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社会特征的微观考察

    王大良六朝时期的世族之家，家族特征大多表现为较为突出的政治性，在社会等领域当然也都有其特殊位置。不过，仅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基本是建立在特殊的政治地位之上的，亦即以政治地位为前提，然后才有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但无可否认，社会地位的特殊有时也有利于其政治地位的维持或政治职能的发挥，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独立于政治地位之外，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左右。因此，探讨这一时期世族之家的社会属性或社会地位，进一步探示其家族形态的内部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门第观念、家风门风、个人素养等，与认知其政治地位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由于对其上述社会特征的全面探讨尚非短期内所能完成，本文专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为例说明之。
    一、家族特征与家风门风
    作为六朝时期特殊世族的琅邪王氏，其社会属性是以其家族、家庭和个人为基础的，这种基础，大致与其所处的时代相一致，但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仅就其家族特征而言，或即所谓的家风门风，是以其悠远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在其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军事等多方面优势之上形成的，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当然，无可否认地是，在其诸多家族特征中，即具有当时世族所共有的各种特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早在西汉时，王吉因担任王国吏而险些被牵连致死，便把“诫子孙勿为王国吏”当做一条家法， 可以说是琅邪王氏家族最早的清规戒律。至两晋，王祥以德、孝、悌、信、让5条家法训诫子孙， 认为“此五者， 立身之本”。南朝初年，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贵显一时，王微则提出了“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的论断，劝诫家人以保家为重，不要过于盛满，以免遭忌。这些都说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琅邪王氏的家风门风也在发生变化。
    但总的说来，在六朝时期，尤其是东晋以后，由于琅邪王氏门户已成，其家族成员不愁没有官做，只是担心门高遭忌，因此把抑损保家当做主要信条。族中的有识之士，忘不了东晋初年因为家族过于盛满而险遭灭门之灾的教训，故从此以后，常在家族势力过盛时自动损抑。这种损抑，亦即自我保护，实际是以不争为争，使自己的家族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家祸发生。皇帝以下的各种权贵，也能“颇以此容之”。
    琅邪王氏的家风，还有一点就是清廉持家，非己之财，虽赐不取。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王吉祖孙三代名臣，二至三公，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往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这样的持家习惯，一直被后人继承下来。西晋王祥高洁清素，“家无宅宇”；王戎、王衍各有增益家财数百万的机会，但毫不动心，任凭别人将钱物白白拿去。其后的王导、王弘、王俭等人，“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王昙首“手不执金玉，妇女不得为饰玩，自非禄赐所及，一毫不受于人”。更有甚者，王秀之出任较为富庶的晋平郡太守，在郡一年，即上疏请还，说“此郡沃壤，珍阜日至，岂可久留，以防贤路”，时人说他“恐富求归”。由于琅邪王氏有这样的家风门风，人们当朝理财，也都像治家一样清廉持法，遂把这一家风推广于天下，使之成为东晋南朝的立国方针。故在刘宋时，王镇之因在官清洁自守，武帝特授予广州刺史之职，令其矫改历来广州刺史多贪赃枉法的弊俗，说“岭南弊俗，非此不康”，这也正是利用了琅邪王氏的祖传家风。
    当然，作为累世官宦的贵族，琅邪王氏还有另外一些相沿成习的家规门风，如等级森严、父子有别、崇尚整洁、不妄交游等等。刘宋时官至尚书令的王敬弘性严整，一年中与子孙相见不过一两次，见面之前且先约定时间。其子恢之从外地归来省亲，他本来答应相见但又因事耽误，恢之直到临走也未能见他一面。御史中丞王思远立身整洁，每接待客人时必以来客衣服干净与否确定礼节，其干净者可以对榻谈论，否则只能远远地坐着说话，走后还要打扫多遍。刘宋至萧梁间的王球、王秀之、王僧佑、王承等人，则又各以不妄交流知名，哪怕是对族中高官也是如此。王球在刘宋初，其族兄王弘贵动朝廷，王球未尝与之往来。王僧佑族兄王俭贵显当时，多次想与他相见，他都以并辞谢，其实是不愿趋势。王秀之与父缵之、祖敬弘皆不与权贵交往，人称三世不事权贵。萧梁时，恩幸朱异权倾天下，宾客辐，而东阳太守王承弟稚从不登门，人指朱异门称“此中辐，皆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东阳耳。”。当然，上述这些，除不趋炎附势可以看做其门风外，其余如不妄见子孙、视洁至癖等只限于当事人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琅邪王氏因为族大势大，家族中实际由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分作许多不同的房支。在家风门风上，各房支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如同在建康城中，琅邪王氏有马蕃王、乌衣王之分，就是因血缘关系及居住地点的不同而加以区别的。马蕃王氏自齐司空王僧虔起，门风宽厚，至其子王志时尤其如此，当官也从不无故纠缠别人。每有宾客来游，也只称其善而掩其过。有客人盗窃他车轮换钱，他知而不问，仍像当初那样相待。在这种门风影响下，兄弟子侄无不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这里的“长者”称谓，正是对这支琅邪王氏家风门风的概括。
    在琅邪王氏的家族特征中，还有一些与政治有关的现象，如善于把握政治方向，改朝换代时充当功臣；注意宗族子弟教育和为官技能培养；重视家族内部势力，在关键时刻进行互相提携和帮助等等，都极具其家族特色。其中，注意对子弟的教育还在家族中进一步形成了“努力向学”风气，进而维系其家族“无亏文雅之风”和“簪缨不替”，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传统家风。在这种家风之下，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则要自尝其恶果。对此，《南史·王裕之传》提供了一个意味深远的例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重视子孙教育而最终使其缺乏竞争力并很快走向沉寂的事实。由此可见，重视教育作为琅邪王氏的一种传统家风，虽有王裕之等人不遵循这种家风，但最终受害的仍是他及子孙，更可证这种家风对琅邪王氏的重要性。
    当然，由于琅邪王氏具有地位特特殊这一基本特征，在其家风族风中也并非都可圈可点，有些甚至还是极不可取或令人生厌的。这种事实也说明，琅邪王氏作为六朝世族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家族特征应是多方面的。在其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家族特征中，即有与其他世族相同的共性，也有仅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本文以上所及仅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些，但也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其家族原本就有的特征和风貌。
    二、家族结构与家庭伦常
    关于琅邪王氏家族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其家族本身究竟是怎样一种特征，这些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模糊的。事实上，正如笔者在其他研究中曾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琅邪王氏家族其实只是一个共同使用“琅邪王氏”徽号的家庭共同体，它既不同于西汉时期的强宗大族，也与宋代以后累世同居共财的“义门”式家族有别。在其内部不仅分财异居，而且各支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差别很大，其家庭规模也一般是二三代人在一起，兄弟之间单独成家现象更常见。形成这种家族特征的原因，笔者已经指出有受江南社会风气影响的因素，如果再做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它也是传统宗族和宗法制度瓦解以后历史发展的必然。早在战国时期，以秦国为代表的诸侯列国就出于经济利益等原因提倡传统宗法家族分财异居，甚至规定“民有二男以上而不分异者，倍其赋”。此后，随着秦朝的统一和其政策在全国的推行，以及秦亡以后的“汉承秦制”，这种政策得以延续，并导致了以一夫一妇为核心的家庭普遍出现，家长与父母妻子合为“五口之家”的概念也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根据研究者对两汉书《地理志》或《郡国志》中关于各地人口数量的统计，发现全国每户平均人口都在5人上下，也证实了5口之家的普遍存在。至六朝时期，无论是西晋的占田还是北魏的均田都以一夫一妻或“一床”为单位计算农业家庭，也说明一夫一妻式的核心家庭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当然，这种状况也不排除社会上有非核心家庭存在， 特别是对官宦之家来说其家庭规模往往并非5口，但是，应提及的是在一些家庭中尽管人口数量可能较多，但其核心仍应是夫妻子女，除此而外如奴婢等一则不属于家庭成员，再则也往往被当做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对待，并不具备独立的人口意义。因此，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琅邪王氏的家庭规模，尽管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可资说明，但从一些间接资料上推断都并非很大，其家庭成员一般应包括夫妻子女，或所纳姬妾及其所生子女，以及嫡长子之家中所赡养的父母等。
