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也叫门风、族风，是一个家族的基本特征或整体面貌，孝悌则是传统社会里与个人道德修养相关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意思是说，孝悌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如果家家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以孝悌治家，那么，将这种孝心推而广之，就是爱百姓、爱社会，为国尽忠，不为非作歹。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犯上作乱之人，天下也可以因此而大治，常言所说的“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一意思。另在《孝经》里，更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这里，“孝”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修身、治家等多方面都有突出作用和地位，不由每个人及其家族不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今人口最多的中华大姓王姓，历史上曾有过以孝悌著称的代表人物，也有过以孝悌传家的著名世家，在重视家风建设的今天尤为值得关注，回顾其家风形成过程及与时代的关系、历史作用等，在今天也不乏借鉴意义。 中华王氏的孝悌家风，是由琅琊王氏的重要奠基人王祥、王览二人奠定的。王祥、王览是同父异母弟，都是魏晋时期的名人。他们成名的原因一则因为“笃孝纯至”，一则由于“孝友恭恪”。其中，“笃孝纯至”的王祥的“孝”，主要见于《晋书》本传、《三国志·吕虔传》注引《杂语》、《初学记》卷三引《孝子传》、《世说新语·德行》等，说他对后母朱氏孝顺、甚至卧冰求鱼，他也因此在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孝”。至于“孝友恭恪”的王览的“悌”，也见于《晋书》本传，说他对王祥友善，多次保护王祥少受自己的亲生母亲朱氏伤害。由于他们都出身儒学世家，本身也都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他们的孝悌除了出于本性外，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如所周知，在汉代以后的传统社会里，国家无不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选拔人才，士人只有做到“经明行修”才有机会出人头地。而在王祥、王览两兄弟未成名以前的东汉末年，社会上选拔人才的方式主要有“察举”和“征辟”两条途径，其中的“察举”是郡县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义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后由朝廷任以官职，“征辟”则是由朝廷、郡县直接征召某人为官。在这种背景下，士人能否被选拔上来，除必须“经明”外就是要“行修”，即要有好的名声，而名声获得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达到了孝、悌、忠、信等道德要求。因此，许多士人为了获得被选拔的机会，争取以好的名声通过乡里清议或乡举里选，为“察举”或“征辟”创造条件，无不注意自己名声的好坏，努力作到“行修”。王祥兄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当然也会像其他士大夫一样恪守儒家信条，藉以获得好的名声。其中的王祥生母早亡，父亲另娶，对待后母能否像对待生母一样孝顺，是现实生活为他制造的难题；对待异母兄长能否像对待同胞兄弟那样友爱，是现实生活为王览制造的难题。现实要求他们像当时士人那样做并有所超越，于是才有王祥的“孝”和王览的“悌”。而处在清议另一面的王祥后母也许未必真的那样严酷，但要把两兄弟塑造成孝悌典范，她也必须成为社会舆论的牺牲品。
    事实上，王祥兄弟早年的孝悌的确使他们得以藉此成名，也都因此先后被举荐为官。史称王祥在父母去世后虽然已过40岁，但由于以孝闻名而仍被征召入仕，曹魏时历官徐州别驾、温令、大司农、光禄勋、司隶校尉、太常、司空、太尉，入晋后官至太保，封睢陵郡公；王览虽“名亚于祥”，但在曹魏时仍历官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入晋后历官弘训少府、太中大夫、宗正卿，致仕时官光禄大夫。究其原因，其中当然有他们当初以孝悌知名的缘故。宋元之际人胡三省评价“王祥所以可尚者，孝于后母与不拜晋王耳”，关注到了“孝于后母”对王祥入仕和仕途的影响，显然是有其道理的。
    当然，王祥兄弟在以孝悌知名后能够成为达官显贵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仍与时局有关。特别是在西晋建国以后，由于是通过篡权方式取得天下，不符合传统的忠君标准，不得不转而标榜“以孝治天下”。对此，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又说：“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该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在此背景下，像王祥兄弟这样的孝悌典范自然被司马氏树立为榜样，即使是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本人对此似乎也不隐讳。晋初，王祥以“耆艾笃老，希复朝见”，御史中丞侯史光奏请把他罢免，对此，晋武帝专门下诏说：“太保元老高行，朕所以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后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意思是说，因为王祥一是元老，二有高行，虽然朝会礼缺，又多次奏请致仕，晋武帝都没有答应，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个人品德符合政治需要，朝廷所以才会“毗倚以隆政道”。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王祥兄弟的以孝悌知名不仅使他们名扬天下，贵显一时，而且他们的家族也广泛受益。仅据《晋书》本传和《三国志·吕虔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王祥五子中除王夏、王烈、王芬去世较早外，王肇、王馥及子孙大多担任了郡太守一级的官职；王览六子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王彦、王琛也都进入仕途。