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煌煌《潜夫论》 经国成大用

王符:煌煌《潜夫论》 经国成大用
王长华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葛承雍先生在论及秦陇之地的思想文化特色时指出:在学术思想上,秦陇地域的大思想家很少见,在农牧文化和军事征服的影响下,重耕战,赏军功,一直成为传统,人们无暇去讨论仁义道德、礼乐教化,因而关东文士抨击秦与戎翟同俗,是蛮夷之地。当东方诸国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时,秦没有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与楚人丰富的浪漫想象和齐鲁杰出的思辨水平相比,秦人的理论思维水平低下。即使吕不韦编《吕氏春秋》,也是召集关东宾客撰成,故《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之流。汉代实施黄老之治和独尊儒术以后,秦陇虽然学者汇聚,实质上外儒内法,仍没有推出一个思想家。东汉的“关西孔子”杨震和马融等,只是注释校订的经学家;隋唐的颜师古等人也只是训诂学家;宋代的张载和其弟子创立的关学,探讨了天命、性、道等理学命题,并提出气本论学说,在理论思维上有独特创见,但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并未发扬和继承理学思辨特点,明代以后沦为理学末流,没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注释一
每每读到这段话,笔者总有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虽想提出异见,但却无法拿出有力的论据。
直到接触了东汉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王符的《潜夫论》之后,才觉得有了一丁点和葛承雍先生请教的资本。

图片一:范晔《后汉书·王符传》
代出高人 非麟即凤
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学博士第一人、元曲专家罗锦堂先生在《题全陇诗》中写道:陇上处边陲,由来多才俊。历代出高人,非麟即是凤。吟诗又填词,风韵追唐宋。芸窗展书读,经国成大用。以此念前贤,犹如思孔孟。悠悠万古情,此情谁与共。
笔者觉得,东汉王符,就是一位“非麟即是凤”的杰出思想家,他的《潜夫之论》,千古回响,至今仍然是“经国成大用”的思想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01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这句话就来自王符的《潜夫论·务本》;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这句出自《《潜夫论·释难》的话,习近平在5个不同的场合进行了引用,分别是:
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唔小范围会议时致辞;
2017年9月15日,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开幕,习近平致贺信;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参加联组会议时的讲话;
2019年4月16日出版的第八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署名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这句话出自《潜夫论·述赦》,习近平分别在两个场合进行了引用: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
“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 这句出自《潜夫论·务本》的名言警句;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引用;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务实”这一词最早见于《潜夫论·叙录》。
1941年底,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1942年6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校也是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
邓小平有句名言:“少讲空话,多干实事。”(1985年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说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只有处处务实、时时务实、人人务实,真抓实干,才能托举中国梦、强军梦。

事实上,王符的《潜夫论》,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异常丰富,远远不止于治国理政方面,深入细致地挖掘其丰富内涵,或许对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裨益。
王符是东汉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思想家之一,与同时代的王充、仲长统并称为“后汉三贤”。关于王符的生卒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其大约生于公元82年前后,卒于公元167年左右。他所著的《潜夫论》,成书问世大致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时期(即公元107年——144年),全书10卷36篇6万余言,多为探讨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少数文篇言及哲学问题。王符所处时代为东汉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东汉王朝从汉明帝时“天下平、百姓富”的兴盛时期,急剧走向衰败覆灭的转折时期,政治黑暗,经济崩溃,国力空虚,边防失守,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处境艰难的王符站在忧国忧民和向往政治清明、盛世太平的高度,以精辟的见解,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鞭挞黑暗。其锋芒所向,哲言所指,几乎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军事、风俗、教育乃至文学等诸多领域,向当朝最高统治者发出了务本抑末、发展生产、正学育人、富民强国、尊贤任能、信忠纳谏、严明赏罚、尊君重令、观民设教、变风易俗、抑制浮侈、爱惜民力、明法严刑、强边固防等义正词严的政治告诫。他的这些进步主张,构成了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体,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注释二
这是当前学术界对于王符思想贡献的普遍认识。
那么,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诞育之地,又是一处怎样的钟灵毓秀的土地呢?
西北师范大学胡大浚先生曾经在2003年7月饱含感情地写道:
四十年前,当我初历这片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地之时,我就被潜夫山上虬枝盘曲、郁郁葱葱的古柏林所震撼:在一派枯黄的荒山旱塬上,何来如此气象,独自焕发勃勃生机?它莫非就是潜夫先生精神的表征,是镇原大地生命力之蕴蓄!十余年后,我再次专程往访,拜谒潜夫墓,历览周边陈迹,访求故老传闻,体悟哺育潜夫先生之故土乡情;我于是获得了那原先朦胧终于清晰的结论:蕴积深厚的土地,岂能没有待时择地勃发的先机……注释三
而诗人吴辰旭先生,则提出了一个论断:“王符之于镇原,犹如司马迁之于韩城。他不仅是镇原的骄傲,也是甘肃的骄傲。王符不仅是‘医国’高手,也是我们立身齐家治业利天下的谆谆导师。”注释四
那么,王符究竟是如何从陇东黄土塬上走出去,来到东汉帝国的文化中心洛阳,又是如何脱离政治漩涡中心,回归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成就了千古宏文《潜夫论》的呢?时隔1900余年,人们仍然能从镇原县城北面的潜夫山上,触摸到这位陇原骄子的赤诚和温热……
王符纪念馆坐落于镇原县潜夫山王符宅原址,建成于2004年5月,占地1176米。纪念馆前广场上,矗立着王符的雕像。千百年来,王符就在城北这座并不高大的小山上,俯视着镇原这座灵秀之城,佑护着这片桑梓之地,使其成为陇东文化的重镇。
镇原县王符研究中心就位于王符纪念馆广场东侧。在中心主任王晨旭先生的介绍下,我们享用了一次镇原县历史文化的大餐,而王符的人生经历,则无疑是这次盛宴当中最令人回味的主打菜品。

