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参政王伯大生平详考(1-4)
王伯大(约1185——1253),字幼学,号留耕,南宋福州长溪县赤岸(今福建省霞浦县松港街道赤岸村)人,约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 年)①。父王万全,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曾任青田县令(今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有政绩。伯大公幼承庭训,勤奋好学,饱读诗书。
嘉定十年(1217年),伯大公迁“国子太学正”(正九品)。到宋理宗赵昀登基时(嘉定十七年1224年),伯大公累迁至奉议郎(正八品)。
宝庆元年(1225年)十月,伯大公的岳父郑昭先病逝,“遗奏上闻,天子为之欷歔辍朝,恤典有特,加封太师。”受其余荫,伯大公于次年特加封通判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②③。这是仅次于州太守的实权职位,除了行使中央赋予的监督权之外,还有部分行政权。宝庆三年(1227年),伯大公品秩又升为承议郎(从七品)③。
在使用过程中,伯大公发现朱熹《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诸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不便寻览,于是重为编次。他删去《韩文考异》凡例,制定了新凡例十二条。取单行的《韩文考异》,将其逐条散入韩集相应的正文之下,又采用魏仲举《五百家注》、洪兴祖年道辨正、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淳解、祝充解等诸子注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又自为之音释附于每卷之后①。
宝庆元年(1225年), 伯大公费尽多年心血编辑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留耕王先生音释)》四十卷(简称《昌黎先生集音释》、《别本韩文考异》)在南剑州顺利刻行。宝庆三年(1227年),伯大公在南剑州通判任上又完成了《别本韩文考异》外集十卷、补遗、附录各一卷,再次刻行。
《别本韩文考异》一经面世,就广受赞誉,为伯大公赢得了才名,并随着伯大公的升迁在临江军、池州等地多次刻行。后来麻沙书坊在翻刻此书时,更将伯大公所辑音释散入各句之下,使得伯大公编本更便于寻览。清代廉石居收藏此书,在藏书记中描述:“前有王伯大序,盖伯大宝庆一年刻于剑州。”“此盖麻沙坊版,甚精致。”宋代以后屡经翻刻,传本至多(多以伯大公编本为底本进行改编,如后来盛极一时的廖莹中版),成为影响力最大的韩集注释版本。

(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明万历高安朱吾弼刻本14册
这一年入秋,淫雨霏霏,连续数月,造成浙江、江西主要产粮区粮食绝收,终于浙江、江西的台、衢、婺、饶、信诸州爆发了饥荒。伯大公立即投入救灾中,设立“荒政局”专门从事民政和救灾工作,聘请有识之士探求赈济办法。救灾过程中伯大公摸索出了一套“精准赈灾”的办法。即摸清底细,清理户口,以饥荒程度将受灾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红、黄、黑、白为标志,然后张榜公布,力求公正、周全。同时为了更好地赈灾、救灾,和恢复生产,伯大公宽大为怀,释放了轻罪的犯人②。伯大公还留下《救荒案》、《赈民录》供后人借鉴③。伯大公“精准赈灾”的做法使救济做得既快又好,拯救了众多灾民。灾民因此编民谣说:“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杀人无数。”
伯大公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救民,得到广泛关注。诗坛领袖、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时任福建邵武府学教授,年逾古稀,听闻灾情也从邵武赶赴临江军,亲眼目睹了救灾全过程,忍不住写诗宣扬伯大公的事迹,伯大公也三次写诗与他唱和。戴复古与伯大公的忘年之交,成就一段诗坛佳话。这一年,戴复古在临江伯大公家过年,直到夏季后才回邵武。期间,他写了一首诗赠予伯大公:
戴复古《江西壬辰秋大旱饥临江守王幼学监簿极力救民癸巳夏不雨几成荐饿监簿祷之甚切终有感于天(其二)》,提到灾情解除:
