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尊王攘夷的主导意识，使对外往来一直局限在朝贡和赏赐制度之上，抑制了对外贸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外事交往接触的频繁增加以及商业流通领域的不断扩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寻求并推动了对外贸易。唐代陆上与海上贸易已具一定规模，宋代的海上贸易渐趋成熟，更有飞跃发展，其收益且成为财政支出的重要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政治割据、经济相互封锁的局面持续了七、八十年，我国对外贸易不仅未受制约，反以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为契机，得到新一轮的发展，成为连接唐宋两代之间的重要一环。福建地区在这期间的发展尤为突出。
    唐自安史乱后，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顿陷瘫痪，对外贸易主要靠海路进行。广州以其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成为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由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连接内陆广大市场的需要，福建泉州逐渐形成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到了唐代后期更成为四大港口之一。五代时期，福建社会较之北方相对安定，威武军节度王审知统一福建后，收抚流民，发展生产，增建口岸，开辟海外新航线，为促进本地区的对外贸易起了重大作用，成为扩大福建地区与南亚贸易往来的先驱者之一。
    五代时期福建地区的对外贸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与海外频繁的官方直接往来，标志着福建地方对外贸易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的自主权力。远在汉代，福州港(东冶港)早已开辟了至广州的近海航线，是南北货物的中转口岸；晚唐的泉州已是对外贸易的独立运行港口。但这时期的对外交往及其贸易都是在中央王朝的统制下运行的，必须执行王朝制定的各项统一政策。王审知统有全闽后晋封闽王，以特殊历史背景所形成的割据政权，可与北方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名为藩属，实未全受中央节制。王审知有权根据闽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制订各项经济政策。在内贸严重受阻的局势下，他大力开拓海上航线，代表闽政权的海外航线北线已到辽东和新罗①，南线则有佛郎齐诸国②。在外贸方面，王审知制定了优惠的政策和鼓励措施。福建地区对外贸易遂进人了独立自主的新时期。
     (二)出自平民政权所推行的海上贸易，更由于他们的直接参与和倡导，有利于自由贸易氛围的形成。王审知之弟审郅和郅子延杉统治泉州期间执行了王审知的经济策略，特别是王延彬“再任泉州前后历二十六年，吏民安之；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③王延彬的成就一方面是凭借其特权，另方面确也显示了他有良好的海外贸易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中国士大夫向来轻商，更不屑跟“夷人”交往，从事贸易；王延彬出身于平民胄裔，虽侪身权贵，毕竟思想上还未受士大夫轻视经商的影响，他以其实际行动向前人封闭思想挑战，为自由贸易氛围的形成起了思想催化的作用。
    (三)由于内陆贸易的未能畅通，促使对外贸易的扩大。从进口货物看，象牙、香料、犀角、明珠、玳瑁等所谓宝货，都是唐代进口的传统货物，到了五代，进15数量之大，十分惊人。王审知上贡后唐的就有犀角、乳香、没香、象牙、犀珠、犀牙、玳瑁、珍珠、龙脑等，品目繁多；他在同光二年(904年)一次上贡的香料就达万斤，珍珠廿斤。当年闽王宫三清殿“日焚龙脑、薰陆无算。”三十多年之后，占据泉州的陈洪进入贡宋太祖的贡物，一次也有乳香万斤，象牙三十斤，龙脑香五斤⑤。这时期出口货物的数量也很可观。留从效割据泉州时，“陶瓷铜铁，泛于蕃国”，便是一例；而且出口货物还换“取金贝而还，”⑥如此庞大数量的进出口贸易恐非官营独占所能承担，私商的参与应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一些进口货物还通过私商之手贩销内地，《十国春秋》有一则说：“有海客鬻龙脑蜀中，贮以水晶瓶，”“邀善价，比数倍。”海客当指从事外贸活动的番商或华商，这个商人还是来自福建的，因为他在四川找到了闽人王宗铢⑦。无论是番商或华商都足以说明已有私商介入对外贸易这个领域了，而且他们还从事远途运销番货获得了优厚的利润。
    (四)从事海外贸易的有海外移民的后代。如张睦领榷务时，“招来蛮裔商贾”⑧，“蛮裔”可解释为在华蛮人之裔，亦可解释为在蛮华人之裔，但既说“招来”，指的应是在蛮华裔。这是以血缘为纽带，扩大了福建地区对外贸易事例之一。不仅惟是，这些蛮裔势必影响更多的闽人从事海上贸易，甚至日后成为海外的新移民。
    (五)闽国于公元945年灭于南唐后，在泉州发现的南唐保大四年(946年)石经幢，上刻有“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州司马专客务御史大夫”和“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等专事管理海外交通和海防的官职衔⑨；则此时的泉州已有来自南唐的专门从事管理海上往来客务的官吏了。但他们在泉州的任务与地位还不清楚。
    (六)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已出现宫廷向海外定货的事例。如闽王王延曦“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周围四丈二尺，与金凤曦后)淫狎于内，令官女隔屏观之。”⑩从现存史料看，五代时期的进口货物多为“宝货”，仍然局限于奢侈品之类。这是由于南洋各国的手工业生产水平远不如中国，手工业品仰给于中国的多，给予中国的少。至于这些给予中国的少量手工业产品的品种与数量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代时期福建对外贸易之所以获得新的发展，大致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地方割据政权的独立性与内陆贸易的受阻是福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范文澜先生说：“唐末和梁唐晋汉四朝，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唐末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方的动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虽然不免也有战争和暴君，比起北方来，却显得较安宁。全中国政治统一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好事，但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分国而治并不是坏事。”他又说：“从此以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确实转移到长江流域。”⑩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福建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是中国人口南移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组成部分。正由于北方动乱，福建相对安宁，是中原人民逃避战乱南迁聚居的理想地区。而大量移民涌来福建，为地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地区经济迅速的发展。当时人闽的王潮、王审知出身于中原庶族，与南来移民有着深厚的地缘感情，他们又洞悉民间疾苦，大力辑抚，首先发展农业，时和年丰，继又进一步开拓海外交通，鼓励对外贸易，取得很大成效⑩。王审知死后，闽国虽出了几个暴君，骄侈淫佚，大量增税，但围绕着宫廷的权力斗争，前后不过二十年，几次军事行动的时间都不太长，规模都不太大，社会经济基础还未受到致命的破坏。闽亡于南唐后，五州分立，割据于漳泉的留从效出身“卑微”、洞悉平民疾苦，“专以勤俭养民为务，众所不便者皆除子。”“因而民甚爱之，郡内安定。”继之者陈洪进也是萧规曹随。可以这样说，终五代之世，福建全境的社会还是相对稳定的，闽南两州更比其他三州为好。政治割据与经济画地牢反而迫使福建地区不能不开拓新的海上通路，扩大对外贸易。其次，闽国僭制，分设百官，大建宫殿，财政支出日益膨大，大量增税势必破坏税基；为了社会安定，利用濒海的地理优势，以海上贸易的获益弥补政府开支，是一项有效的措施。例如上文所说的张睦“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⑧正是从对外贸易税课中填补国库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