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对家族文化的影响

2015-08-06 15:45:37来源：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论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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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对家族文化的影响

——魏氏的历史及谱牒与家族文化的考述

魏朝阳

—.典籍长传，重视史册谱牒的不断研究
魏氏的立族得之于族谱和宗谱的对接：东周时期的毕万，是魏氏的始祖，他原来姓毕名万，乃周文王第十五子一一毕公高的十二代裔孙。据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记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毕万是毕公的后裔，其祖上在周穆王西征时追随穆王，因受特殊任务而置留西方。毕万于周惠王执东周之政时，自西方犬戎之地，越昆仑，徒流沙东返洛邑。毕万持家谱及穆王所留的凭证，先往0宗庙拜见大宗伯，祀祖献祭后，朝觐周天子，面述在西方的情况，表述重返周国、为天子效命之意。经宗庙大宗伯查其所提供的家谱及有关凭证，证实毕万确系毕公之嫡裔。周惠王遂派毕万前往晋国，由晋侯委以要职，令其主持操练兵马。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大军练成之后，出征讨伐狄、霍、魏等国，一战之下，接连攻灭霍、狄、魏三国。战后晋献公论功行赏时，遂以原魏国之地封赏给毕万，升其为晋国大夫。毕万承领魏地之后，遂以此为基地，会同其子孙，逐步拓展魏氏一族。《史记•魏世家》载：“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立，晋乱，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于是诞生了魏氏一族，毕万则成魏氏的始祖。毕万若不是靠其所携带的“家谱”与周朝宗庙的“宗谱”对接无误，他就不可能完成“重返周国、为天子效命”的理想，周惠王也就不可能派他“前往晋国，由晋侯委以要职”，最终建立魏国，成为魏氏的始祖。这说明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就已经有宗谱和家谱。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根据他的远祖一一司马氏“世典周史”（担任周朝历代史官）所遗留下来的典籍记载而写成的。
魏氏族人也非常重视历朝史的研宄及族史的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座古墓中出土过一部写在竹简上的史书，后来人们称其为《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记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该书就接着续用魏国的纪年，其记述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这是一部由魏国史官所记述的史书，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代有名的史册。
南北朝时期，魏征的族兄魏收，担任东魏的正常侍、著作郎兼编国史。高洋于天保元年（550年）建立北齐时，魏收又被任命为中书令、著作郎，兼编《魏书》，天保五年（554年）《魏书》编成，并于560年刊行。《魏书》终于成为从《史记》至《明史》的廿四史之一。魏收还同时编修魏氏一族的族史和宗谱，给魏氏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唐初的名相魏征，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唐代的贞观三年，唐太宗续诏秘书监魏征，重修五朝史，其中的《隋书》就由魏征主编，后于贞观十年全部修成。时称其为良史。魏征主编的《隋书》，也属我国的廿四史之一。也为其后人留下珍贵的本族族谱。
隋朝初的礼部侍郎魏澹，也因博物多学，被升为著作郎，其时隋文帝要魏澹另写一部《魏史》。魏澹用《春秋》笔法所著的《魏史》，大矫魏收、平绘之失。隋文帝御览之后大为赞叹，给予高度的评价。可惜因某种原因，此部《魏史》已失传。