    建立在不同个体家庭之上的琅邪王氏家族既以传统的“分财异居”为特色，其家族或家庭伦常也带有较多的传统意义。其中尤其是传统的“尊尊亲亲”礼义纲常受到特别重视，成为约束族人行为规范并使之努力实践的人生准则。这种准则实际上以儒家所倡导的“礼”为核心，要求为人之后者竭尽事亲之道，维护尊卑长幼伦常秩序；对在世父母恪尽孝道，对去世祖宗以礼祭祀，以及对兄弟有情义，对子孙仁慈宽容等。另外，这种准则还体现在遇有丧葬时对丧服制度的重视，在有封爵之家对嫡亲继承制度的严格维护，以及在一夫多妻家庭中的嫡庶之分和贵贱之别等，形成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以保证血缘宗法关系不发生紊乱。对此，在不少史书中琅邪王氏家族成员关于礼法制度的议论，无不反映着其关于封建伦理纲常的一般看法。至于对家庭内部的尊卑贵贱名分，西晋王戎嫡子王万“年十九卒。有庶子兴，戎所不齿。以从弟阳平太守愔子为嗣”，正是他在维护家庭内部原有等级伦理秩序的明显例证。
    在琅邪王氏家庭伦常中的另外一个内容，亦即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中不断被提倡和实践的“孝”。它作为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之一，要求人们竭尽事亲之道，对在世父母恩养至谨，父母去世时尽哀尽礼，以合乎封建伦理规范。对此，作为世代保有传统儒家特征的琅邪王氏始终是身体力行的，其实践的彻底甚至还被当代社会的典范。其中汉魏时期的王祥事亲尽孝久已为世人熟知，其还因此被做古代“二十四孝”之一；另外甚至如以崇尚老庄知名、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王戎，在母亲去世时虽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但“容貌毁悴，杖而后起”，被认为是“死孝”，不过是“不拘礼制”而已，可见他在事亲方面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规范。这种居丧尽礼与王祥对后母的恩养至谨一样都是典型的“孝”行为，具有典范作用，因此也为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琅邪王氏在此后“孝悌名流，犹为继踵”，拟或出于本性，似乎也受这种家族风气的影响。
    琅邪王氏家庭伦常中所奉行的“礼”或“孝”，以及以汉魏时期王览为代表的“悌”，都是典型的儒家行为规范，也是当时人们所必须履行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在六朝时随着尊尊亲亲礼仪制度的不断被提倡，又形成一种畸形的避讳之风。尽管避讳作为尊祖敬宗的表现形式之一古已有之，但发展到登峰造极依然是这一时期。当时人因为不小心冒犯了别人家讳，丢官、结仇之事时有发生。要做到不因犯讳而使人难堪，其主要方法便是博学多闻、精通各家家谱。对此，琅邪王氏中如王弘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其他人也多能以较高个人素养而尊重别人家讳，同时更能避忌自己家讳。只是在经常的社会交往中，避讳之事虽为一种社会习俗要求众人去遵守，但由于过于繁琐或复杂，犯讳之事仍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遇到这种情况，琅邪王氏诸人或主动避开犯讳之人以免难堪，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这类的例子在当时几乎俯拾皆是，说明它作为琅邪王氏家庭伦常的一种延伸形式，同样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含义和家庭烙印。
    三、社会地位与门第观念
    六朝时期，琅邪王氏的家庭特征表现了突出的社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用“高高在上”4个字加以概括。 由于其经常置身官场，接触的都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同时又通过婚姻等形式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因此也就决定其社会属性只能处在特殊阶层之中，与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人较然有别。有时，为了显示这种社会特殊性，琅邪王氏的家庭成员还自觉不自觉地强化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便与其他阶层的人士区分开来，并借以保持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其甚者，有些还在当政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国法，把以自己为代表的“士”阶层与黎民百姓的“庶”阶层严加区分。刘宋时高居相位的王弘曾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稍后的王球也说“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都把士庶的区别提高到天理国法的高度。为了保持自己的血统纯正高贵，他们十分重视家谱之学，“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王弘当朝任相所以能做到不犯人讳，正是他对各家家谱素有研究的结果。其后，王僧绰“究识流品，谙悉人物”，王晏对“不谙百氏”的权贵不屑一顾，王俭对传世《百家谱》“复加去取，得繁省之中”，都是重视谱学的琅邪王氏代表人物，也是人称谱学为“贾王之学”的中坚。有了可靠而完备的谱
牒，阻塞了庶人通过伪造家谱而跻身士流的途径，从而也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身份和权力。
    为了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不混淆“士庶天隔”的界限，琅邪王氏诸人还努力做到不与寒门庶族通婚，以免“婚宦失类”；同时还拒绝与庶族出身的人交往，不与之同起共坐。因为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像琅邪王氏这样的家族，就是所谓的“服冕之家”，而其家族成员，也都是“流品之人”，不与寒素为伍正是当时社会的共性。
    琅邪王氏不愿与身份低下的人交往，其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但是另一方面，寒门出身的人则把能够得到他们的垂青当做无上光荣，形成一个怪圈，使其社会的特殊性更加因此而显现出来。除此而外，琅邪王氏也像其他世族一样，也有标榜门阀、自高身价之举，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一种风气，“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而自己也因此能够与其他同姓家族区别开来。这种做法，无疑也是他们为了巩固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六朝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使琅邪王氏形成的特殊社会地位，虽然可能通过不同方面的考察加以推断，有时也能从史书的直接记载中进行窥知。其中如《南史·王骞传》称，骞父祖六世贵显累朝，屡任宰相，当世少比，而“诸女子侄皆嫔王尚主，朔望来归，辎并填咽”。又如《梁书·侯景传》亦称，侯景降梁，任丞相，上书武帝请娶于琅邪王氏及另一高门陈郡谢氏，武帝直接代为拒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其门第之高，于此可见。
   由于琅邪王氏社会地位过于特殊， 其家族成员虽多能正视这种地位，表现出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个人修养，但自恃门第、傲达不羁、凌辱他人者也不乏其人，其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其家族地位刚刚确立的西晋时期。其中如西晋荆州刺史王澄当众脱衣上树，探巢取鹊；东晋王恬不礼登门造访的谢万，王献之私闯人园而傲视主人，刘宋王锡在三公面前箕居大坐，王僧达故意触外戚路琼之家讳及“戴面向天子等等，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不与其家族地位联系在一起。
    四、社会观念与个人行为规范
    六朝时期的琅邪王氏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家庭特征有时还受社会的左右，族人的行为规范也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较多的一致性。当时最受人们关注的九品中正制度，其关于人才选拔的标准在确立伊始便以“德充才盛”、“言行修著”为原则，“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 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至西晋武帝时期，又把这种标准进一步明确为6点，即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简言之即应具备忠、孝、义、信、悌、学、廉等优良品德。由此可见，无论是曹魏还是西晋的人才选拔标准都以个人品德优劣为取舍，而这些标准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其优者进，劣者退，没有例外。魏晋以后，随着九品取士的选举制度被沿用，其对人才的选拔标准和价值取向也基本得以沿袭，只是在个别方面稍作变化或调整而已。以此为基础，整个社会出现了极重个人品德之风，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在此基础之上，也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个人行为规范。
