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知，光州（今河南）固始人。生于唐懿宗咸通四年（862年），卒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寿六十三岁。他虽出身世代农家，但以“才气如名”，与其兄潮、审邽并称“王家三龙”。
     黄巢起义之后，“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在唐朝名存实亡。中和元年（881年）八月，寿州（今安徽寿县）屠户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千据本州起义。月余，攻克光州潢川，自称“将军”，有众万余。绪委秦宗权为光州刺史。这时，固始县佐王潮率其弟审邽、审知投奔王绪共举兵唐义旗。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对他十分信任。光启元年（885年）正月，王绪被秦宗权所迫，难以立足，遂率光、寿二州的起义军及吏民五千余人渡江南下，经江、信、虔诸州（皆在今江西）入闽。兵锋所向，唐军望风披靡，轻取汀、漳二州。因绪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且又滥杀无辜。王潮兄弟乃在南安发动兵变擒杀王绪，起义军拥潮为“王”。那时，泉州刺史廖彦若贪吝残暴，群众对他十分不满，推泉州人张延鲁率耆老献牛、酒以迎王潮；并恳留他为州将。潮众望所归，名声大噪。同年，乃发兵围攻并夺取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欲剿不能，迫不得已只好以既成事实委潮为泉州刺史。潮“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之”。
     陈岩死，其妻弟范晖胁迫部将拥自己为福建观察使留后。因范骄奢淫逸，昏庸无能，失去民心。景福元年（892年）五月，王潮见时机已到，乃准备攻取福州以图大业。命从弟彦复为都统、季弟审知为都监，发兵北上。福州人民闻讯大喜过望，自请“输米饷军”，欢迎王潮之师。这时，平湖洞（今仙游县北）及滨海“蛮夷”也以兵船相助。经一年苦战，于翌年五月潮攻克福州。建州刺史徐归范、汀州刺史钟全慕见大势已去，以所辖之地归顺王潮；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闻风丧胆，或逃或降或溃。至此，王潮乃尽有“五州之地”，成为福建实际的统治者。唐昭宗李晔无可奈何，只好委潮为福建观察使，审知副之。“王家三龙”遂由起义军首领转变为割据福建一方的封建军阀集团。
王潮占有“五洲之地”后，于乾宁元年（894年）却发生了黄连洞（今宁化县东）“蛮夷”聚众二万围攻汀州的事件。潮遣李承勋率军万人征讨。“蛮夷”溃逃，汀州解围。李乘胜追击，予以全歼。由是福建局势略为安定，潮即着手从事开拓和经营福建的事业。他创立“四门义学”以教八闽子弟；采取还流亡、定租税、巡州县、劝农桑、交邻道等发展生产，保障安民等措施。政绩颇佳，“人皆安之”。
     同年，潮委仲弟审邽为泉州刺史。邽喜儒术，通《书》、《春秋》，善吏治；并采取招抚流民回归原籍生产者给牛、犁和兴建庐舍予以妥善安置的措施，深得民心。唐朝末年，政治腐败黑暗，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许多公卿学士如杨承林、郑璘，归传懿、韩偓、杨赞图、郑戬等，为躲避战祸和政事，纷纷挈眷或率族来归。邽求贤如渴，命其子延彬在泉州建“招贤馆”网罗人才，并给以妥善安置和极高礼遇。
    乾宁三年（897年）九月，唐升福建为“威武军”，委潮为节度使；翌年，潮死。由审知充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继而升迁为节度使；元祐元年（904年）唐加封为“琅琊王”。审知委邽子延彬权知泉州军事。延彬在泉州任职二十六年，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开展海外贸易。连年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群众称他为“招宝侍郎”。
元祐四年（907年）唐亡。审知臣服后梁朱全忠。开平元年（907年）六月，后梁以威武军节度王审知兼侍中、福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平三年四月，又封审知为“闽王”。审知以玳瑁、琉璃、犀象器、珍玩、香药、奇品、海味等“色类良多，价累千万，进贡于梁”。
     审知治闽，正值中原地区迭遭兵燹，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之时。他雄踞东南一隅社会相对安定，胸有韬略，从善如流。矢志继承其兄的未竟事业，大力开拓和经营福建，使福建同中国南部其他地区一样，经济文化比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审知和邻国吴越交好，尽力避免把争端诉诸武力以兵戎相见，为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争得有利的外部环境；对内勤修政事，政治清明，轻刑薄赋，体恤民艰，提倡节约，奖励农耕，发展生产，与民生息，以获得群众支持；开平汀州宁化铅矿，设置冶炼矿场，制铅钱与铜钱、铁钱并行，亦以“开元通宝”为文，促进商品的流通；利用福州、泉州多良港，开辟闽江口黄岐半岛的甘棠港，使福州成为南北乃至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带动福建冶铸、制茶、陶瓷、织染诸业的发展；对境内少数民族交好，招徕“蛮夷”和富贾经商，活跃商品经济；他礼贤下士，罗致人才，仿泉州也在福州建立“招贤馆”；任翁承赞为相，采纳他更建“四门义学”的建议，广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唐天复元年（904年）和后梁开平元年，两次扩大福州城垣的规模，筑南北夹城，称“南北月城”，方圆二十六里，围于山、乌山、屏山于城内；崇尚佛教，熔玄学、儒学、道学于一炉，兴建寺院佛塔，铸造佛像，缮经藏经，举行佛会等以教民化俗，净化思想，规范行为。他治闽期间，雍容下士，体恤民艰，“敛不加暴，用日以饶”。业绩斐然，政声卓著，深得民心。为两宋时福建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龙德三年（923年）后梁亡。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福建谴使入贡，臣服于后唐。翌年十二月，审知死，谥“忠懿”。后人为纪念他的治闽业绩，尊他为“开闽王”，立庙祀之，勒功于石，香火不断。此后的继任者延翰、延钧、继鹏、延羲、延政等皆庸碌之辈，且为暴君。为夺取“闽王”宝座，时常发生宫廷政变。兄弟叔侄互相残杀，内讧不休，国势趋弱。
