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金——一位老华侨的奋斗历程（四）

2015-04-09 17:24:33来源：王叔金——一位老华侨的奋斗历程王永裕王建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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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古力克（J.M.GUllick）在他的著作《马来亚》（伦敦：欧内斯特本出版有限公司，1963)里，为马来西亚华人教育的发起及发展下了很好的注脚。
“从中国迁移至马来亚的华侨，虽是农民出身，但他们来自重视文化教育的社会，一如古中国为官者或领导者都必须是饱读诗书之人。因此，他们在马来亚落脚后，便为后代创立学校，在一开始不获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资源支持孩子们受教育。这些华文小学后来成为社区里显要的机构。”
王叔金是带领马来亚半岛华文教育发展的著名先驱之一。有着因贫困不得不綴学的经历，及南来马来亚后经历过的辛酸日子，他特别注重受教育的机会，但在西方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看来，他是出于守旧的缘故，才如此重视教育。
无论如何，教育终究是王叔金最为关注的事，也因为有感于社区里缺乏教育机会，他于1920年，积极参与了实兆远中正小学的创办，后来又在实兆远周边地区创建学校，一直到整个曼绒县都设有学校。中国的辛亥革命影响了学校里的课程，教学大纲里的陈旧元素被舍弃，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取代了地方方言，作为教学用语。王叔金所发起的学校，一开始是通过社会名流和热心人士的资金捐助和土地捐献进行，随后，则是通过在当地社区及其他远至新加坡的地区，开展广泛的募款活动来进一步推动。
王叔金为教育的真诚付出感动了捐款人，而他本身也往往是慷慨解囊的第一人。他所发起及资助的学校，大部分都由他的生意所支撑，也因此被人们解读为，他的生意是为了支持教育而经营。
4.1实兆远中正小学
1920年，也是王叔金36岁那年，他成为实兆远第一所华文小学一中正小学（今中正国民型华小）的发起人之一。他率先投入一千元作为建校基金，抛砖引玉，以带动更多人参与。同一年，他被任命为董事会秘书，一直留任该职，直到1927年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
他在董事会服务了近30年，其中20年担任董事长一职，即1927至1934年；1936年至 1939年；1945年至1955年。他同时负责中正小学校刊的编辑与出版。
王叔金详细记录了当年中正小学创办时的艰难历程：
“1911年，本地商人陈荣偶在实兆远甘文阁路边设立了私人学堂，取名‘中正’。该地约四英亩，种植了橡胶树，课室以茅草屋顶板壁搭建，可容纳学生40名。学生无需缴任何费用的同时，学校还备有马车载送他们上下学。陈荣偶全心全意为教育付出，但当时的家长不注重教育，学生人数只有十余名，难逃关闭1919年，柯教诲、郑螺生、王晏来、朱得胜、凌预章、曾卫民、张秉发和王叔金等，见已达学龄的孩子日益增多，认为有必要在实兆远地区建设学校，提供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在益智书报社召开了会议，以商讨建设华人学校的事项，经议决后把学校定名为‘华侨公立学校’。
民众积极响应该建校计划在该会议上，成功筹获了2000元的款项，其中1360元用作购买实兆远十字路的一块土地作为校地，剩余的其中一部分作为益智书报社的建设基金，另一部分则用作建造课室、购买课桌、椅子、书本等设备，当然也不忘聘请校长。王叔金与柯教诲、郑螺生、王晏来、朱得胜5人获委担任信托人。
在校舍竣工前，学校租用西美酒店的二楼作为暂时的校舍，并于1920年5月3日正式开幕，或远或近的许多贵宾都受邀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王晏来获推举成为第一任董事会主席，柯教诲则担任副主席。吴凤宾是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当时校内有20名学生。然而，吴凤宾上任不久便递辞呈，由朱儒翰替补。殊不知，他在数月后亦离职，由李炳章接替。
在那时候，董事会仍缺乏办学经验，虽说好几家商铺每个月固定承担学校的部分费用，但学校仍不时面对经费拮据的问题。也因为这样，学校不得不搬迁至另一个地点，值得庆幸的是，罗爱君慷慨地借出了他的房子，免收租金，学校才得以继续运作。接下来有7至8年的时间，学校都坐落在该地点，直到新校舍落成。
1921年，董事会委任许澄寰为校长，陈少修担任助理及许澄寰的夫人黄湘珩出任老师一职。当时的学生人数已增长至60人，同时在实兆远港口设立了分校。1923年，许澄寰逝世，陈少修获委接任，而黄湘珩则负责掌管分校。陈少修以售卖固本的方式为校筹款，成功筹得3000元，然而，扣除开支1900元，所剩无几。
1925年，陈少修辞去职务，由许剑鸣接任。但他在上任几个月后便请辞，由沈惠卿接替，他辞职后，再由任希澄接任。1928年，江晃西接掌学校。1929年，实兆远港口的分校因财政和管理出现问题，决定停办。虽说如此，当时的学生人数已增至90人，教职人员也已达4人。同一年，学校修改章程，董事会决定在5月3曰举办常年会议，并在当天进行改选。
为了解决始终悬而未决的经济难题，学校决定向中国的教育部申请每年600元（后增至每年1200元）的经济援助。霹雳州的教育局也协助进行校舍提升，包括建造游廊。
碍于原先的校地窄小，无法扩充校舍，董事会致函政府相关单位，申请3英亩地作为扩充校舍之用。政府开出每年必须缴交1.20元租金的条件，而这块地也从那时候沿用至今曰。董事会将校名易为华价中正小学，黄祥义、陈板桂、林迎女士和司徒璇受委为托管人。

