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是一个各方割据，分崩离析的动荡局面。王审知建立闽国，在当时偏安割据的格局下，颇有建树，业绩瞩目。
    王审知(862—925年)字信通，又字祥卿，光州(河南)固始人，唐中和和元年(881年)随兄王潮从王绪起兵南下，经江西、广东之后，入闽。潮为福建观察使，审知为副。光化元年(898年)潮卒，审知继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后加平章事、封琅琊郡王。唐亡，后梁立，审知进表纳贡，开平三年(909年)授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竖年封闽王。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加检校太师；同光三年(925年)病故，计治闽29年①。如果把王潮在职四年合计，闽中在五代极混乱时期，能有33年安靖和发展，便是王氏兄弟对于中世纪福建的贡献。朱维干教授的《福建史稿》作了这样的肯定，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王审知治闽是处在中原极为混乱的时期，而为了稳定福建，致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鼓励垦荒，重视经济贸易及海外交通等，以开源节流，提倡节俭，减轻赋役，大力发展生产，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这不但开拓闽海，勤谨理政，还为宋代福建的高度繁荣奠定了殷实的基础。元奉直大夫温州路平阳州知州卢琦的《广武王像赞》：“唯广武王，政令整肃，受命于唐，奠彼南服，建国泉闽，躬膺百福，胤祚绵绵，昭然懋族。”这是从文学角度的颂扬，而从历史学角度评价闽王治闽的业绩，《福建史稿》上册专列《王审知治闽的贡献》：一、保境息民的政策，间与南汉、吴越、吴三国为邻，和睦共处，别无战事，注全力于整治内政，倡廉肃贪，奖励垦荒，发展工商，兴修水利，政风清正，这便是《琅琊王德政碑》所赞“时和年丰，家给人足”政绩；二、发展海运事业，开拓闽海，促进对外贸易，招徕番船泊案，商业繁荣；三、县镇的增设，计有闽清、罗源、永春、宁德、顺昌、同安6县；置关隶(政和)、温岭(崇安)、松源（松溪）3镇；改将乐县为镛州，延平镇为潭州2州，这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行政管辖强化的标志；四、福州的拓城，这是闽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必要的举措。天复年间(901年一904年)在子城外筑城40里为罗城；梁开平二年(908年)又筑南北夹城。这样巩固金城汤地，为子孙后世拓立基业，只是其子孙不肖，自相残杀而不能守。这些治闽业绩，为发展文化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文化如奇卉名花，也须有人培植护持，才会枝叶扶疏，而有万紫千红的绚烂。闽中为什么到宋代，会有杨亿、柳永的诗词，郑樵、袁枢的史学?能不归功于审知兄弟，为闽中文化之花，尽过培植护持的心力么?”②
    闽中文化建树，王审知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广招文化名士，善于量才用人。当时闽中文化人才奇缺，而王审知随从入闽的，多是务农的为多，开拓闽海，必须招罗一批有识之士，以期敷扬教化，提高本土百姓的素质，才能促进社会的富庶和进步。《五代诗话·例言》有述：“十国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闽则韩(偓)、黄(滔)、翁(承赞)、徐(夤)诸君子，连茵接轸”。这些诗人，先后入闽托庇在闽王手下，才不至于受朱温、李存勖的摧残和虐杀，免却饥寒交迫，能在榕阴之下，唱和推敲，以诗教启沃闽中后辈。如翁承赞劝促王审知建四门学，发展福建教育；黄滔工诗善文，闽中碑碣多为其文，而王审知主闽，得其规正有力；徐夤数次为李存勗所欲杀的，王审知故意简慢对待，置其归隐乡村，专攻词赋而保护了人才。这些招纳文化人才的政策和举措，有利于治闽的业绩，也有利于闽中社会衍进和文明③。又如韩偓作为唐末的诗人，才华出众，公推为巨星，仕至翰林承旨、工部侍郎，因触忌于朱温，险些丧命，只好举族入闽。“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他的咏叹反映了宦海的浮沉，从中尤感闽王的重用。黄璞的《闽川名士传》叙及：唐神龙(889年)以来，闽人知名于世者，所现人物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这便是陈衍《补订(闽诗录)叙》所述的：“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足知闽王的纳贤招才的政策，不仅仅囿于诗人流寓人闽者，还会有文化各界人才，才有助于“文教之开兴”。当然，这些文化人才入闽的作用和贡献也不仅仅囿于咏唱，而是通过诗教和文化，提高闽中社会文化的水准，有助文明的开化，也有助道德的倡扬，有益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益于民风的纯正。这正是经济的繁荣，发展了文化的昌盛的标志，而文化发展，正是广收中士知识分子，以示敷扬文教的政绩。所以，《福州地方志》记载王审知“”礼遇下士，“延揽中原文学之士”，如他任用翁承赞为相，黄滔任节度使，陈峤为大从事，徐夤掌书记等，便是佐证。
    第二，多方兴学，培育闽中人才。如翁承赞的设立四门学的建议被闽王采纳，使教育事业的发展，越出门阀子弟的小范围，从而推广到民间，能够多方面、多层次来提高闽中的文化素质，出类拔萃，涌现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盛况。宋代闽中人才辈出。以状元为例便有张确、叶齐、徐爽、陈诚之、章衡、许将、梁克家等24人，正是闽王的兴学设施的成效。“闽人任闽中机要人员，自审知始；宋代相沿为流行全国的官制。”④闽王善用闽人辅政，作为治闽的举措之一，显示了知人善用，不拘一格的选贤用才的胆识和才智，影响深远。