魏氏的数位历史学家在中国的史学上，是作过许多重大贡献，同时他们也为魏氏一族的传承历史作过不少考证和记述。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临海魏之才（时任夔州府令）就为他的族人主持重修过《魏氏宗谱》，并请徽州婺源的晦翁朱熹（南宋大理学家）为该宗谱写过“谱序”。南宋理宗景定五年，福建莆田进士魏梦极（时任信丰令）就曾为其族人主持重修过《莆阳枫林魏氏族谱》并作“谱序”，这一族谱还画有从魏征之父魏长贤起、至魏梦极之堂兄止的魏氏列祖遗像。该“谱”流传至今，成为我国为数稀少的“族谱”之一。泉州《魏氏大宗谱》就是以此“谱”为基础进行重修的。
台湾魏氏与泉州魏氏同宗同祖，为了重修好台湾《魏氏大族谱》，台湾医学士魏嘉亨宗亲，多年来不断地访问大陆各地魏氏族人，了解他们从哪里来？分布到那些地方去？等等具体历史，为海峡两地修撰族谱提供了不少非常可贵详实的族史资料。
十年磨成一史镜，集传再树百师贤。本人在2012年底由“九州岛岛出版社”出版的《魏氏源流及历代名人传》，是用近十年的时间，从我国的廿五史（含《清史稿》）和地方志书及全国各地魏氏提供的古今名贤的资料中，精选出百名魏氏名贤（至清末魏源止），再经反复考证后写成的，为后人树立了学习与思齐的榜样。正如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何乃川先生在这本书的“序一”中说：“魏朝阳先生笔下的人物，是历史上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既是宗贤，又是师贤，他们不仅是魏氏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后代人民学习的榜样。”
二.一脉相承，发扬为国为民的家族文化
从史册及谱牒的记载上可以看到贯穿魏氏历史的“为国为民”的家族文化：
1、“为国为民”的思想源于魏文侯的政治主张：战国时期的魏文侯，是魏国一位系统提出并实践“为国为民”的君主。魏文侯虽然是孔子的再传学生，但却是一个集儒、法两家思想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他以建立孔子倡导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方向，以实现国民过上“小康”生活为目标，根据治理自己国家的需要，以及当时社会发展的现状，对于儒、法两家的思想，他择其善而从之。他大胆地起用吴起、西门豹等法家人物，在魏文侯的支持下，由李悝来推行实施。他依靠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操练军队、兴修水利等方面，取得显着成绩，使魏国政令统一，军力强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成为战国时代的富强之国，从而使魏国一度称雄于中原。
2、“为国为民”的政治主张，成就了盛唐的“贞观之治”：唐初名相魏征的“为国为民”的政治主张，是魏文侯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魏征自始至终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魏征规劝唐太宗重视人民的力量，勤政爱民，以避免自毁江山。魏征曾参加过隋末瓦岗农民义军，清楚老百姓的要求。从农民起义中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深知帝王失去民众，就会失去帝业，失去天下。魏征深信“君舟民水”的真理。在辅佐唐太宗期间，经常提醒太宗不要忘记隋亡的历史教训，真正实行“轻役薄赋，积蓄民力，偃武修文，远服四夷”等重要措施，使唐朝帝国成为历代王朝中最为文明昌盛和繁荣富强。
3、“为国为民”开发漳州，实行民族大融合：魏敬，世称魏妈，既是唐相魏征的堂妹，又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祖母，曾被封为“唐开国元勋夫人”。泉州与潮州之间的原住民，因南下的晋人挤占他们的生存地盘，因而延续数百年的汉蛮矛盾激化升级，至唐初终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蛮獠啸乱”，唐高宗遂诏命陈元光之父陈政为统领岭南行军总管事，入闽平乱，后因众寡悬殊，交战失利。陈元光祖母一一魏氏夫人，在国难当头之时，毅然率58姓“光州固始”子弟赴闽增援，终于基本平息了少数民族的动乱。魏夫人继承魏氏一族“为国为民”的家族文化精神，用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教化民心，改造社会。威德并用，团结多数，鼓励部下与闽越等少数民族和亲通婚，促使闽越人由此逐渐汉化，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也使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