实兆远港口分校在1929年停办后，当地居民设立了革成小学，同一年华侨中正小学在新校地的新校舍启用。该校校长江晃西在隔年被调往和丰的兴中中学，由曾卫民暂代校长一职，林木森和王疑石担任副手。
同一年，学校改聘高鸿铿任校长一职，李农依负责教务。另外，初级中学教育也被纳入，学校改名为华轿公立中正中学。此时的学校已可容纳300余名学生和寄宿生数十名；拥有图书馆、科学实验室；运动用具和乐器等配备亦相当齐全。
另一方面，学生的学术表现亦大有跃进，体育成就亦相当优越，包括在实兆远校际运动会上夺得总锦标，为学校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校长高鸿铿为学校服务3年后，在1934年离职，董事会聘请陈白纶出任该职，时限为一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叔金已担任该校董事会主席8年之久。(1927年一1934年)。
1935年，潘允惠获委为董事会主席，刘成鹏则签下一年合约，出任校长一职。同时，中学部停办，学校回归全小学制。隔年，原本的中学部与其它3所学校的中学部合并，成立了全新的南华中学，王叔金被推举为南华中学的第一任董事会主席，兼任建校基金募捐委员会及筹建校舍委员会主席。

而早前易名的华侨公立中正中学则恢复之前的名字，即华价公立中正小学。方肖渔获委为校长，他对教学专心致志，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皆采用最新的教学法，学生们的表现也都有所提升。同时，学校的运作也颇为稳定，每年均有一个六年级班毕业。

1940年，华侨公立中正小学在力乔（Lekir)设立分校，由董事会独立运作，计有约40名学生。随着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必须增建7间教室，王叔金被委任为筹建校舍委员会主席，方鸣奎担任副主席，黄树桐则出任财政一职。委员会共由30名成员组成。王叔金主要负责城外的募捐，一共筹得款项1万3000元。
然而，教室的施工在1945年日军侵略马来亚时被迫中断，战争扰乱了大家的生活，教职员等纷纷逃到农村地区避难。学校成了周边居民的避难所，日军在驱逐他们的过程中，严重损坏学校的建筑与设备。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10月1日，学校的修复工作启动，10月10日学校复课。方肖渔留任校长一职，学生人数达400。
1946年12月18日，校委会商议后，决定继续早前因战争而中断的课室增建计划，并推举阮爱隆、方金文和王叔金三人担任建设委员会的主席；万裕成栈号的代表担任财政；捷昌号的代表负责监督；马旺则负责施工。
工程包括建造一座纪念馆、11间教室、一间厕所和学校大门。巧合的是，竣工当天适逢29周年校庆，为了将这别具意义的时刻记录下来，学校决定出版纪念校刊，并由王叔金负责策划、编辑。然而，当相关文件被送到槟城的光华曰报，筹备出版时，却不幸遇上该公司清盘，许多珍贵的文档及照片都告遗失，虽是可惜，却也无计可施。在这之前，也有部分的文件在日军占领时被损毁。
基本上，华侨公立中正小学37年的发展进程能被划分为5个重要时期：