    六朝时期对个人品德的重视，其本质内容仍是晋武帝所规定的取士是否具有忠孝仁义品质。对此，琅邪王氏家庭成员大多具备，前举王祥孝母、王览友悌、王戎居丧尽礼等都是典型事例。至于当时选士标准中所提及的“学以为己”一项，亦即通过学习改造自己，换言之即重视个人的文化修养、仪态风度等，琅邪王氏中也有多人合乎这一标准并表现得相当出色。《梁书·王筠传》中自称其家族“人人有集”、“文才相继”，这些显然应是“学以为己”的结果；《陈书·王炀传》称他“美风仪，举止酝藉”，甚至陈文帝也“欲使太子微有炀风法”，都说明他的个人素养非同常人。上述陈文帝对王炀这种“风法”的重视，以及希望太子以他为准则，都代表了自魏晋以来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念，同时也是对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要求。这种在容貌和举止方面的观念或要求，在当时人看来是个人品德或素养的一种自然表露，形成于内而发乎其外，与魏晋时期人们所谓的“人物风流”极为近似，近代的一些研究者更把它与孔孟提倡的“德风”、“流风”相提并论，认为是一种个人高尚品德的表现，钱穆先生更提出了“风流即是至德，至德始成风流”的著名论断。至于这种结论是否过于强调了“风流”的作用，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虽可进一步探讨，但个人的风度仪表与品德有关，而品德又是当时最为重视的个人行为，应是符合事实的。
    总之，在琅邪王氏作为特殊世族的六朝时期，社会上重视个人品德的价值观念是影响个人行为的原因所在。琅邪王氏家庭中的有关人员能够据此以规范个人行为，努力达到甚至超乎这一观念之上，成为社会表率或世人楷模，从而又形成其家族的另一社会特征。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略论唐末五代王闽
                                       政权的职官制度
                                           胡沧泽

                                            一

    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子孙统治福建近半个世纪。本文以王闽政权所实行的职官制度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不同的职官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探讨其与王闽政权治乱兴衰的关系。
    王审知统治福建应从唐乾宁四年底(公元898年初)，他任威武军节度使算起。
    唐末光启元年(公元885年) ，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随农民起义军王绪部由中原南下，进入福建。不久，王潮被将士拥戴为首，称将军。景福二年(893年) ，唐王朝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乾宁三年(896年)，唐王朝升福建为威武军，任王潮为节度使。乾宁四年底(898年初)，王潮病死，王审知继任。
    王审知任威武军节度使是得到中央朝廷承认的。光化元年(898年) 三月，唐中央任王审知为“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十月，授“紫金光禄大夫、右仆射、本军节度使”，以后不断加封，天复时“赐审知诏，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元年(904年) 四月，加审知“检校太保，封琅邪王，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可知，王审知统治福建最初的政治身份是唐威武军节度使。
    节度使，唐朝始置。都督带使持节者称为节度使。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 ，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称号。玄宗天宝初年，在沿边设安西、北庭等九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合称十节度。以后非边境地区也设置，并遍于内地。节度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道或数州的军、政、财权，其辖区内的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安史之乱以后，地方武将纷纷拥兵自重，不奉朝命，父死子继，甚至联兵反叛，形成藩镇割据之势。王审知担任威武军节度使，据有福建，并不与中央对立，而是保镜安民，并听命于中央，在唐末各地节度使中算是比较好的。
    唐代节度使下属有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押牙、推官、掌书记、从事等。《通典·职官十四》载：“(节度使)有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王审知的威武军节度使职官也是如此。节度副使为节度使副贰，威武军节度副使为王审知之兄王审邽。判官为节度使僚属，佐理政事，威武军节度判官有刘山甫等。押牙为节度使所属亲信武官，掌统亲兵执仗宿卫节度使的衙署，威武军的节度都押牙有程。推官为节度使僚属，掌推勘刑狱诉讼，威武军节度推官有黄滔。掌书记为节度使佐官，掌奏牍文书，王审知的掌书记是徐寅，此外还有大从事陈峤等。
    总的来看，王审知的唐威武军节度使属官都在唐代职官制度之内，没有另立一套职官。王审知是比较守规矩的唐王朝威武军节度使。

                                    二

    天皊四年(907年)，唐亡。开平三年(909年)，后梁皇帝朱全忠进封王审知为闽王。自此，王审知便以闽王的身份统治福建。闽王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统治者?他的职官制度又是如何?
    王审知的闽王是统治中原的后梁太祖朱全忠给封的。早在唐亡之前，王审知就密切注视中原朝廷的动态，加强与控制唐廷的朱全忠的联系，为福建一境安宁创造好的外部条件。唐亡之后，一些地方节度使纷纷称帝建国，王审知已实际掌有福建的军政大权，因此有人劝他称帝，王审知说：“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他遥向称帝中原的朱梁王朝称藩臣，使用后梁年号，并且每年由海路北上至登州莱州登岸向后梁纳贡。后梁为后唐灭亡之后，王审知照样向中原王朝后唐称藩纳贡，使用后唐年号。如同光二年(924年)二月，王审知遣使入贡于后唐，十月，到京进万寿节并贺皇太后金银、象牙、犀珠、
香药、金装宝带、锦文织成菩萨幡等物于后唐。
    王审知礼贤下士，在他当节度使和受封“闽王”时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避乱福建的中原士大夫，如唐朝宰相王溥之子王，唐朝宰相杨涉从弟杨沂，唐时知名进士徐寅等，“皆依审知仕宦”。这些人熟知唐朝的典章制度并在福建传播，实行中原的职宦制度，传播中原文化。
    王审知对中原王朝是谨慎从事，相当听话的。他的掌书记徐寅是唐乾宁进士，徐寅在唐末曾写赋嘲讽李克用“眇一目”，后唐灭后梁，王闽政权遣使贺后唐庄宗(即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登位，庄宗问闽使说：“徐寅无恙乎?归语尔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尔国何以容之?”闽使回来向王审知报告，王审知说：“如此，则上直欲杀徐寅尔，今但不用可矣。”当天就告诉守门人，不得引接徐寅，可见王审知对中原王朝是俯首听命的。
    既然称“闽王”，“王”与节度使毕竟不同，它也会有自己的职官，下面根据《十国春秋》卷九五《闽六·列传》中王审知部属的传记，对其职官作一探讨。
    翁承赞：唐乾宁三年进士，“承赞既依太祖(指王审知)，太祖待之殊厚，遂以为相。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这里有“相”。
    邹勇夫：“以单骑从太祖兄弟入闽，始终无二心。及太祖封闽王，勇夫官仆射，为太祖敷利害，劝其奉梁正朔。”这里有“仆射”。
    伍梦授：“事太祖，官左仆射”。这里有“左仆射”。
    郑良仕：“贞明元年(915年)，应太祖避命，转左散骑常侍。”这里有“左散骑常侍。”
    蔡俨：“太祖辟为户部郎中”。
    黄子：“事太祖父子，累官侍卸史”。
    张庑：“官至殿中侍御史”。
    王定简：“太祖时，定简被署为安远使”。
    陈岘：“初事太祖为孔目吏……迁支计官”。
    由上可知，闽王王审知的下属职官有相、仆射、左散骑常侍、户部郎中、侍御史、安远使、支计官等。地方职官则仍为刺史，如泉州刺史王延彬。这些职官基本上如同汉代诸侯王国的规模，有王、相，以及处理各种政务的职官。王审知始终奉中原王朝正朔，保境安民，实行得当的官制，任用清正廉洁有为的官员，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传播中原文化。他还根据福建濒临大海的特点，开辟商港，“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这样既可收取商利以资费用，还促进了福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在王审知统治时期，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旧五代史》是这样评价他的：“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这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的。

