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知曾任福建威武军节度使、观察史，后朝廷加封为琅琊王、闽王等。在任时，他采取一系列保境安民，选拔贤能，严格执行政令，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等措施，所以唐末至五代时期，福建社会相对安定。
    王审知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在福州、泉州两地建有招贤馆，招聘贤能。因此，当时在外做官的闽人，如福清县翁承赞，莆田县黄滔等先后返闽得到重用。中原各地的著名文人，如李徇、王涤、王倓、韩偓、杨沂、王倜等当时国内著名的学者纷纷来闽投靠王审知。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些大批入闽的人士对福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王审知在福建广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到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幼已佩于师训，长者置于国庠”；拨出专门经费供给师生膳食，号召人民自学童开始，入学念书。《福建通志》“书院’’记载：五代后梁隆德元年(921年)王审知采纳翁承赞的建议，在福州建立“四门学”。“四门学”是一种高级学府，为经过一定教育者的进修深造之所。据《闽书》记载，当时的“四门学”在福建留晖门外(即是福州文庙)，至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才改为孔子庙。著名文人仙游陈郯就做过当年的“四门博士”(相当教授)。
    王审知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事迹，《恩赐琅琊王德政碑》里有记载：“兴崇儒道，好尚文艺，振兴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诛泗之多，此得以称善教化矣。”“酷好礼下士，唐公卿子弟依以仕宦。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从以上可窥见当时王审知兴学重教之一斑。
    唐末，北方因战乱，古籍丧失十分严重，为了充实编史资料，王审知组织大批文人学士开展了一个寻访、收集古籍的活动。同时，他亲自参加这种活动。凡找到的古籍，都让人仔细抄写，装订成册，奉献给唐朝廷。王审知还为莆田人徐寅刊印《钓矶文集》，是福建早期刻印书籍记载之一，为抢救和保藏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王审知十分信仰佛教，兴建和修复了许多寺庙、浮屠。唐天祐元年(904年)王审知为答报其死去父母和哥哥——王潮之恩，兴建了定光塔在于山白塔寺内。相传，开基时发现了一颗光芒四射的宝珠，于是，便把此塔取名为“报恩定光多宝塔”简称定光塔。原塔初建为66．7米，十分壮观。可惜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毁于一场雷火。十四年后，人们又在原基上重建，仍是七层八角，41米高，砖头砌成，塔身涂上白灰，因此俗称“白塔”。塔内有旋式木梯登上塔顶，可俯瞰榕城的风景。相传，王审知曾请僧神晏代替他出家为僧，曾称之为国师。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又在鼓山白云峰下填潭建寺给国师居住，人称“国师馆”。到宋真宗时期，才赐名“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1407年)升为寺。当时，王审知命人缮写精美的佛教藏经九套计45432册，分别存开元、鼓山、定光等九个大寺院。
    王审知重视文化事业为社会繁荣和生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建造和修复许多寺庙、浮屠，宣扬迷信方面过了头，也有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如铸造开元寺的铜佛像，从冶炼的技术和工艺而言，是引人瞩目的，但铸的佛像是为了顶礼膜拜，便不利于生产发展。僧伽过多，寺院过滥，正如《福建史稿》所评：“审知的迷信作风，影响了下一代，延钧因为禳病许愿，病好以后，要写经五藏，要度僧二万人，要饭僧三百万。他把闽中的上好良田，施舍给寺院。结果是福州有这样的现象，僧多寺多。“闽王国”山路逢人半是僧，“不利生产发展，不利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