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王氏永昌古堡访古

2024-06-16 08:16:00来源：永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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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堡，是叔果叔杲兄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发起修建的。作为温州地区惟一的私家城堡，自建成之日始，就饱受战火洗礼，倭寇、山贼、海盗纷至沓来，竞相染指。明清嬗变迁界之时，又被拆毁成为废墟，直到展界重筑。历经世事沧桑，见证峥嵘岁月。在历次抗击外来侵扰中巍然屹立，被誉为“永嘉场长城”和永不沉没的“救生艇”。

     嘉靖年间的永昌堡抗倭战事，笔者曾在《嘉靖三十七年龙湾抗倭战事频》一文已有叙述。特别是英桥宗族的“王氏义师”屡挫倭寇，从此“永嘉场军声号称长城矣”。
     沈克成先生在《温州大事记》中说，嘉靖四十二年（1563），浙江督抚赵炳然，统都指挥晏继芳，把总胡震率三关兵船，配合俞大猷、戚继光，会剿流窜福建流江倭寇船70余只，斩首数百，救回被虏男女六百余人。自此，寇患渐息。
    不过承平日久，战乱又起。近来翻阅明末清初永昌堡人氏王至彪（1596～1677）、王钦豫(1596～1658)叔侄的传世文字——《玄对草》（明亡遁迹不仕，诗以言志作）和《一笑录》（入清退避不出,遂自编年谱），里面或多或少记录了崇祯五年海盗刘香和顺治六年山寇何兆龙侵扰永昌堡的战事，以及顺治十八年清迁界永昌堡被拆毁的事实。这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为澄清差不多同时（1558年）始建的永兴堡和永昌堡，为何一称“老城”，一叫“新城”的疑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崇祯五年海盗刘香之乱
    光绪八年刊行的《永嘉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在崇祯五年秋天时节，有一个名叫刘香的海盗，横行海上，沿海一带居民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哪天祸从天降，毕竟是祸躲不过，越怕事越出事。原来刘香派出的探子，侦知永昌堡富甲一方，又加上永嘉场邻近各乡村居民听到风声，也纷纷把财物、家人都移入堡中避难，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众盗大喜过望，于是纠集人马，杀奔前来。当然，贼有贼智，面对永昌堡墙高城厚，易守难攻。于是想出一计，“众扶覆舟载至城下，矢石不能伤”。谁先入城，谁先发财，强盗的“抢劫逻辑”犹如注入了兴奋剂。终于有数十贼，“贾勇而登”，来势汹汹，守城人惊诧而怯，几不能支。
    在这城破人亡的危急关头，把总王安国及壮士王钦吾、黄一贞等十八人高喊一声，奋力杀贼。于是人心稍定，众志稍安。安国等“十八勇士”，硬是以血肉之躯，非凡之勇气，击毁了来敌的一次次进攻。这一场恶战，以十八勇士的捐躯为代价，逼使刘香溃败撤退，也为后来的胜出赢得了战机和时间，为永昌堡增添了一幕“血染的风采”。
    继王安国等牺牲后，堡内群龙无首，大家一致推武弁韦古生为谋士，因其智勇能射。
    凡是强盗都很讲究成本与收益，不甘心失败，甚至为达到目的而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于是，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恶战又迫在眉睫。这次群盗进行了精心的布置，使出了杀手锏，造起七层高台，“上列大炮，下推轮盘”，面对这“杀伤性”极强的武器，韦古生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令人各持长竿，贯薪油于末，候台推至，以火薪拄之，台焚炮废，城上矢石并下，贼死伤甚众”。在整整围攻了七昼夜之后，刘香看看终究占不到丝毫便宜，扔下数十具尸体，悻悻退去。
    时年37岁的王钦豫作为“亲历者”和目击证人，比他人更感同身受。他在日记中写到：“及秋，有海寇之乱，堡城戒严。予所守在南城，每夜与众同作止，众颇相劝。贼于八月二十九日午时至北城下，其日缓攻而去。次早初一复大集，初歼吾兵数人，众奋击败去。”由此看来，歼吾兵数人可能也包括“十八勇士”。接着，又写道：“于是贼怒甚，初三日设高台于北城近地，为必克之计。城中彷徨不知所措。或言贼遇贫民不之害，乃仓皇匿妻女于邻居小舍，与诀曰：“若无事，即相见；如城陷，则我等不知死所，亦不复顾尔矣。”其时酸楚不可言。事后，王钦豫终于放松了绷紧的神经，长舒了一口气，慨叹说：“幸而天佑我宗，贼兵大败，城中安堵如故。”半个月过后，“或虞贼目复至，更相率引避，予亦移家郡城三角门之寓。”自明以来，永嘉大族往往购地产于郡城，如王叔杲之玉介园为最著。
    “后事定，诸居停不便者多渐还，而予家寓次稍安，仍留居郡中”。三年过后，王钦豫四十岁，乃重建家园，“还居堡中”。王至彪闻悉海寇刘香败退喜作 “吞胡自是经生业，荡寇应看儒将名”。

