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了把各个氏族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 

姓和氏有什么区别？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了把各个氏族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人所生也”(《说文》)，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这一时期，实行氏族外婚制，同姓之间不能通婚，因而姓还起着“别婚姻”的作用。我国最早从女而成的原姓十几个，如姚、姜、姬、姒等，它们往往表示某一氏族的居住地或崇拜的图腾。 

由于人口不断地繁殖，一个氏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分解，由姓衍生出它的一系列分支“氏”。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以别贵贱”，氏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命氏之法主要有: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有的以职官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会产生不良后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因而在贵族女子称谓中则著之以姓，因为“姓”可表明她出生于某个氏族，起到“别婚姻”的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姓氏制度也出现混乱，姓氏逐渐混同。到两汉时，姓已基本确立，与现在通用的姓大体相仿了。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古人改姓之事常有发生。

 

  中国古代姓氏的来源和分类

 

    如唐氏，尧帝初封于唐(其地为中山唐县)，周代又封其后裔为唐侯(其地在鲁县)，以奉尧嗣，故其子孙为唐氏。又如商氏，舜帝命契为司徒，封于商，子孙以国为氏，是为商氏。周初大封诸侯，各诸侯国子孙以国为氏的情况更为普遍，如齐、鲁、卫、晋、管、蔡、霍、曹、陈、楚、郑、吴、韩、魏、许、吕等均是以国为氏。姓氏的类别和内涵

上古时期，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后来不少图腾演变为姓氏，如夏祖女志梦见流星贯地，化为神珠薏苡(车前子)，吞之而生禹，故以薏苡为图腾，姓「姒」氏，「姒」即由「苡」字演化而来。再如周之始祖母姜嫄因「履大人之迹」而生稷，所谓「大人之迹」是指巨大的足迹，实为熊的足迹，故周人以熊为图腾，以「姬」为姓。又如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史称「鸟夷」，有不少鸟类的图腾演化为姓氏，如鸟氏、凤氏、爽鸠氏等。 

 

  至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图腾为姓氏的例子更多。如云南彝族括扒人以「荞」为图腾，故姓荞氏；拉祜族以虎为图腾，故姓虎氏。此外如水鸟氏、瓦雀氏、野猫氏、孔雀氏等，均由图腾演化而成姓氏。  

 

以国为氏 

 

  以国为氏，大体有四种情况。一为以古封国为氏。如唐氏，尧帝初封于唐(其地为中山唐县)，周代又封其后裔为唐侯(其地在鲁县)，以奉尧嗣，故其子孙为唐氏。又如商氏，舜帝命契为司徒，封于商，子孙以国为氏，是为商氏。周初大封诸侯，各诸侯国子孙以国为氏的情况更为普遍，如齐、鲁、卫、晋、管、蔡、霍、曹、陈、楚、郑、吴、韩、魏、许、吕等均是以国为氏。 

　　以国为氏的第二种情况是古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小国归化后，以国为氏，如汉代西羌滇国，于汉武帝时降汉，后人称为滇氏。唐永徽初，有吐火国遣使来献大乌，留居中国，称为吐火氏。 

 

　　以国为氏的第三种情况是异国人来华定居，以其国名为氏。如东汉时安息国太子出家修行，游历中原，定居洛阳，遂称安氏。隋唐时，西域有个米国(今俄罗斯境内)，其国人来华定居，人多称为米氏。印度古称天竺，有国人来华留居，自称为竺氏。 

　　以国为氏的第四种情况是汉代以后，受封郡国的诸侯王，以郡国为氏，如汉代景丹封采阳侯，赵谦祥封周阳侯，张敖封信都侯，其子孙均以所封郡国为氏。

 

以封邑为氏 

 

  自周代实施分封制度之后，各受封于天子的诸侯国可在自己的封地内对公族卿大夫及有功之士赏赐大小不等的封地，俗称「封邑」，作为受封者的食采之地，故封邑亦称「食邑」、「采邑」。后人因以为氏，如温、元、苏、毛、甘、樊、祭、尹、陆、栾、郦、邴等。  与封邑性质类似，而所封采邑较小的「五等之封」，通常封于乡。其子孙以乡为氏，如裴、陆、庞、阎之类。 欢迎访问西部药学论坛

 

 

