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载一轮回。

　　王来顺至今仍然记得，72年前那个雨水特别多的冬天，他的老家，泾县县城西南数十里的大康王村，突然涌进了许多大兵。此地三面环山，一道小溪蜿蜒而过，向来平静，与世无争。

　　一天黄昏，正在村里玩耍的王来顺，看到一群荷枪实弹的大兵，簇拥着一位军官模样的中年人，从通往深山的小路上走下来。除了拿着一顶军帽外，中年军官几乎两手空空，但当他匆匆走进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王家大宅——那是大兵们上司住的地方——时，门楼两旁早已有两队卫士夹道迎候。

　　当时，王来顺只是个懵懵懂懂的11岁乡下少年，不过他意识到，这必定是一位大人物。

　　若干年后他才晓得，那位“大人物”乃新四军军长叶挺，那一天，是1941年1月14日，惨烈的“皖南事变”爆发后第九天。

　　2013年5月中旬，雨后初晴的一天，在王家大宅台阶前，面对远方来客，83岁的王来顺颤巍巍地回忆往事，很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在他身后，当年叶挺走进门后便失去自由的高大宅院，也和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身影孤独而凄清。

　　非常住客

　　据幸存者回忆，“皖南事变”最后关头，叶挺与新四军军部余众上千人，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军围困在一条叫西坑的狭窄深谷里，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已是命悬一线。西坑只有一个谷口与外界相通，国军52师（一说108师，时受前者节制）师部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谷口外大康王村王家大宅。

　　此时，掌握新四军实权的副军长项英，已与军部走散，临危受命和叶挺共同接管指挥权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建议跟国军将领素有交情的叶挺下山谈判，为无力再战的残部争取一条生路。

　　面对绝境而仍欲捍卫军人尊严的叶挺，思虑再三，在得到饶漱石郑重承诺为其“向党证明”后，扔掉他极珍爱的那支从不离身的德国手杖，带着少数几名贴身随从下山，由应约前来的52师及108师士兵接走。

　　于是，就发生了少年王来顺亲眼目睹的那一幕。

　　史料记载，当日在王家大宅接待叶挺的，是52师副师长朱惠荣。朱曾参加“西安事变”，时为东北军主将王以哲的部下，他私下表示过同情新四军的遭遇，可以推想，对声望显赫的叶挺，他当是以礼相待的。

　　但结果如叶挺下山前所料：“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谈判。”国民党中枢“活捉叶挺”的电报雪片般飞来，朱副师长纵然心中不忍，岂敢公开违抗军令？正值45岁盛年的一代名将，就在这栋大宅里遭水火不容的“友军”扣押，震惊中外之“皖南事变”，至此接近终局。

　　按王来顺老人的指点，在两进两厢（前后两个天井两边厢房）的王家大宅里，叶挺下山当晚暂住的是后进“致远堂”左侧厢房，那儿原来是大宅主人、富商王文谟的住所。据说，王文谟曾安排人给这位在深山中辗转苦战多日，想必已饥肠辘辘的将军煮了稀饭吃，并特地把自己所住的房间腾出来让其休息。叶挺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即被辗转送到江西上饶，开始长达五年的囚徒生涯。

　　如今，走进这栋外表依旧不俗的老宅的访客，很难不为里面的破败不堪而惋惜和惊讶：多处瓦面屋顶早已残缺不全，常年受雨水侵蚀和烟火熏烤的粗大实木梁柱，变得通体漆黑，摇摇欲坠，一些厢房的木隔板墙上，依稀可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标语——但行遍宅里宅外，唯独不见只言片语的说明提及，这里曾与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发生过如此紧密的交汇。

　　老宅身世

　　“大夫第”或“致远堂”，是王家大宅的正式名号。关于它最初的来历，王家后人中流传着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王家先祖王进成，是安徽省宁国府治所宣城县一位商人，在宣城最繁华的十字街口附近拥有一排店面。王进成性喜小酌两杯，每晚商号打烊时，都让伙计留下一块店面门板不上，在店内置一小桌，灯下独坐，自斟自饮。

　　大约在光绪末年，宁国府来了一位新任的“桂知府”，下班后常微服上街私访，几乎每次都见到悠然自得的王进成。他终于忍不住主动跟王打招呼，一来二去，彼此居然成了无话不谈的“酒友”，但他一直未透露真实身份。直到有一天，两人喝到很晚，王进成见“酒友”心事重重，欲言又止，反复追问之下，对方才吐露实情。