4、“为政不害民”的重民思想，也是“为国为民”的传承：南宋的理学大家魏了翁，不仅促使“程朱理学”成为南宋后期以及后来历代官方的思想理论基础。他还提出“为政不害民”的儒家“重民思想”。在他看来，天意与民意是一致的，欺民就是欺天。这种行为是天理所不能容的。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也进行了揭露，提出清除这一恶果的办法：“使贫富均而劳逸等”这就是他“立国为民”和“均贫富”的政治主张。为挽救社会危机，魏了翁提出实行裕民政策，把稳定人心当作首要任务，争取人民的支持，实行天民合一的思想。魏了翁是“为国为民”政治主张的重要传承人之一。
5、“富民强国”的改革也是“为国为民”的重要举措：清末，中国近代思想先驱魏源，面对当时不断受外国侵略者侵侮的事实，感到封建制度的衰落，必须进行切实的改革。他认为：了解学习过去的东西，一定要适合当前的具体情况，不能墨守陈规，这就是魏源的“为国为民”的政治主张。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反对采取闭关自守的保守立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主张，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指出只要经过努力，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魏源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开放改革的先声。
6、魏氏一族不止上层人物有“为国为民”的家族传统，其基层士民也一样:魏氏西福八世祖魏瑚（号西田），很得乡里民众的看重，被共推为乡约正，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廿八那一天，他与庄任的庄良珍，杏宅的郭源等人领导十班乡兵，在泉州城东的管头一带，大获抗倭卫乡此一战的全胜，并活捉其倭首，沉重地打击了倭寇入侵的嚣张气焰。使这帮倭寇从此之后，不敢再踏进泉州东门外至桥南一带。魏西田的先祖一一仙游“魏家军”将领魏升，就是明代中期（弘治至正德年间）的抗倭名将，后因伤发去世，百姓为其建了一座“壮烈祠”。据《仙游县志》载：魏升系兴、泉（兴化与泉州）安危三十年，大小二十余战，所向披靡。嘉靖年间，戚继光入闽平倭时，还特地去“壮烈祠”吊祭魏升。泉州城东的管头抗倭卫乡一战的胜利，是继承抗倭名将魏升的遗志而取得的。这一“保家卫乡”的光荣传统，传至清末鸦片战争爆发时的1843年，英军侵犯厦门之际，入侵的英军战船，从厦门欲进犯泉州之时，在洛阳江上，见周边摇旗喊杀者满山遍野，有上十万之众，便被吓破贼胆，连忙丢弃两门钢炮轻装逃遁，使泉州民众得到安定的生活环境（见清沈汝瀚的《重修万安桥记》的碑刻）。
西福分居城东南埔村的魏氏一族，在清康熙年间，出了一位水师千总魏士曾，在与其表兄万正色提督一起平定吴三桂叛乱时，为了国家的统一，在平叛战役中实施反间计时，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受到康熙皇帝的旌表。魏氏西福十世祖魏元桢的后裔、分居今之华大街道法花美社区。时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全国临解放之际，西福的地下工作者在中共地下西福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法花美村的“猪仔朝”组建闽中地下游击队，法花美村的魏朝水、西福村的魏文渊担任正、副队长，与魏俊民、魏贤书等人，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三抗”运动、破坏通讯设施、切断交通，迎接解放军挺进泉州城。这一批魏氏革命志士为泉州的早日解放，作了相当的贡献。
魏氏一族“为国为民”的家族文化，同样贯穿至今，且不断发扬光大。西福村乡贤魏腾雄（泉州天地星电子公司董事长、原华侨大学副教授），近年来，就分别为福州大学、华侨大学和泉州市慈善机构的教育及公益事业，捐献给每家各人民币1000万元（三年共捐三千万元），还捐献给西福村公益事业150多万，这一善举且得到全家的支持。泉州魏氏的其它乡贤也捐献出数百万元人民币支持教育和慈善事业。由此可见，“家族文化”的力量是无比的强大。
三.两岸同心，强化血缘族缘的纽带联系