1911年至1918年，建校期。这是第一个时期，陈荣偶设立了命名‘中正’的私人学堂，作为开创教育领域的先驱，他的奉献精神无人可比。
1.       1919年至1927年，植树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柯教诲等人努力不懈为学校奉献，希望能造福后人。这个时期，校长的流动量相当大，也极少人愿意担任协助学校运作的要职。
2.       1929年，绽放期。学校的运作遇上转机。林迎女士捐献一块地予学校，‘中正’的名号也逐渐广为人知，在新校地的第一间教室也告完工。
3.       1931年至1935年，收成期。这是最好的时期：初中部成立，学生人数增长，也扩建了更多的教室；建设了一栋宿舍，接着高中部亦随之成立。杜运燮、陆文理、方谦逊、姚友新、卢茂松、薛祚玉、林世英等超过百名毕业生随后负笈中国，包括江传仁、杨广乡、杨广凑、倪枝长、林大辟、魏天恩在内的部分学生则选择在马升学，进入本地英校，并通过高级剑桥会考。陈少墨和赵文斌从军校毕业；王秉惠到上海大学深造；吴培官、高飞鹏、吴际利、方既多、陈元英、程昌许、陈亨纯、陈利文、陈云昌、倪朝章、朱钧杨、林时飞、翁淑英、锺秀众、林淑春、冯茂景、李正已、陆尚志、林拱堂、翁宝荫和叶谓池则奉献杏坛，成为校长或老师，有者在本地任职，有的则赴海外教学。除此之外，仍有许多值得一提的事，无奈无法尽录。这些都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用心培育学生所栽出的甜美果实。
4.        1936-1948(包括曰据8年），奠定校基。许多学生誓死不愿效忠日军，有的甚至进行对抗，导致丢失性命。这个时期的学校，专注在小学教育上，学生在小学毕业后，便到南华中学升学，或是开始工作。中正纪念堂落成；天定县实兆远中正小学的名字在此时已具名声与威望。”

从这份校史记录里，不难发现王叔金是个做事仔细，并具分析头脑的人。他将所发生的事一一记载，并通过这些记录，赞扬为学校付出者，而非把所有功劳往g己身上揽。事实上，他甚至没把自己在创校初期所捐献的1000元记录在内。

一如在第三章里曾经提及，王叔金的生意与学校的发展经常交织在一块儿，他在1922年发起实兆远橡胶商行公会，作为支持教育事业的经济来源。在商界人士特别是橡胶园园主及贸易商的支持下，在实兆远每售出1吨橡胶，公会便征收50仙，作为实兆远及爱大华建造华文小学及添置学校设施的基金。
王叔金担任公会的总书记和查帐员，负责处理征收及保管的事项，再视情况把基金分配给10所华文小学。同时，他也负责由他发起的另外2所中学及2所小学的发展工作。