可见,通过伯大公努力,饥荒警报已解除,也让临江军的百姓对伯大公感恩戴德。伯大公自此名扬天下,他的才干也得到了上层认可。绍定六年(1233年)伯大公迁国子监丞,兼知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伯大公调走时,临江军全境纷纷为他立生祠,共立13所广为纪念。元代王义山在《稼村类稿》中对伯大公救灾予以高度评价:“因思累政以来,谁擅贤侯之誉?王留耕之讲求民瘼,极力救荒,……一郡所以指为美谈……”“王留耕建台于江右,皆由此郡”⑤。
一、修缮了池州城池。
池州城临江,三面环水,为军事要冲。但池州旧城池范围很小,城墙既矮又短,一到汛期,三面通江的湖水,漫过城防,城内变成泽国。历代地方官吏多数只顾搜刮钱财,不用心修理城墙城池。伯大公是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国家对人民认真负责的官吏,他将数任官员积累下来的修筑城池的任务当作大事来做。
端平二年(公元1235)伯大公重筑池州城,将城墙加厚加高,增辟瓮城,同时修浚护城河。做到既可防洪水浸漫,又可防敌兵侵袭。其中位于西边的秋浦门修了三次,为了纪念梁昭明太子,伯大公将秋浦门改名为秀山门,名称沿用至今。
第二,修葺了齐山诸亭、台。
景色称江南的齐山,崖、洞、泉、石,出类拔萃,历代先后建筑了二十余座亭、台、阁、榭,均是木石结构,经不起常年风吹雨打,二三十年甚至十余年就毁坏了。据《齐山洞天志》记载,至南宋晚期山上尚有翠微亭、云壑亭、一览亭、醒翁亭、小九华亭、绣春亭等十余座亭台点缀在群峰葱翠之间,大都有不同程度破败。伯大公组织人力、物力对其一一修葺,使齐山更为秀丽可人。伯大公还特地于齐山正门书置了“齐山洞天”匾额,为齐山增添了新的风韵。匾额置于何处,当在今日的“池阳胜境”牌坊附近。可惜其匾额早年毁废,今已难觅其遗迹,实为憾事。经过伯大公的治理,池州郡“焕然改观”。
第三、为池州编写了第一部地方志。
端平三年(公元1236)伯大公以知州主修《秋浦新志》②,共十六卷,是为池州最早的地方志书。但这部志,久已散失。
第四,为池州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付出了辛劳。
据《嘉靖池州府志》记述:伯大公在池州“举学校、拓贡院、奏增贡额”。具体地说,他在池州主持重建与扩建了州学,推动了各县学校的兴办,使池州的教育事业兴旺起来。贡院是府里进行考试、选拔人才的地方,按朝廷分配的贡额即人数,报送参加礼部会试。池州地域小、人口少,朝廷下达的贡额指标很少,约束了池州的人才茁壮成长。伯大公,一方面积极倡导办学,增加读书人数,一方面向朝廷报请增加参加会试的名额。这样池州就可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人才,对国家、对池州实为双赢,真是深得人心、为民称颂之举。
①据赤岸《王氏族谱·方大公事略》,其胞兄“方大生于淳熙十二年”及钱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 伯大宝祐元年卒,年六十余”推定。
(一)初入仕途
嘉定七年(1214),伯大公考中甲戌科袁甫榜进士第五名,例授从事郎(从九品)、防团推判官①,不久出任“主管户部架阁文字”,掌管户部文书档案,从此踏上仕途。伯大公才华横溢,时任签书枢密院事郑昭先(后升任右丞相,朱熹门徒)对他十分欣赏,不仅收为弟子,还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他②。 嘉定十年(1217年),伯大公迁“国子太学正”(正九品)。到宋理宗赵昀登基时(嘉定十七年1224年),伯大公累迁至奉议郎(正八品)。
宝庆元年(1225年)十月,伯大公的岳父郑昭先病逝,“遗奏上闻,天子为之欷歔辍朝,恤典有特,加封太师。”受其余荫,伯大公于次年特加封通判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②③。这是仅次于州太守的实权职位,除了行使中央赋予的监督权之外,还有部分行政权。宝庆三年(1227年),伯大公品秩又升为承议郎(从七品)③。
①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九,选举二。原文:“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诏:“新及第进士第一人袁甫特补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第二名汪介、第三名李方子并文林郎、节察推判官,第四名赵涯、第五名王伯大并从事郎、防团推判官,第六〔名〕以下、第二甲、第三甲、第四甲、第五甲并迪功郎、诸州司户簿尉。”后来与伯大公关系密切的吴潜则为嘉定十年(1217年)丁丑科状元。
②真德秀为郑昭先所作墓志铭《太师日湖文靖公圹志》中提及“女一人,适今奉议郎、新特添差通判南剑州军州事王伯大”。伯大公与郑氏家族关系颇为密切,他曾为郑氏族人修订家谱,为郑鼎材撰写墓志铭《故运干承务郑公鼎材墓志铭》。妻兄郑逢辰上疏请求重修忠义堂,时任刑部尚书的伯大公在朝堂上一力促成此事。(见《江西抚州府志系逢辰公事迹·二十八》)