  以地为氏有三种类型：有封土者以所封之地为氏，无封土者以所居之地为氏，也有以所生之地为氏的。如神农氏生于姜水，因而取姓为姜；虞舜因居于姚墟，因而取姓为姚；商代名相傅说因筑居于傅岩，故称傅氏，再如东郭、西郭、北郭、东门、西门等，均以生地或居地为氏。

 

 

  另外，也有以当地名山大川为氏者。如鲜卑族人居贺兰山之阳，后人称「贺兰氏」；越王无疆次子居欧余之阳，后人称为「欧阳氏」或「欧氏」。再如伏羲氏有一支后裔，迁徙到川东巴水上游，子孙留居此地，称为「巴氏」。

 

  以族为氏者，可分两大类型：一是宗族、公族(主要是卿大夫、王公、大族)分支为氏。如楚有三族：昭、屈、景；齐有左、右公子，故分左、右两族。二是古代少数民族，以部落、部族为氏。如汉代鲜卑族有慕容部，后人称慕容氏；古匈奴有唿衍部，内附中原后，称为唿衍氏，也称唿延氏；古辽东有宇文部、完颜部，后人称宇文氏、完颜氏。

 

  以官为氏者，多以其所任官职之职能、性质为氏。如春秋时，管理市场的官员称为「褚师」，宋、卫、郑、鲁等国均有此设置，子孙世袭此职，称「褚氏」。帝尧时，皋陶担任执掌刑狱的大理职务(司法官)，子孙世袭此职，称「理氏」。商纣王时理利贞因直言进谏，获罪惧诛，避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为「李」。周人夫辛有，二子在晋国任「董史」(管理晋国典籍的史官)，后代以官为氏，称「董氏」。周代官廷中专管藏冰的官员叫「凌人」，后代称为「凌氏」。再如司马、司徒、司空、司寇、司工、司城、司土、司功等姓，皆系以官为氏。

 

以爵为氏 

  以爵为氏者，多为王侯公室等贵族后裔。如皇、王、公、侯、公孙、公士、庶长等姓氏，均以其始祖爵位封号为氏。但同姓未必是同源同宗，如王姓，有「姬姓」 (周代王族)之王，如「太原王」；有子姓之王，如「汲郡王氏」(商代比干后裔)之王；有「妫姓」之王(舜帝之后)；有「虏姓之王」(由少数民族汉化)；也有亡国后的王孙公子改为王姓者，由于姓源较多，故王氏人口众多，成为中国大姓。

 

  在以爵为氏的同一姓氏中，又区分「族系」，衍生出：「以爵系为氏」的一种复姓类别。如「王氏」派生出「王孙氏」、「王叔氏」；「公氏」则有「公子氏」、「公孙氏」的区别。

 

  以名、号为氏 .

  此类姓氏的来源，大都来自古代帝王、名臣、名人，如伏氏为伏羲氏之后，有氏为有巢氏之后，轩辕氏为黄帝之后，禹氏为大禹之后，汤氏为商汤之后，员氏为楚名臣伍员之后，金氏为少昊金天之后，甲氏为商王太甲之后等。  

 

  与「以名、号为氏」相同的另一类别是「以字为氏」。如白氏为秦国大将白乙丙之后(白乙丙，姓蹇名丙，字白乙)；宋国大司马公孙嘉，字孔父，其子遂以父字为氏，称为孔氏。

 

以谥为氏

 

　　谥法起于周代，所谓「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多为帝王、名臣死后追封加赠的褒奖之词，后世子孙引以为荣，遂以谥为氏。如庄氏为庄王之后，康氏为康叔之后，武氏为宋武公之后，桓氏为齐桓公之后，文氏为周文王之支系等。

 

以技艺为氏 

　　古代百工技艺多子承父业，世代相传，相沿既久，遂以为氏。如以陶冶为业者为陶氏，以屠宰为业者称屠，以卜巫为业者称巫氏。此外，如工氏、农氏、药氏皆为此类。

以德行为氏

 

　　以德行为氏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吉德」即优良品德为氏，如赵大夫赵衰对人热诚温厚，有如冬天的太阳般可爱，故称为「冬日氏」。二是以「凶德」即劣行、罪恶为氏。此类姓氏多为历代统治者惩罚敌对势力或有罪臣民而强加于人的。如汉代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兵败被杀。因其早年曾受黥刑(脸上刺字)，其族人被贬为「黥氏」。杨玄感因起兵反隋，被隋炀帝贬为「枭氏」。 

 