4.2外界对王叔金为中正小学所付出贡献的看法

王永裕在此书出版前不久，重回霹雳怡保，遇见中正小学老校友方振良，他说："依稀记得是1956年或1957年，我二年级或是三年级时，从课室的窗□望出去，看见有两个年迈的男人在校园内清除杂草。那两个男人我都认识，其中之一是方金文，是我的近亲，另一人则是王叔金。我之所以认得他，使因为他的照片被挂在礼堂。”
在1956/1957年时，王叔金已年届72/73岁，一般人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把时间都倾注在含饴弄孙上，但王叔金却没有停止把时间花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上，即使只是维护校园整洁这等琐碎事，也亲力亲为。这凸显了，对王叔金而言，工作无贵贱，他对学校的付出是完整且勿庸置疑的。
1949年至1977年担任华侨公立中正小学校长的江家兴（见第六章，图6.5)也曾撰文表达对王叔金的敬意，他指王叔金不言倦地把自己的大半生贡献在推动社会福利及教育领域上，从无半句怨言。中正小学的成立，王叔金功不可没，他早在1919年便觉察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主动担起创建和协助发展的责任。学校宿舍、礼堂和中学部皆由他发起。在学校各个阶段的发展中，他亦主动向外筹募基金。当地社区对他的远见及他献身社会的精神都报以感激之情。
江家兴也提到，即便年事已高，王叔金仍是主动到新加坡及全马各地筹措建校基金。他担任学校董事会主席及信托人长达30年之久，是学校的重要功臣。江家兴形容王叔金的勤勉：
“他一般上在早上8点就到校巡视，一旦发现任何需要被重视的问题，即与校方商议决策，设法加以改进。通过由王叔金代表的董事会与校方的通力合作，许多问题都获得解决。
对学校的账目，王叔金也丝毫不含糊。他呈交的记录中，清楚列明收到的款项、支出等事项，亲自审查后，每个月固定把对帐单贴在益智书报社的布告栏上，让公众过目与查询。”
江家兴也提及王叔金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遇上有可能给学校捐款的人，于是便把中正建校基金的收据本放在大衣的口袋里，随身携带，一旦有人捐款，便立刻开收据给对方。这也是捐款者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当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室不敷使用时，王叔金以募捐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带领委员们从一个城镇至另一个城镇，挨家挨户地进行募捐，所得相当可观。然而，日军的占领剥夺了努力多时的成果。1945年，日军离开后，王叔金再次被委任为募捐委员会的主席，募捐及学校的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最终，所筹得的款项成功建设了11所教室及一座礼堂。在中正小学成立的首35年里，王叔金在学校的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民众放心地把捐款交予王叔金管理？根据江家兴的说法，王叔金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尤其谨慎对待民众的捐款。江家兴的文章中提到：
“我有一次陪同王叔金到吉隆坡募捐，我们搭乘顺风车抵达目的地，晚上就在会馆借宿，以咸橄榄配粥果腹。他谨慎用钱的态度几乎已是人人皆知的传奇，公众的捐款分毫没有花在个人的消费上，也因为如此，他很受众人尊敬。”
公众的捐款是建校基金的主要来源，王叔金也一直不敢有任何怠慢。江家兴指：
“王叔金公私分明，把自己的钱财和公众的捐款妥善地分开管理。有一回，当他到新加坡募捐时，在加冷（Kallang)一带遭遇打抢。他与劫匪对峙，表示钱可以取走，但务必留下收据本，这么一来，他便可在稍候把数目补足。他说： ‘从事慈善工作40年的经验教会我千万不可破坏公众对你的信任、不贪污和绝不要为了一己之利。’”
王叔金确保所收到的所有款项都用在慈善上，除了在马来亚及新加坡等80个城镇筹集捐款外，还远至邻国泰国的勿洞募捐，为教育付出了极大心血，令人敬佩。1941年12月，曰军入侵马来亚，王叔金依然没有停下在全国各地的筹款计划。他不顾生命危险，仍在勿洞（Betong)、I(Lenggong)、江沙(KualaKangsar)、太平（Taiping)和高乌（Kroh)等地，继续筹款活动。
在江家兴担任中正小学校长的28年里，见证了曼绒县（ManjungStrict)内许多华文学校的创立与发展，他将这些教育发展归功于王叔金超过40年的无私奉献。除了中正小学，王叔金也发起了南华中学、平民义学和天定中学。他同时负责筹募这些学校的建校基金，估计接触了超过上万名捐款者，当中包括不少社会闻人和商界巨头，如新加坡虎豹别墅创办人胡文虎与胡文豹兄弟、陈嘉庚、李光前、李延年、李俊承和沈慕羽。

4.3实兆远南华中学

1931年，中正已成为拥有中、小学的学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曼绒县另有3所学校设有初中班，分别是甘文阁的国民小学、益智小学和爱大华的民德小学。当时，包括中正小学在内的这4所学校，是以籍贯和所操的方言来分类：中正是福建（闽南）；国民是古田；益智是福州及民德是福清。因此，这些学校早期被称作福建学校、古田学校、福州学校和福清学校。

