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良·北宋宰相王文正公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北宋宰相王文正公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在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王氏（三沙）分会
“王文正公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大良
“王文正公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大良
（2025 年 10 月 19 日上午，江苏无锡山明水秀酒店）
北宋宰相王文正公即三槐王氏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王旦，因生前官至三公、去世后又被宋真宗赐谥号为“文正”而又称王文正公。这一谥号根据起源于周朝的谥法解释，“经天纬地、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曰文”，“内外宾服曰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是一位品德高尚且治国有方、深受敬仰之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根据《宋史》本传等记载，他一生为官 37 年，在宋真宗时担任宰相 12 年，以“务行故事”为要，举贤任能，安定社稷，人称贤相。同时，他身上又有许多受人称颂并且直到今天仍有突出现实意义的高尚品德，在他稍后的苏轼为他的家族所作的《三槐堂铭》中提到的“文武忠孝”“忠恕仁厚”“好德而文”等在他身上基本都有体现，另外还有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清廉品德。对于这些，特别是以忠贞爱国、建功立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忠”、孝顺父母、治家有方的“孝”，以及亲民重民、造福百姓的“仁”、宅心仁厚、宽以待人的“厚”、品德高尚、修养过人的“德”，与清廉的“廉”一起共同构成他的六大杰出的精神特质，在“王文正公精神”研讨会召开之际都有必要加以关注。
第一，王文正公精神是忠贞爱国、建功立业精神。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衡量一个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如何，最离不开的是“忠”“孝”二字。其中“忠”是对国家而言的，要做到忠心耿耿、爱国爱民；“孝”是要求孝敬父母，治家有方，只有在家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在进入官场后忠于国家、勤政为民，《礼记》中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所指就是如此。王文正公作为由宋真宗一手提拔的宰相，对宋真宗的辅佐一直尽心尽力，二人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君臣关系。宋真宗对他也“久益信之，言无不听”，甚至还对人称赞他“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凡遇到其他大臣有所建议或请示，必说“王旦以为如何”，由此也可看出他在当时的举足轻重地位。在担任宰相期间又身兼多职，可谓位极人臣，为百官所称羡。由于他尽心辅弼，宋真宗时期被认为是两宋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时期，他本人也因执政有方而受到大臣乃至皇帝的赞赏。甚至在他病重之时，宋真宗还亲自调药送他服用，得知他去世消息后为他废朝三日，又亲临痛哭，为他赠官太师、尚书令、魏国公，加谥号“文正”，让他获得了最高的礼遇。
除作为股肱之臣竭力辅佐宋真宗外，王文正公精神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他一生历职内外，无论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廷做官，都对天下政治民事有自己的见解，并能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在担任宰相以后，先后在不少制度方面有很多建树，推行以后成为一代国制。还对亲友要求严格，从不因私使用手中的权力。岳父赵昌言入参机务，他因是女婿而援引前朝故事请求辞职，宋太宗嘉赏他的识大体，面赐金紫犀牛带加以奖赏。他病重时请好友杨亿代写遗表，按惯
例应该写上请求照顾亲属等内容，但他一概不提，只表示希望皇上勤政爱民、任用贤良、把国家治理好。
第二，王文正公精神是孝顺父母、治家有方精神。王文正公自幼对父母十分孝顺，又聪慧过人，考中进士后进入仕途，给人留下的一直是温文尔雅的感觉。在家既不苟言笑又和气待人，事寡嫂彬彬有礼，对幼弟爱护备至。女婿去蜀中任职，他把女儿接回家中居住，并叮嘱女婿在外安心为朝廷效命，勿以妻小为念。即使有人做了错事也从不大声训斥，还从不言人之过。他生性洁净，但对饮食却从不挑剔。饭菜偶而不洁，他仅是不吃而已。他贵为宰相，本来有很多机会
像他人一样为家人谋取私利，但他从不如此。也不为子孙置买田宅，认为“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他对自己的操守又要求很高，终生只娶一妻赵氏，坚持不纳妾，不蓄声妓。晚年时，宋真宗为了有人更好照顾他而特赐一妾，他因君命难违而不得已纳之，但心中却常常不安。家人在他影响下也从不以宰相之家炫耀，更不作威作福，更没有违法犯纪者，都是受他影响的结果。
第三，王文正公精神是亲民重民、造福百姓精神。他早年担任平江知县，就能做到“为民补弊剔蠹，锄其悍顽，面兴作利政，以惠养之”，从而受到转运使赵昌言的器重，“入旦境，称其善政，以女妻之”。后任郑州通判，发现当地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财产满布州城，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每逢灾荒之年，富豪们乘机抬高粮价，逼迫农民卖地买粮。他对此深以为忧，上书建议兴建常平仓调节粮价，防止农民利益受到侵害。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百姓利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他当宰相后仍心怀百姓，常劝百官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江淮发运使薛奎赴任前向他辞行，他告诫说“东南民力竭矣”，意思是要他设法减轻百姓负担。薛奎听了深受感动，说这是“真宰相之言”。后来，江西转运使张士逊向他求教，他告诫“朝廷榷利至矣”，意思是要他不要与民争利。张士逊在职时被百姓称赞“此运使识大体”，原因也是因为他常“思旦之言”而不敢求利。