    从王潮据“五州之地”，到延政于南唐保大三年（945年）亡。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共七主，凡五十二年。除“王家三龙”治闽卓有建树外，其后继者均为暴戾昏聩之君。“闽国”昙花一现，乃历史发展的必然。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长安。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派蔡愔赴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洛阳建寺译经，中国有了佛经的汉译本，佛教教义才开始在中国逐渐流传。
    福建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发展较晚，迨至唐中期佛教在福建流传仍不缓慢。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到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福建才有大小寺院一百一十座。唐中期虽曾发生“会昌毁佛”运动，从全国范围而言，是对佛教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在福建除惠安县华林寺被毁外，破坏甚微，并未彻底摧毁它在福建的基础，甚而在这期间还新建寺院二十二座。到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只三十六年间，寺院却猛增至二百五十四座。王审知入闽前，福建寺院的总数为三百八十七座。王审知治闽直到他去世的三、四十年间，由于他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就增建寺院三百一十座。这样，佛教寺院的总数达到六百九十七座。使佛教的流传在福建臻于鼎盛。
    佛教的派系很多，有“八万四千法门”。唐时在佛教的诸多派系中，以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影响较大。其中“禅宗”又分“北禅”和“南禅”。传入福建的佛教乃属慧能所创的“南禅”。它与神秀所创的“北禅”的渐悟说不同，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换言之，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背诵大量的经卷，便可立地顿悟成“佛”。这种简单、易行、速成的方法，对处于水深火热而找不到出路的劳动者，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易为群众所接受。对地主官僚，“这样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以使他们空虚的灵魂得到寄托，又可以收到消除人民斗志的好处”。自然也是合乎他们的胃口的。王审知根据他统治福建的政治需要，对“南禅”的教义加以利用和改造，混入“净土宗”的教义，又把玄学、儒学、道学的思想掺入其中，创立了以“南禅”教义为主体而又混杂其他学派主张的具有福建特色的佛学思想体系。
     汉代自董仲舒首倡“天人合一”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君王都以儒学思想作为治国安邦、治民愚民的最高政治准则。审知自幼深受儒学思想的熏陶，以文武周礼的忠君孝亲的儒学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他历经丧乱之世，从农民起义军首领一跃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藩镇和创立了“闽国”的统治者。他认同“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说教。同时，他又看到佛教“虽为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能销嗜欲、更祸福、一贵贱，也是引导劳动人民逆来顺受，安心为奴，辅助教化的一种重要补充。所以，他在恢复生产，整顿吏治，轻刑薄赋，选贤任能的同时，也狠抓意识形态传播的工作。认为佛学和玄学的“君静于上，臣顺天下，玄化交通，天人交泰”，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学的“息心去欲”，“无为而治”的思想“全不相悖”。其目的都是“功维理乱，志在尽忠”以教民化俗，是补充玄、儒、道思想不足的“玄妙可师”的治民愚民的精神鸦片。因此，他以佛教作为巩固统治，麻痹群众，征服人心，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工具。“倾其国赀以给”，掀起了一场由他带头“雅信佛法”的声势浩大的“崇佛”运动。建寺、造塔、铸像、藏经、佛会，已成为“倾国之俗”。希冀在“五州之地”建立一个“政教既宽，机务亦简，户不籍书，人无徭课”的“天国”净土。但主观的意愿与客观的现实却适得其反。最终人间的“天国”没有建成，却招致这位功昭八闽，对开拓和经营福建作出一定贡献的一代英雄，招致杀身之祸“鸩毒”死于佛教徒之手。审知提倡和扶植佛教所产生的恶果，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首先，造成福建寺院经济和僧侣集团势力的恶性膨胀。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的僧侣集团以自欺欺人“檀度”、“布施”、“赠产”可以“立地成佛”为诱饵，敲膏吸髓地掠夺和聚敛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土地和财富。上自君王、士大夫，下到地方的地主豪绅，以虔诚信佛作幌子，布下层层的剥削网。佛教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是一架血汗的压榨机。许多官宦士绅，用残酷的手段向农民和手工业者巧取豪夺后向寺院“檀度”、“布施”、“赠产”而赢得乐善好施“信士”的美名。王审知一次就“施僧田至八万四千亩”。大地主蓝文卿曾捐献“田园二十庄”为“寺田”，并在自己的庄园里建“庵堂”、“巨刹”、“精舍”等给雪峰寺僧义存及其徒众居住。审知对他热心支持佛事的“善举”，“具奏僖宗皇帝赐封檀越主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明护候”。