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知，河南固始人。为五代十国中闽国的创始人。从唐景福二年（893年）王潮任福建观察使，他任副使，到晋开运二年（945年）王延政亡国，王氏统治福建52年。其中王审知执政33年（含其任王潮的副手4年）。王审知对福建的贡献极大，被后人称为“八闽人祖”、“开闽王”。本人专就他的宗教政策，进行论述。
   
     王潮在职4年，王审知在职29年，共同推行着一个“保境息民”的总战略总政策，为极为混乱的五代时期的闽中，取得了十分可贵的33年的安靖。这个总战略总政策包括在唐侍部于竞所撰的《琅琊郡王德政碑》中所列的若干主要德政。如果概括起来，大致是：励精图治，抑强扶弱，汙莱尽辟，家给人足；航海梯山，供奉循环；宾贤礼士，衣冠怀之；学校之设，教化之原；俊造相望，廉秀特盛；宽仁柔服，廓清祲氛；轻徭薄赋，尤彰宏业；崇释奉教，象法重兴；坠简遗编，缮写精研；神助德化，开港甘棠；四邻共守，假御备守；……从中可以看出，宗教上的努力，是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措施，以同等的需要而同时并举，相互配合的。因而，德政碑上用很长的文字来讲宗教，就不奇怪了。诸如：“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兴，导师如口（缺字），虹梁雕，重斩忉利之宫；细轴牙谶，更演毗尼之藏。而又盛兴宝塔，多舍净财，日丽尽甍，云攒彩槛。顽艳迥向，远迩归依。用俾同缘，皆同妙果。……法宝梵宇，胜因所主，崇构斯精，福庆攸聚。”
     王审知的崇释兴佛活动，场面都很隆重铺张。天祐元年（904年），他由唐封为琅琊王。“是岁，建报恩定光多宝塔于福州。”“天祐三年秋月乙丑，铸金铜佛像一，高丈有六尺。丁亥，铸菩萨像二，高丈有三尺。冬十二月丙申，迎像于开元寺殿，号曰无遮。”这年的四月，朱温灭唐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元开平。王又“以九仙山万岁寺请为梁王祝厘，表额曰寿山。”《闽书》有云：此万岁寺亦为王审知于天元年建。
    关于“铸丈六全身”和“设二十万人斋”的经过，在黄滔的《丈六金身碑》中有详细的介绍。比如：“铸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宝塔之右古仙徐登上升之地。其日圆空境然，江山四爽，蓴爚之上，滕为烟雾，盘旋氤氲，五色成文。又有群鸟，或为鸿鹄，或如鹦鹉，交翔而间鸣，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泻而成。……翌日，迎入府之别庭，磨莹雕饰，克尽其妙，朝夕瞻拜，时不之怠。冬十有二月丙申，会僧干禾，以幡以幢，以钟以磬，引归开元寺寿山之塔院，独殿以居之，翼二菩萨于左右，三十二相足，八十种好具。螺累累以成髻，珠隐隐以炫额。檀信及门而膝地，童耊遍城而掌胶。”又如：“其明年正月十有八乙末，设二十万人斋，号无遮以落之。是日也，彩云缬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气扑地，经梵之声入空。座落客……”单文中列名的便有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兵部侍部韩屋，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马王标，吏部郎中夏候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宏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传懿等唐中央部门的官员。他们都是政声文名极大，且游历广，见识多的当时显要人物。他们都称杨说：“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指王审知）。……值斯佛之成，斯会之设，俱得放心猿于菩提树上，歇意马于清凉中。”
   
      王审知个人有着浓重的对佛的迷信思想。佛教能在闽国广泛传播，有他个人的思想影响的存在，但这不是根本的因素。如果扩大了这个因素，则陷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中。
     我以为，当时的客观社会形势与环境是：唐从安史之乱后，至宋统一的200年间（755—960），中原战乱频仍，兵祸惨烈。一方面，人民经过一番痛苦的生死存亡的熬煎之后，人心需要安慰，精神应有寄托。而统治者也必须解决对人民的教化“牧民”问题。这便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另一方面，大批的知识分子遁入空门，佛教寺庙成为一时的“储才馆”，人才芸集于寺庙，既为佛教的发展推波助澜，又使寺庙成为统治者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场所，客观上也使宗教的发展，多了一种动力。第三方面，则是由于闽国的保境息兵安民的结果，国家社会都有了较多的财力物力，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没有以上的种种客观的社会背景，佛教在闽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就上述的若干问题，进行一些论述。
   
