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备，是福州闽县人，俗家姓谢，少酷好垂钓，常泛小舟于南台江中。一日忽发出尘之念，弃舟上北峰芙蓉山，拜灵训为师出家，因此他算义存的师弟。35岁后辞师，赴豫章开元寺，就道玄和尚受具戒。这年秋又回芙蓉山，“或游古洞，或宴坐颠峰，不怕风霜雾事，凌星月苦修。”唐咸通十三年(872年)上雪峰山，与义存戮力构造禅院。因他曾住过福州的玄沙院，故人称他为玄沙师备。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王审知请他下府住安国院，待之以师礼，捨一万钱构筑殿堂。有僧徒七百余人。王审知还向昭宗皇帝奏报师备的道业。昭宗帝赐他“宗一大师”的称号，并紫衣袈裟。师备的法道，与义存同出一辙，而且更加明确、丰富。有《玄沙师备禅师广录》和《玄沙师备禅师语录》传世。
    十分凑巧，这对师兄弟高僧，都于梁开平二年(908年)圆寂。义存享年87岁，师备74岁。义存的塔建在雪峰寺内，塔样图是义存入灭前一年自绘给王审知的。王审知遣使往江西瑞迹山开采石料，运回供造义存塔，并建龛子、真堂三间。这些遗迹，以及王审知与义存合种的柽树等，至今仍可见到。
    王审知礼遇义存，自然也及于他的高徒。如长庆慧棱，杭州人追随义存29年，“定业淳密，操守矜庄”。唐天祐三年(906年)，由泉州刺史王延彬（王审邽子，王审知从子)请住招庆院。“后闽帅（指王审知）请居长乐府(福州)之西院，奏额曰长庆(即今之西禅寺)，号超觉大师。”
    再一位，为鼓山神晏。神晏姓李，大梁人，先在卫州白鹿山剃度。又上嵩山具戒“由是杖锡遍参，扣诸方禅关”，后上雪峰依义存。义存入寂后，闽王王审知“开福州鼓山，创万岁寺，清晏唱雪峰之法。”一日，王人寺瞻仰佛像，问：“什么佛?”晏说：“请大王鉴。”王曰：“鉴即不是佛。’’神晏反问：“鉴即不是佛，是什么?”王无答。王加神晏法号“兴圣国师”。现鼓山的喝水岩，国师岩及涌泉寺等处，多有神晏与王审知契友相从的遗迹。
   
    1．闽中寺观之盛，是否王审知启之?
    道光间《重纂福建通志》卷88之《王审知传》有云：“厥后寺观之盛，几遍闽中，实自审知启之。”此“启之”二字，便是不实之辞。
    查宋淳熙《三山志》载：“闽中寺，始晋太康之纪，因终晋世，益二寺而己。越二百载，齐之寺一，梁之寺十七，陈之寺十三，隋之寺三。唐，自高祖至文宗，二百二十二年，寺三十九；至宣宗，四十一；懿宗一百二；僖宗五十六；昭宗十八，殚穷土木，绚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王氏有闽，更加营缮，增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自属吴越，首尾三十七年，建寺亦二百二十一。入宋，颓风弊习侵入骨髓，富民翁媪倾施资产，以立院宇者亡限。盖庆历中，通至千六百二十五所云。”
    从以上数字看，唐自高祖至文宗的222年间，闽中的寺庙是比较少的。但自武宗起，经过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的56年中，寺庙激增了235所。如果以自“王氏有闽”直至闽亡的52年，“增寺267所”，与之对比，年数和所数都相去无几。因此，说“寺观之盛，几遍闽中，实自审知启之”，这断语是不确的。如果说闽时的闽中增寺，王审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影响，那么闽亡于吴越后的37年，亦建寺221所；以及自有宋至庆历的81年间，闽中寺观更“通至千六百二十五所”，更无从算是“实自审知启之”的项下了。
    为了较准确地辩析这个问题，笔者还把《闽书》(明·何香远编撰)《方域志》内的闽县、侯官县的128座山查遍，以寻觅王审知营造寺观的踪迹。奇怪的是，虽然从中看到王审知频繁的宗教活动，但由他新建的寺观不多，由他修复或修缮的寺观有一些。以此看来，更难以说“实自审知启之”。
    “世上名山僧占多”。从闽国的都城的闽县、侯官县名山寺中得的情况，是能说明“王氏有闽，增氏二百六十七”之说，是含原有旧寺经王审知修复修缮的在内；而且含后传五主的子孙所建的寺庙在内的。    ．
    2．闽地多僧，从谁开始?
