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原王氏

历史上关于太原王氏始祖的说法，据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研究，共有五种。其影响较大者，除周灵王太子晋外，又有周平王孙赤和周大夫王子成父两说。

说太原王氏出周平王孙赤者，最早见于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王颜所撰《王卓神道碑》。碑载：“子孙因王显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孙赤。赤……奔晋，用为并州牧。凡称太原王者，无非周平王孙赤之后。”碑中又列太原王氏东周以来世系，指斥“太子晋说”是“各为修谱，世务神奇”，不合史实，皆有独到之处。但此说因王卓而起，王卓卒葬河东猗氏县（今山西临猗县），子孙留居于此，人称河东王氏。故怀疑碑中所说太原王氏实指河东王氏。加之碑中所举诸人多于史无考，所以，前人多不赞同此说。其后，这种说法便逐渐湮没了。

太原王氏出自王子成父说，最早见于三国魏《王基碑》，后又见北魏《勃海太守王偃基志》及唐韩愈《王仲舒神道碑》。墓志称：王偃字盘虎，太原晋阳人也，“其先盖隆周之遐裔。当春秋时，王子成父自周适齐，有败狄之勋，遂锡王氏焉。丹东紫盖之贵，雄侠五都，调风渫鼎之豪，声华三辅”。——碑称：仲舒，太原祁人，穆宗时任江西观察使，其先出自王子成父。又说，王氏皆王者之后，在太原为姬姓，春秋时王子成父败狄有功，因赐氏，厥后世居太原。

太原王氏始祖，最通行的说法还是周灵王太子晋。这种说法最早见于东汉王符的《潜夫论》，谓太子晋“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其后，太原、琅玡二望王姓大族皆主此说。如南朝齐《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曰：“太妃王氏，琅玡临沂人也，其先周灵王之后。”北魏《威远将军王昌墓志》：“太原祁县高贵乡吉千里人也。玉根肇于子晋，金枝光于太原。”唐益州大都督《王仁皎碑》：“太原祁人，王子宾天，启灵光之族。”河东刺史《王仁求碑》：“安宁郡人也，其胄出于太原，因迁播而在焉，十有余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唐宋以后，其例更多，一直流传到今天海内外各地。

太原王氏既尊太子晋为始祖，又补充了太子晋以下各传说中祖先的世系。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太子晋因直谏被周灵王废为庶人后，“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恢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威，汉扬州刺史。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根据这段记载，王霸是王氏居太原的第一人，所以后来也被尊为太原王氏立祠开族的始祖。

案王霸，《后汉书》有传，称太原广武人，而不曰晋阳。考广武，西汉置县，治所即今山西代县西南之古城；晋阳，秦置县，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二县在西汉时同属太原郡，西汉以后，广武由雁门郡管辖，而晋阳仍属太原，为郡治。《后汉书》称王霸为太原广武人，实际是沿袭西汉旧称。

王霸家于广武，何以会被认为家于晋阳？原因大概是他初家广武，后迁晋阳，史书两称，皆有所据。再从情理上推断，广武偏于太原郡北方一隅，晋阳则是全郡政治文化中心，王霸知名后活动于晋阳一带，并最终留居于此，也并非没有可能。

王霸在两汉之际有盛名，王莽代汉后辞官不仕，东汉初年应召入京，司徒侯霸曾一度有让位与他之意，后为阎阳所阻，不得为司徒。其后因病辞官，隐居于家，连征不就，以寿终。因为他是太原郡有史可考的王姓第一位名人，于是被奉为始祖。

不过，据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六朝门阀的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一书中研究，太原王氏关于始祖的五种说法，大都出现于门阀制度兴起的时期，对先秦祖先的附会和追忆完全不可信。其可信的上限，是东汉中叶以后，在祁县以司徒王允为代表，在晋阳是魏司空王昶伯父柔、父泽兄弟二人。《后汉书·王允传》有王允先人“世仕州郡为冠盖”等语，假定为可信，其时间最早也只能定在东汉中叶。

守屋氏的研究，注重太原王氏在史书上留下的证据，以及正史以下流传的文献和丰富的石刻资料，被池田温誉为“是把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族的实际状态清楚地勾画出来的实证性成果，它是这一研究领域的范例”（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第三章，李步嘉译）。池田氏的评价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即守屋氏关于太原王氏始祖的结论至少不是轻易得出的，它是作者在严肃分析、研究之后而下的结论，其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赞同这一说法。

 （二）家于祁县

 太原王氏主要有祁县和晋阳两支。居于祁县者，世代以高贵乡吉千里为发源地，地点相当于今天山西祁县东南祁城一带。

祁县王氏有史可考的祖先是东汉末年担任司徒一职的王允。《唐书·宰相世系表》谓王允乃王霸之后，霸长子殷任后汉中山太守，食邑祁县，遂为县人。殷四世孙实，有三子：允、隗、懋。