     黄滔在《丈六金身碑》里说：“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释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与化人，殊路而同归。彼（指帝王）宵旴于万有，故一夫不获，若己陨诸隍中；此（指释者）济度于触类，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碑文中，黄滔还将梁武帝之“隆释氏”，与王审知的提倡佛教，在主旨和效果的不同作了比较。他说：“梁武帝隆释氏之数（技术、方术），不隆释氏之旨（宗旨、根本）”；而且“以民之财之力，刹将三百（建佛刹近三百座），祈功觊德，则归诸己，啼亿兆而不乳，削顶额而言觉，所以私所以然。”而王审知则不是这样的。“今我公，为邦则忠孝于君亲，牧人则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报恩多宝定光，追荐于先世；其三其四，大中、神光，为军旅也，为人民也。……大王意同乎塔，首在君亲，次则军旅人民，而己后焉。”
     这项盛大规模的铸佛活动，开初确是只是王审知个人意念中的想法，即他做了一个梦，“梦天之西际，以照物，彩云罅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觏止，熙熙而启言，曰：‘断予一臂，卫子一方。’”王审知梦醒后，觉得奇怪，便想：“断一臂，誓诚也；卫一方，保众也。”开始，“姑默其事”，不讲；接着，便利用这梦境，“创其意”，对属下和民众进行教化活动，“乃命自宾席之逮将校，将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众庶”，一级到一级，“其有植信根之深者，映惠烛之明者，许以一金，投吾俸中”，即以他自己的俸禄，加上众多的“一金”，用以采铜铸佛，保证了这项活动的上下一致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达到了“用俾群缘，皆同妙果”的目的。  
     唐末的大动乱，反而促进了禅宗佛教的发展，特别是神秀和惠能各领其北渐、南顿派之后，南顿派分衍为五宗（沩仰、曹洞、云门、临济、法眼）。此五宗与福建关系至大。其中一些著名高僧与王审知的关系密切。如沩仰宗的创立人灵祐，为福建长溪（今霞浦）人；曹洞宗的创立人之一本寂，莆田人；临济宗的创立人义玄，是黄檗山希运的法嗣，而义存是福建南安人；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是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而师备也是福建人。
     王审知爱重人才。《十国春秋·闽一·太祖世家》说他“酷好礼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新五代史·闽世家第八·王审知传》亦云：“审知好礼下士。王倓，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王审知对俗世的人才如此，对世外化人中的“士”——高僧名流亦如是。因为出世的僧侣，不会“依以仕宦”，所以王审知对他们则采取了另一形式的“好礼”。他与雪峰的义存，玄沙的师备及鼓山的神晏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
义存，姓曾名勉。家世笃奉佛教。12岁从父游莆田玉涧寺，即留作童侍，17岁正式落发改法讳为义存。24岁侍福州芙蓉山之灵训法师左右，灵训为马祖道一法嗣。以后，游南北各地，广参名僧如洞山良价、德山宣鉴等。47岁回闽，先在先师灵训肄业之地芙蓉山石室安坐，后登象骨峰（雪峰原称）“求住山之地”。在当地信士、官员的捐地施财下，到他57时，“创立至兹六载，结构大备。（由）僧智朗诣长安乞额，赐应天雪峰寺。”中和元年（881年），义存60岁，又由僖宗皇帝“赐真觉大师之号并紫袈裟”。义存住雪峰39年，87岁圆寂，门下能阐扬大法的56人，僧众数千人，“法席之盛卓冠天下”。
    王审知仰慕义存的道化，为雪峰寺“设像铸钟，创法堂迥廊方丈等，优施充其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