                                    三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926年初)，闽王王审知去世，长子王延翰继位。天成元年(926年)十月，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从此，开始了福建首次称国家的历史。
    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是为闽嗣王，他骄奢荒淫，多取民女以充后庭，又猜忌兄弟，袭位不久，便将其弟王延钧出为泉州刺史。王延钧联合王审知的养子、建州刺史王延禀攻下福州，杀王延翰，王延钧自为威武军留后。
    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闽龙启元年)，王延钧在福州称帝，是为闽惠宗，国号大闽，改元龙启，改名王，追遵父祖，立五庙、扩宫廷、置百官。以其僚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其子节度副使王继鹏为右仆射，并同平章事，以亲吏吴勖(欧史作吴英)为枢密使。福建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和帝王年号。
    闽惠宗王穷奢极侈， 大造宫殿， 极土木之盛，又宠信奸佞，冤杀无辜，政风败坏。后唐清泰二年(935年，闽永和元年) ，王的长子继鹏趁其父病重之时，率兵入宫，杀王及其妻陈后，自立为帝，改名为王昶，是为闽康宗。
    闽康宗王昶贪梦残暴，贬斥正直的师傅叶翘，宠信巫道，赐道士陈守元号天师，军国大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商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王昶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取仙丹。后晋天福四年(939年，闽通文三年) ，由王审知禁军改称的拱宸控鹤都将朱文进、连重遇因不满王昶的作为，发动兵变，攻杀王昶，拥王审知之子王延羲为帝，是为闽景宗。
    闽景宗王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改元永隆，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可是在福建，仍然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羲嗜酒如命，骄淫苛虐，猜忌宗族、部将，搞得人人自危，最后被拥立自己的朱文进、连重遇所杀。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殷天德元年)，王审知的另一个儿子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殷，改元天德。开运二年(945年)，南唐兵入建州，王延政降。闽亡。
    从王延翰、王延钧，到王继鹏、王延羲、王延政，统治者称国王，其职官制度又是如何? 由前面所述可知，每当闽国王上台，就要任命宰相、枢密使等重要职官。王延钧任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任吴勖为枢密使，王延羲任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下面再根据《十国春秋》卷九六至九八列出闽国的其他主要官员及职官。
    叶翘：康宗时进翘内宣徽院使。
    郑元弼：事康宗为礼部员外郎。景宗立，元弼官谏议大夫，迁礼部尚书、判三司。
    刘赞：景宗时任御史中丞。
    王?：通文中，积官至同平章事。
    黄峻：仕景宗为谏议大夫。
    潘承祐：殷帝以承祐为吏部尚书，俄加同平章事。
    湛温：嗣王时，官御史大夫，国子祭酒。
    贾郁：惠宗即位，擢郁赞善大夫，后召为御史中丞。
    刘乙：通文时，官凤阁舍人。
    陈郁：事景宗为谏议大夫、奉朝请。
    陈致雍：仕景宗，为太常卿。
    薛文杰：惠宗时为国计使。
    陈郯：惠宗时擢为宣徽使，充内学士。
    陈匡范：永隆时，官国计使，景宗时加礼部侍郎。
    余廷英：仕景宗，累官同平章事。
    李仁遇：景宗时官盐铁使、右仆射、已又兼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同平章事。
    杨思恭：殷帝以思恭为兵部尚书，寻迁仆射、录军国事。
    李倣：累官皇城使。
    由上可知： 自926年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时起，王闽政权就以独立国家自居，行天子之制，任命的职官有同平章事、右仆射、仆射、翰林学士、宣徽使、内宣徽院使、谏议大夫、太常卿、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盐铁使、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侍郎、国计使等。这是一个僭越的政权，并不符合当时福建的实际情况，也不利于福建的生存与发展。由于自立国家，自称国王，王审知的子孙为了争夺帝王这一最高职位，日寻干戈，内乱不止，也引起中原王朝的不满和邻国的觊觎，外患不断，终于导致王闽政权最终为南唐所灭亡。
    综上所述，唐末五代王闽政权在早期，只是唐王朝的地方节度使，实行着与唐王朝其他地区同样的职官制度。唐亡后，后梁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福建升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便以闽王的身份统治福建，虽然自命职官，但未称国，仍向中原王朝称藩臣，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定期纳贡，是称雄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原动乱的情况下，王审知避免战乱，重视发展生产，促进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王审知死后，他的大儿子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建立僭越政权闽国，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如天子之制。尔后王氏兄弟子孙为争夺帝位，自相残杀。闽国的建立及其所实行的宰相百官制度为王闽政权的覆亡掘就了坟墓。
    (作者系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
                                  

                                         三槐王氏源流考辨
                                                                                 

                                               王珏

    “两晋家声久，三槐世泽长”。这是三槐王氏家族传世久远的对联。凡是三槐王氏的子孙后裔，或居于望地，或远走他乡，或漂泊海外，他们都永远不会忘记“三槐王氏”祖王祜在庭前手植三槐的故事。
    中国向来有寻根问祖的传统。“十六大”给新世纪的中国描绘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蓝图。何谓小康? 《礼记·礼运》指出：“今大道既稳，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贵族世袭)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设置)田里。”这里指的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是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低一个层次的社会。新世纪社会主义的小康生活和社会有新的标准，不在这里赘述。俗话说：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继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完成之后，进一步开展收藏和研究家谱工作，会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睦，使人们知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父子、兄弟、夫妇家庭和睦，这十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使人民尽快地奔向小康之路。自古以来，家乘谱牒，在宝贵的文化遗产中一枝独秀。尤其是家谱中的家训、 道德规范与教育， 哺育了一代代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中坚和民族精英。儒家的
“以德治国”思想，谱写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篇章。
    笔者曾因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有幸拜读不同版本的《王氏家谱》。现仅就“三槐王氏”源流与世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也算是一孔之见，抛砖引玉，冀期于仁者、智者不吝赐教。
    之一：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这是太原、琅邪、江左、咸阳、固始、三槐、余姚等王氏后裔一致公认的。自宗敬之后，琅邪临沂的王氏家谱按次序列为王森—王斌—王升—王昱—王硕—王错，而笔者所见的某太原王氏家谱则为王仁蠲—王智瑜—王羔—王亢—王颖—王荣—王错。该谱的主修者曾致信庐陵欧阳修，连这位文学大师也答复“山城无史籍资料”，故很难考证与确认。在欧阳修和宋祁编修的《新唐书》中，只好从八世孙王错述起。由此可见，欧阳修对文字是十分严谨的，不知道就不写，决不滥写而贻误后世后人。《新唐书·宰相世系》云：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谕，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恢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颐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候；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五世孙吉，字子阳，汉谏议大夫，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生骏，字伟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礼，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伯业，东汉中军大夫，义乡侯；生二子：时、音。音，字少玄，大将军掾；四子谊、睿又、典、融。