志意蕴愤 隐居著书
王符(约82年——约167年),字节信,号潜夫,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安定俗庶鄙尊,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就是说,王符因庶出而不为世俗社会所认同,幼年时期备受乡人歧视,在门第等级森严的东汉社会,王符早年的成长道路充满了屈辱和艰辛。王符少好学,有志操,在东汉博学求知学风的感召下,游学洛阳,集德、识、才、学于一身,成为当时少有的博学通儒之士,有“欲显勋绩扬光烈”之志。
东汉时期,太学发展,私学昌盛,为适应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士人要经明行修,博采美誉,方有机会跻身仕途。因此,游学之风大兴。游学的内容,以儒经为主,兼及其他;游学的特点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学不分官私。游学的方式是:可入太学受业,可拜名儒门下学习,可师事达官显宦,也可先入太学后入私学,方式不拘一格。东汉的游学之风,对当时的时代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为平民、流人提供了获得社会地位和认可的途径;其次是推进了儒家社会教化的社会化,对东汉文学发展、士人队伍扩大、社会风气引导、社会思想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再次是游学的艰辛、游学者的失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另外,游学还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的清议之风。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是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太学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太学讲堂“长十丈,宽三丈”,共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到东汉后期,太学生人数达三万多人。
王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在当时大汉帝国的首都洛阳,进行他的游学生涯的。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
马融,字季长,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马融学识渊博,尤长于古文经学。他综合各家学说,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开始达到成熟的境地,使汉代经学发展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他设帐授徒,不拘儒者礼节,门人常有千人之多。
窦章,字伯向,扶风平陵人。少年时就十分好学,与马融、崔瑗关系密切,互相推荐。躬勤孝养,讲读不辍。因太仆邓康的推荐而进入东观为校书郎。顺帝初年,(公元一二六年)窦章的女儿进入宫中,被封为贵人。窦章因此被擢升为羽林郎将。不久,又升迁为屯骑都尉。窦章本人谦虚下士,甚得名誉。后转为大鸿胪。汉顺帝建康元年,梁太后临朝称制,窦章自请免职归乡,去世于家中。著有文集二卷。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举孝廉出身,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担任尚书。张衡在天文学方面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
崔瑗,字子玉,东汉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东汉著名学者崔骃之子。早孤,锐志好学。十八岁时来到京师洛阳交游问学,与贾逵、马融、张衡关系密切,通晓天文、律历、数术、《京房易传》,受到学者们的推崇。在汲县令任上,他视事七年,为当地开稻田数百顷,长老用歌颂赞:“上天降神君,锡(赐)我慈仁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灌溉,决渠作甘雨。”汉安帝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同荐举崔瑗是宿德大儒,既有好的政绩表现,不应久在下位,因此升迁为济北相。当时太守李固,极为钦佩崔瑗的文才。致信、赠礼极为殷勤。
可见,王符当时“友善”的这四位,都是一时名士,而且,东汉时代的选官制度,就是需要王公大臣的引荐提携,但为什么王符没有依靠他们的援引,干谒上进,求得一官半职呢?
这让人不得不忆起诸葛亮躬耕南阳时的怀抱:“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从范晔《后汉书》中的“有志操”一句,人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知到,这位襟怀磊落之士,是实在不屑于重复当时一般人所走的功名利禄之途的。
《后汉书》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群邪党进,王符虽有远大政治抱负,却因性格耿介,不阿权贵,而不得入仕,遂归隐故里,陋居于城北之山,植柏明节,授学传道,著成《潜夫论》。
一千九百多年后,王符所植柏树,依然虬枝盘旋,扶摇直上,枝盛叶茂,犹如其光辉思想,千载之后,仍在光被后人。