第四，王文正公精神是宅心仁厚、宽以待人精神。他长期从政，常常宾客满堂，但从不借机培植私人势力。倒是对那些确有才能的人，都会尽力向朝廷推荐，“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其人复来，不见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时，他推荐人才也从不炫耀，许多升了官的人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帮自己。正因为如此，史书也说“旦凡所荐，皆人未尝知”。直到他逝世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时，“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他的恩德才大白于天下，因此也更加让人怀念。他当政时负责中书事务，有位负责枢密院事的寇准也是位有才华之人，只是心胸不够豁达，曾多次在宋真宗面前攻击他，他不仅不以为意，反而称赞寇准的才华，史书也因此说“旦专称准”，其豁达大度甚至感动了宋真宗，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在后来因病辞官时，他甚至极力向宋真宗推荐寇准，让他继任为相。这种以德报怨、不记人过的做法深受史家称道，也唯其如此，他才博得宋真宗始终如一的信赖和朝中百官的景仰，无愧为名实相符的一代贤相。
第五，王文正公精神是品德高尚、修养过人精神。苏轼在《三槐堂铭》中反复提到王文正公及其家族“惟德之符”“好德而文”，欧阳修在《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中说“世多称王氏有阴德”，都是就他们的品德而言的。他在担任宰相时，翰林学士陈彭年向他呈送科场条目，建议改革科举取士办法。如果按照陈彭年的意思做了，天下许多人的仕进之路都要受影响，受益的只是像陈彭年这样已经获得功名之人。由于这是一个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自私之举，他看后十分不悦，把文书仍到地上，说“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陈彭年见他这样发火，顾不得带走所呈文书惶恐而退。当时向敏中也在中书，虽然不明真相，但推知陈彭年一定有过失，便打算把陈彭年留下的文书拿来作为证据，以便日后借机打击。但他则不愿如此，只“瞑目取纸封之”，说陈彭年“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竭力保护了陈彭年。后来，有个占卜师因议论宫中事务被处死，抄家时发现不少大臣向他询问吉凶的书信，宋真宗得知后大怒，要把这些人交御史问罪。他则认为这样做不妥，说占卜吉凶是为了趋吉避凶，人之常情，自己年轻时也这样做过，如果要治罪，自己也该被惩办。宋真宗听后醒悟过来，下令把一干官员赦免。等回到中书省，他又立刻让人把抄出的书信焚毁。后来有人想借此事打击对手，终因缺少证据而未得逞。宫中有个侍婢
因害怕自己偷盗行为被发觉而放火烧毁宫殿，后来虽被处死，但按照惯例，主管人员或知情不报者都要被追究责任，牵涉到 100 多人，宋真宗盛怒之下打算把他们全部斩首。王文正公觉得罪犯已受到惩罚，相关大臣也都承担了责任，如再追咎更多人会影响民心，便规劝宋真宗改变做法，最终救了这些人的性命。他一生为官，能够长期担任北宋宰相，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品德有关。
第六，王文正公精神是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精神。王文正公长期处于权要之地，又深得宋真宗信任，受贿敛财的机会很多，但始终保持清廉本色，除朝廷俸禄和皇上赏赐外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东西。他的个人生活一直十分俭朴，当宰相后所住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旧房，简陋得连宋真宗都看不下去，打算让工部帮他改建，但他坚辞不受。家中被服用具也都是旧物，椅上的毡垫破得几乎不能再用，家人怕来了客人笑话，想用绸布包裹起来，他也坚决不同意，说“垫乃坐物，不为看”。平时吃的都是淡菜淡饭，即使重病期间仍念念不忘俭朴廉洁的生活，告诫子弟说“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宋真宗知道后“叹之，遂幸其第，赐白金五千两”，但所赐钱财都被他原封退回，附言“益惧多藏，奖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宋真宗又让人把银抬回，刚到门口他已咽气。侄子王质有次在清理他家文书时，甚至发现了他曾因家贫而以马作抵押向人借贷的债券。堂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竟然清贫至此，清廉操守的确过人。时人范仲淹说他“弗骄弗华，以贫为宝，终生不贪，不治生业”，苏辙说“王文正性俭”，司马光说他“奉养薄耳”，这些评价都是公允的。他能坚持这种清廉品德至死不渝，的确难能可贵。
由上可见，王文正公作为北宋时期三槐王氏的重要代表人物，个人品德的确有过人之处，这些过人之处也正是他的精神特质之所在，可以统称之为“王文正公精神”。事实上，“王文正公精神”作为从中升华而成的精神层面上的概念，也是他与别人不同的精神特质，还是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总和。这一总和是他从出生以来在家庭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他本人一生的长期的修养和努
力下逐渐形成的，言谈举止、喜乐好恶都深受影响。这种精神就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实际上是他独有的精神纽带，是他成为实现父亲王祜“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厚望的希望和三槐王氏划时代的杰出代表。
近年来，党和国家特别重视个人道德建设和家风建设，要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节俭养德等优秀美德，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借以提高人民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促进家庭和睦、幼有所教、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通过上文可见，在王文正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家庭也是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积极向上的家。因此，无论是
王文正公的优秀品德还是家国情怀至今都有时代魅力，不仅对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也对当代的家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把其一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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