王允，《后汉书》有传，称太原祁人，献帝初年任司徒、守尚书令。以董卓有不臣之心，乃潜结卓将吕布，刺杀董卓，不久又被卓将李傕所杀，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被诛害，唯兄子晨、陵，脱归乡里。及朝廷平定李傕之乱，为他昭雪平反，又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祁县王氏在王允之后，允兄子王凌（陵）贵显于三国曹魏之时。王凌既免于叔父之难，以才能为魏武帝曹操知遇，入魏后官至太尉，时人说他“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司马懿有不臣之心，诛除异己，他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举兵讨伐，兵败被杀，时论无不认为他是“固忠于魏之社稷者”。有子四人，其中长子广有志尚学行，与弟飞枭、金虎并才武过人，人称“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少子明山最知名，善书法，多技艺，书法被时人视为楷模。后与三位兄长皆为司马懿所杀。

祁县王氏遭汉末、魏末两次家难后，元气大伤。此后司马氏代魏，王家因是罪臣之家，在两晋之时倍受压抑，以致无人贵显于世。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相继有几支祁县王姓人为官为宦，但实际上已与王允、王凌等人无关。如南朝宋车骑将军王玄谟，自称是王允从子雁门太守王宏六世孙，说“六世祖宏，河东太守，绵竹侯，以从叔司徒允之难，弃官北居新兴，仍为新兴，雁门太守”。但考诸史传，三国时吴国人谢承所著《后汉书》说王宏乃王允兄；与玄谟同时的范晔所著《后汉书》只说王宏与王允同郡；两书又都说王宏被允用为右扶风太守，与王允同为李傕所杀，不言宏北居新兴云云。谢承去后汉较近，范晔与玄谟同时。后者不采用玄谟的说法，显然是认为玄谟所言并非事实。加以《宋书》、《南史》叙玄谟家世时，无不特别注明“其自叙云尔”，也可以证明两书的作者同样不相信玄谟的话。

但王玄谟毕竟出于祁县王氏，并且还是王凌以后祁县王氏第一位最有影响的人。他也许是王允、王凌的近宗，祖先在两次家难时有幸获全，才留下王玄谟这支祁县人。

王玄谟在晋宋之际遇宋武帝于青徐地区，被辟为从事史，以后因军功不断升迁，至孝武末年官至顾命大臣。其后家世相传，显于南朝。子宽，光禄大夫。从弟玄载。兖州刺史。玄载弟玄邈，雍州刺史。曾孙茂，仕梁朝为开国元勋，官至太尉。

与王玄谟同时，宋镇北大将军王懿也“自言汉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孙也。祖宏仕石季龙，父苗仕苻坚，皆至二千石”，懿与兄睿皆在晋末自前秦出奔江南，为宋武帝代晋功臣，兄弟双双封侯。睿孙文和，仕齐官至盖州刺史。

在上述两支祁县王氏稍后，又有自称出于祁县的梁右卫将军王神念、宰相王僧辩父子等人，即《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谓“乌丸王氏”。

北朝时，祁县王氏贵显者有三支，但几乎全属假冒。其一是西魏大将军、太原郡公王思政所在支系，史称“太原祁人”，汉司徒允之后也。自魏太尉凌诛后，冠冕遂绝。父佑，州主簿。其实，这段记载纯属假冒，王思政实际是高丽人，出自蓰王国，姓拓王氏。北魏孝文帝改少数民族姓氏为汉姓，他的祖先始以王为姓。至西魏时恢复各族旧姓，他的儿子王康被赐姓拓王，实际上是恢复了原有的姓氏。

王思政在魏末大乱时以军功起家，后幸遇尚未继位的孝武帝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被视为心膂，其后便大富大贵。后又得幸于西魏宰相宇文泰（即北周文帝），拥军镇守颍川（今河南长葛东北），自武关（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以南，方圆一千五百里之地，都是他的统辖范围。后不幸为东魏所俘，西魏仍厚抚其家，封其子康为太原郡公，揆中都县公、邗西安县侯，恭忠诚县伯，幼显亲县伯，一女也封齐郡君。长子元逊与他同时被俘，元逊子景留于西魏，亦得封晋阳县侯。思政入东魏后倍受优礼，北齐代魏后任都官尚书、兖州刺史。而王康等人显于西魏，北周、至隋朝初年，仍有官至刺史者。

另一支显于北朝的祁县王氏即北周徐州总管王轨所在支系，王轨，史称“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门。汉司徒允之后，世为州郡冠族，累叶仕魏。”这段资料与王思政的情况一样靠不住，《北史·王轨传》说“赐姓乌丸氏”，可见他原出于乌丸族，后才改姓王氏的，郡望、先祖同属假冒。他的父亲王兴，也起于军功，见知于宇文泰，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平原县公。他则得幸于周武帝，委以心腹之任，军国大政，皆得参预，以功进位上大将军，进爵郯国公。后任柱国、徐州总管，为周宣帝忌杀。

北朝时的最后一支祁县王氏是历仕西魏、北周的隋朝的王庆及其父子。庆父因，魏灵州刺史，怀德县公；庆，隋上柱国，平昌郡公；子淹，父死后袭爵。三人所属不明。

隋唐时期，祁县王氏又有几支贵显。除前述出于乌丸族的唐太宗宰相王珪，特进王仁皎、太子少保王守一、宪、文二宗相王涯等人外，又有隋末大儒王通，唐高宗王皇后及其父司空王仁佑、诗人王勃（迁居绎州龙门，即今山西河津东南）、兵部尚书王忠嗣（家于郑县，今陕西华县）、户部侍郎王钅共       、   、         左散骑常侍王质、左散骑常侍王仲舒、太原郡公王方翼、中书舍人王珣、检校大尉王重用、太傅王重盈、河中节度使王珂、尚书右丞王维、代宗宰相王缙（维弟，父汾州司马处廉迁居河东蒲县，即今山西永济）等人，宗支繁多，不可一一详考。