融，字巨伟；二子：祥、览。览，字玄通，晋室正卿，封即丘子；六子：裁、基、会、正、彦、琛。栽，字士初，抚军长史，袭即丘子；三子：导、颖、敞。
    欧阳修是北宋的大文学家，向来文字严谨，而且是为前朝撰史，大有落笔千金之重。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疏漏。但是，有一点值得存疑的是：八世孙错，生贲，而十五世王翦，又生贲，难道古人娶名不避祖讳吗? 无独有偶，十二世恢公之子元，与十八世元又是重名。这几世相隔不远，然不知避讳，使人费解。好在欣读山东省莘县政协副主席杨巨源先生大作《三槐王氏源流初探》，也列举了《琅邪王氏家谱》，是这样记戴的：第十世：王渝(谕)，王错之长子，仕秦，为上将军。而某地的《王氏家谱》记载：错，生跡，字子明，封大夫，拜侍中，娶陆氏；十一世跡，生愦；十二世愦，生息；十三世息，生恢。以下王翦、王贲、王离在《史记》中均有文字记载，这一点相信也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上述存疑的地方是以国史为准呢?还是以某一家谱为准?这有待热心于研究的学者、专家、同宗同仁在今后的王氏家谱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之二：“三槐王氏”祖王言的以上世系如何传承? 一说是由太原世系延伸而来，又一说是由琅邪世系迁徙而来。
    言公是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人，这一点是众说一致公认的，正史中有王祜传，记载十分清楚，可为佐证。但是，太原王氏族谱将其列为王通(字仲淹，号文中子)之后，琅邪王氏族谱又将其列为王纟林(王方庆)——王难得之后，说法不一。笔者考证了《晋书》和其他史籍中的主要王氏人物，得知东晋王导公(已属江左世系)有六子：悦、恬、劭、洽、协、荟。洽，字敬和，生二子：珣、珉。珣，字元琳，有五子：弘、虞、柳、孺、昙首。弘、虞在史书上都是知名的人物。昙首，宋侍中，太子詹事，豫章文侯，生二子：僧绰、僧虔。僧绰，生俭。俭生骞。骞生规。规生褒。褒，字子渊，后周光禄大夫，石泉康候，生�辍ｙ辏�字玉铉，隋安都通守，石泉明威侯，生二子：弘让、弘直。弘让，字敬宗，中书舍人，专掌机密，有三子：长子方士，字玄逸，临邛令；仲子方则，字玄宽，光禄卿；季子方泰，字玄敏，太府少卿。
    与三槐王氏和山东省莘县紧密有关的关键人物是方则的长子王景，兰州刺史。他共有六子：绾、绮、纯、绪、练、纾。其中第五子王练曾任大名府莘县尉。因此，他在今山东省莘县安了家，也就是说，他应该是“三槐王氏”的始祖。王练的官职虽然没有其他几位兄弟大，正史上并未见他的传记，但他是宰辅的曾孙，《唐书》上还是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职务。好在我手中的旧谱足以佐证。在《三槐堂王氏家谱》的《初篆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中这样记述：“……俭公数传至褒公，后周光禄大夫，石泉康侯，自丹阳徙咸阳，生�辏�隋安都通守，石泉明威侯。子弘让，中书舍人；弘直，魏州刺吏……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徙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彻公，官左拾遗；晋公祜，显于汉周，入宋官兵部侍郎， 多阴德， 手植于槐于庭。子懿公、旦公、旭公。魏公旦，相真宗，谥文正，苏东坡为作《三槐堂铭》颂者也。
    弘直有四子：缄，字方举；绩，字方绍；缋，字方节；纟林，字方庆，相武后。王纟林的后代也很多：长子�冢�长孙亻甫(有传)，曾孙濡、澄、沐、淮、济、沼、润、涧。四世孙牧、源茂、遂、长文……子孙繁衍，枝叶茂盛。据《王氏百世大族谱》记载：四十四世纟林公，再传晔公，改致河南光州固始县令，在任有政声，人民怀德。后受命为定城令，人民攀辕卧辙，求勿离去。晔公不忍，遂家于固始，是为王氏之“固始祖”。晔公传四十六世友名公，友名公传四十七世卞公，卞公传四十八世恁公，俱家于固始，世代业农。由江左世代以来的显赫，至是已归于淡泊。但笃于孝友，约于义方，则未尝稍替。因此，再传至四十九世潮公、审邽公、审知公三兄弟，才能出众，抚母投军，闻于当时。自唐僖宗光启二年(885)投兵入闽止，共182年，凡五世，世称为“固始世代”。
    综上所述，按《王氏百世族谱》的世系，王言公应为五十一世，王彻公应为五十二世，王祜公为五十三世，懿、旦、旭应为五十四世，之后以序类推。五十六世王巩公，字定国，素公之子，自号清虚先生，有隽才，长于诗，是苏轼的门生，常从苏轼游。轼守滁州(一说徐州) 巩往访之，轼待之于黄楼(一说黄鹤楼)，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轼获罪，巩亦窜宾州，数岁得还，后任宗正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知湖州，王巩亲往拜访，请苏轼为王氏家族的祠堂题写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以名世。此文收录入《古文观止》等文集，耸于一时，人以物显，才以人传，世称其族曰“三槐王氏”。
    嗣后，王巩的从弟靖，任广南转运使，神宗时知广州，迁入，为度支副使；从孙古，徽宗时为户部尚书，旋以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嗣坠崇宁堂籍，责衡州别驾，安置温州，复朝散郎，为浙东、宁、绍、温、台等处王氏始祖。于是，三槐王氏不只干固、枝盛，叶也茂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系三槐王氏后裔)

                                         忠恕传家远仁厚继世长
                                             ——三槐家风浅析
                                              杨巨源  马章恩

    说起以北宋名相王旦为代表的三槐家风，史家几乎是有口皆碑。说是家风，实际上囊括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肯定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就是对该家庭或家族历史地位的全面认可。三槐王能够成为影响深远的望族，族中陆续出了王祜、王旦、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震、王伦、王楠等位高爵显的大官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世传不衰的贤良品质。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往往就是由这种品质决定的。史家和广大民众肯定并颂扬伊尹、屈原、魏征、包拯、岳飞、海瑞、林则徐，其实欣赏的主要是这些人忠正贤良的品质，史事和业绩只不过是这种品质的载体而已。业绩可以被岁月的流水冲淡，品质和风范却是不朽的。对三槐王氏的家风特点，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用了四个字便概括无遗：忠、恕、仁、厚。忠指爱国敬业，恕指宽宏处世，仁指爱民为民，厚指厚德载物。北宋至今已历千年，但四字家风却在三槐王氏一代又一代的传人身上以各种形式显现着，传承着，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即使在全国人民齐心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今天，这种家风仍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弘扬三槐家风，对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大有裨益。这就是在新形势下研究三槐家风的现实意义。鉴古可以知今。为找到正确的为官和为人之道，我们有必要看看历史上的三槐王氏代表人物是怎样做的。
                                                                            以才入仕不行邪道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入仕之道多多。最显白、最常见的是读书做官、凭功得官和荫封为官。读书做官是靠博学多才赢得朝廷赏识，从而授官封爵，也就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均极看重此道，“金榜题名”也因此被置于“四大乐事之首”。读书做官靠的是真才实学，中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弟对此情有独钟。凭功得官是指一些人才学并不突出，但为国家建过特殊功劳(主要是军功)，因而被封赠官职。荫封为官是指先辈受到皇上特别恩崇或拥有很高的爵位，子孙靠了他们的荫庇而获得官职。以上三种仕进方式都可称之为正道，是光明正大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常见的谋官手段：一是居于高位者利用权力和关系为子孙谋求官职，二是富庶之家用钱为子孙买官，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捐官”。这类仕进方式应该称之为邪道。纵览历史上有影响的三槐王氏族人的人生轨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大都是凭才入仕，只有极少数人是靠祖功荫封为官；至于以权谋官和花钱买官的现象，截止目前所出现的史科尚未见提及。
    也许是由于遗传方面的原因和家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三槐王氏族人中可以说才子辈出。莘县三槐王的始迁祖王言如何入仕，史无记载，只知他做过黎阳令。