③广东省博物馆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序文:“宝庆三年季夏既望承议郎特添差通判南剑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伯大谨书”。而宝庆二年时,真德秀称伯大公品阶为“奉议郎”。
②真德秀为郑昭先所作墓志铭《太师日湖文靖公圹志》中提及“女一人,适今奉议郎、新特添差通判南剑州军州事王伯大”。伯大公与郑氏家族关系颇为密切,他曾为郑氏族人修订家谱,为郑鼎材撰写墓志铭《故运干承务郑公鼎材墓志铭》。妻兄郑逢辰上疏请求重修忠义堂,时任刑部尚书的伯大公在朝堂上一力促成此事。(见《江西抚州府志系逢辰公事迹·二十八》)
③广东省博物馆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序文:“宝庆三年季夏既望承议郎特添差通判南剑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伯大谨书”。而宝庆二年时,真德秀称伯大公品阶为“奉议郎”。
(二)潜心研学
伯大公自号“留耕”,学术造诣颇深,他在文学上推崇韩愈,赞同散文可以“随言长短”、“垂教于民”的主张。仕途初期,伯大公担任奉议郎等职位,或虚职或闲职,领取俸禄而无太多的公务。因此,他有着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潜心钻研韩愈诗文。伯大公又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每到一地,就在当地学子中极力推广朱熹所著《韩文考异》。此书内收韩氏生平所撰诗、赋、序、书、联句、碑志、表状等作品2000余篇,朱熹详加考订,并对每句一一评释,为研究韩愈的重要著作。在使用过程中,伯大公发现朱熹《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诸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不便寻览,于是重为编次。他删去《韩文考异》凡例,制定了新凡例十二条。取单行的《韩文考异》,将其逐条散入韩集相应的正文之下,又采用魏仲举《五百家注》、洪兴祖年道辨正、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淳解、祝充解等诸子注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又自为之音释附于每卷之后①。
宝庆元年(1225年), 伯大公费尽多年心血编辑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留耕王先生音释)》四十卷(简称《昌黎先生集音释》、《别本韩文考异》)在南剑州顺利刻行。宝庆三年(1227年),伯大公在南剑州通判任上又完成了《别本韩文考异》外集十卷、补遗、附录各一卷,再次刻行。
《别本韩文考异》一经面世,就广受赞誉,为伯大公赢得了才名,并随着伯大公的升迁在临江军、池州等地多次刻行。后来麻沙书坊在翻刻此书时,更将伯大公所辑音释散入各句之下,使得伯大公编本更便于寻览。清代廉石居收藏此书,在藏书记中描述:“前有王伯大序,盖伯大宝庆一年刻于剑州。”“此盖麻沙坊版,甚精致。”宋代以后屡经翻刻,传本至多(多以伯大公编本为底本进行改编,如后来盛极一时的廖莹中版),成为影响力最大的韩集注释版本。

(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集传一卷》,(宋)宋祁等撰,明翻刻元本,十六册。书中有佚名朱笔过录清何焯批校、钱棨识语,钤有“济南”、“何焯”等印。

(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明万历高安朱吾弼刻本14册
现存世各种刻本数量颇多,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如图)。北京图书馆藏有日本钞本宋绍定六年临江军刊伯大公《昌黎先生集音释》残卷三卷、山东省博物馆藏有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海外也有不少。②
①参见纪昀编《四库全书》时为《别本韩文考异》撰写的提要:此本乃伯大以朱子考异散入各句之下,刊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谆解、祝充解,而附于各篇之末。今巻首题朱文公跋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条者,乃伯大重编之凡例,非朱子考异之凡例也。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不便披寻,又取而散诸各句之下,非惟全改朱子之旧,并伯大之旧亦全改矣。流俗相传执此为朱子之本,其实误也。