以事为氏 　　以事为氏者多含有纪念意义性质。如夏代少康帝的母亲为避寒浞的追杀，怀着身孕从后墙一洞穴中逃出，回娘家生下少康。少康中兴恢复帝位后，为纪念此事，便命小儿子改姓「窦」氏，「窦」即洞穴之意。再如汉武帝时，丞相田千秋以年老，每奉旨入朝议事，特诏乘小车出入宫中，以示尊老之意，时人称之为「车丞相」，其子孙遂以「车」为氏。

 

以物为氏

 

　　古人常以祥瑞之物作为姓氏。如前秦符洪家，池生菖蒲，长五丈，其形五节如竹，当时的人称之为「蒲家」，后人便为「蒲氏」。再如长柳氏、长梧氏、长桑氏等均因家园有此祥瑞之物而以为氏。 

 

以任所为氏 

　　以担任某地职守而为氏者，在春秋战国时较为盛行，是以封邑为氏的一种变相衍生。如楚国兰氏、权氏、沈氏、鄢氏，鲁国之匡氏等，均因其祖上曾分别担任兰县、权县、沈县、鄢县及匡县县尹而得姓。

 

赐姓、冒姓、改姓

　　此处的赐姓，是狭义的专指赐姓，不同于三代以前的「因生赐姓」，而是秦汉以后封建大统一的***国家形成后，为褒赏笼络臣属的一种政治手段。赐姓多为历代帝王赏赐有功之臣为皇室姓氏，统称「国姓」，赐姓之制始于汉代。汉高祖刘邦为表彰娄敬、项伯的功绩，赐娄、项二氏为刘姓。唐代赐予有功之臣和归附的番邦异族为「李姓」者多达十六族。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赐外甥李文忠、养子沐英、何文辉等为朱姓。南明隆武帝也赐郑成功为「朱姓」，人称「国姓爷」，以示荣宠。皇帝赐姓于臣属，并不都是褒奖、恩宠，对于政敌、叛臣，也赐凶险姓氏以示惩赏。如武则天称帝后，强令中宗皇后王氏改姓「蟒」，将起兵反对她的李姓诸王赐姓虺(音毁)氏。

 

　　冒姓之现象多发生于魏晋、隋唐，由于「九品中正制」及其以郡望门第评品人物，选官任职，出身寒门者往往有冒姓，攀附之现象。 

　　改姓多为避仇、避难或避讳时，改称它姓。如东汉时有个聂台，和人结下怨仇，为逃避仇人追杀，改为张姓，隐居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他的后人张辽，是三国时名将。

诸种复姓

　　中国复姓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复姓更为普遍。

 

　　宋代郑樵在其所着《通志．氏族略》中，将复姓列为「代北复姓、关西复姓、诸方复姓、代北三字姓」四个大类，实际上复姓多至四字、五字以至七、八字的也还不少，尤其是宋代以后，经辽、金、西夏、元、清几代，中华各民族之间接触、交融日益频繁，奠定现代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基础。上述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姓氏，随着历史的进化和民族的融合，大部已简化、汉化，只有一小部分仍保留着复姓的原貌，如清朝的「爱新觉罗氏」等，一直沿用到现在

其它姓源 

　　中国姓氏庞杂繁多，姓氏来源千奇百怪。 

　　如古代有一种「吹律定姓」的特殊方式。《白虎通．姓名篇》说：「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记其族。」因古代母系氏族社会，人多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或因避仇改姓等，相互错杂。为区分族别，故有「吹律定姓」之法，即依据古代韵律而定姓氏。如《汉书．京房传》记载：「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姓」。

 

　　此外，有以古都名为氏者。如少昊建都芬桑，后人有芬桑氏：黄帝建都于有熊，后人有有熊氏；周故都在岐，子孙留居者，称为岐氏。也有以古朝代名为氏者，如夏、商、周、秦、汉等。还有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以姓为氏、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姓、简化改姓等等多种姓源，纷繁复杂，难以一一列述。 

　　中国的姓氏来源及其类别，虽然千头万绪，五花八门，若从现代生活的角度和科学体系看，可归纳为四大特色：

 

　　第一，地域性，是以人类出生，居住，生活的地方为姓氏来源。如以国为氏，以邑为氏等即属此类。

 

　　第二，纪念性，是以先祖或部族的名字、徽号、谥号为姓氏来源。如以字为氏、以名为氏、以族为氏、以谥为氏、以爵为氏等，皆属此类。

 