    王言之子王彻考中状元，这是三槐王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数十人参加的进士考试，最后录取了4人， 王彻名列第三，已见其文才不凡。复试时，王彻的文章被公认为“体物可嘉，属辞甚妙，细披制作，最异侪流”，从而跃居第一位，成为士林瞩目的状元。虽然王彻的官最后只做到左拾遗，但他却凭自己的实力为后人以才入仕做出了榜样。直至南宋末年，三槐族中“代有显人”，王彻的影响不可低估。
    王彻之子王祜“笃志于词学，性倜傥有俊气”。虽然由于时局动荡，科举制度受到影响而未能博得进士出身，但因才气横溢，16岁便成为“名闻京师”的少年才子；入仕后又因文章“辞气俊迈”而赢得公众的称赞。赵匡胤统一天下后，王祜终于凭自己超人的才华获得朝廷重用，入朝任知制诰，成了皇帝不可须臾或离的高级文秘。他“雄文直道，名重海内”，舆论对他普遍看好，“时人望之为相”。尽管后来因正直失宠，只做到兵部侍郎，但王祜堪当大任的才华早已为社会所公认。
    王祜次子王旦自幼“好学有文”，23岁便进士及第，文才不让其祖，机会好过乃父，仕途堪称顺利。早在基层任职时就被慧眼识珠的大官赵昌言选为贵婿，32岁便担任了其父53岁才做到的朝中要职知制诰。同僚称他是“栋梁之才，贵不可涯”。王旦果然不负众望，49岁便正式登上相位，将其父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王旦之兄王懿自幼“励志为学”，后来考中进士，官未做大，才气和政声皆为世人称道。王旦之弟王旭虽未考中进士，却因德才兼备受到皇帝的欣赏和朝臣的推荐。最终因王旦避贤而未能进位要职，其才华和品德却为朝野所公认。王旦兄弟三人中，出了两个进士，一个未中进士的也被皇帝认为堪当重任，其进身的资本显而易见。
    在王旦的下一辈中，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皆以勤奋好学、才气过人而知名。孙辈中又有王厚、王恰、王准、王整、王居厚五人进士及第，曾孙辈中的王古、王震再获进士出身。从王彻至王震这六辈人中有13人进士及第，未考中进士者也是以超人的学识获得世人认可，从而步入仕途。可以说，笃志于学已成为三槐王氏的世传家风。诗书传家的精神加上聪颖过人的天赋，造就了三槐王氏传承史上的一代又一代英才。据现有资料可知，元末至明朝前期，三槐传人中又有山东莘县的王兆兴、王贺、王嘉祥、巨野的王文成、江苏的王允和、曹县的王茂、王珣及其子王崇仁、王崇文、王崇献、王崇俭先后由进士踏入仕途，王珣一家由此留下“父子五进士”的佳话。由此可见，三槐王氏经数百年、十余代的传承之后，凭才入仕、不行邪道的传世家风仍未改变。在腐败的封建社会官场上，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
    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中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为官。按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逻辑，各代子弟都有借势攀升的机会和条件。但在各类史籍中却从未见过三槐王氏为官者利用职权提升子弟的记载。有官不做、主动避嫌的事例倒是有过两次明确的记述：一次是王旦被任命为同判吏部流内铨，恰逢其岳父赵昌言任参知政事(副相)，翁婿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避嫌，坚辞不受，后改任礼部郎中。另一次是王旦担任宰相后，为了避嫌，提出让正在步步高升的弟弟王旭不再担任要职。真宗起初不同意，后来在王旦一再要求下，才不得不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直到王旦逝世后，王旭才真正得到重用。王旦的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之人，但因其进入仕途时其父正在朝中任要职，为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高位。唯有三子王素，其父任宰相时他尚不满10岁，踏上仕途时其父已辞世，故未受避嫌影响，仕途较为顺利，官职也较高。尤为可贵的是，这些避嫌的做法都是王旦主动提出并坚持实行的，那些千方百计利用职权为子弟攫取官职的人与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不唯对子弟如此，对亲友，王旦也从不利用权力之便为其谋官。王旦的女婿苏耆凭本事通过了会试，参加殿试时，真宗不知苏耆与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迁，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王旦的另一个女婿韩亿献文应试，真宗欣赏其才华，欲召试加官，王旦力辞。结果，韩亿被派到边远的蜀地任职。王旦病重时，请好友杨亿代写遗表。按惯例，遗表中都有请求照顾亲属的内容，但王旦坚决不许在遗表中提为亲友求官的事，只是表示希望皇上勤政爱民，任用贤良，把国家治理好。王旦对官德的维护，可谓至死不渝。至王旦去世时，其次子王冲仍担任着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
    如果说三槐王氏后人在为官上还受到特别照顾的话，那就是王旦死后出现的两次荫封：一次是王旦丧事后皇上“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十数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另一次是王旦的从玄孙王伦为国捐躯后，“孝宗访求其孙未禄者三人官之”。数百年间，仅此两次例外，还都是处于皇恩浩荡、皇命难违的情势之下。三槐王氏族人入仕途径之正，由此可见一斑。
                                                                           勤政为国务求实绩
    当官的要干事，当和尚要念经，这是个十分普通的道理。当官者如不能为国分忧，为民解悬，就是严重失职。纵览古往今来的当官者，在干事上不外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假公营私，误国害民。这种人是国蠹民贼，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二种是干事出过些力，营私也越来越积极。这种人起初是功过参半，最终还是归到第一种人当中去；第三种是庸庸碌碌，得过且过。这种人本事不大胆亦小，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整天牢骚满腹，怨天忧人，是种尸位素餐的角色；第四种是在其位谋其政，一心想着多干点事，对得起国家和黎民。这种人立得端，行得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种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三槐王氏为官者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最后一种类型。不论官职高低，本事大小，他们都能恪尽职守，勉力而为。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哪怕担些风险也在所不惜。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三槐王氏中有5人因干事不被人理解遭贬官；在整个宋代，有8人卒于任上。这是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精神的最好铨释。
    王言、王彻的做官情况史无详述，王祜应为见之于史籍的三槐王氏当官者中勤政为国第一人。宋太祖亲征太原时，兵至潞州，粮草车辆塞路，转运使调度不开，人马难行，一时陷入困境。太祖采纳宰相赵普建议，临时调王祜任潞州知州。王祜一到，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很快将秩序整顿得有条不紊，确保了北征战役的胜利。这是王祜指挥才能的第一次展示，他也因此得到宋太祖的赏识和重用。后来，太祖派王祜到大名任知府，其使命是借机调查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的劣迹，以便将其除掉。按说，王祜只要将符彦卿的不良做为上报即可。但王祜却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认定符彦卿行为虽欠检点，却无反叛之意，并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其无谋反之罪。此举违背了太祖本意，虽保住了符彦卿性命，王祜自己却因此失宠遭贬，从而失去了进位宰相的天赐良机。但无论怎么说，王祜本身并没有错。他忠于职守，按原则办事，尽管仕途遭遇坎坷，在同僚中的威望反倒更高了。
    在勤政方面，王旦是个突出的代表。早在任平江知县时，王旦就积极稳妥地革除旧弊，将一个南方小县治理得政通人和。荆湖路转运副使赵昌言对其政绩大加赞赏，并果断地选其为婿。其后，王旦的官职一路上升，勤政的作风却丝毫未变。史书中说他“端重坚正，明达国体，接物若甚和易，而风仪峻整。当官莅事，庄厉不可犯”。不论处事还是任人，皆审慎远虑，始终以国家社稷为重，常常是人回到家中，脑子里仍在思谋国家大事。对一些事关全局的军国要务，王旦思虑周密，总是作出多种设想，最后选取一个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方案。正因为如此，皇上信赖他，称其为“致太平者”；同僚敬重他，称其为“一代良相”。王旦的度量为朝野所公认，王旦的勤政为皇上所嘉许。至重病弥留之际，他仍在为国家大事进言，真可为鞠躬尽瘁，至死不已。
    三槐王氏家族中的其他为官者也大都以勤政著称，政绩突出者代不乏人。王旦之兄王懿虽只做过袁州知州，四十九岁便早逝，但史书中明确说他“有政绩”，可见也不是个混饭吃的。王旦之弟王旭为避嫌出任颖州知州，史书的结论是“荒政修举”。后改任他职，史书仍说他“扬历中外，卓有政绩。”王旦之侄王睦，史书对他的记述只有三个字：“能其官”。这说明他不单称职，而且有些不俗表现。王旦之子王素任谏官时，敢于坚持原则，连皇帝的过失也敢直言指正，毫不考虑自身得失，因而被誉为“庆历四谏”之首。任成都知府时，他针对一方时弊，大胆减赋限铸，调整物价，按照百姓的要求整顿市场，处理政务，民心大悦。蜀中人把他的政绩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取书名叫《王公异断》，这实际上是他治蜀的功劳簿和经验总结。任渭州知州时，他加固城池，蓄积粮草，招募弓箭手，习演阵法，不久即将一个边陲荒州治理得兵强粮多，城固民安，连常来滋扰的西夏兵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王素调离时，百姓“迎马首环泣，终日不得去。”任太原知府时，正逢汾河涨水，他下车伊始就征夫调船，筑堤固坝，经过数十个昼夜的封堵，终于守住了堤防，避免了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水灾。王素逝世后，皇上亲加谥号