民为国基 功效于民
民本思想无疑是王符思想体系中最为闪光的地方,学术界已经就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据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健统计,《潜夫论》中“民”字出现在除《梦列篇》之外的35篇当中,词频度很高。《潜夫论》创造性地使用了以“民”组成的双音词汇7-10种,主要有“爱民”、“养民”、“泽民”、“恤民”、“得民”、“利民”、“安民”,另有带“民”字的词组如“效于民”、“自托于民”、“自附于民”等系列化提法,特别是“效于民”的使用,带有显著的个人色彩,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既往民本观念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内涵。注释五
自先秦以来,有识之士就提出了 “重民”、“亲民”的观点。殷代统治者讲“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 ” 注释六。周公在 《尚书·康诰》中提出“保民”这一新概念,反复讲“用保乂民 ”、“用康保民”以及“裕民”、“民宁”等。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注释七。在君主、国家和民众这三者之间,民众最为重要。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当上国君。西汉时贾谊提出“民为国本 ”的观点,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 注释八民众是国政的根本,无论君主也好,官吏也好,凡事必须首先考虑民众,因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注释九
王符继承上述传统,在剖析东汉日益加深的边陲危机时,为强化自己治边救民主张的说服力,来启迪当权者的政治理性,遂以布衣思想家的特殊视角,提出“民为国基”的政治哲学观点:“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注释十民是国家的基础,贫贱者是富贵者的根本。书中类似的说法还有“民为国基” 注释十一“质良盖(善)民,惟国之基也” 注释十二等。这些无疑是全书中带有提纲挈领意义的论述,是王符高度提炼其民本思想后形成的重要命题。
王健进一步指出,与前人和同时代思想家相比,王符论民本的出新之处,在于他论及民众参与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要为民众服务、体现民享的精神,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在论取士时,他主张君主要“参听民氓”注释十三,希望最高统治者听取民众的评价,接受民众对选官的舆论倾向,这是强调民众舆论对察举选拔士人的参考作用。
王符奉劝贵戚要“立功自托于民”,而不能“结怨于民”注释十四。“托”是依赖、依托的意思,贵戚要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不能光靠君主的赏识,也要依托民众的评价舆论,获得好的口碑,才能避免政治上的颠覆之祸。
他提出人臣要“下自附于民氓,上承顺于天心 ”注释十五。据《辞源》解释,“附”是“归附”、“顺从”的意思。《淮南子》讲“群臣亲附,百姓和辑” 注释十六,是说臣民归附于人君。王符把民附于臣的关系颠倒过来,而要人臣自附于民众,深相结纳百姓之心注释十七。在他看来,从贵戚到官吏的政治命运,并非仅仅取决于人君的好恶,也需要依托民众的舆论褒贬。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圣人要“功业效于民”注释十八;又主张“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 ”注释十九;人臣要“效功百姓 ”注释二十、“效能以报百姓” 注释廿一。
这种提法是前无古人的。据王健检索,此前类似的说法有:
(1)《商君书·靳令》:“效功而取官爵 ”。
(2)《荀子·王霸》:“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
(3)《韩非子 ·用人》:“治国之臣,效功于国”。
(4)《礼记·月令》:“分茧称丝效功”。
依《辞源》解释,“效”是 “呈献 ”、“献出 ”的意思;“效功”是“献纳功绩”之意。韩非讲“治国之臣,效功于国”,就是说要把功业呈献给专制国家。但截然不同的是,王符却一反传统观念,赫然将百姓作为接受“呈献”的对象注释廿二。转换为现代语言,就是要求君臣在政治实践中以服务民众、奉献民众为目的,民的地位豁然凸显出来。反之“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注释廿三王健认为,在披览先秦两汉诸子思想时,感觉这种提法,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由此可以看出,王符笔下的民众地位,比之前人的确有很大的提升,有的提法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突破了传统观念中民只能被动效功于统治者的卑下地位,赋予民以民享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而统治者并非只是权力的所有者,同时还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所向往的是具有民享色彩的民本政治,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民众权利和地位的高度重视。在中古思想史上,这种提法堪称空谷足音,是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思想里程碑。直至一千多年后的明末早期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 》卷二十中说:“士,出身事主而效于民也。”近代大革命家李大钊撰文《民彝与政治》说:“今后取人之准,宜取自用以效于民之人,无取用民以自见之人。”注释廿四上述思想发展脉络,无可争辩地反映了王符民本思想的可贵价值。注释廿五