顺治六年败山寇何兆龙

    顺治六年，“何兆龙等引海艘千余直抵内港，沿江以北攻楠溪，败绩。越数月，进攻府城，放火来福门外，为游击萧启荣击破。六月，何兵陷宁村所及永兴堡，遂攻永昌堡。土民固守，半月不下，官兵继至，乃去。”（《明季温州抗清事纂》）。所以，民间有言，永兴堡宁村所都有败亡的记录，唯独永昌堡如永不沉没的救生艇，始终承担着卫家护民的重任。
    时年，王钦豫53岁，“夏五月，白头何兆龙兵至吾乡。时堡中甫设防守，会夜风雨，数人乘城而入，遂将南门大开，城上人犹无觉者。幸彼众失期未至，城中勇敢者数人奋身冲敌，彼乃却走，门得复闭。说者谓此举实侥天佑，即此可卜终吉矣。时何兵虽去吾乡，一时啸聚者数千人，孤城四面皆敌。六月，何兵陷宁村所及永兴堡，遂悉众攻我城。城外恣为焚毁，相持者三日，极尽攻击之具。城中亦竭力堵御，战无不胜，人心益固，凡七日而围解。官兵继至，斩首二百余。余众窜伏，自是不敢复窥我城，第犹然焚掠各处，往往伺官兵之去来为聚散，而本地人尤为肆害。八月，大兵集剿上乡绪处，我乡诸魁首亦渐就安抚，道路始通。是役也，始五月十七日，讫八月初十日，严守八十余日，远近避乱我堡者何止万人”。正因为有“八十余日”的旷月战守，敌我双方人、财、物耗费较巨，故永昌堡有“砻糠退敌”的传说。
    从此，永昌堡成为永嘉场远近乡民的避难所，也是战火纷飞年代的一处相对安全的家园港湾。
    顺治十八年永昌堡被拆
    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反清复明”武装集团的联系。在禁海的同时，颁布《迁界令》，严令鲁、苏、浙、闽、粤等省滨海居民强迁徙于距海三十里以外之内地，于是永嘉议将一都至五都濒海民内徙，以茅竹岭为界。一些村落如朱垟村下片村落就此迁废，直到现在徒有“上朱垟”地名。
    其时，众多百姓拖儿带女挥泪离乡，其状苦不堪言。“国初虑沿海藏寇，奉文内徙，不计良莠，火其庐而潴其地，三百年之休养生息，荡然无复存矣！”（周栗翁）。“严令遣徙，余从闽回，尚未至家，闻限十日为居民搬运蓄储，才至五日，兵丁拥集，抢掠一空。余家悬罄无可运，亦号能运，儿辈仅携书籍数筐。中途遇兵丁截路，遍搜无当意者，遂翻书入水，掠空箧而去。复值大雨，儿辈力弱，不能捞取。评阅手译，向诸水演，可胜悼惜。”（王至彪《失书叹》）可怜繁华富庶之江南，成为废墟，人烟绝迹。老百姓“迁内地者有之，迁边塞者有之”。又据永强《上京潘氏宗谱》载：“顺治十八年，闽督李率泰因倭寇不靖，奏请沿海居民内徙，安插共八十八堡。永场其一也。当其时，地方官奉文勒限通场琐尾流连，近则下乡上乡，远则乐瑞平泰诸邑，甚或徒居处郡。”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古籍及谱牒之失传。《上京潘氏宗谱》又云：“顺治十八年迁界议起，子孙遂散处各方。后虽再准展界已不全。复旧居，谱牒又毁于火。”
    同时，曾在历次抗倭战中屡屡发挥堡垒作用的永昌堡也未能幸免，终被拆除，成为废墟。一时间，家乡祠宇庐舍焚毁殆尽，“极目罗山山以东，燎光四起闪天红。烟扬万井秋风里，野哭千家夜月中。”遥望心恻，悲不自胜。而且“徙后界禁甚严，全家自始祖至父母诸坟尽在禁界外，祭扫无地，瞻望山阳，潸然泪下。”（王至彪《寒食》）直到康熙九年（1670），清廷收复台湾，郑氏政权清灭后，方才复界。下达了“展界复井”令，即恢复于迁界前状。
    沿海离乡居民才陆续回乡。开界后初归故里，人是景非，“故里看来咫尺迷，荒墟不自辨东西。” 同时，见庐舍废址，又百感交集。 “里闾一望景凄凄，旧址低徊痛欲啼”。
    聊以欣慰的是，后来永昌堡重被修复，称为新城，意寓“新造之城”。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当年永嘉场为抗倭而建的三座城堡中，宁村所城已荡然无存，永兴堡也只留下“纪兴门”，唯独永昌堡却保存完好，成为永嘉场抗倭御寇的历史见证和“活化石”。斑驳陆离的城墙上的每一块石头，都似乎向后人默默诉说着一个个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一段段令人心酸的灾难浩劫。