上面所提及的几所学校，即便设有初中班，学生人数却很少，为了维持，不得已消耗了更多的资金与人力资源。为此，王叔金与一众社区领袖在1935年议决，把4所学校的初中部合并，以期成立一所拥有初中部及高中部的中学。学校被命名“南洋华侨中学”，目的在于让学生们了解，其祖先是从中国南来这里定居的。
在1935年末召开的会议上，王叔金被推举为该校建设委员会及筹募建校基金委员会的主席兼秘书。最早期的南华中学设在在甘文阁大路门牌54号的一间店面（见图4.16)，后来搬迁至位于甘文阁路门牌N-126号后部，一栋以临时亚达屋顶及3尺高木制围墙建成的简陋房子。1936年1月，有4个班级，包括初中一至初中三各一班，以及教师教师训练班，在该地点开课。(倪玉先牧师，《南华中学简史》，第2页）
为了让老师及学生们在更好的环境里上课，王叔金个人捐献3000元，购下一块位于甘文阁往实兆远中间点的地皮，也就是如今南华中学的校址。另外，他也以岳母杜菜燕、第二任妻子邱素枝及父亲王春耻的名义捐建了3间教室。通过筹得的款项，更多的教室、行政办公室及教职员的休息室也得以建立，学生们在1938年正式在新教室里上课。
随着学校逐步发展，筹集建校基金的工作也持续展开，以增添更多的设施，满足学生的需要。在1939年前后，学校最主要的赞助人是东南亚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及胡文豹兄弟。倪玉先牧师在《南华中学简史》，第3页中提到：
“……王叔金从虎豹兄弟处征得大量捐款，让一座礼堂成功落成，并以兄弟俩的名义命名。”
礼堂在1940年建成，命名为虎豹礼堂。胡文虎亲自飞临出席开幕仪式，成了当时报章上的头条新闻。然而，就在搬入新校址的几年后，日军占领了马来亚，校园受到严重破坏。而抗曰军团也利用学校充当他们的基地，并在抗战胜利后，在该校举行庆祝活动。
王叔金在1946年至1948年间，重新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建设委员会及募捐委员会主席，首要任务是重建校园及修复毁坏的设施。王叔金回忆道："在南华中学复办的最初几年，为了捐募活动，单胶鞋就穿破了7、8双。有几次还带病坚持募捐。
倪玉先牧师在《南华中学简史》中形容当时的情况：
“接获日军投降的消息，大家都欣喜万分，但法律和社会秩序仍未穗定……另一方面，校园在日据时期长期被搁置，并遭受严重破坏，需要进行大幅度的修复以便及早恢复运作。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时局相当不稳定，紧急法令已被颁布的情况下，以王叔金为首的一众社区领袖仍是造访南华中学，讨论重建事宜，以便尽快复课。
王叔金带领委员会成员不遗余力地为建校筹款，除了修复被毁的校舍，也增建教室，以应付战后迅速增长的学生人数。1947年，初中班已设有理科班和文科班，同时也开办教师训练班。南华中学早期颁发予初中三毕业生及教师毕业班的证书由中国海外事务局颁授。”
证书样本见附件3。
1949年，王叔金退居副职，担任学校副董事长，但继续担任秘书、信托人和建筑委员会主席，直到1955年。他在南华中学服务了近20年。期间，为南华中学编辑、出版了3本校刊。
王叔金在1947年及1957年的《回忆录》中坦诚，为了让中华教育根深蒂固，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南华中学落成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经过10年奋斗，校内的教室和其他的设备总算建成，并投入运作。”
在写下这番话时，王叔金意识到，长达10年的漫长拼搏期，—路走来确实不易。通过他的《回忆录》，不难感受到，为了让社区里的孩子受教育，他充满巨大的勇气。为了促进华文教育的发展，他始终勇于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关关难过，关关过”。
1961年，马来亚政府宣布新教育政策，私人学校将获资助，条件是必须根据教育部的方针，在教育部的监督下统一运作。董事会在召开会议后，决定接受这项政策，以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南华国民型中学由此而生。原以华文为教育媒介的南华中学，改称“南华独立中学”，继续在原校址边角地段运作，直到1984年迁往位于双溪旺宜（SungaiWangi)的新校址。展示于校内博物馆的图4.23及图4.25，表彰王叔金等先贤对原南华中学的贡献。
王叔金离世后，他的家族成员仍持续关注他当年创立的学校。除统一的奖学金支持外，2013年的5月，王叔金19子王建和特捐赠2套共211本的《现代中国百科全书》，予南华国民型中学(见图4.24)及位于吉打州亚罗士打的吉华独立中学。
4.4红土坎平民义学