    有人用古诗“湖田种稻重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来批评王审知的闽中多寺多僧。其实，此诗被引用错了。据《闽书》云：此诗为宋末人徐经孙的《福州即景诗》，是描绘宋末时福州景象的。那时闽中有寺1625所。(诗句的个别字不同，如“湖田”为“潮田”，“万枝灯”为“百枚灯”。)
    《十国春秋·闽二，惠宗本纪》云，“天成三年(928年)冬十二月，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地多僧。”由此看来，闽地多僧的责任在于王审知死后传位的第二人，即他的次子惠宗王延钧。王延钧是杀了他的亲哥王延翰登上闽王宝座的。他不仅度民为僧，而且“弓量田土第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闽中有寺田之名，也从此开始。
    有人 或许会说：“黄滔的《丈六金身碑》中不是说过：‘其明年正月，设二十万人斋，号无遮以落之’。二十万人斋，不就是向二十万僧人供饭吗?”看来这里有了误会。“无遮落之”，即是开“无遮大会”，指不分贤圣道俗上下贵贱，一切人都可以参加的平等大会。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梁武帝时⑤。“二十万人斋”，即泛指与会的众多人等事先都进行“斋戒”(即与会前进行清心沽身)。如果把它解释为：对众多的与会者每人都发一份素食点心，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实在怀疑那时的福州有“二十万人”。因为直到一千年后的解放前夕，福州也只有30万人。
    3．王审知的崇释重佛，在当时各国是否独家个别现象
    王审知的崇释重佛，以宗教的“化人”作用，来助其“理世”,并非闽国独有。而当时十国中一些统治者，对此都能运用自如。“唐末亘五代，禅道大兴，王侯之归向者不少。如后唐庄宗于兴化存奖，南唐王李昇于清凉法眼，楚王马殷于石门献蕴，吴越王钱鏐于镜清道符，钱俶之于天台德韶、永明道潜，闽王王审知之雪峰、玄沙，南汉王刘隐之于灵树如敏，皆其崇信之深者。”⑥
    不过，由于禅宗与福建的特殊密切关系，似乎王审知更能得到其中三昧。如“庄宗于兴化存奖”，这存奖就曾“初住福州之华严”；李昇于清凉法眼”，这“清凉法眼”即住金陵清凉寺的大法眼禅师文益。而这个文益则是福州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李璟（南唐中主)，还信奉义存的再传弟子、文偃的法嗣清禀禅师，以及神宴的法嗣真寂禅师。“吴越王钱鏐于镜清道符”，这道符便是道怤，因住越州镜清院，故称“镜清道怤”，他是雪峰义存的弟子，在闽中称为“小鏐布衲”，他“唱雪峰禅，学者奔凑”，钱锣说他是“真道人也。”后来继位的两个吴越王钱佐、钱俶，前者崇奉真觉大师灵照，后者礼敬天台德昭，两位高僧也都是义存的高足。钱俶还信仰鼓山神晏的法嗣心印水月大师。刘隐是南平王，他弟弟刘砻继位称帝是南汉王，兄弟都崇拜义存法嗣文偃，文偃主持灵树山三十年；文偃法嗣如敏亦得到龚的礼遇。
    因此，可以说，禅宗因王审知而在闽中得到了弘扬，而闽中禅又通过自己的高僧在南方各国得到发展。我以为这也是闽国前期宗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
    4．王审知崇奉释教，但绝不允许以教干政，他以为“理世”与“教化”虽可以殊途同归，但毕竟是两类人员分别从事的两个领域的事。因此，一旦发现有人以宗教干政，便严加处置。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贞明六年(916年)冬十一月，诛僧浩源及其党”的事。这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他的侄儿、王审邽的儿子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治泉十七年很有成绩，“吏民安之”；而且设招贤院，礼侍从中原来闽依靠王审知的公卿文士；开发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为此，王审知“加其领平卢节度使”。由是逐渐骄纵，刚好此时有人献自鹿、紫芝。围绕他周围的僧人浩源，煽惑说：“此乃是王者的符兆”，鼓动他直接与朱梁中央政府联系，要求封授泉州节度使。王延彬听从浩源的话，瞒着王审知，遣使从海路向朱梁进贡求封。事情被王审知发现了，于是“太祖(指审知)诛浩源及其党，黜延彬归私第。”不久，延彬便死了。
    联系到王审知死后的闽国宫庭王族间的内讧，其中有许多宗教干政的反面例子。以此相为比较，更说明王审知宗教政策的正确性。
    当然，王审知的崇释奉佛，也造成了极大的物质的浪费。到了他的晚政，遂出现了“开府多事，经费不给”的情况。以至由他的“孔目吏陈岘献计，请以富人补利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岘由是得宠，迁支计官。”⑦
注释：
①⑦《十国春秋》。
②③《景德传灯录》。
④《古尊宿语录》卷37。
⑤《新编佛教辞典》第320页。
⑥《中国禅学思想史》，日·忽滑谷快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