（三）祖居晋阳

 太原王氏的晋阳支兴起较祁县支稍晚，时间约在东汉末年。《三国志·王昶传》说，昶家于晋阳，父泽，伯父柔，少年时因得郭林宗品评而知名。按郭林宗即郭泰，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善于奖掖后进，有盛名于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年），卒于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柔、泽兄弟谒之求名，最早不过桓帝时，最晚在灵帝初年。知名后分别官至北中郎将和代郡太守，也只能是灵帝以后的事情。因此，根据史书的记载，晋阳王氏贵显的最早时间不会超过东汉灵帝时期（公元168-189年），亦即东汉末年。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说，柔、泽兄弟乃汉扬州刺史王

威①之后，是王威②之子咸十九世孙，其说可能来自王氏私家谱牒，尚缺乏历史的证据。

晋阳王氏自柔、泽兄弟开基后，便成为魏晋盛门，柔子机，仕魏官至东郡太守；泽子昶，史称“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长，昶兄事之”，可知是与祁县王凌同时的人。他仕魏后官至司空、京陵侯，魏末因助司马氏篡魏有功，子孙入晋后皆平步青云，超级贵族的基础也随之奠定。故在西晋时，王柔孙沈以佐命之功官至司空，封博陵郡公；沈子浚，大司马，父子皆登三公之位。昶子浑，晋武帝时率方面之军灭亡孙吴，实现全国统一，建不世之勋，官至司徒，增封京陵侯爵为京陵郡公，食邑八千户。子济，尚武帝女常山公主，官至骠骑将军。浑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汝南太守。湛从兄默（黯），曹魏时已官尚书；默子佑，仕西晋为北军中侯。湛子承，亦官东海太守。承从叔遐，光禄勋。自晋初至此仅四十余年，王氏可考者十三人，除一人早卒外，余十二人全部进入仕途，且三人三公，一人尚主，官位都在中级以上，真是鼎贵一时，实际上是晋阳王氏的黄金时代。

西晋以后，五胡乱华，皇室遭劫，以东南一隅建国东晋，晋阳王氏也出现败落之象，以致时人有“祖不及孙，孙不及父”之喻。尽管如此，东晋时的晋阳王氏仍是当代名族。这不仅表现为它能继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独霸东晋朝政达数年之久，而且族中还有三人相继为哀、简文、孝武三帝皇后，一人位至三公（王恭），五人官至正副宰相（述、坦之、蕴、国宝、恭），五人任大州刺史（淡、愉、忱、绥、恭），八人有公侯爵位（峤、道素、崇之、聿、承、述、坦之、恺），除去其中的重复因素，仍可窥知晋阳王氏当时的荣华。

晋阳王氏在东晋末年连遭三次家难；一因宰相司马道子而起，结果是副相王国宝及

从祖弟琅玡内史王绪被杀；另一因前将军王恭起兵清君侧而起，结果失利，他与五子及弟爽、爽兄子秘书郎和同时被杀；最后一起家难因宋武帝诛除异己而起，结果是江州刺史王愉及其子孙十余人全部被杀。接连的家祸伤透了这支晋阳王姓人的元气，以致使他们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二、琅琊王氏  

（一）从王家太子到汉代三公

 关于琅玡王氏的来源，相传与太原王氏同出周灵王太子晋，至秦汉之际始分为琅玡、太原二望，其中详情，已见以前各章所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太子晋后人既为王氏，至其十七世孙秦武城侯王离生子元、威，分别为琅玡、太原开基。“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生骏，字伟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礼，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这是关于琅玡王氏远祖的最详细记载。

不过，琅玡王氏在太子晋至汉谏大夫王吉间世系，虽有世代记载，以及太子晋子宗敬、宗敬八世孙错、错子贲、贲子渝、渝子息、息子恢、恢子元、元子颐、颐子翦、翦子贲、贲子离、离子元、威等人名号官位，但大多于史无证。其可知者，仅有王错及子贲、裔孙翦、贲、离五人。王错的事迹见《史记》及《竹书记年》，曾助魏惠王登上皇位，任大夫，后又在惠王二年（公元前368年）因故出奔于韩。《史记·世表》说他有子名贲，仕赵为中大夫。父子二人籍贯何处，史书并无明载，还无法断定他们就是琅玡人。二人之后，翦、贲、离祖孙三人贵显于秦，但史书一则没有指出他们与错、贲二人的关系，二则明确记载他们是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县东北美原镇西南）人，因此也不能算是居住在琅玡的王姓人。