　　第三，职业性，是以先祖所从事的工作、官职、技艺等作为姓源。如以官为氏、以技艺为氏、以事为氏、以职为氏等皆属此类。　　           第四，历史性，是以先祖或部族的图腾崇拜或与生活、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古老的姓氏，及少数民族的姓氏，大多属于此类。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口的繁衍增长，姓氏日益增多，姓源也日益复杂，甚至发展到「姓随人便」的程度。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地下工作者改用化名；一些着名作家和艺术工作者取用艺名；独生子女成婚后，兼用夫妻双方姓氏为后代取名等。另外，涉外婚姻中兼用中外姓氏者也比比皆是。凡此种种因素必然导致中国姓氏日益丰富多彩。

 

　　中国姓氏虽然源源流长，但历代由于受到地域、交通、通讯等多方面的限制，人们很难全面了解和调查各个姓氏的情况，也难以做出全国性的统计。因此虽然历代都有专人、专着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大都停留在姓氏的多少及部分姓氏的起源方面。姓氏文化在文字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以及政治、经济、宗教等学科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系统研究。 

 

链接：百家姓常识之一 姓氏总说：新陈代谢 中华姓氏知多少

 

作者：西秦斗木 

 

中华姓氏源远流长，古代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使用姓氏。先秦时期，“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贵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姓”无“氏”。秦汉以后，“姓”与“氏”逐渐合流，“姓氏合一”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

 

那么，现在有多少姓氏呢？

 

1987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袁义达搜集的数据显示：正在使用和曾经使用的用汉字记录的姓氏共有11969个，其中单字姓氏5327个，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氏1615个，四字姓氏569个，五字姓氏96个，六字姓氏22个，七字姓氏7个，八字姓氏3个，九个姓氏1个。另外，还包括异译、异体字姓氏3136个。到了2006年，袁义达搜集的姓氏达到23000个左右，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统计数据。

 

这么庞大的姓氏数量主要产生于这样几种方式：

 

以古姓为氏。如姬、姜、姒、任（妊）等，这些带女字旁的姓氏多是母系社会时期产生的。另外还有古姓风、子、伊等。先秦时期，同“姓”的人是不可以结婚的，《论语》中记载，鲁昭公（姬姓）娶吴女（姬姓）为妻，当时人指责他“不知礼”。鲁昭公为此改称吴女为“吴孟氏”，而不说“姬孟氏”。而孔子说昭公知礼，被陈司败借此好好嘲弄了一番。

 

以国作为姓氏。这种方式产生的姓氏最多。韩、赵、魏、齐、鲁、蔡、曹等这些现在常见的姓氏，多是源于周代分封的诸侯国。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小国归化后，也以国为氏。汉武帝时，西羌滇国归降，其后人就称为滇氏。安息国太子在洛阳定居，其后以安为氏。

 

先秦时官职多为世袭，以官职名作为姓氏也很普遍。周代专管藏冰的官员叫“凌人”，其后代就以“凌”为氏。春秋时期，管理市场的官员称为“褚师”，子孙后世以“褚”为氏。史、仓、库、司马、司徒、司空等姓氏也由此而来。

 

现在的大姓“李”的由来也与此有关。帝尧时，皋陶担任执掌刑狱的理官职位，其子孙就以“理”为氏，此后因“食木子得生”，改“理”为“李”。

 

以祖先的名、字、谥号、封地等为姓氏。比如，现今谱系保存最完整的孔氏就是以先祖的字为氏。宋国的公孙嘉，字孔文，其后人就以孔为姓氏。另外这种方式产生的姓氏还有皇甫、戴、苏等。

 

赐姓，也是姓氏产生的一大方式。李唐王朝大量赐姓李，朱明王朝赐姓朱。这样不仅显示皇恩，也造成了这些姓氏的大繁荣和大发展。赐姓也成为李、朱、刘等姓氏成为大姓的重要原因。

 

赐姓意味着改姓，而改姓是姓氏发展的常见方式。古代因避讳、避祸等原因，往往改变姓氏。如晋朝避讳司马师，“师”姓只好缺笔改为“帅”姓。其他的如“丘”与“邱”等。

 

甚至一个姓氏会变成多个姓氏，如司马迁的后人为避祸，将“司马”二字分开填笔，形成“同”姓与“冯”姓。

 