“懿敏”，这谥号中就有勤勉、贤德的涵义。王旦的小侄王质曾任过多处州官。无论在何地任职，他都恪尽职守，力求造福一方。史书中记载了他勉力勤政的许多事例，这里难以一一详述。王旦的孙子王靖在山西长子县任职时，亲自阅读案卷，查找证据，使盗贼一个个认罪伏法。任开封府推官时，他严督捕，惩庇护，使一些久侦不破的案件顺利结案，并建议朝廷将庇护者与犯法者同罪的条款写入法典。任广南转运使时，他严整军备，广安边民，政绩卓著。有一次外界谣传交趾人将要入侵，宋神宗竟放心地安慰朝中大臣说：“王靖在，彼可无念。”可见其对王靖的能力与官德均十分看好。王旦的曾孙王古受命到淮、浙一带赈济灾民时，上秉皇上旨意，下察百姓疾苦，主持公道，不循私情，在取得充分证据后，将贪赃枉法的张若齐下狱治罪，转运使王廷老、张靓也因失职渎职被罢免，灾区百姓拍手称快，民心十分安定。王旦的另一个曾孙王震精通刑律和法治。在任开封知府时，没有几年就将就京畿之地治理得社会安定，犯人极少，以至监狱空虚。
    南宋时期，三槐族人中勤政为国的代表人物是王伦和王楠。王旦的从玄孙王伦在金兵攻陷京城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平息骚乱。后来徽、钦二帝被虏，金方要求南宋派使者北上谈判。对这种凶多吉少、性命难保的差使，朝臣们避之唯恐不及，王伦却“上书申志”，以三槐子孙的名义主动请缨。由此开始，王伦“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最后严辞拒绝金方的收买、威胁和利诱，慷慨赴死，临刑时仍衣冠齐整，南向跪拜，向朝廷和王氏先祖明志。王伦之孙王楠，秉承祖志，忠心报国。在南宋“开禧北伐”收复失地的战役中连连失利，朝廷与金议和，“凡七遣使无成”的危急关头，王楠被派北上。王楠在外交上有理有节，经过讨价还价，终于使和议成功。王楠此举，使南宋统治又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
    到了明成化年间，三槐王族人中又出了一个王珣，官至巡抚，与其先祖一样以勤政著称。任太康知县时，他治河患，修学舍，均徭役，政声甚佳。任四川道监察御吏时，他扶正压邪，奖忠辩冤，属下敬畏。任宁夏巡抚时，他坚持先守后战方略，修古渠，开新渠，建学校，兴教化，严边防，固战备，拒边虏于境外，获西北之安宁。宁夏治理好了，他本人却积劳成疾，不久即病逝。
    在目前所占有的有关三槐王氏的史料中，勤政为国的事例俯拾即是，失职渎职的情况却从未见到，可见忠于职守、为国为民办事已成为三槐家风的重要内容，被历代为官者迭相传承。

                                        清正廉洁不谋私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贪官多如牛毛，清廉者也屡见不鲜。廉官往往不得当权者青睐，贪官最终也要受到世人唾弃，这是历史的规律。在廉官中，一事廉易，事事廉难；一时廉易，时时廉难；一人廉易，代代廉难。从三槐王氏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却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种世世代代以清廉自律的可贵家风。三槐王氏的为官者，不但自身廉正，他们还十分注意将这种作风传给后人，这是三槐族人世代不乏廉者的主要原因所在。
    王言与王彻的清廉情况，史无记载，不便妄测。王祜的清正品德，我们可以从有关史实中窥知一二。王祜置皇上暗示于不顾，以自身前程和全家百口人的性命为代价，力主公道，为符彦卿辨冤，是其清正官风的一次集中展示。此事前已述及，不再赘言。卢多逊为取宰相赵普而代之，拉王祜合秋构陷，王祜严词拒绝，并提醒赵普注意防范，卢多逊忌恨在心，利用职权将王祜逐出京城。后王祜判门下省，卢多逊的同党侯陡在吏部，所呈文稿多有纰漏，王祜不客气地予以改正。卢多逊恨王祜打狗不看主人，再次将王祜贬出京城。对此，王祜毫无悔意，其不攀附权势的傲骨令人敬佩。后来，卢多逊搞掉赵普当上宰相，但不久赵普复登相位，卢多逊终遭失败，朝野对王祜的清正与先见之明更加叹服。
    清正廉洁之风在王旦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王旦做宰相前，曾任过审官院知事、知贡举、给事中、尚书左丞等有权参与官吏选拔的职务；当宰相后又倍受真宗皇帝信任。真宗任命官吏，必先征求王旦意见；王旦提出任职方案，真宗必一一采纳。按一般逻辑分析，这是捞取灰色收入的绝好条件。王旦却有些与众不同。有着这么好的敛败条件，他却紧缩宦囊，甘守清贫。对王钦若、丁谓、陈彭年这类奸人，他在皇上面前直言不讳地阻其升迁；对寇准、刘承规、李行简、张师德这样有本事的人，他力谏皇帝予以重用，当事者却长时间不知道到底是谁推荐了自己；对于上门求官者，他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挡，闭门不纳；对于具有一技之长者，他先暗中考察认定，然后再秘密推荐给皇上，外人很难知道内情。直至王旦死后，史官检阅内廷奏章，才发现朝中要官有很大一部分是王旦推荐提拔的。《宋史》中说：“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情。”身为宰相，座上客常满，说明王旦威望高，人缘好；没有人敢请求相爷为自己办私事，说明王旦的清廉品格已为众人所熟知、公认。作为当朝一品的宰相，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
    王旦身为宰相，将受贿发财的机会弃如敝履，自己却心安理得地过着俭朴的生活。提起将相之家，人们常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豪门深宅”、“侍从如云”、“锦衣玉食”、“钟鸣鼎食”这些描述奢华的形容词；岂知做了十年宰相的王旦的府第中却完全没有这种显赫的派头。一般为官者，当了官便敛财，敛了财便买田地，置豪宅，极尽作威作福之能事。王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置田宅，理由是：“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此言与清宣统皇帝溥仪的祖父作的一副劝戒子孙的长联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的上联曰：“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降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真宗多次出入王旦家，见其屋宇简陋，下令工部为其改建，王旦坚辞不受，理由是：此乃先辈旧居，不忍拆毁。后来门楼坍塌，找来工匠修葺，临时在旁边开个低矮的小门出入。王旦骑马经过小门，低头俯鞍而过，毫无怨言。王旦家中的被服用具务求朴素实用，不尚华丽，更不与别人攀比。椅上的毡垫旧了，家里人怕客人笑话，想用绸布包起来，王旦坚持不同意，理由是“垫乃坐物，不为看”。弟弟王旭年轻，在街上相中了一条玉带，想买了来，与王旦商量，王旦
不同意，并说：系上这么重的东西，只能给别人看，岂非自找苦吃!
    王旦为官几年，除朝廷俸禄和皇上赏赐外，不收任何人的东西，也不利用职权为别人办私事。王旦过生日，从来只限于家人聚餐，从不发贴宴客庆寿。58岁生日时，真宗因王旦健康状况欠佳，特命有关部门为王旦庆寿，王旦力辞未准，只得勉强接受。这是王旦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有外人参加的庆寿活动。王旦终生只娶一妻赵氏，坚持不纳妾，不蓄声妓。晚年，真宗为更好照顾王旦，特赐一妾。君命难违，王旦不得已而纳之，心中却常惴惴不安。
    王旦以清廉自守，可谓至死不渝。病重时，真宗多次为其配药赐饭，每天数次派人问候。后又亲临床前探视，并赐白金五千两。王旦派人将白金送回宫中，并附言曰：“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真宗不收，又命人抬回。刚到门口，王旦已咽下最后一口气。王旦将钱财看作身外之物，视为祸根，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深刻的。王旦临终留给子弟的遗嘱是：“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这种真知灼见，值得今日许多为官者深思。清正传统值千金，俭朴家风值千金。聚敛钱财，贻害无穷，此语可为有敛财痼疾者戒。
    王旦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清正之风，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三槐王氏传人中可谓廉人辈出。王旦三弟王旭曾任河南缑氏县知县。当时永宁州所辖四县，有三个县的知县皆以贪闻名，只有缑氏知县王旭清廉如水，故民间有“永宁三镢，缑氏一镰”的歌谣，用谐音法(镢即攫，镰即廉)指斥贪官，颂扬清官。王旦之侄王质任地方官期间，“举族蔬食数年，未尝食肉”。有一次，他在清理家中往来文书时发现了王旦因家贫以马作抵押向人借贷的债券，便把子侄们召集起来，以此为教材，教育他们富贵不忘贫苦，自觉保持清俭的家风。好友范仲淹说他“弗骄弗华，以贫为宝……终生不贪……不治生业，惟蓄书近万卷，远近从之”。王质可谓深得其伯父遗嘱的真谛。
    至王旦的从玄孙王伦时，由于时局方面的原因，三槐王氏家道中落。在困境中，王伦仍然在心底深处保存着一股正气，“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之”。京城陷落，他挺身而出维持秩序；北上谈判无人敢去，他冒死承担重任；金帅劝降，他义正辞严予以驳斥；金主以官相诱，以死相逼，欲令其背叛宋朝，他视死如归，慷慨殉国。到了王伦之孙王楠这一代，南宋与金和谈，“七遣使无成”，王楠领命北上。临行，其母勉励他说：“尔祖以忠死国，故恩及子孙；汝其勉旃，毋以吾老为念。”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以身许国的态度，正是三槐王氏忠直清正家风的精髓之所在。体恤民情造福百姓
    官与民的关系，历来是社会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衡量一个官的好坏，往往把是否替民做主、为民造福作为试金石。我国历史上难以数计的大小官员，无一例外地都将“爱民如子”挂在嘴上，甚至制成大匾悬于官署，但真正将这四个字付诸行动的却寥若晨星。不少官员实际上是视民众如奴仆，如白痴，如牛马，对黎民百姓只知欺压盘剥，从不把贫民的冷暖放在心上。