      永昌堡的独特文化

永昌堡位于温州的“永嘉场”。在漫漫岁月的砥励中，永嘉场人爱国卫家、自强不息、经世致用、重文宗亲，形成独特地域文化与价值取向，并在永昌堡的文化中得到发扬光大。

一、独特的规划建筑文化

永昌堡选址上采取面海、倚江、负山、通水的原则进行规划，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堡内河渠和道路大体上呈井字形，以两河、十浃为主干的的井字形水网格局，构成了永昌堡独特的主要空间结构形态。

衙门、宗祠、主要宅第、花园、仓库、私塾沿街道河渠而筑，河渠上造型各异的石桥（有蛙式、拱式、梯式、梁式等）和民居。形成“楼台俯舟楫，水巷小桥多”的江南水乡的风貌。堡内宗祠、住宅大都是封闭式的院落，在中轴线上建有门厅、前厅、大厅，在轴线的两侧设置客厅、书房，中间设置照壁、花坛、天井、水池，各自构成幽静的庭院。

城内围有良田150亩，其间沟渠相通，桥梁连接，危急时可生产自救，不怕久困，以促进军民两安，“倭围城，筑指挥台观堡内动静……见堡内水田，遂退。”此种独特设计，规划科学合理，可见当时经划之妥善，谋深而虑远也。

永昌堡为温州城的东南沿海防御，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完整的城墙、密布的街道、林立的店铺、肃穆的官衙、庄严的宗祠庙宇、古朴的民居，为现代人展示了一幅450年前的社会、文化、经济及宗族聚居的完整画卷。