除此之外，还有以居住地作为姓氏，如东郭、西门、南宫等；以排行、时序作为姓氏，如孟、仲、叔以及甲、乙、丙、丁等；以图腾崇拜对象为姓氏，如马、牛、羊、龙、凤等。

 

可见，姓氏的产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一个姓氏会有多种产生方式。同姓并不一定会同源。比如安徽绩溪“七支胡”中的明经胡氏源于李姓。这样形成的23000多个姓氏中，现在使用的姓氏仅有4100多个。也就是说，在几千年的发展中，近20000的姓氏不再使用或者消失了。

 

而这4100多个姓氏绝大多数是单字姓，大多是常见的汉字。其中，不少姓氏是很新奇的，比如“东”、“南”、“西”、“北”。这四个常见的汉字也是姓氏。目前东姓在江苏、黑龙江、河北、甘肃等地都有分布；西姓在山东有分布；南姓在河南一带很多；北姓在河北、山西、四川都有分布。这些姓氏的数量是很少。这种汉字常见，姓氏却不常见的还有“油”、“盐”、“酱”、“醋”等姓氏。

 

而在姓氏的发展中，随着一些姓氏的消失，也生成新的姓氏。

 

当下流行的“张王”、“刘陈”等姓就是一种姓氏发展的新姓氏。这种姓氏在福建、广东较多，是由父母的姓氏合在一起形成的。甚至，为了给宝宝起个好名字，有些父母使用“新”的姓氏。比如，选“一”作为姓氏。

 

 

对此，2007年公安部研究起草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中做出硬性规定：子女可以采用父母双方的姓氏按照双姓起名，但是不算做复姓。

 

百家姓常识之二 新旧《百家姓》：五百字影响上千年

 

作者：肖茂红 

 

百家姓寻根园。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北岭山南麓盘古坑的盘古风景区里，在这里可以找到姓氏的起源、分支、迁移以及最具权威性的姓氏始祖画像。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四字歌谣，只要是中国人，哪怕目不识丁，都知道是《百家姓》的开篇之句。《百家姓》虽然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但它系何人所作？何时出版？这些问题却至今没有确切答案。

 

《百家姓》的排序每句只有最后一个字讲究押韵，琅琅上口，其他姓氏的位置没有特别讲究，但首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选择却是有缘故的。据宋朝学者王明清的研究，《百家姓》是由北宋初年一“钱塘老儒”所著。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当时属于吴越国，北宋建立以后，吴越国依附了宋朝，得以继续存活了十几年。因为宋朝皇帝姓赵，作为当朝国姓的“赵”，理所当然列为首姓。“钱”是吴越国国主的姓氏，得以排列第二。“孙”是时任吴越国国主的钱俶正妃之姓，排第三。“李”既是十代时南唐国主之姓，江南大族也多李氏，排第四。至于次句“周吴郑王”四姓，都是吴越国开国以来历代后妃们的姓氏。由此可见，“赵”姓被冠以首位，乃是出于“尊国姓”的原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排为首句，也打上了强烈的权力烙印。

 

事实上，《百家姓》的出现并不是始于北宋，早在唐代，就已有《百家姓》的出版，但也许是宋代以后才开始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因此，说到《百家姓》，包括许多学者在内，大家一般都认可是北宋“钱塘老儒”所著。

 

虽然名为“百家姓”，但它并不仅仅收录一百个姓氏。据统计，北宋“钱塘老儒”所编的旧《百家姓》常用版本收录有507个姓，其中单姓447个，复姓60个，全文共568个字。虽然只有五百余字，但它并没有因为简短而被人忽视，相反，它历久风行，长盛不衰，影响极为深广。它因为事关人们的姓氏郡望而受到普遍欢迎，而且它的文字几乎不重复，兼之押韵，十分适合做儿童读物，从而成为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启蒙学教材。

 

《百家姓》从诞生之后就不停的被改编。不管是元明清时期，还是当代，《百家姓》的版本一直在不断的流变之中。究其原因，元明清时代的改编主要是因为《百家姓》为了“尊国姓”而以“赵”开篇，带上了强烈的的赵宋皇室意味，这是为其它朝代的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比如，明朝改编的《百家姓》就有以明朝国主之姓“朱”字起头的。清朝时，由于皇帝是满族人，以“爱新觉罗”为国姓，一时难倒不少有兴趣编姓氏的人。后来，康熙皇帝下旨编订《御制百家姓》，巧妙地用万世师表的孔子姓氏“孔”字开篇，化解了这道难题。虽然改编版本种类有很多，在表现格式等方面也花足了功夫，但它们却都无法取代原稿。