②《“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版本刍议》,见于《中国诗学》,作者蒋寅、张伯伟。
②《“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版本刍议》,见于《中国诗学》,作者蒋寅、张伯伟。
(三)赈荒有法
绍定五年(1232)前后,政绩斐然的伯大公破格升任临江军知军①,主政一方。临江军治所在清江(今江西樟树市临江镇),辖三县,辖境含今江西新余、樟树、新干、峡江等市县地,地位相当一个较小的州。 这一年入秋,淫雨霏霏,连续数月,造成浙江、江西主要产粮区粮食绝收,终于浙江、江西的台、衢、婺、饶、信诸州爆发了饥荒。伯大公立即投入救灾中,设立“荒政局”专门从事民政和救灾工作,聘请有识之士探求赈济办法。救灾过程中伯大公摸索出了一套“精准赈灾”的办法。即摸清底细,清理户口,以饥荒程度将受灾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红、黄、黑、白为标志,然后张榜公布,力求公正、周全。同时为了更好地赈灾、救灾,和恢复生产,伯大公宽大为怀,释放了轻罪的犯人②。伯大公还留下《救荒案》、《赈民录》供后人借鉴③。伯大公“精准赈灾”的做法使救济做得既快又好,拯救了众多灾民。灾民因此编民谣说:“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杀人无数。”
伯大公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救民,得到广泛关注。诗坛领袖、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时任福建邵武府学教授,年逾古稀,听闻灾情也从邵武赶赴临江军,亲眼目睹了救灾全过程,忍不住写诗宣扬伯大公的事迹,伯大公也三次写诗与他唱和。戴复古与伯大公的忘年之交,成就一段诗坛佳话。这一年,戴复古在临江伯大公家过年,直到夏季后才回邵武。期间,他写了一首诗赠予伯大公:
临江军新岁呈王幼学监簿
梦说去年事,诗从昨夜吟。三杯新岁酒,千里故乡心。
人共梅花老,愁连江水深。家书忽在眼,一纸直千金。
伯大公回赠了一首诗,夸赞戴复古具有梅花那样淡雅、凛然的风格:
梦说去年事,诗从昨夜吟。三杯新岁酒,千里故乡心。
人共梅花老,愁连江水深。家书忽在眼,一纸直千金。
赠戴石屏④
诗老相过鬓已星,吟魂未减昔年清。
挥毫不著尘埃语,尽把梅花巧琢成。
戴复古和伯大公之间另外两次诗词唱和,则生动重现了当时救灾历程,摘录如下:
诗老相过鬓已星,吟魂未减昔年清。
挥毫不著尘埃语,尽把梅花巧琢成。
戴复古《江西壬辰秋大旱饥临江守王幼学监簿极力救民癸巳夏不雨几成荐饿监簿祷之甚切终有感于天(其一)》,诗云:
恳切金章奏,精诚玉帝知。稻粱民性命,丰歉国安危。
苗秀方成实,雨来还及时。人能合天意,天亦顺人为。”
诗中可知,第二年夏长时间干旱,伯大公求雨成功。戴复古赞伯大公“人能合天意”,因此得到上天的眷顾。
恳切金章奏,精诚玉帝知。稻粱民性命,丰歉国安危。
苗秀方成实,雨来还及时。人能合天意,天亦顺人为。”
伯大公回应《和戴石屏(其一)》:
赤地我居苦,寸心天我知。元元争救死,凛凛强扶危。
备具先三日,忧端彼一时。倏然返生意,人力岂能为。
意思是:我在这饥荒严重、寸草不生的地方为官是很辛苦的,我的心愿只有老天和自己知道了。老百姓在期盼救济中死去,连原本强壮的男子都处于垂危中。要备齐救济灾民的物资,就要像做斋事提早准备,这就够你愁苦了。尽管,我有迅速使百姓逆行灾异、起死回生的意愿,但是只靠人的力量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赤地我居苦,寸心天我知。元元争救死,凛凛强扶危。
备具先三日,忧端彼一时。倏然返生意,人力岂能为。
戴复古《江西壬辰秋大旱饥临江守王幼学监簿极力救民癸巳夏不雨几成荐饿监簿祷之甚切终有感于天(其二)》,提到灾情解除:
天续饥民命,神知太守心。骄旸化霖雨,六月借春阴。
早稻先秋熟,晚田储水深。去年饥欲死,不料到于今。
伯大公和诗《和戴石屏(其二)》:
叫得神胆力,挽回天地心。连朝被甘泽,既雨积重阴。
水满田高下,凉生秋浅深。老癃幸无死,一饱庆从今。
诗说:是因为灾荒使得我有神奇的胆略和力量,去挽回天地良心。现在,连日都有甘雨,该下雨的时候就能下雨,接着又会阴天,田里的水满了,顺着自高向低处流,秋天的凉意也渐渐加深了。连那些年老衰弱多病的老百姓,有幸没饿死的,都在庆贺自己从今往后能吃饱饭了。早稻先秋熟,晚田储水深。去年饥欲死,不料到于今。
伯大公和诗《和戴石屏(其二)》:
叫得神胆力,挽回天地心。连朝被甘泽,既雨积重阴。
水满田高下,凉生秋浅深。老癃幸无死,一饱庆从今。