    我们从史料中看到的三槐王氏为官者不是这种情况。他们不论在何处为官，心里总是牵挂着百姓，总想着多办些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实事。尽管这些事并不算大，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疾苦，但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这种恤民情结却是十分可贵的。
    这方面的事例，还是应当从王旦说起。作为当朝宰相，王旦心里时刻想着不能让老百姓太苦，并时时处处以此劝戒下属。有一次，薛奎出任江淮发运使，来向王旦辞行并聆听教诲，王旦只说了一句话：“东南民力竭矣! ”意思是说，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已经很困难了，你去了之后不要只顾收赋税，要想办法给老百姓减轻点负担。还有一次，张士逊去江西任转运使，临行来向王旦请教。王旦知道张士逊在收税方面比较心渴，有时不免急功近利，便以反语说了一句：“朝廷榷利至矣! ”意思是说，你这一去，朝廷的专利肯定又要增加了。张士逊体味出了王旦话中的寓意，接连担任了几处转运使，都很注意体察民情，调剂余缺，解民疾苦，从不强求获利，从而获得了“识大体”的好名声。王旦不但爱民，对同僚和属下也十分体贴关照。有一年，荣王宫一侍俾盗卖金器恐被发觉，遂纵火将宫室烧毁。后来纵火者被处死，按照惯例，案件所涉及的失职或知情不报者也当斩首。王旦直言不讳地对真宗说：罪犯已受到惩罚，我们这些大臣也都承担了责任，如再归咎别人，必会失去民心。王旦一句，使一百多人得以幸免。还有一次，有个占卜师上书议论宫中的事被处死刑，抄家时发现了一些朝中官员向占卜师叩问吉凶的书信，真宗大怒，要将这些人交监察御史问罪。王旦说：占卜吉凶，趋吉避凶，乃人之常情，我年轻时也做过这种事。如要治罪，请连我一起惩办。真宗听了王旦劝告，将一干官员赦免。王旦回到中书省，立即将抄出的书信一火焚之。后来又有人想借此事整人，终因缺少证据而未得逞。王旦爱护属下，可谓煞费苦心。
    王旦之子王素任谏官时，发觉朝廷开支失控，便连连上书皇上，说现在朝廷的无名花费数倍于从前，如此下去，必然掏空国库，耗尽民力，使国家和百姓皆不堪忍受。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连皇子出生时庆贺赏赐也一概从简。王素知成都时，大胆减赋限铸，整顿市场，事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百姓将其视为菩萨官。王素改任渭州知州时，渭州百姓久闻其爱民之名，皆欢喜庆贺。王素离渭州时，百姓又依依惜别，洒泪留恋，以至终日不能成行。王素与老百姓的关系，可以说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了。
    王旦的侄子王质也以爱民知名。王质知蔡州时，发现该地有座吴元济庙，老百姓每年都要去祭祀。原来这吴元济是唐朝人，曾割据蔡州，因争爵位未遂，纵兵焚掠舞阳、叶县等地，杀人如麻，后被官兵抓获处死。蔡州人因其知名度较高，便建庙奉祀。王质弄清了来龙去脉，便派人去告诉老百姓：纪念名人要分忠奸是非，吴元济是反叛朝廷、祸害百姓的罪人，不配享受祭祀。经过劝教，百姓主动毁掉吴元济塑像，另塑唐名臣狄仁杰和名将李愬像享祭。只此一事，便可看出王质对教化的重视和对百姓的爱护。在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期间，有一户人家无钱给儿子操办婚事，违了婚约，与女家发生了纠纷。王质问清所需数目，拿出自己的俸银帮他们办了婚事。还有个穷苦人，一辈子安守本分，后来因穷困所迫，偷拿人家一件衣服被捉拿送官。王质问明原委，不但不处置他，还将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他，劝戒他回去自力更生过日子，不可再生邪念。王质知蔡州时，发现当地田地瘠薄，田赋却很高，百姓不堪重负，便自行做主取消了一部分地方上强加的不合理税收项目。知寿州时，当地治安混乱，盗事多发，百姓不堪其扰。他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整顿社会秩序，按律断狱，以礼待吏，宽以治民，扶弱抑强，“州人大服”。
王质做的看似小事，但事事关乎国计民生，故所到之处皆受到百姓欢迎。
    王旦之孙王靖在陕西任职时，倾听百姓呼声，大胆改变不合理的服役制度，成功地调动了农民服役戍边的积极性。按旧制，朝廷派员出使别国，一切费用皆在所过之处向百姓征收，加之地方官层层加码，沿途百姓叫苦不迭。王靖之子王古奉命出使契丹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大胆改变旧制，坚持要求朝廷拨款。此举虽遭到一些朝官反对，所过之处的百姓均极欢迎。王古知广州时，恰逢当地遭灾，王古一面向朝廷报奏，请拨赈灾粮款；一面动用库存粮救灾。事后有人诬告王古谎报灾情，指责他私自动用库粮，皇上因此将他调任袁州知州，实际上是降格使用。后来，王古升任户部尚书，他力主将贫困地区的赋税旧欠大部豁免，又有人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他慷国家之慨，造成国库空虚，王古因此被调到刑部任职。王古几乎是每走一地都想方设法为百姓减负，影响了自己的升迁也在所不惜。这种恤民精神，一般官员是很难做到的。忠孝传家风范常存
    按照中国的旧有传统，衡量一个人的人品官德，大都离不开忠孝二字。爱国爱民为忠，敬事父母为孝，二者一大一小，互相关联。在家孝敬父母者，做了官亦能勤政为民；一个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在家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孝子贤孙。《礼记》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对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初期形成的三槐家风对后代的影响是对这一作用的有力证明。
    王祜一生忠君爱国，勤政为民，不近奸邪，不受利诱，秉公处事，舍己为人。其三个儿子受其熏陶，个个有乃父之风。长子王懿虽英年早逝，在同僚中的威望却不低。次子王旦更不用说，久居相位的事实和“一代贤相” 的公众评价是对家风人品的最好注脚。 三子王旭官做得不大，在朝野的威望却不低。《宋史》中“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义”的评价和在缑氏县落下的清廉之名对他的官德作出了毋庸置疑的诠释。在其后至南宋灭亡的二百多年中，三槐王氏族人在朝为官者不少，史书上几乎是一片赞扬，批评性的记述十分罕见。只有王素曾因为官日久有过一些懒散表现，但经御史告戒后即幡然悔悟，很快在几个职位上干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南宋时期的王伦前半生因家贫一度沦为“椎牛沽酒”之徒，但仍然有“以侠自任，周人之急”的义气，与一般的流浪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国家有难时，他又毅然打出了“三槐后人”的旗号，主动请缨，冒死北上，最后为国捐躯。三槐王氏的忠孝家风，可谓代代相传，有口皆碑。
    从史书记载来看，在敦厚持家方面，王旦和王质是三槐族人中的佼佼者。早在王旦任宰相之前，其兄王懿就已去世。此后，王旦便成为家族中的长者。平时在家中，王旦既不苟言笑，有着一家之长的威严；又和气待人，从不责骂喝斥。对寡嫂他彬彬有礼，尊重有加。对幼弟王旭他爱护备至，即使王旭做了什么错事，他也从不大声训教，而是和颜悦色讲清道理，让其自悟。王旭对兄长十分敬重，举凡大一点的事情都要征求哥哥的意见。王旦做宰相后，为避嫌，几次让王旭放弃升任要职的机会。王旭一一依从，毫无怨言。王旦的女婿去蜀中任职，王旦把女儿接回家中居住，并叮嘱女婿在外安心为朝廷效命，勿以妻小为念。王旦位居宰辅，弟弟、儿子、女婿不但不能沾光升迁，反而要避嫌屈居低位，对这种影响一生前程的事，大家都欣然接受。如果平时没有优良的家教，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王旦长期为百官之首，皇上宠臣，家人却从不以此炫耀，更不敢作威作福，盛气凌人。族人中长期不见违法犯纪者，这正是三槐王氏家教的过硬之处。王旦大事端方，小事也不疏怠。他生性好洁净，但对饮食却从不挑剔。饭菜偶而不洁，他仅是不用而已。家人故意在汤中弄上一点灰，王旦就只吃饭，不喝汤，连句埋怨的话
也不说。后来家人又故意在饭里弄上一点灰，王旦仍不生气，只是说：“我今天不愿意吃干饭，可再煮些粥来。”王旦的度量在朝中闻名，在家庭琐事上也处处显现出来。
    王旦之侄王质，自幼受伯父喜爱，长大后处处以伯父为榜样，特别是在治家上有大伯父遗风。《宋史》中说他“为人至孝至睦”，范仲淹则说他“厚于宗族，每拳拳焉，忧乐同之。”王旦之子王素调任边帅，当时王旦已故，夫人赵氏年迈，王素之子尚幼，家中无人照顾。王质见状，毫不犹豫地上书，请求代兄守边。上书未获准，他又让自己的儿子王规随伯父赴任，一路照应，自己则挑起照顾王素家庭的重担。其弟王端在仕途挣扎了十几年，终无晋升机会。当轮到王质升官的时候，他主动请求把这个机会让给王端。虽说拿国家职位相揖让并不十分合适，但王氏家庭的兄弟友爱之情却从这件并不重大的事情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示。
    家风之贵，贵在相传不衰。一世和睦敦厚易，世世清正亲善难。忠孝之家的后代出了忤逆子孙的事例，史不罕见。究其原因，皆在于忽视了家风的传承。有传授才有继承，有良好的家教才会有忠厚的家风。三槐家风之所以能辈辈有人承继，重要的一点在于每一辈人都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三槐王氏重视家教，这在史书中有多处记载。王旦曾要求后代对家谱“必六十年一修，百二十年再修”，其目的不唯续世系，更重要的在于传家风。家谱中对先祖行迹、家风精髓必有详细记述，这无疑是对后代进行家风教育的绝好教材。王旦曾孙王皋随宋室南迁时，将王氏家谱连同木刻版牒装了数车一起运走，可见其对王旦遗嘱的尊重和对家风传承的热心。尽管后来由于时局动荡，这些传世之宝大都散失或毁于战乱，但王氏后人关心家族历史的热情并未泯灭。至明代天下初定后，散居各地的三槐王氏支系纷纷寻根修谱，以求世系和家风的延续。三槐王氏后人这种尊重历史、珍视家风的传统是弥足珍贵的。
    (作者系山东省莘县政协原副主席。受篇幅所限，对本文作了少许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