1951年，在社区领袖们的鼓励及支持下，王叔金以67岁之龄与苏清楚一同在沿海小镇一红土坎的本律创立了平民义学，为当地贫困儿童提供中文教育。王叔金为建校筹募金、主导规划、主持建设，以及任命校长与教师，也为学校编辑、出版校刊。他是董事会的第一任董事长，任期为1951-1956年。此后，他仍是该校董事会成员，直到他去世前2年的1962年为止。

根据王叔金的记述，平民义学从筹办到开始动土建设，再到正式投入运作，共经历5年时间。
4.5红土坎天定中学

天定中学一开始附属于平民义学，1953年6月，69岁的王叔金与沈丁元计划开办技职中学，以便长期资助平民义学的运作。召开会议进行商议后，王叔金等决定在平民义学的校地上建设新教室，作为天定中学的校舍。
会议结束后，新成立的募捐委员会即刻展开了筹款活动，他们发动老师们加入筹款行列，从新加坡、吉隆坡和怡保等地，筹集了1万1000元。另有几位老师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别从安顺及崙眼拿督筹得超过3000元的款项；同时，也在红土坎筹获4千元。然而，主要的捐款仍是来自外埠，占总数的70巴仙。
该笔款项用于建立4间教室，并在1953年启用。按照原先的计划，技职高中将在同校址独立运作，然而，因缺乏合格教师，王叔金最终决定取消该计划，以普通中学的方式运作。
后来，霹雳州教育局总监造访红土坎，王叔金和沈丁元受邀参与在红土坎政府招待所（见图4.34)举行的申办中学会议。总监在会议上表明，唯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中学，才有可能获批准。相关条件包括：不曾获得任何来自政府的补贴及学校必须易名。