　　原来“桂知府”赴任宁国府之前，在浙江绍兴当过官，参与镇压女革命家秋瑾一案，近来眼见革命风潮四起，内心忐忑不安，很想远走他方避避风头。他见王进成品格忠厚，有意将自己为官多年的积蓄共计18箱金银财物，委托其代为保管。并嘱托王可回老家觅一处风水宝地，用这些钱置几百亩田地，建一座庄园，等过几年造反的风头过去了，他再回来，一道过平静的田园生活。

　　在知府屡次催促下，王进成结束了生意，悄悄把那批财物运回老家——宁国府治下的泾县大康王村。除购置田产外，他还觅得一幅前临河溪、旁倚小山的绝佳地块，建起一座占地十数亩、外观酷似“元宝”的庄园，并在大宅正门上方镌刻通常只有官宦人家才能使用的“大夫第”三字。

　　然而，挂冠而走的“桂知府”，去如黄鹤，好些年后都杳无音信。受人所托、忠人之事的王进成，由庄园和财宝的看护人，变成了实际上的主人。

　　这段故事历来由王家人口口相传，并未见诸白纸黑字的记录。查核史料，秋瑾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主其事者为时任绍兴府知府贵福。第二年，贵福调任宁国府知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辞官。如果王家人所言不虚，从时间及人物任职经历上推断，则“桂知府”当为“贵知府”即贵福无疑。

　　有趣的是，史料记载，出身北京镶黄旗的蒙古族人贵福，于民国五年（1916年）改汉名赵景祺后复出，赴东北奉天等地为官，1926年更出任奉系张作霖控制下的北洋政府京兆尹公署（即北京市政府）政务厅长，后又服务于溥仪的伪“满洲国”，1937年在沈阳去世。

　　假如大康王村那栋大宅，确是由贵福倾毕生积蓄，委托王家建于清末民初，为何此后二十多年里，他都不曾动念头回来索要呢？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主人往事

　　在王家后人眼中，王进成之子王文谟，甚至是比他父亲更有能耐的家族风云人物，王家大宅也因他在泾县四乡的显赫名声，而为更多人所知。

　　王文谟大概是清光绪前期，即19世纪80年代生人。民国早年，他子承父业，到宣城经商，开设王同和钱庄（原址在今宣城百货大楼一带）、协祥布店等商号，生意相当红火，自己还一度出任宣城商会会长。在老家泾县，他也是极有影响力的乡绅财主，据说每逢新任县长来泾履职，总要专程到大康王村登门造访。作为成功商人，他热心家乡公益，兼任村里国民小学的校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飞机屡次轰炸宣城，王文谟的商号大多被毁，同年底宣城沦陷，他很可能在那之前就搬回了泾县老家。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时，国军各路人马不断收缩对新四军的包围圈，52师进驻紧扼咽喉要道的大康王村，作为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宅院，王家大宅自然成为该师前线指挥所的不二之选。

　　叶挺被扣之际，王文谟还是唯一一位与之接触交谈过的“平民百姓”。至于那一夜，虎落平阳的北伐名将跟萍水相逢的乡村士绅说过些什么，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王文谟与另一位中共高级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财政部副部长吴波，也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王的妻子吴云凤，是吴波的亲姐姐。

　　吴波1906年生于泾县，早期曾在冯玉祥辖下的郑州警备司令部做事，1939年参加中共抗战队伍，1949年10月出任新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时任财政部部长为薄一波），“文革”后复出担任财政部部长（1978年~1980年）。

　　王家后人回忆，吴波年轻时曾到姐夫王文谟的钱庄里打工，后来思想逐渐激进，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姐姐吴云凤则不时在生活上接济他。他们还记得，1953年前后，因土改时分田分地分房子，本来是大地主的王家，变得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独力主持家务的吴云凤（此时王文谟已去世），不得已写信向北京的弟弟求助。

　　据说，吴波给姐姐的回信中曾询问，王家是否还属地主阶级？如果是，他作为党员必须划清界限，若土改中确已散尽家财，日子不好过，他个人可以给予一些生活补贴。过了一些日子，一笔落款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汇款（数目未详），由泾县干部送到村里转交给吴云凤。