    第三，搜求书籍，大力扶持印刷业，为文化传播和流通，建树一帜。如《琅琊王德政(碑》述及：“自燎炽西秦，烟飞东观，鲁壁之遗编莫求，周陵之坠简宁存?”这指兵荒马乱、战火屡炽，连故都的中秘藏书，也化为灰烬，足知文化的洗劫，损失惨重。闽王“亟命访寻，精于缮写，远贡刘音之阁，不假陈农之求，次弟题签，森罗卷轴”，为搜求征集古籍，尽心竭力，尤其对于佚书散册的广泛搜集，及时抢救文化保藏，是后世肯定的一大功绩。徐夤的《钓矾文集》等一批新著，也在闽王支持下刊行。书籍的印出，必然促进全闽出版印刷受工业的兴旺，闽版沙本的印刷业在宋代名声大起，与闽王的重视出版书籍不无关系。
    第四，修葺历史古迹，开辟闽中景观。从建于山白塔等4座，到铸开元寺金铜佛像一丈六尺高，从建东华宫之泰山东岳庙，到增建佛寺267座，足显其时闽国的社会经济实力的雄厚，才有能力在文化设施上投入诸多工程的开支。历史文化的景观，反映了社会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盛况。这些古建筑历尽沧桑，许多仍存，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闪烁闽文化的艺术风采，这一政绩，不应视为“搜括民膏”“大搞迷信”。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建设，离不开鼓山涌泉寺等一批名胜佳地，增设景观。
    第五，文化民俗的衍进。王审知兄弟人闽以后，有数不尽的中土人民，随在闽中落户；而广纳中土名士，佐闽敷扬文化，促进民间习俗和村风的淳朴和文明，这是闽王治闽又一个业绩。福建本土的百姓，本守刀耕火种，过着较为原始的农耕生活，南北汇合，文化民俗的交流，必然带来了“文教之开兴”，必然随着闽疆的开拓，社会日趋文明和昌盛。这便是《建安志》所述：“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见《福建通志》卷三《风俗》)这“备五方之俗”，当然并非兼收并蓄，而有一个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过程。有益于“文教之开兴”的民俗，有益于社会昌明和进步的民俗，加以推倡，而若干粗俗陋习，本身带有野蛮迷信的，加以汰去。闽王的倡立闽土的习俗民风，引向中原文化方面发展，不仅收到“文教之开兴”效应，也收到“备五方之俗”的成效。
    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我们探讨王审知治闽的文化业绩，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求恰如其分地评价闽国及王审知的历史贡献，这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以免用现代的尺寸来丈量闽王，也以免毫无分析地笼统评说。苛求古人不足取，而“好，一切皆好；不好一切皆不好”也不足取。
    文化作为人类的适应方式，是利用自然能力，为人类社会服务提供了技术，以及完成这种过程的社会和意识的方法，从闽国的经济、政治或其他方面而言，王审知发展闽文化，适应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设社会背景，也适应于闽的地方社会和生产发展的需求。这便是王审知善于利用闽的自然资源和地方特色，倡导和发展文化，也善于谐调外来文化影响，传播外来的文化精华(即中土文化交汇于闽文化中），促进闽本土文化不断拓展和更新。这样，通过适应而产生的新文化特点，可以看作适应性的进步。这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哈定等著的《文化与进化》所述的：“文化不仅产生了形态的适应结果，而且还产生了更高形态的结果。文化不仅经历了族系发生演变而且经历了全面演进。”(页23，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审知发展文化的所有举措，都是具有保持闽地方文化的传统，而又有吸收中原文化的创造。如开拓闽海，发展海上贸易．必须营造“福船”，这便是文化发展的典型佐证。因为，闽文化显然包括了技术的、社会的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技术系统是决定社会和观念的基础，而这造船的技术和工艺，则是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观念就是表达技术的力量，并反映了社会系统，足知造船技术因素是总体文化系统中的决定因素。闽海的开拓，航每的发达和贸易商业的兴盛，都与造船技术的发展相关。技术，必须靠敷扬教育，培育人才和推进科学才能发展的。“福船”的技术工艺，标志着闽地的水上交通工具，已从只适应于内河驾驭，发展到向外海航远，这正是闽王倡导的文化通过适应而变为多种社会有可能利用本地的各种资源，衍进文明，使生产发展，生活逐渐充裕。
    当然，任何一种活动的文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王审知在文化上建树，为社会的繁荣和生产的富足，作了卓著的贡献。即使建造或修葺大批的寺庙，也属于社会文化的设施，但是，信佛崇道、宣扬迷信方面过了头，必然也有碍于社会的文明和技术的进步。如铸造的开元寺的铜佛像，从冶炼的技术和工艺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可惜，铸的佛像，为了顶礼膜拜，便不利于生产发展，僧伽过多，佛寺过多，诚如《福建史稿》所述“审知的迷信作风，影响了一代。延钧因为禳病许愿，病好以后，要写经五藏，要度僧二万人，要饭僧三百万。他把闽中的上好良田，施舍给寺院。结果是福州有这样的现象，僧多寺多。”作为社会文化的现象，这不是进步的，而是落后的。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力求对于事物的理解，以成为社会生产力，而闽王国“山路逢人半是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利于社会文化的进步。这是我们评价闽王治闽的文化业绩，必须严格辨析和识别的。
注释：
①《新五代史》《闽世家·王审知传》。
②《福建史稿》上册，第156页。
③《福建史稿》上册，第156页。
④《福建史稿》上册，第156页。
(作者单位：福州市工人业余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