居于琅玡且闻名于世的琅玡王氏祖先被公认为是汉谏大夫王吉。他是西汉昭、宣时期（公元前86-前49年）人，生卒年无考，事迹详见（汉书）卷七二本传。传中说，王吉，琅玡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人。《唐书》等则说他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郡，初置于秦，辖五十一县，汉初一分为二，置东海、琅玡二郡。皋虞置于西汉，为侯国，东汉废。临沂亦于西汉置县。王吉初家皋虞，南距越王色践所筑琅玡台（今山东胶南县西南）较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至此，令宰相李斯刻石留念。是时，王吉传说的六世祖贲、五世祖离皆随行，又与始皇留居于此三月。其后，始皇迁天下百姓三万户于此。王吉先祖若非当地土著，必定在这次移民之中。

王吉年少时好学明经，后以此显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第一代受益者。曾任昌邑国中尉，典掌昭帝子昌邑王刘贺国中兵马。昌邑王游弋无度，他上疏谏诤，虽不被采用，仍获得昌邑王五百斤牛肉的奖赏。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入京继位，旋

即遭大将军霍光废黜，原王国故吏皆以辅佐不力被杀，只有他与袭遂曾有忠言相劝而免

死罪，髠为城旦。他后来便“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成为琅玡王氏最早的一条家法。

王吉仕于宣帝，复为忠正良臣。官至盖州刺史，博士谏大夫，秩品比八百石，在朝中属于中级官吏。但由于他是当时的经学名家，教出的生徒中有后来的宰相张禹、名士长孙顺等；又心忧国事，多次忠言进谏，人比古代圣贤，因此他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远非官位高低所能代表。

王吉为琅玡王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业，至其子骏、孙崇时，或以“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或“以父任为郎”，其后皆登三公之位。祖孙三代，禄位弥重，“有累世之美”。官宦相继的官僚世族之家在汉武帝以后即已出现，最具代表性者乃金日蝉、张汤两家，皆“七世珥汉貂”。考之琅玡王氏，三世相传，也可称为世族。正因如此，汉魏以后的琅玡王氏，无不自称“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以在西汉的这段历史为荣耀。

从太子晋到王吉子孙，琅玡王氏真正的历史尽管只有三代，但三代相继，基业不坠，仍为琅玡王氏以后的发展开创了范例。尤其是《汉书》卷七十二所言，五吉子骏、既登三公，卒官，翟方进继之，数月后升位宰相。翟方进政迹名声皆在王骏之下，若非王骏早卒，宰相之位也一定非王骏莫属。故史称，王骏在世时不得为宰相，众人无不为他感到遗憾。

秦汉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王莽时改御使大夫为大司空，职掌依旧。王骏、王崇皆居此职。王崇为三公后避王莽之祸，自动辞去职务，也未等到登上相位的那一天。

琅玡王氏的宰相梦，直到二百多年后的西晋时才变为现实，从此便宰相辈出，成为世家。

 （二）世系表的脱误

 琅玡王氏在西汉大司空王崇之后，家族地位似乎有所下降，以致世系不明，人员事迹无考。现在所能看到的琅玡王氏在后汉时的谱系，记载也极为简略，如《唐书·宰相世系表》谓崇“生遵，字伯业，后汉中大夫、义乡侯。生二子：时、音。音字少玄，大将军掾。四子：谊、睿、典、融，融字巨伟。二子：祥、览。”关于这段谱系，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有这样一段评论：“《唐书·表》所载世系，其见于《汉书·王吉传》者，自属可信。其后诸世当有脱误。然为王吉之后，要无可疑。”陈先生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自遵至祥、览四世，占据后汉约二百年历史，显然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其中若非史臣脱误，亦当是琅玡王氏自修家谱的疏漏，或者说琅玡王氏在后汉很长一段时间内毫

无史迹可寻。因为在宋代，史臣为唐朝宰相之家作世系表时，所依据的多是各家私撰谱牒，其中的脱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故南宋人洪迈评价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清人钱大昕也说：“《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这些说法，都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琅玡王氏在后汉时期的世系和历史，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而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王遵和祥、览之间诸人，其中包括王遵在内，事迹多不可考：遵、时、谊、典四人于史无一可证，音、睿、融三人事迹虽散见于汉晋诸史，但也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如王音，《晋书》等皆作“王仁”，当是音近至讹，后汉中叶前后官至青州刺史。仁子睿事迹较仁稍详，《后汉书》、《三国志》及注引诸书并说他在灵帝末年（公元189年）任荆州刺史，因与长沙太守孙坚有矛盾，被杀。睿弟融，有名誉，公府征辟，不就。融子祥、览，则是魏晋时的知名人物。

总而言之，琅玡王氏在东汉时留给后人的历史是极为有限的，其根本原因大概是由于他们无功于东汉王朝之故。因为衰落不显，才有世系的不继。《唐书》中的汉大司空王崇至祥、览间世系，前者见于《汉书》，后者于《三国志》、《晋书》等有证。祥、览父融、伯父睿、祖仁（音）也都可以通过史书确定世系所在，且生活时代都在东汉中叶以后。唯王遵一代，若是时、音生父，则亦是东汉中叶人，不可能是西汉末年的王崇之子；若是王崇之子，则是两汉之际人，亦无法是东汉中叶以后的时、音之生父，其世系所属最难断定。东汉时琅玡王氏世系表的脱误和最为衰落的岁月，也必在他前后无疑了。