二、独特的耕读文化

英桥王氏是温州著名的“士族”，永昌堡作为王氏阖族聚居之地，一直以来学风浓郁，人才辈出。自明代弘治以来，涌现状元1名，榜眼1名，传胪1名，进士16名，举人30余名，著作达100多部，历来备受关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开启了明清以来永昌堡文脉相承，科甲蝉联的大气象，名冠浙南，使永昌堡成为温州明代文化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永昌堡发展历史，可以被看作温州明代地方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王氏家族十分重视耕读文化，认为耕可致富，读可荣身，耕耕读读，劳逸结合，既强身健体，又修性养神，耕与读是家族生存与发展的两件大事，所以耕读文化源远流长。永昌堡文化观形成，是王氏数代人不断的努力、默移潜化中逐渐形成的结果。受这种崇尚文化思潮的影响，使得王氏家族不但注重族内的文化功业，同时，也以积极参与地方文化教育建设为荣。王毓、王澈、王激、王叔杲等人均身体力行，带动了一地文脉的兴旺，并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独特的宗族文化

聚族而居，耕读传家，主从有序，长幼尊卑是王氏宗亲观的一大特点。从组织王家义军，兴筑永昌堡到村落选址、理水、造宗庙、筑是关系到公益利益的，都可从中看出端倪。王氏族风可归纳为节俭、行义、尊礼、重教。凡道路桥梁和兴建住宅等，号召力很强的士绅往往为宗亲的核心，他们的行为举止在族人中往往起到表率作用。而历代世祖的自律品行，加以言教，被后世奉为楷模，长者的率先垂范，均对后世产生极大的积极影响。同时从王氏族约中也可以看出，其对后代子孙扬善惩恶、激励后代堂堂正正做人的警示作用。

①凡族众行检高下，以敦崇道德言行足为师表者，为优等

②以推仁尚义入孝出弟不得罪乡党者为次等

③凡优等死则于谱传之变体守书

④凡子孙居官，务要廉勤正直，尽忠体国，恪守官箴，其治行卓越，惠泽及民及有功德，为宗族乡邻所庇赖者，殁后于谱传之。如以食贪酷被黜者，于谱上削其爵。

⑤凡子孙被告于祠者，自当赴祠听理，其有玩怠不至者，加杖之。

⑥凡子孙傲戾恃顽不优诲训者，众呈于官重治之。

⑦凡善恶簿十五以上皆书，七十者有过不书，礼老也。

⑧凡子孙罪恶显著，如不孝、乱伦、盗贼等事族众有闻，即告于祠，痛责之，生不许入祠，死不许入谱。

⑨凡子孙居官者，族中不得舆马出入，年耆老者不拘。

⑩凡子孙为僧道不归正者或异姓入继来历不明者，削其名于谱。

四、独特的民俗文化

龙湾山海兼备，山之仁厚，海之智灵，孕育出民性的朴实和民风强悍，以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永昌堡地灵人杰，文化源远流长,境内百工技艺，异彩纷呈。如迎神庙会、舞龙灯、划龙舟等仍在延续。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和木刻雕花，石加工、制鼓、蓝印染布、传统米制食品等仍在流传。这些遗落民间的原生态的遗产犹如光彩夺目呈的珠玑，闪烁着清丽的、纯粹的光泽，是数百年来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民族文化历经风雨生生不熄的薪火。

五、宗祠活动

永昌堡内有大宗祠一个，小宗祠多个。据载大宗祠建于嘉靖庚申年（1560），此时英桥子姓以千计，参议公王澈每年“立春率以祭，三时率以荐，朔望率以谒，祭毕率以馂仪，节以莅之……。（《东嘉英桥王氏族谱》）这种风俗至今保留，每逢农历二月十二日在王氏宗祠内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届时祠堂门口插有彩旗，两旁树立“状元第”、“博士学位”等8个木牌。享堂上挂有50多幅有功名成就的列祖列宗像，祭桌上用五牲祭祖宗，首奏八音之乐。然后是点燃香烛，全族子孙按辈份按次序行礼。接着读祭文，祭文分列祖列宗祭文和土地尊神祭文。祭祀活动寄托着子孙对家族的回忆，唤起对家族荣誉的追思，耀宗光祖，奋发向上。

左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