王叔金为此，于1953年12月13日召开了会议，商讨成立中学的事宜。与会者有：丘观保、杨昭振、曾保平、胡瑞汀、沈丁元、张子斌、黄金菊、方鸣奎、苏清楚（由黄衍添代表）。
会议由王叔金主持，王瑞斌担任秘书。王叔金在会议上传达了教育局的条件，几经讨论，决定将中学命名为天定中学，并成立董事会，草拟办学章程。王叔金获委担任董事会董事长兼监督人，同时也是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何松盛则被推举为董事会副董事长、黄金菊担任总秘书、陈通源担任査帐、王瑞斌担任中文秘书，苏平和担任英文秘书。另外，曼绒县内各大华文学校的董事会成员，也被纳入天定中学董事会中。
董事会授权王叔金和沈丁元招募校长及筹措经费，为隔年投入运作的学校做准备。苏清楚通过代表在会议上承诺，将每月固定捐献300元，支持学校的运作。王叔金在会议的隔日，把申请表格呈交到设在怡保的教育局。
经过7个月的筹备，天定中学1954年1月11日在平民义学礼堂举行开幕礼，当时只开办2个初中一的班级，约60名学生。此后，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王叔金是该校第一任董事长，任期为1954年至1958年，他在任时期，为天定中学编辑、出版了2册校刊。
1957年7月21日，天定中学和平民义学的董事会在实兆远的益智书报社召开了联席大会。然而，在会议召开前，王叔金援引他之前的承诺，已提出了辞呈。因此，会议由苏清楚主持，王瑞斌负责会议记录。当天的议程包括：
1.    为天定中学增建5间教室
2.    为平民义学增建10间教室
3.    恳请王叔金收回辞呈，继续担任董事会董事长
最终，王叔金答应再担任一年的董事长，在1958年卸任。此后，他仍留任募捐委员会主席及董事会成员。1962年，他以78岁局龄，退出社会活动。
天定中学创立7年间，共有5批约300名学生从初中部毕业，却因该校未设有高中部而必须到其他区域，如实兆远的南华中学，继续高中学业。为此，在1958年至1959年间，51名家长们向学校请愿，希望能开设高中部。
从创校以来便担任建校基金筹募委员会主席的时任董事会主席王叔金，随后发起了一项大型筹款活动，以扩充能够容纳高中班级的校舍与设备。
王叔金在《1961年天定中学纪念刊》的校志里称，这项筹款活动充满了艰辛的挑战，委员会成员3次到访怡保（Ipoh)、安顺（TelukIntan)、沙白安南（SabakBernam)、吉隆坡(KualaLumpur)、芙蓉（Seremban)和巴生谷一带；也北上到太平（Taiping)、大山脚（BukitMertajam)、北海(Butterworth)、椟城（Penang)、亚罗士打（AlorSetar)、加央（Kangar)、玲珑（Lenggong)、宜力（Grik)、双溪大年(SungaiPetani)和瓜拉江沙(KualaKangsar)。
他们也南下到马六甲（Melaka)、波德申（PortDickson)、麻坡(Muar)、永平（YongPeng)、丰盛港（Mersing)，甚至远至新加坡。努力总算有结果，曼绒县居民的捐献加上委员会从全国70个城镇筹得的款项高达20万元。根据王叔金的记录，整个筹款活动，从1959年9月8日至1960年10月18日落幕，一共花时213天。
借由筹得的款项，学校兴建了新教室、图书馆及一座以最大赞助人李光前名字命名的礼堂，高中部也正式成立，并在1960年10月9日举办了邀请到红土坎区州议员刘维翰主持的开幕礼，他除了是红土坎区、天定区及实兆远区的议员，也是天定中学的名誉董事。超过600名来自吉隆坡、怡保、太平、宜力和其他当地小区，如木威（Beruas)、班底（PantaiRemis)、昔加里(Segari)、木珍歪(ChangkatKeruing)、新甘光(KampungBaru)、爱大华（AyerTawar)、邦略岛（PulauPangkor)、实兆远、红土坎和哲仁新村的嘉宾，被邀请参与开幕礼及同一天举办的园游会。
一如往常，王叔金把当天活动的情况详细地记录在日记中。开幕礼以新甘光国民小学旧生会铜管乐团演奏的国歌掀开序幕，刘维翰剪彩后，筹委会主席曾英喜、学校董事会主席蔡群英分别致词。王叔金则以建校基金筹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汇报了校史及筹款过程。
天定中学在1953年以2班初中班级创校，随后再开设高中部，王叔金在开幕仪式上表示，所有的建设经费皆来自公众的捐款，当时学校设有15间教室、13间宿舍房间、图书馆、科学实验室、执行办公室、礼堂、操场、食堂各一个、厕所2座和校巴2辆。另外，学校也备有自己的发电机，确保电流供应不中断。其他的设备，如实验室用具及桌椅等设施，也都以公众的捐款购得。
由王叔金领导的建校基金筹募委员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愿牺牲时间，自费到各大城镇，向公众、商界和社区领袖筹款，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为表谢意，刻有委员会成员姓名的牌匾，被竖立在李光前礼堂内。他们的贡献也被记载在1961年的纪念校刊里。
王叔金在谈到此次募捐活动的体会时指出：
“我们并未取得相关当局的募捐批准，全凭募捐者的信誉及长久以来与各方建立的良好关系。没想到，带着仅有的一张呼吁信件，却获得了积极的响应。基本上，我们的基本募捐方式如下：
以天定中学为例子，最早的募捐方式，也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全赖募捐者个人的良好信誉，捐款者无条件相信募捐者不会私自挪用捐款。
第二方式，则是动员社交网络，透过亲戚、朋友、同事及当地闻人的引介，接触有可能大额捐款的对象。透过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一层又一层地往上延伸，最终接触到真正要找的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多次造访，才有机会与对方碰面。
第三，若是知道对方的经济状况不佳，他将不会收到我们呼吁捐款的信件。
第四，若心知某人绝没有为慈善及社会福利慷慨解囊的可能，即便知道他中了上百甚至上千的奖金，我们也不会向他筹款。即便是遇上了，也不会递上呼吁信。”
王叔金最后说：
“在长达40年的慈善与义务工作里，我始终秉持着既然开始了，就要做到最好的信念，从未发生过贪污、徇私舞弊等擅用款项的事件。所有的捐款，点滴归公，志抱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之义。愿自己牺牲物质及牺牲精神，勇敢做去。故所向无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我希望公众对我在本地和全国各地为教育及慈善所进行的工作有所了解，也冀望翻阅了这本纪念校刊的人提出他们的意见。同时，我认为，我也是时候卸下这份重责，从社会活动中退下。”
王叔金78岁时，正式推出他驰骋了50年的慈善与教育领域。