　　中共建政初期，气氛何等特殊，身居执掌财权高位的吴波，能够出于亲情，与“地主阶级家庭”保持某种联系，今天看来，实属不易。

　　岁月风化

　　据2001年官方出版的《安徽当代简史》记载，皖南地区土改1950年7月开始，前后历时约一年，经工作队发动起来控诉地主罪恶的农民，多达30万人。而同期安徽全省的土改运动，让1600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3000万亩，房屋200万间，牲畜20万头，稻谷1.75亿斤。王进成、王文谟父子数十年积攒下来的田产、宅院，亦在其中。

　　王文谟于皖南事变数年后去世，没有活到自家田产房屋被老乡们瓜分。据王家后人回忆，土改中王家大宅分给多户人家，有本村籍的退伍军人和前游击队战士，也有村里的孤寡老人，吴云凤与当家的儿子王天锡一家，只能挤住在几间侧房中。见过叶挺的王来顺，家里原是大宅院的看门仆人，那会也住进了大宅内。

　　此后多年，“地主老财”的大帽子，始终戴在王文谟的子孙头上。王天锡之子王亨沐（1938年生），早年毕业于泾县黄田师范学校，后回到家乡当小学老师。可能是为了减轻家庭成分不好带来的压力，或者为了表明觉悟，他主动要求搬到原来佃户住的平房里，并在那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一住几十年。

　　土改时有位分到老宅一角的高姓住户，后来以150斤稻谷为代价，将自己名下房产转让给生产队，因此大宅子的一部分成了集体所有，上世纪60年代，当过队里民兵连的公共食堂，以后一度又用来制作茶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上面的政策有所松动，王亨沐设法借钱，从生产队手里将那部分房产买了回来，这便是迄今为止，王文谟直系后人名下拥有产权的唯一一块，也算是他们对逝去先人的一点纪念。

　　90年代末泾县的一次古民居普查资料显示，这座晚清时期建成的老宅，正屋前后两进，并有边屋和花园，占地面积5212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550平方米。普查资料中还写道，“前进正屋一字前墙，麻石门坊，大理石嵌方，内刻"大夫第"三字”，二进“门墙背面上方有白石嵌方，墨书"致远堂"三字”，前厅“天井四周8根檐柱，圆形青石深浮雕柱础，檐柱上有狮子图案斜撑”。从这些文字描述中，大致可以想象其建筑布局及内饰风格。

　　自那次普查之后，又是十余年过去，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而无奈：产权四分五裂的“大夫第”与“致远堂”，和泾县不少因各种原因受到忽略的古民居一样，随着时光推移，风雨侵蚀，正渐渐疲态尽显，难见昔日真容了。

　　余音未了

　　近年来，王家后人中最为这栋老宅子操心的，是王文谟的曾孙辈，“60后”王曙光、王曙东兄弟。老大继承父业，是泾县中学的语文教师，老二则在上海当律师。他们的父亲王亨沐，已于2000年患病去世。据兄弟俩回忆，父亲生前常常念叨祖上和老宅子的往事，以至于孩子们对此都倒背如流了。

　　王氏兄弟说，他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老宅子是早年的珍贵记忆之一，虽然长大后出外求学和工作，但每次回家看到它一次比一次破败，滋味很不好受。

　　他们深知无力独自承担可观的维护费用，而且屋里还住着其他四五户人家，彼此意见不易统一。他们想，最好能找到有能力的买家前来收购，目的只有一个，别让这栋蕴藏着太多故事的老宅子，白白倒掉。

　　前段时间，著名影星成龙将自己收藏的数栋徽派建筑捐到海外，引发舆论热议。王氏兄弟偶尔听说，成龙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分别住在芜湖市及与泾县同属宣城市管辖的广德县（成龙本姓房，一说祖籍安徽马鞍山和县，与上述两地毗邻），曾想通过这层关系，请成龙来把自家房子也买了。后来得知，成龙与传闻中的两位兄弟并未相认，亦无来往，方才作罢。

　　1991年初，泾县政府为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在王家大宅对面的小山坡上，竖立了一块“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处”的纪念碑，据称碑文中特地提及了老宅。22年过去，通往纪念碑的崎岖山路因人迹罕至，荆棘丛生，已无法行走。

　　不知道再过十年，或二十年，经历了百年人事、几番沧桑的那栋老宅，是否也只会存留在少数人泛黄的记忆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