 

到了当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统计各姓人口提供了可能。《百家姓》的排序也迎来了新的突破。

 

1982年，我国进行了全国人口大普查。1987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对中国姓氏进行了抽样统计，它抽样调查的依据为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0.05%随机抽样资料（约57万人），以及1970年台湾省的人口情况。统计结果显示排在前十的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这十个人口大姓。此次的抽样统计影响很大，被称为新《百家姓》。

 

虽然1987年的新《百家姓》已经大致能看出中国姓氏人口分布的概况，但是由于抽样调查的人口数量有限，其科学准确度也自然有限。到了2004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姓氏研究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对中国人口姓氏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此次调查历时两年，涉及全国一千多个县市，得到的人口数量为2.96亿，有关姓氏为4100个。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出炉的2006年版的新《百家姓》，很快取代了1987年版的《百家姓》。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十位的姓氏分别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从排在前十位的姓氏来看，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别并不大，只有“赵、黄”二姓调换了位置。但事实上，在100大姓中，只有李（1）、王（2）张（3）、刘（4）、陈（5）、杨（6）、周（9）、吴（10）、徐（11）、孙（12）、谢（24）、萧（30）苏（41）、任（59）这14个姓保持了位置不变，其它的均有变动。

 

2007年4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根据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排版出了最新的《百家姓》。最新结果显示，姓氏人口总数在两千万以上的有十个，分别为：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其中，王姓由第二位升为第一位，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李姓9207.4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张姓8750.2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前100个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4.77%。

 

新版《百家姓》借助现代科技，按人口多寡进行排序，为人们更好的了解姓氏知识提供了方便，它们与《百家姓》原稿相得益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与认可。

 

附录一：北宋版旧《百家姓》常用版本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诸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卡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堪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粱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咎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 甄魏家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却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 柴翟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庚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 盖后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 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 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 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 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粱

 

晋楚闫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 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终

 

附录二：2006版新《百家姓》

 

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     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

 

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     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

 

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     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

 

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     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

 

顾侯邵孟龙万段章钱汤     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

 

 

 

百家姓常识之三 姓氏来源：五百年前是一家？ 

 

作者：听涛楚隐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和一个陌生的朋友寒暄，第一句肯定会问：“您贵姓啊？”答曰“免贵姓李”，如果问的人恰恰也姓李，就会高兴的说“哎呀，太巧了，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啊！”

 

其实“五百年前是一家”云云，多半只是一句客套话。从百家姓的起源来看，两个姓氏相同的人，五百年前未必真的就是一家人，比如李姓，其来源甚广，有数百之多，最早出自“嬴”姓，春秋时期流行以官位作姓，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因祖辈为理官，遂以理为姓氏，直到理利贞“食木子而得李”。唐朝时期李姓为国姓，而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董、罗、朱邪共16姓被赐于李姓，由此李姓人丁大增。在后魏时期，鲜卑的复姓也有改成“李”的。其实，中国所有大姓的来源都很复杂，同姓并不意味着五百年前就是“一家子”。

 

李姓族谱中收录的理利贞画像。由于缺乏史料记载，理利贞的生平扑朔迷离，后人只能根据传说来推测理利贞如何改姓为“李”，肇始李姓。

 

相反，两个姓氏不同的人，五百年前倒真的有可能是一家。比如陈姓和胡姓历史上很长时间都保持“陈胡不通婚”的习俗，因为他们本是“一家人”。原来，虞舜后裔妫满被周武王封于“陈”地。他死后，谥号“胡”，葬于陈，其子孙一支以其谥号为姓，即为胡姓，另一支以国为姓，即为陈姓，妫满则被尊称为胡公满、陈胡公或陈胡公满。

 

妫满出生和去世的时间，史书上都没有记载。

 

相传，妫 满 受封，是因为父亲 遏父制陶有功，另有一种说法是，因为 他没有 跟着商纣王一起淫乱，并且和周比较亲近，所以周武王在灭掉了商朝之后就把陈赐封给他。

 

再比如，今天台湾、东南沿海一带有些地方，洪、江、翁、方、龚、汪六姓之间也有互不通婚的禁忌，因为这六姓属于所谓的“六桂宗亲”，原来也属一家人。宋初，福建泉州人翁乾度为避国乱，携眷归隐莆田竹啸庄，生有六子，分姓洪、翁、江、方、龚、汪六姓，同列进士，被誉为“六桂联芳”。翁乾度特意留下家训：六桂宗亲是一家，相互不通婚。