可见,通过伯大公努力,饥荒警报已解除,也让临江军的百姓对伯大公感恩戴德。伯大公自此名扬天下,他的才干也得到了上层认可。绍定六年(1233年)伯大公迁国子监丞,兼知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伯大公调走时,临江军全境纷纷为他立生祠,共立13所广为纪念。元代王义山在《稼村类稿》中对伯大公救灾予以高度评价:“因思累政以来,谁擅贤侯之誉?王留耕之讲求民瘼,极力救荒,……一郡所以指为美谈……”“王留耕建台于江右,皆由此郡”⑤。
①现有资料多称嘉定十年(1217年)伯大公外放后直接知临江军,但《别本韩文考异》中伯大公自称南剑州通判已经否定了这一点。再看戴复古写给伯大公的两首同名赠诗,更是明确指出伯大公在临江军赈灾始于壬辰年间,也就是绍定五年(1232)。另外,在宋代,知军、知州是弹性的职位,一般由正五品以上官员担任,但有时品级低有才干的官员也可以担任,伯大公就属于这种情况。
②“释杖以下囚”。见《续资治通鉴》第161 卷。
③据江西《临江府志·王伯大传》。
④《赠戴石屏》载于元代韦居安《梅间诗话》,其它诗散见于民国《霞浦县志·艺文志》、《中华诗词》、《全宋诗》。
⑤元代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2、26。
②“释杖以下囚”。见《续资治通鉴》第161 卷。
③据江西《临江府志·王伯大传》。
④《赠戴石屏》载于元代韦居安《梅间诗话》,其它诗散见于民国《霞浦县志·艺文志》、《中华诗词》、《全宋诗》。
⑤元代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2、26。
(四)池州惠政
端平元年(1234年),伯大公任信阳知军未久,改知池州(今安徽贵池),不久兼权江东提举常平职务,后来又兼任直秘阁①。他在池州前后3年时间,有许多惠政。一、修缮了池州城池。
池州城临江,三面环水,为军事要冲。但池州旧城池范围很小,城墙既矮又短,一到汛期,三面通江的湖水,漫过城防,城内变成泽国。历代地方官吏多数只顾搜刮钱财,不用心修理城墙城池。伯大公是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对国家对人民认真负责的官吏,他将数任官员积累下来的修筑城池的任务当作大事来做。
端平二年(公元1235)伯大公重筑池州城,将城墙加厚加高,增辟瓮城,同时修浚护城河。做到既可防洪水浸漫,又可防敌兵侵袭。其中位于西边的秋浦门修了三次,为了纪念梁昭明太子,伯大公将秋浦门改名为秀山门,名称沿用至今。
第二,修葺了齐山诸亭、台。
景色称江南的齐山,崖、洞、泉、石,出类拔萃,历代先后建筑了二十余座亭、台、阁、榭,均是木石结构,经不起常年风吹雨打,二三十年甚至十余年就毁坏了。据《齐山洞天志》记载,至南宋晚期山上尚有翠微亭、云壑亭、一览亭、醒翁亭、小九华亭、绣春亭等十余座亭台点缀在群峰葱翠之间,大都有不同程度破败。伯大公组织人力、物力对其一一修葺,使齐山更为秀丽可人。伯大公还特地于齐山正门书置了“齐山洞天”匾额,为齐山增添了新的风韵。匾额置于何处,当在今日的“池阳胜境”牌坊附近。可惜其匾额早年毁废,今已难觅其遗迹,实为憾事。经过伯大公的治理,池州郡“焕然改观”。
第三、为池州编写了第一部地方志。
端平三年(公元1236)伯大公以知州主修《秋浦新志》②,共十六卷,是为池州最早的地方志书。但这部志,久已散失。
第四,为池州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付出了辛劳。
据《嘉靖池州府志》记述:伯大公在池州“举学校、拓贡院、奏增贡额”。具体地说,他在池州主持重建与扩建了州学,推动了各县学校的兴办,使池州的教育事业兴旺起来。贡院是府里进行考试、选拔人才的地方,按朝廷分配的贡额即人数,报送参加礼部会试。池州地域小、人口少,朝廷下达的贡额指标很少,约束了池州的人才茁壮成长。伯大公,一方面积极倡导办学,增加读书人数,一方面向朝廷报请增加参加会试的名额。这样池州就可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人才,对国家、对池州实为双赢,真是深得人心、为民称颂之举。
①《宋史·本传》称伯大公“知池州兼权江东提举常平,久之,依旧直秘阁、提举江东常平,仍兼知池州”。吴汉卿先生说,伯大公是绍定二年(1229)离开临江军,此说法不准确。根据戴复古的赠诗可知绍定六年(1233年),伯大公依然担任临江知军的职位。
②一说作于端平二年。王崇于嘉靖年间所撰写《直隶池州府志序》曰:“池州之志,汉唐远,无所稽。始作于宋守王伯大氏。”
②一说作于端平二年。王崇于嘉靖年间所撰写《直隶池州府志序》曰:“池州之志,汉唐远,无所稽。始作于宋守王伯大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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