注:以上文章摘于《中华姓氏通书·王姓》

 （三）卧冰求鱼和舍身救兄

 琅玡王氏的贵族地位在两汉以后能够恢复，起关键作用的，是生活在汉晋时期的王祥、王览兄弟二人。

兄弟二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生活在十分重视士大夫个人修养的时代。由于儒家以忠、孝、仁、爱为核心的正统地位早已在西汉时确立，官府用人取士，皆以此为衡量标准；士人的才能德行，也都由此判定；一生的前途功名，全部取决于当初的名声好坏。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或弄虚作假，沽名钓玉，都是时势所造成的。当时礼法规定，父母死后，士大夫要守三年之丧。东汉人赵宣为盗取名声，一直守二十余年，因此获得了声誉和名位。后经人调查，他在守丧期间不仅娶了妻，还生了五个儿子，名实全不相符。同时人许武既已入仕为官，为提携两弟，故意在分家时多取资财，而二弟终因无争而入仕。他目的既已达到，又把全部家财分与二弟，因此又博取了更高的名声。

祥、览兄弟二人，一以孝知名，一以悌知名，抑或出于天性，但也不能否认社会的影响。如王祥之孝，他生母早卒，继母不慈，又恨他占据了长子之位，影响亲生子王览的发展，所以对他十分苛虐。继母常在王融面前谗毁他，他因此失爱于父。但他是一个“笃孝纯至”之人，继母愈是如此，他对继母愈孝顺。继母让他看守李树，虽遇风雨也不躲避；继母让他像奴仆一样打扫牛栏，他也遵命完成；继母想吃黄雀肉，他彻夜张罗捕雀；继母在严冬日想吃鲜鱼，他冒着严寒，解褐破冰，冰坚不开，他卧在冰上，以体温溶冰，终于凿开一方洞，垂纶于上，获鱼而归。这便是千古传颂的“卧冰求鱼”。

王祥事继母尽孝，后被誉为古代“二十四孝”之一。作为王祥异母弟的王览，则以“孝友恭恪”知名。他年仅数岁，见祥被母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母凶虐少止。遇母以非理指使祥，他必与兄共赴。祥丧父后渐有时誉，深为继母所忌，将以毒酒加害。览推断得知，便取酒，将自饮。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继母惧览致毙，遽夺回之，其后对王祥也慢慢好起来。

兄弟二人的成名手段便是如此，史称王祥因孝知名后多次得官府征辟，他以继母尚在，拒不入仕，直到继母去世后始应命，是时年已四十余，时间当后汉末年。初任徐州刺史吕虔别驾，协助刺史安靖区域，遂使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至魏末，他又因资历和名声荣登三公之位。司马氏谋篡曹魏时，文武百官多加党附，只有他无所去从，保持中立。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刺杀魏帝曹髦，众人无敢是非，独他能冒死抚尸痛哭，言称“老臣无状”。后人见司马昭，同来的是三公何曾、荀觊伏地跪拜，他则长揖，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早在西汉时，名臣汲黯见丞相、大将军，皆揖而不拜，自谓“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玡”？结果受到异乎常人的敬重。至此，王祥不拜司马昭，同样使之“不怒而反喜”，谓“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司马氏要改朝换代，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名士装点门面。故入晋以后，他的职位由太尉进为太保，封爵由睢陵县侯晋为郡公。当时朝中，八公同列，只有他位居第一。《晋书》为西、东两晋皇帝及以下诸人作纪传，在编排次序上，接帝纪后妃传后，第一位名臣传记，便属于他。这一切都说明，王祥在汉末因孝敬后母而获得的名声，直到三国以后的西晋还在发挥作用。使他成为西晋大臣中的第一重臣。难怪有人说，“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言外之意，王祥的显名通达，全由于“卧冰求鱼”之类的孝行。

同样，“舍身护兄”的王览虽“名亚于祥”，但也因友悌兄长而知名，历仕魏晋，官至光禄大夫，封即丘子。

反映在祥、览兄弟身上的孝和悌，不仅使他们终身受益，而且还惠及子孙，这也许是他们当初没有想到的。因为魏晋时期是我国世官世卿的门阀制度形成的关键时代，凡在当时有人贵显的家族，后来都成了世代官宦之家。如王祥五子中，除三人早夭外，二人及后代皆位至太守；王览六子亦皆入仕，“子孙繁衍，颇有贤才相系，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这些，无不得力于祥、览二人的开创之功。

可见，卧冰求鱼与舍身救兄，对琅玡王氏在东汉以后的振兴，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四）一公二相三名士

 琅玡王氏到了西晋，因为有祥、览兄弟奠定的基业，族中子弟无不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出了三公一人，宰相二人，大名士三人。此外，当时社会还公认他们族中八位俊才，拿他们与同样贵盛的八位河东裴氏族人相比，可知琅玡王氏家族在当时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所谓三公即王祥，他在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去世，享年八十五。二相即王戎、王衍；三名士除包括二宰相外，另即荆州刺史王澄，三人是从兄弟和兄弟关系。