台湾是移民社会，据台湾的有关统计，现今台湾居民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其祖籍属于福建闽南的泉州和漳州。台湾的魏氏一族，大部分都是清代康熙后期至乾隆期间由闽南入迁台湾开基的（魏氏在道光时期及从广东一带入台者为数较少）。他们移居台湾时，大多是采取同姓的宗亲聚族而居，或是以同府同县同乡聚居在一起，建立“同乡”或“血缘”聚集的村落，通过血缘和神缘这二条纽带，来维系聚居村落的聚合力和向心力；因此，他们绝大多数保留着家乡祖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这类具有大陆移民特征的宗族及宗教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故土深厚的怀念之情。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清朝割让给日本。日本殖民者进台后，便残酷地镇压台湾人民“反日保台”的起义和反抗，魏氏一族也全力参与这些抗日的斗争。后来台湾终于被日本占领并成为殖民地，为了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摧残台湾人民的文化及信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强行灌输日本文化及信俗，企图以此来取代台湾的民间信仰和民族意识，但台湾同胞则以民间信仰和血缘联系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神缘与血缘成了他们维系与祖国大陆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这是基于难以割舍的“血缘”及“神缘”的关系，既有神圣的信仰内涵，又有世俗的亲情观念。这是一种有着移民特征的神圣和世俗的融合体。这种两岸历史形成的血缘和神缘关系，具有非常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又纷纷回大陆寻根认祖。后来蒋介石占据台湾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同胞往来又受到非正常的阻碍。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两岸的同胞又开始不断地往来。
华夏魏氏，大部分出于古之巨鹿郡，“巨鹿魏氏”，后来分出一支为“安阳魏氏”，以“巨鹿魏氏”的第二十世祖魏征为“安阳魏氏”二世祖。魏征之孙魏殷的次子传十二世后，在南宋理宗朝出了一位大儒一一魏了翁大学士（号鹤山）。魏氏有个灯号叫“鹤山”的就是出于此。“安阳魏氏”的第十四世祖魏鸿，是宋高宗时期的棠邑令，因与秦桧等权奸不合，被谪泉州路德化尉，后无意西归，乃居于莆阳枫林。魏鸿入闽后成为莆阳魏氏一世祖。莆阳魏氏的四世祖魏梦松之长子魏仁进士（官监举），魏仁生有五子：次子魏福，传五代至魏九郎，魏九郎是莆阳魏氏十世祖，也是唐初名相魏征的二十三世孙，魏九郎于元代初期避战乱而迁入泉州开基，为泉州城东西福魏氏一世祖。
莆阳魏氏五世祖魏仁的四子魏祢，有三子名进兴、进富、进旺；魏进兴一脉，先迁永定继迁默林，其后裔魏文仲、魏习赋、魏文兆等人于康熙至乾隆期间，分别入台开基。魏进富一脉，分居永定；魏进旺一脉，分居漳州；他们的后裔魏愧烈、魏行春、魏德宽、魏龙美等人于乾隆至嘉庆期间，分别开发台之新竹、桃园、膨化、台中等地。台湾的进兴、进富的后裔与泉州魏九郎、魏亦颜的后裔，都是出自莆阳魏氏五世祖魏仁一脉。值得一提的是：今之台湾魏开匾等乡贤，就是魏仁的后裔，他们率先于1987年10月，在台湾成立“世界魏氏宗亲总会”。联络世界各地魏氏宗亲，寻根问祖，对接族谱，宏扬祖德、造福社会。最近几年来，他们同时以“中华魏征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会”的名义，到大陆各地区的魏氏宗亲中，做了许多弘扬魏征文化的好事。
2014年6月，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省中华文化学院、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与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等四个单位，联合在台湾高雄举行“第六届海峡百姓论坛”活动。福建省姓氏源流研宄会魏氏委员会也参加此次的论坛活动，并与台湾的“魏氏宗亲总会”、“魏征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会”等方面的代表欢聚一堂，交流经验，共叙亲宜，继续做好“两岸同根、家谱同脉”的对接活动。还顺利地把泉州供奉的“文贞公”（魏征）“炉火”，“分炉”到台北，得到台湾社会的积极响应，促进了海峡两岸“魏征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两岸魏氏学者，都在“第六届海峡百姓论坛•论文集”《闽台一家亲共圆中国梦》上，各自发表一篇论文，使魏氏一族的“‘为国为民’的家族文化”得以全面传承。
(作者系《魏氏宗讯》副主编)
(责任编辑：黄旭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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