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七月，延钧“弓量田土，第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并“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自此始。这样，广大农民被紧紧束缚和依附在“寺田”之中，受尽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上层寺院僧侣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奴役。至于自由劳动者，为了有好的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来世上，尽自己力之所及向寺院捐献财物，从物质到精神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其次，许多士大夫见到“政事日非”，仕途多舛，遂纷纷皈依佛门，以求修身养性，顿悟净心，避祸享福，进入“涅槃”境界。如谏议大夫陈郁，为躲避官场的钩心斗角，整日“焚香诵经，未尝关预机务”。唐昭宗时的翰林学士韩偓，因受崔胤、朱温贬斥后，也萌生“欲把禅心销此病”，“各自胸中有醴泉”的想法，到福建后寓居于“天王寺”中。萧孔冲厌弃仕途，也弃家出走到连江“兑峰寺”削发为僧。如此事例多不胜举。他们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置之度外，漠不关心。“俱袛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世人”以自慰。充分反映了一部分士大夫阶层以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医治心灵创伤的病态心理。他们完全是一批逃避现实的社会寄生集团。
    复次，滥用人力财力大兴土木，建造的寺院、佛塔遍及八闽大地。大量销熔铜钱，铸造金身佛像。如唐天祐三年（906年），就铸全铜佛像一尊，高一丈六尺；又铸菩萨像两尊，高一丈三尺。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在福州城西南张炉冶十三所，备铜镴三万斤，铸释迦、弥勒诸像。频繁举行规模空前、充满乌烟瘴气的佛事活动。单开平元年（907年）举行的“无遮会”，在泉州开元寺就有二十万徒众参加。组织大批人力缮经藏经于寺院。天祐二年，王审知亲自主持召开“藏经”、“迎佛”大会。“藏佛经于寿山，凡五百四十一函，总五千四十八卷”。全用泥金万余两作金银字写成。“藏经”、“迎佛”活动的场面蔚为壮观。“观者如墙，佛声入霄汉，幡花照乎全郭，香烟连乎增空”，巨额的虚耗，造成财政匮乏，国库枯竭。于是乃铸大钱替代铜币，与极缺的铜币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并行使用，或“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货币贬值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影响国计民生和商品经济的活力，造成“商贾不行”、“百货不通”的经济危机的局面，严重动摇了“闽国”政权的社会基础。无怪乎司马光称：“闽人铸铁钱而乱亡”。此话一针见血，毫不夸张。究其根源，乃“崇佛”的必然结果。
     最后，审知带头“雅信佛法”，正果未成，却被拜义存之徒慧棱为师的儿媳崔氏（延翰妻）毒死。其儿孙们如走马灯似短暂更替而登上“闽王”的宝座后，还是继续盲目执行“崇佛”政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氏政权落入寺院上层僧侣集团之手，个个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如陈守元、林兴之流就是披着宗教外衣，被重用而打入政权中枢，左右君王的大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算尽心计唆使和策划王氏兄弟叔侄之间的相互残杀。王审知第一次吃了“崇佛”苦果的便是僧人浩源伙同泉州刺史王延彬策划的分裂活动。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才招致杀身之祸。接着跟随他南来的功臣宿将几乎被杀殆尽。“宗族勋归，相继被戮”局面的产生，最后走向国破家亡而告终，是王审知“崇佛”泛滥肇其祸端的。闽天德三年（945年）末帝王延政从子继昌镇守福州被李仁达所杀，雪峰寺僧卓岩明就乘闽乱之机在福州当了两个月的皇帝。
    总之，王审知在开拓和经营福建的事业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大力提倡“崇佛”运动却是其中最大的失策，不仅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且酿成了王氏政权国破家亡的悲剧。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注释：
1.《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
2、唐福建属江南道。五州为福州、建州、泉州、汀州、漳州。《新唐书》卷41《地理志》。
3、《新唐书》卷190《王潮传》。
4、《五国故事》卷下《伪闽王氏》。
5、《旧五代史》卷4《梁书·太祖纪》。
6、《闽书》卷81《英旧志》、
7、以上统计数字据《八闽通志》。
8、《坛经·疑问品》
9、朱绍候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
10、《旧唐书》卷27《礼仪》7.
11、《唐会要》卷48《议释教》下
12、嵇康；《声无哀乐论》
13、《宗教流派镜史》
14、《闽都记》卷12。
15、《大唐西域记》卷2
16、《鼓山志》卷5
17、《福建新通志》《高僧传》卷1
18、《十国春秋》卷91《惠宗本纪》
19、《十国春秋》卷97《本传》。
20、王士祯：《五代诗话》卷6.
21.《福建新通志》《高僧传》卷1
22,《十国春秋》卷90《太祖世家》
23、《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
24、《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十月条
25、《十国春秋》卷92《景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