戎、衍、澄三人是琅玡王氏在西晋的代表。他们并非祥、览二人之后，而出自与二人同宗的王雄。这支王姓人在王雄之前同样衰微不显，后因王雄在曹魏时固守幽州有功，又“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官拜幽州刺史，任职期间“政成人和”、“奉宣威恩，怀柔有术”，使“边陲差安，谟南少事”，成为一代名臣，家族始显。此后，其“子浑，凉州刺史；次又，平北将军。司徒安丰侯戎，浑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又之子”。

三名士中，王戎知名最早。他在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已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等人齐名，成为“竹林七贤”之一。当时天下品评人物之风甚盛，士人一经名士品评，无不身份百倍，不用再愁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王戎与从弟衍、澄既出身官宦世家，又聪明早慧，所接触的都是达官显宦、名贤上流，得到他们有意无意的提携，很快便成为名冠天下的人物。知名后又相互标榜，刻意吹捧，遂使威名益盛，天下无比。如王戎父浑与大名士阮籍为好友，籍每至其家，“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睿冲（戎字）清赏，非卿论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王衍少年时即见重于山涛，“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皇后之父杨骏想选他为女婿，他以外戚贵显，势难持久，佯狂获免。是时王戎已是晋武帝重臣，武帝问衍何许人，“当世谁比”？戎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从此成为名士。衍弟澄“有通朗称”，又得戎、衍提携，被他们抬到“天下第一士人”的高位，声名也由此大显。等三人都成了大名士，又能都被当作天下士人领袖，“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

三名士早期的盛名为他们日后的发达铺平了道路。相继入仕以后，又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王戎曾是西晋灭吴的主帅之一，西晋克定长江中游，他有方面指挥之功。渡江后又绥慰新附，宣扬威惠，表荐孙吴直臣万伟，因此被封为六千户侯。王衍晋末任宰相，遇五胡来攻，京师洛阳危急，人心浮动，百官也想迁都避难，而他独买车牛安定人心。王澄任成都王司马颖从事中郎，成都王心腹之人孟玖是杀害大名士陆机兄弟的凶手，天下士人无不切齿。澄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通过上述可知，三名士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作为的，并非如后人所言徒具虚名。而这些政治上的作为，与他们故有的盛名一起，同样是他们在西晋时出类拔萃的资本。

琅玡王氏三名士在西晋王朝贵显一时，除有名声、政迹的作用外，还受到过诸如姻戚之家的帮助这类影响。因为西晋是一个政争不断的王朝，而琅玡王氏又是处在政争较前沿的家族，由于政治局势多变，谁也难以保证永久立于不败之地。在这种背景下，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拥有朝中强援就显得异常重要起来。王衍娶太原郭豫女，与司空裴秀、太尉贾充同为郭家女婿；两女分别嫁惠帝太子和惠帝贾皇后族子，无不势位卓著。遇有政治动荡，方方面面都有人出来解围。王戎当政时曾有失误，遭人弹劾，本应治罪，但因与“贾、郭通亲，竟不得坐”，可见是因婚姻关系而获益。这些，对琅玡王氏在西晋时的贵显，无疑起着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就了三名士，也提高了琅玡王氏的家族声望。王戎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官拜副宰相，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升正，直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去世。王衍于永兴元年任副相，永嘉二人（公元308年）升正，三年后去世。王澄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出任荆州刺史，在晋末大乱之时，拥有了这个“有江汉之固”大州的军政实权，势位之重，也是他人无法企及的。

另据《晋书·裴秀传》说，“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绥，绰比王澄、瓒比王敦、遐比王导、顾比王戎、邈比王玄云。”上述所举王家八人，除玄、绥早卒，敦、导显于东晋时外，其余四人皆魏晋名臣。一门之中出了这么多风云人物，表明琅玡王氏的高门大族地位已经完全确立。

 （五）“狡兔三窟”

 西晋末年，王室内乱，五胡入侵，民族危难在即。有先见之明的宰相王衍为保全家族计，在光熙元年（公元306年），献计于当政的司马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刺史，族弟敦为青州刺史。及二人入朝辞谢，又对二人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足以为三窟矣。”意思是说，天下既已大乱，应以保家为先。保家之策，莫如内外有援。以登、敦为荆、青二州，占据天下重镇、形胜之地，加以王衍居朝中为内应，遇到什么样的局势都可应付，家族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民间自古相传，生灵中以兔子最善于保护自己，每营巢穴，必相通于地下，留多处洞口，以便危急时用于逃命。战国时，孟尝君的地位受到威胁，门客冯谖便主动为他办了三件事，使他再无后顾之忧，并自称这是狡兔三窟之计，从此“狡兔三窟”一词便不胫而走，成为利用多种手段躲避灾祸的代名词。王衍这里把自己保家的方案称为“三窟”，其用意也在于此。

在国难当头之时，作为朝中重臣，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是设法保住自己的家庭，其作法未免过于自私，也难怪人们对他多有微词。如南宋人胡三省说，忠臣国而忘家，有国才能有家。国既不保，其家安在哉！