4.6对曼绒县内及泰国勿洞等其他学校的贡献

上世纪30、40及50年代，王叔金积极参与曼绒县内华文学校各项活动，同时也积极通过师资培训，加强华校的办学水平。他不只服务于自己发起及创建的学校，同时也关注曼绒县内的其他华文学校，例如，协助筹款、指导办学、参加师生毕业典礼等。
根据木珍歪群贤小学的文件记载，王叔金在1936年率先捐款予该校，共捐献了100元作为修建校舍及购买设备之用途，此举引发了当地社区民众的效仿，纷纷捐款助校。学校也授予王叔金董事会荣誉成员的头衔。
4.7结语
王叔金对华文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自走遍新、马城乡，四处募捐款项，也参与构思及策划的工作，为建立华文学校，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实际参与建校工作，包括建校申请、学校规划、工程设计及实施、监督等。
每一所学校建校基金的筹募，也都有文字记录，经过编辑后，出版成校刊作为纪念，所有赞助人，无论金额大小，都会被列名除了积极参与曼绒县华文学校的建设，王叔金也努力推广中华文化，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普通话，作为沟通媒介。比方说，对大众演说或对学生训话，他都尽可能使用普通话，而不是福建话等方言。这很大程度地表现了他的社会责任心和国家认同感，成了学生们和公众的典范。
除了学校的实体建设，王叔金亦十分关注华文学校的课程编排及教育政策的制定。他推崇灌输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强调教育应注重实用性。他说："阅读与学习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自我增进，不能只是阅读经典，单纯地认识道德伦理。”
王叔金认为，学习应该与时并进，现代教育不能只是教授经典，反之必须将科学、体育与道德结合起来。他指出：“我同意现代科学教育，德、体、智并进，使学生学问、道德并行。"“读旧书只晓天对地，别无其他，若与现代教科书比较一下，实有天渊之别。"由此看来，把王叔金称为塑造民众思维的领袖，似乎也不为过。
王叔金为曼绒县的华文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今日实兆远地区的华文教育特别发达。它为本地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各方面人才，并曾一度被冠以“全马教师出产地”的雅称。当时抗曰军的许多领袖人物，如王文华（陈平）、吴添旺及杜龙山等，都是南华中学的毕业生。
为了表彰王叔金对社会的重大贡献，1963年，霹雳州苏丹授予王叔金“太平局绅"奖章（JaksaPendamai，JP)。1964年，在他逝世前数月，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王叔金"护国丞官勋章”（KesatriaMangkuNegara，KMN)。
1962年，年届78岁的王叔金，因健康理由，宣布辞去一切社会职务。此时，他已服务社会50多年。两年后，1964年5月31曰，王叔金逝世，享年80岁。
4.8题外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华人及印度人所开办的母语教育，皆由个别社区的热心人士自行管理。华文学校根据中国的教学大纲和办学模式；英文源流的学校则根据英国的办学模式和教学大纲。
1920年，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把母语源流的学校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1935年，政府提出为学校提供资金援助的建议，以此统一各校的办学水平，并由教育局监管。然而，惯于自行解决问题的许多华文学校，拒绝了这项提议，他们宁可自行担起经济责任，也要确保教育体系的独立性。
经济援助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华文学校的办学方针和办学模式。一直到1956年，马来亚政府制订了国家教育体系，规定了统一的教学语言及课程，并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国民小学（SRK)是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国民型（SRJK)则以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但国语仍是必须教授的指定语言。这项10年的教育大蓝图，被称作《拉萨报告书》，在1957年被列入教育法令。
1960年起，教育政策经由教育审查委员会拟定，委员会拟议马来文及英文被列为中学媒介语，同时成为初级教育文凭（LCE)及马来亚教育文凭（MCE)会考的媒介语，该提议被政府接纳。
在这项政策下，许多华文中学被迫放弃了以华文为教学语言的独立地位，选择接受政府的资助，也直接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南华中学和天定中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2年转为国民型中学。但华人学生被允许安排三分之一的课内时间，学习华语及华文文学。
虽说教育改制，但华文学校仍被允许以“独立中学”的形式，作为私立学校，继续存在，只是学历不被政府承认。虽然现实是残酷的，华文教育受到压制，但王叔金对曼绒县华文教育的历史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他在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漠不关心时，积极回应了当地华人社区对华文教育的迫切需求，挺身而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一所又一所的华文学校，让无数儿童受到教育，为当地社会培养了无数人才，其贡献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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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金——一位老华侨的奋斗历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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