 

 

六桂宗亲是一家

 

同姓异源，异姓同源，这反映了我国姓氏来源的复杂和分化变迁的剧烈。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胙土命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坐像，位于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景区内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可见，秦汉时期姓与氏已经走向合一。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

 

百家姓寻根园。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北岭山南麓盘古坑的盘古风景区里，在这里可以找到姓氏的起源、分支、迁移以及最具权威性的姓氏始祖画像。

 

从姓氏的形成源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2．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中华民族的“龙”图腾

 

可见，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情况十分复杂。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还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因此，仅仅从姓氏上去判断五百年前是否是“一家子”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所有的中国人其实都是一家子，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炎黄子孙，或者说“龙的传人”。 

 

 

百家姓常识之四 “姓”与“氏”：从大相径庭到合而为一 

 

作者：岁月痕迹   

 

“姓”与“氏”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现代人说起“姓”和“氏”，往往混为一谈。事实上，从姓氏的初义来看，二者大相径庭。

 

中华民族的姓氏，源远流长。在古代，“姓”和“氏”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女子称“姓”， 男子称“氏”。到了秦汉时期，“姓”与“氏”逐渐合一，今天所说姓氏的概念就确定于秦汉。

 

早期的姓氏起源，往往和自然界关系密切。比如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为风姓，遍尝百草的神农有后裔为雷姓；为人熟知的图腾崇拜，也成为许多姓氏的来源，多和现实生活常见的生物有关，如以虎、熊、羊等动物为姓，以花、草等植物为姓。

 

《说文解宇》说：“姓，人所生也”。“姓”字可以拆解成“女”和“生”，姓在母系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主要用来标记出生时的血缘关系，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我国最古老的一些姓，如“姬”、“妫”、“姒”、“姜”、“嬴”、“妘”、“姞”等多数都与“女”有关联。

 

当社会发展到父系制度后，姓转变为以父系血缘来传承。这时出现的姓带“女”字旁的就少了。相传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为四母所生，分为十二姓：“姬”、“姞”、“酉”、“祁”、“己”、“滕”、“箴”、“荀”、“任”、“僖”、“儇”、“依”。这十二姓中除“姬”、“姞”二姓还保有女字旁外，其他十姓都没有女字旁了。

 

“氏”则是产生于父系社会之后，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在古代同一姓族的人，由于人口繁衍，迁居到各地，加上身份职业的变化，同一祖先的后代子孙，便逐渐分成一些支派，每支又用一个特殊的号来做标志，这就是“氏”。因此，“氏”主要用来标记家族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到了周朝，礼法制度趋于完备，“氏”标示身份地位的作用非常重要，周朝贵族男子普遍称“氏”而不称“姓”。

 

单就内涵而言，“姓”与“氏”是截然不同的，而在作用方面，两者也是天差地别。关于姓氏的作用，古人有过一些解释。宋朝的刘恕在《通鉴?外记》中记载：姓主要用来追考祖上是出自哪一系，而氏则用于子孙区别身份地位。班固在《白虎通?姓名》中记载：氏主要用来区分贵贱，从氏可以判断一个家族功德的高低，财富的多寡等。宋朝的郑樵则认为：氏是用于区分家族贵贱，姓是用于区别婚姻的。清代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则认为：氏主要区别男姓的地位，姓则区别女子的出生。

 

据此，可以看出，“姓”的作用主要为：别种族、明世系、别婚姻。《国语?晋语》中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近亲结婚会导致后代有生理缺陷。为了辨别男女双方在血缘上是否有关联，从而决定婚娶与否，在贵族女子称谓中加上姓是非常必要的。

 

而“氏”的作用一是表明父系血缘关系，二是区别个人身份的贵贱。周代宗法制度严格，只有贵族男子才有资格称氏。当时的男子一般不称姓，因为姓是与生俱来的，比较久远，已经不能表示这个男子所在家族现有的身份；而氏则代表这个男子所在家族近期的地位和身份，非常关键。

 

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姓”与“氏”是相互分离的。直到战国时期，周朝的礼法制度出现动摇，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周朝的一些贵族开始没落，有许多还沦为平民甚至奴隶。所以“氏”用于标明贵族身份的作用渐渐削弱，秦汉之后，姓和氏便合而为一了。