王衍营三窟之计虽经不起从国家角度的评判，但对琅玡王氏来说，的确起到了保全家族的作用。晋末和五胡之乱时，原与琅玡王氏同起的贵族陈郡何氏、渤海石氏、河东裴氏、颖川荀氏等无不遭受灭门之灾，而琅玡王氏非但得以保全，而且还鼎力扶持西晋宗室在江左建立了东晋政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功勋之家。由此而言，王衍的三窟之计，则是为家庭和民族立下的大功。

故南朝萧齐时，王衍族孙王晏任宰相，有人曾问他“巢窟在何处”，仍把此事挂在嘴边。

 （六）王导的功业

 在王衍实施三窟计划的同时，琅玡王氏祥、览的后人则在执行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胆计划，这便是拥戴晋宗室司马睿出镇建康（今南京市），作为在西晋灭亡后的江东代理人，开创以后被称为东晋南北朝的新局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王览之孙王导。

王导在世系上与戎、衍、澄、敦同辈，但年龄稍小，当初声名亦逊。不过，他年幼时即被人认为有将相器度，则是四人所未曾有的。西晋末，他历任东海王越参军、琅玡王司马睿司马，尤得后者信赖。他看到天下已乱，琅玡王又是一个堪当大任的英明之主，便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琅玡王初在洛阳，处于无权无势的是非之地，在王导建议下，东就封国，开始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接着又通过王导与独掌天下大权的东海王越联系，获得了帮助东海王镇守其后方基地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的军政大权。其后，王导又与王敦、王旷（书圣王羲之生父）等人密谋，通过王衍，令东海王越改任琅玡王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出镇建康，终于完成了在江南重建晋朝政权的关键一步。

王导拥戴琅玡王初至江东时，因为琅玡王声名向来无人知晓，到任月余，无人前来问津。这样，为琅玡王扬名、争取当地人支持便成为首要问题。王导与从兄敦商量，借用他已经获得的威名，在当地节日里拥琅玡王夸官出游，令琅玡王乘轿前行，自己与敦及其余名士骑马相从，威仪极盛。当地人见后，才知琅玡王是北方士人共推的新领袖，便相继前来拜见。从此，南北士人结合，同心固守江东，使江左政权初具规模。这样，王导又实现了计划的第二步。

在江左势力日益发展的时候，战乱频仍的北方每况愈下，西晋政权岌岌可危，权臣司马越试图收拾残局，但不幸病死，王公百官数十万人奉丧东归，被五胡将领石勒追及，全部被杀。在洛阳的官僚及西晋宗室等东出逃难，从者倾城，又遇石勒，自宗室四十八王以下全部遇难。这两次惨败，使西晋武装力量和司马氏宗室势力消亡殆尽。此前，晋怀帝已被匈奴人刘曜俘虏。在关中的晋朝将领拥立晋愍帝于长安，但势力所及，一城而已，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早已入主中原的五胡纷纷称帝建国，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开始。至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晋愍帝成为匈奴人阶下之囚，西晋终于宣告灭亡。

西晋亡国大局已定，由王导筹划在江左建立新政权的条件日渐成熟。王导既拥琅玡王在江东站稳了脚跟，随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在他的主持下，琅玡王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称晋王，愍帝被俘后称帝，任命王导为丞相，正式建立东晋。称帝后，他与后继的明帝、成帝等人，一直对王导感激涕零，或说“卿，吾之萧何也”，或“号为仲父”，或在登基之日“命导升御床共坐”，或“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或“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恩礼皆无以复加。其实，也难怪他们如此。如果没有王导，他们也未必会有南面称孤道寡的日子；如果没有王导，在江左重建汉人政权的计划未必就那么容易实现。

所以，由于王导，自古就有人说他在两晋之际多事之秋，拥立东晋以抵抗外辱，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称为仲父，盖其宜矣”。这些评价，并非过誉之词。

解放初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掘一座东晋墓葬，出土墓砖多块，其中有铭文曰：“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铭文中的永嘉即西晋怀帝的年号，时间当公元307-313年。此时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同时也是王导筹建东晋、安定江南、吴土、广州的关键时期。当此之时，天下灾难，九州空荒，只有江南吴土康平丰盛。其保全一方之功，除了王导，又能属于何人！

 （七）“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初年，由于王导建立了不世功勋，担任宰相居中秉政从兄敦亦因有拥戴之功，任大将军，掌握天下兵马大权。琅玡王氏家族在二人之下，担任中外要职者十余人。加以东晋同姓宗室几乎全在晋末大乱中被消灭，没有人能充当他们的宗室藩屏，其局面也不得不由琅玡王氏来支撑。所以当时有民谣曰：“王与马，共天下”，意即东晋初年的政权，是属于琅玡王氏和司马氏两家的。这名话，正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琅玡王氏家族在当时所处的地位。

王、马共天下时，琅玡王氏族中除王导任宰相外，就是大将军王敦最有实权，东晋王朝的全部军队，都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中。加上他在西晋初年就被选为晋武帝女襄城公主附马，威名素著，王导当初拥立琅玡王筹建东晋的时候，与琅玡王的名声加在一起也没有王敦一人大，所以处处都要借助他的声名，然后才有计划的一步步实现。其后，王导在政治上革新东晋朝政，他则在军事上巩固这个新兴政权。如王导奉琅玡王过江以后，势力所及，只有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长江中游的荆、湘、江、交、广等州，还都在别人的控制之下。王敦利用手中的军队，用数年的时间平定各州，使东晋势力达到江南全境，这样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因此史书这样评价他说：“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又说：“琅玡王之初镇建邺，龙德犹潜。王敦历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遂能托鱼水之深期，定金兰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他后来的名声没有像王导那样垂于千古，是因为他曾先后两次起兵“清君侧”，被人认为是不忠的表现，因此才威名大减。