尤其是王览的“子孙繁衍，颇有贤才相系，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兴于江左矣”。而由两兄弟开创的孝悌也成为其主要家风之一，被子孙后代继承下来，成为传统家风。    西晋以后，由王祥兄弟开创的孝悌家风不断被提倡和实践，以致其家族“孝悌名流，犹为继踵”。当时，朝廷选官用人的标准仍以“德充才盛”“言行修著”为原则，以士人的个人品德优劣为取舍，要求做到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即具备忠、孝、义、信、悌、学、廉等优良品德，“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王祥去世前也曾告诫子孙，要求他们做到言行可覆、推美引过、扬名显亲、兄弟怡怡、宗族欣欣、临财勿争，即要有信、德、孝、悌、让等品德，并说这是“立身之本”，其作用与朝廷选官用人标准和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一致的。其中，做到了“扬名显亲”也就是做到了“孝”，能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也就是“悌”。由于社会上依然保持着重视个人品德之风，王祥兄弟的子孙们也仍然传承着以孝悌为代表的家族传统。
   事实上，“孝”作为儒家一再提倡的行为准则，其社会意义在于通过对“孝”的倡导而使之成为家族成员之间彼此亲爱、和睦的感化力量，维护父家长制的权威和影响，以及稳定家族的内部秩序，进而由家及国、由父及君，实现“忧国如家”的“忠孝之道”，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终极目的。同时，由于东晋南朝时期改朝换代频繁，政统失序，君主失去了往日那种绝对权威，加上那些忠君之人又不断被清除，也迫使人们的忠君观念变得淡薄，以维护家族内部伦理秩序为核心的“孝”得到进一步地强调，致使“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先父后君、先家后国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另外，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孝”不仅仅限于对双亲的孝顺，还包括维护家族内部的和睦团结，能够做到也是一种“孝”的表现。
   在王祥兄弟的子孙们所生活的时代，朝廷和社会上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个人行为，要求他们以孝悌仁义修身，而且还提倡“学以为己”，即通过学习改造自己，具备知书达礼的仪态风度。这种仪态风度是个人品德或素养的一种自然表露，形成于内而发乎其外，与孔孟提倡的“德风”、“流风”一样都是个人优良品德的表现。因此，东晋南朝时期王祥兄弟的子孙们也注重对子弟的教育，其家族也进而形成“努力向学”风气，维系家族“无亏文雅之风”和“簪缨不替”。当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是自尝其恶果。据《南史·王裕之传》记载，王裕之有子孙多人，但“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或问之，答曰：‘丹珠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捶。’”他的意思是说，子孙是否成器与读书多少无关，丹朱受过教育但成了逆子，宁越目不识丁依然是孝子忠臣。由于王裕之把历史上的极端个案当成了普遍现象，不重视子弟教育，他的后代也因素质不高而缺乏竞争力，在一两代后便走向沉寂，成为一个反面典型。
    东晋南朝时期王祥兄弟的子孙们以孝悌传家，其表现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带头践行避讳一事。避讳其实也是尊祖敬宗的表现形式之一，要求士大夫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遵守。如果因为不小心冒犯了别人家讳，丢官、结仇之事时有发生。要作到不因犯讳而使人难堪，便要博学多闻、精通各家家谱。南朝刘宋宰相王弘能够作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便是一个避讳的典范。这类的例子在当时还有很多，《晋书·王舒传》《宋书·王绚传》《南齐书·王慈传》《梁书·王亮传》等都有十分详细而又具体的记载。    由上可见，孝悌家风作为由王祥兄弟开创的家风，最初仅与兄弟二人有关，后来才演变为世代相传的家风，为其家族的“贤才相系”“兴于江左”“簪缨不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家风要求族人做到尊老爱幼、团结友善，使家族处在一种相亲相爱、积极向上的状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家风建设问题，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又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里，“尊老”和“老有所养”从广义上看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孝”的表现，而通过“重视亲情”“天伦之乐”达到家庭和社会上的和谐实际上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悌”的成分。因此，研究这种曾在历史上出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孝悌家风，今天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另外，在我国传统社会里，还一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要求做到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有机统一，而“家”又是联系个人、国家、天下最重要的纽带，优良家风和家教是最能融入血脉的东西，有助于树立当代人基础深厚和内心认可、充满活力的健康价值观。习主席之所以提倡家风建设，实际上也是在说家风建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需要共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美德并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