 

 

在先秦只有贵族有姓氏，一般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汉朝以后，平民也可以有自己的姓了。所以，“百姓”这个词，在周和周以前指的是贵族，“百姓”即“百官”的意思。汉朝以后，百姓才指普通平民。

 

 

 百家姓常识之五 "名"与"字"：曾经各有所指 现在混为一谈 

 

作者：岁月痕迹  

 

“名”与“字”，中国姓氏文化中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名字是一个常用词汇，其意思与姓名大体一致。然就最初的内涵而言，“名”与“字”其实是两个分离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名”与“字”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重要范畴，历史均十分悠久。“名”，大体诞生于氏族社会时期，用于辨别个体、区别他人的一种文字符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其便有明确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也就是说，在黄昏天黑之后，由于不能辨清对方面貌，便以代号相称，“名”由是产生。

 

在今天，当一个小生命还在娘胎之时，其名字基本已由长辈商议确定。而在古代，则并非如此。据《周礼》所述“婚生三月而加名”，即在婴儿在三个月之后，父母才会为他取名。取名如此之晚，大概源于当时生活条件相对恶劣，营养匮乏，且医疗水准较低，很多新生儿在出生不久便告夭折，过早取名并无必要。

 

取名，必然有一个标准和原则问题，而这也历经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早期（夏商时期）取名还是比较简单的，当时的商王几乎全都以历法中的天干为名，于是诸如太乙、外丙、太庚、盘庚、武丁、武乙、帝辛此类名字开始出现。当然，世俗权力的发展，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格局已然开始显现，天干唯君主才能取用，其他人顶多可以选取地支名。而西周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语言文字的进步，礼法制度的确立完善，古人对起名越来越讲究，于是起名也成为了一门学问。《左传》有云：“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为“义”，以某一物命名为“象”，借用某一物体命名为“假”, 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为“类”，此即所谓“五条”。而在《周礼》之中，又规定了所谓“六不”，即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取名。待到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之后，出于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对取名限制越来越多，一些诸如君、王、帝、天等带有浓重帝王色彩的字严禁使用。此外还要避讳，避帝王、圣贤、长辈乃至长官的名讳。为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等改头换面的现象，造成了不少文献记载前后相左，不利于史料的解读。就如战国时期儒学大师荀子，因与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谐音,时人为了避讳,曾一度改称其为孙卿。当然这种繁琐的取名限制，待到封建制度走向终结之后，彻底烟消云散。

 

伴随着岁月的积累，时人对于命“名”传统的日益重视，“名”由一开始的语言文字符号逐渐演化成一种长辈对晚辈的期待、寄托乃至祝福，这种期待祝福一般与当时的社会风气、面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如封建时代，传统儒家中仁义孝悌之思想，时人对富贵权禄的追求，使得仁、义、礼、智、信、福、德、贵这类字在“名”中应用得极其频繁。而在后来那个火红的年代里，诸如保家、卫国、爱军、建军这类颇具时代特色的词语亦曾风靡一时。

 

相比于“名”的较早出现，“字”出现的相对较晚，相传始于商朝。《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仪礼·士冠礼》则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也就是说只有男子成年或是女子出嫁之时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尊重，避免他人直呼其名。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而后可以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娘家而出嫁，未出嫁的叫“未字”，也可叫“待字”，所谓“待字闺中”便是由此得来。

 

可见“字”的诞生，是为了表示尊重、恭敬的需要，用于晚辈称呼尊长等。如果说，取“名”是为了区分彼此，那么用“字”则是为了辨清尊卑。一般来讲，“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是解释，所谓“名之与字，义相比附”便是此意。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众多人物所取得“名”与“字”大多有着相近、相反抑或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如汉末时期乱世之奸雄曹操字孟德，其中操与德内涵相近。而“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字退之，愈与退含义正好相反，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字鹏举，飞与鹏又相互补充关联。

 

 

与“姓”、“氏”不同，“名”与“字”，取单复字均可，无论平民贵族均可享有，并未在一开始专属贵族。无论是在两者在历史长河中的诞生时间，还是在个人成长的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都是先有“名”而后有“字”。两者各有其作用，名区分彼此，字辨别尊卑。而除了上述区别之外，名与字又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并未有严格的界限。正因为此，在民国时期，为了避免起名字的繁琐混乱局面，名与字逐步合一，并演化成为今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