东晋初年，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玡王氏族中文臣武将，几乎占据了东晋朝廷的所有重要官职，所以才有“王与马，共天下”的美名，当时的皇族司马氏，除有皇帝外，宗室诸王皆徒具虚名，既无行政权也无军事权，与皇帝一样，实际上只有南北士人的精神寄托，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在当时的外国人心目中，他们是作为琅玡王氏的陪衬和傀儡而存在的。如《魏书·司马睿传》记载，“是时睿（即晋元帝）大将军王敦宗族擅势，权重于睿，迭为上下，了无君臣之分”。这便是明证。

琅玡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时，族中子弟全部担任中外要职。除导、敦二人外，又有导从弟棱为豫章太守，敦兄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从弟舒为鹰扬将军、荆州刺史，舒弟邃为中领军、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从弟旷为淮南太守，旷弟廙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廙弟彬为侍中、江州刺史；舒子允之为西中郎将，假节。一门内外，貂蝉盈屋，古今名族，鲜有其比。

“王与马，共天下”，是琅玡王氏势力达到巅峰的标志，也是它成为天下第一望族的标志。此后，又成为天下王姓人代代传颂的千古佳话。

 （八）“亡父亡祖，司徒司空”

 东晋南朝时，琅玡王氏真是达官显贵，尽出一族。《南齐书·王融传》载，融祖僧达，宋武帝时任中书令，曾答诏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他这里所说的“亡父”即王弘，“亡祖”即王珣，分别任宋、晋司徒司空。像僧达父祖这样在两朝皆任三公的情况，实属古今所仅见。因此，也只有琅玡王氏人才有资格对皇帝说这样的话。

谈到琅玡王氏家族成员的仕宦，自晋至陈十代人中，入仕者一百七十七人，包括其家族中除早死者以外的全部成员。他们所担任的官职有极大的相同性，即多在二十岁以前入仕为官，起初担任中央各部门清显官职或东宫、王国属吏，接着转仕州郡，获得一定的统治经验和政治资本后，便升任中央要职，直至宰相、三公，几乎无一人例外。因为门第显赫，族中子弟又多有经邦济国的真才实学，位登极品的人也就缕缕不绝。其人员之多，远非“亡父亡祖、司徒司空”，所能概括。如王僧达所在支系，父祖既至三公，由此往上，曾祖洽，东晋中领军，加中书令；高祖导，即东晋宰相。而僧达亦仕宋至尚书右仆射，居当朝副宰相之任。可见其五世之中，至宰相三公者三人，副相者二人，家族是何等的显贵。又如僧达从父兄僧绰支，其父昙首，即僧达父王弘次弟，宋文帝时与兄同居相位，僧绰及子俭、孙暕等人在宋、齐、梁三代亦相继为相，其贵显程度超过僧达支。有时在一代人中，相继居相位者就有数人。如在僧达辈中，僧达、僧绰、僧虔、景文四人至宰相，其中僧绰、僧虔还是兄弟关系。正因其族中宰相三公辈出，故时人称道其子弟，或说“相门有相”，或说“公门有公”，或说“公才公望，复在得矣”。齐宰相王俭赋诗“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义”，同样对子孙寄有厚望。

 （九）“春来发几枝”？

 南北朝末期，由于南北对峙局面逐渐结束，琅玡王氏先后一批一批来到北方，供职于北朝和以后各朝。随着隋唐一统天下的春风吹拂，琅玡王氏族人也相继焕发了新的活力。伴随政治环境的变化，他们把家安在北方的许多地方，进一步把家族的种子播向全国各地。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上,又有他们多少可寻的足迹?分化后的家族定居在何处?要回答这些,还得从头说起。

两晋之际，琅玡王氏诸人渡江以后，大多居住在京师建康一带。以后为了仕宦的方便和出于发展田园经济的考虑，开始逐步迁徙到江南各地。如晋司徒王珣兄弟曾先后出任吴国内史，便把家安在了苏州虎丘山一带。王羲之任临川内史，也在郡中建了住宅，后又定居在今浙江嵊县东南七十三里金庭一带。其子王献之，也在绍兴建有住宅。王胡之在吴兴余杭及会稽始宁都建有家园，后便留居于此，直到他五世孙王秀之时仍居住在余杭舍亭山一带。此外，宋征士王弘之和广州刺史王镇之家在会稽上虞，王伟之居吴兴乌程县，王彬居永嘉郡积谷山，王固与兄质初居岭南信安县，后移吴郡；王素居东阳。至于在建康城中者，琅玡王氏也分别居住在乌衣巷、马粪巷、城东钟山旁等地，可见他们的住处相当分散。数年以后，他们都成了各地的土著居民。如今，在这些地方的王家家谱上，都有他们祖先迁来的明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