩公巡行兹土，耆老帖具テ石，子民迎之。公见テ字僻甚，乃加一笔为‘文’。嘱耆老而告之曰：‘尔乡文物之盛，而有邹鲁之风，称以为文，固甚也，何以テ为？’后即名其乡为文石。”
[22]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
[23] 刘山甫，彭城人，十分有才华，随王氏入闽。王审知任福建节度使后，就任命刘山甫为节度判官，节度判官是节度使的谋臣，著有《金谿闲谈》十二卷，他撰写的《徐寅墓志铭》，情文兼至，为世人所称道。其故居在今汾阳溪畔，大王宫与长乐高级中学食堂之间，遗址墙基仍存。
[24] 明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卷三“寺观(庵堂等附)”
[25] 明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卷七“词翰”
[26] 明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卷三“祥异”
[27] 开宝中，闽中还是吴越国的割据政权，都城杭州。时福建归吴越国管辖。时钱侯府在长乐十三都鹤上，亦为宋代治水女杰钱四娘故居，今称侯厝。《长乐志》后人改称《三山志》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9年）长乐地方才归大宋版图。
[28] 《崇正同人系谱》载：唐季沈氏从三王入闽居汀州者。王审知称王，沈氏族人避审之讳，改沈为尤，故有沈尤同宗之说，民间乃有沈尤不通婚之俗。”
[29] 民国李驹主编《长乐县志》卷七“名胜古迹”之“观音寺”，《长乐忠贤刘氏传谦公派下宗谱》卷六，第270页
[30] 《长乐忠贤刘氏传谦公派下宗谱》卷六，第270页
[31] 张端彬、黄世鼎：《王审知与长乐威武将军庙》，《福州晚报》，2007年6月16日
[32] 在长乐地名书面用语发音与口语发音不同的例子很多，如“鹤上”的方言发音“沃上”、“华刘”发音“哇刘”、“古县”演变为“古槐”……。“甘棠”长乐方言发音“甘墩”也同理。
[33] 长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乐市志》第二章人口变动第二节机械变动的二“迁出”，2001年11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34] 蔡夫人系琉球人，姓蔡名红亨，擅长刺绣。明万历年间，织龙袍入贡，深受皇帝赞赏，册封为精巧妙明懿德夫人，召她入京。过梅花澳时，遇风登岸，乡人热情接待，居住梅花宋直家中；不久因病逝世，葬于梅花马鞍山田螺坞，敕赐建庙奉祀。门额上书“懿德夫人”。
[35] 《闽乐邑游氏族谱·土宇志略·陈塘港》按：支海曰港，潴水曰塘，护田曰沟。
[36] 陈文龙，初名子龙，字德云，号洞真，长乐文岭阜山人，就读于阜山姚坑明教堂。咸淳四年戊辰状元。御笔改名文龙，赐字君贲，授宣议郎。文龙节义儒雅，累官至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因抗元兵败被俘，不屈而死，事行闻于朝，追赠太师，谥忠肃。
[37] 陈塘港挖通以后，历代地方官员多有疏浚扩建，清乾隆二十三年知县贺世骏重修陈塘港。民国3年知事吴鼎芬浚东、西湖及陈塘港。主港道北起潭头镇克凤村，南至渡桥，可通艚船，内港汊航道也可通0.5～2.5吨级船只。上世纪60年代，填湖垦田，拦河建闸，原来东起东湖，向西经金峰、集仙、岭南、边兰、潭头14公里航道已不能通航，且因公路运输发展，陈塘港船只逐渐减少。
[38] 清光绪初长乐知县徐承禧文
[39] 弘治十六年《长乐县志》卷七“述绩篇”
[40] 郑尚明：《谈长乐地形和海岸推移》，长乐县地名办公室、长乐县政协文史组编印《长乐县地名志》，1982年10月
[41] 郑尚明：《谈长乐地形和海岸推移》，长乐县地名办公室、长乐县政协文史组编印《长乐县地名志》，1982年10月
[42] 林彬影：《长乐北乡一些地名的由来》，长乐县地名办公室、长乐县政协文史组编印《长乐县地名志》，1982年10月
[43] 林颖：《长乐县南乡一些地名渊源》，长乐县地名办公室、长乐县政协文史组编印《长乐县地名志》，1982年10月
[44] 郑尚明：《谈长乐地形和海岸推移》，长乐县地名办公室、长乐县政协文史组编印《长乐县地名志》，1982年10月

本文发表在《福建社科情报》2014年第5期、2014年第6期、2015年第1期连载。稍有修改。
作者刘传标，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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