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知于公元898年3月，被唐朝廷正式任命为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10月又升为威武军节度使，执掌福建的军政大权，一直到925年12月病卒于“闽王”任上。在这近30年的治闽期间，王审知始终遵循“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交好邻道，保境息民”的大政方略，全力发展经济，终于创造出了福建“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一境晏然的盛世局面。在制定货币制度上，王审知也一贯恪守了上述的施政原则。
    史载：916年，王审知铸少量的“开元通宝”折一铜钱，钱背书“闽”字。922年，又铸“开元通宝”当十铜钱，背有星、月文和“闽”字。《十国纪年·闽史》云：“王审知为王，贞明元年(915年)汀州宁化县出铅，置铅场。二年，铸铅钱，与铜钱并行”。龙德2年(922年)，王审知又加铸铁钱，把铅铁钱作为闽地流通的主要货币。这些钱币的钱文均为“开元通宝”，钱背均有“闽”或“福”字，悉仿唐朝后期在钱背加纪铸地的“会昌开元”钱。
     那么，王审知的闽钱为什么都以“开元通宝”为钱文呢?为什么要用铅、铁作为主要的币材呢?  
    众所周知，统制全国的货币，朝廷控制造币权，是封建君主理财治国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驾驭天下、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一种体现；制定钱币的名号(钱文)，更是一个皇朝皇权的集中反映。各朝皇帝和朝廷都垄断了这些权利，不容许地方和臣民僭越。地方和臣民最多只能仿铸本朝所允许流通的钱币，若擅自立钱币名号，则意味着与朝廷分庭抗礼，大逆犯上，必遭致严厉的镇压。
    王审知虽然是事实上的闽国帝王，但他深知自己危难的处境。闽国偏处东南海隅，地狭人稀，国势贫弱，决不能冒犯占据朝廷地位的故唐和后来的后梁、后唐，更不能在治国方略和政策上有所闪失，引来东北面的吴越、西面的吴、南面的南汉等邻国的干预，惹起战祸，引火烧身，立于挨打的境地。所以，王审知始终没有正式建国称帝，一直向故唐和以后的后梁、后唐称臣，始终把中央政权封给他的“威武军节度使”作为自己最主要的身份，当然也不敢自创年号，自铸闽国的年号钱了。
    “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4年(621年)，“开元”意指开创历史新纪元，其四字钱文系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工整秀丽。该钱的形制、大小、轻重皆很适中，便于流通，颇受社会欢迎。唐会昌5年(845年)，唐武宗铸“会昌开元”钱，钱文仍为“开元通宝”，只是在钱背上加纪“昌、京、洛、福”等铸地的州名，福州也在其中。
    王审知以唐“开元通宝”作为闽钱的钱文，并以唐“会昌开元”的形制来铸闽钱，决不意味着他以“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帝王”自况，而是为了申明自己的人臣身份，不显帝王野心，循朝廷年号，尊朝廷为正统，达到自己的“守土保境”的目的。同时，在闽钱的钱背上纪有“闽”或“福”字，实际上也已体现出闽国的独立性和王审知的统治权。仿照“开元通宝”而铸行的闽钱，易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便于流通，也有益于商贸，一举多益，王审知何乐而不为呢?
   
    王审知治闽，重视农桑，“化战垒为田畴”，鼓励农耕，出现了“夜半呼儿趋晓耕”、“数千里无旷土”的农业繁荣景象。又扶植商贸，开辟海上交通，拓展海外贸易，使福建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商贸经济的繁荣，必然导致货币的大量流通。
    五代十国时期，神州烽火迭起，战乱频仍，各割据政权很少铸行钱币，尤其是不铸或少铸价值较高的铜钱，以防财富外流。这样，输人闽国的铜钱就非常少了。此外，由于各地方政权的割据，加上闽国地理形势的险峻，致使境外的铜材不可能流入，这使闽国的币材更为匮乏。闽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商品流通量大，使得原来通行的旧铜钱不能满足新经济形势的需要，这就要求当局增铸钱币。由于闽地缺铜，铅铁稍丰，闽王王审知只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价值较贱的币材——铅和铁来铸钱，代替铜钱流通。仅贞明4年(918年)，王审知仅在福州城西南就设置冶炉十三所，大铸铅、铁钱。大量的铅钱铁钱的流通，便利了民间贸易和经济往来，解决了货币严重不足的难题，促进了闽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另外，为应付财政和军务上的大量开支和崇佛建寺的巨耗，闽王王审知也不得不大量铸行低值的铅钱和铁钱，以应急需。
    综上所述，闽王王审知用铅、铁仿照唐开元通宝铸行闽钱，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王审知才不会冒犯中央朝廷，也能与邻国和平共处，使闽国获得30多年的太平日子，保障了国内经济的长足发展，为福建以后经济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和繁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闽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这在五代十国前期的南方诸国中所仅见。这些都说明了闽王王审知谨慎地推行循朝廷币制、铸行开元通宝钱，“保境息民”的大政方略是正确的。当然，铅、铁不是理想的币材，铅钱和铁钱的使用难免会损害持币者的利益，这是后人所不足取的。然而，闽王王审知仍不愧为当时优秀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所实行的货币制度，在我国货币史册上留下了相当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