农桑为本 工商兼顾
农工商兼顾并各有本末,是王符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反映了他独立思考和辨析求实的理性精神,是两汉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又一次跨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汉中后期,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思想依然盛行。王符在强调重视农业的同时,认为工商业也可以富民富国,并提出农工商兼顾和农工商各有本末思想。王符的这一思想也是对先秦和西汉相关思想的发展。早在春秋末年,范蠡就曾主张“农末俱利”,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能够创造财富,而他本人就是通过经商而成为当时巨富的。西汉武帝时,司马迁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提倡贫民百姓可从事工商“末业”,以作为“贫者之资”,并对“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兴旺景象非常赞赏。王符没有直接否定传统的“崇本抑未”观点,不是在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划分本末,而是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注释廿六
王符强调重农,但认为工商亦可富民、富国。所以,他主张农工商兼顾,这是他经济思想中一个很有特色的理论。
他提出了对农、工、商三者“本”与“末”的根本看法:农工商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进步的三大主业,都是生财之道、开富之源,只要务本抑末,分清主次,兼顾发展,均可富国利民。在王符开来,并非凡农皆为“本”,工商皆为“末”。农、工、商三者内部,各自都有其所固有的“本”与“末”,国家应在首先重视农业的大前提下,对工商等“游业”加以抑制,规范管理,使其朝着富国利民的总方向继续发展。为此,他在《务本》篇中,精辟地加以论述:“凡为政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在这里,王符把“百工”、“商贾”与“农桑”同列为“富民”之“本”,“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他不但正确说明了农工商三者在国民经济中应该发挥的正常功能,又指出了它们畸形发展的表现及消极作用。这不但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种深化,也反映了王符独立思考和辨析求实的理性精神。因此说,王符强国富民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当时思想界对农、工、商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又是对两汉及其以前“本”“末”思想理论的极大升华和卓越贡献,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意义,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应予以充分肯定。注释廿七
总之,王符注意到了发展经济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顿富足的重要作用。 他针对东汉中后期,政府官吏横征暴敛,造成民众怨声载道的社会现象,提出了“生产固本”、“兴利富民”、“发展工商”、“惜时爱日”、 “人地相称”、“禁绝游业”、“崇尚节俭”和“重义轻利” 等一系列在今天看来尚为可贵的发展经济的思想,成为王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有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注释廿八

明操法术 自握权柄
相对于王符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学者对其法律思想的研究较少。华友根的《王符法律思想初探》,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论述王符丰富的法律思想,并认为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清末沈家本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杨彦平、姚继荣《王符法治思想评议》,将王符的法治思想概括为德刑观、立法观、法随时宜、君与法、吏与法、执法务严、法无亲疏、法术势结合八个方面。方军、杨中启《东汉后期政治中法治与德治的互动与嬗变》,以《潜夫论》作为对象,分析东汉后期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王符历经东汉由盛而衰的整个历史阶段——从全盛时期的章帝到已渐衰暮的桓帝之间,因社会状况之严峻,产生出对儒家德教思想的悲观心态,所以其法律思想有吸收儒、法、道等家之思想而呈现出相容并蓄之势,不过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又以其他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之长来补儒家思想之不足,将其糅合在一起为自己独特的改革东汉末时弊的振弊起衰的法律思想。王符振弊起衰的法律思想,由于其所处现实的时代政治、经济环境,使其在君民关系理论、德刑关系理论等方面,既继承和发扬儒家伦理法思想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也加强了法家法治观念的思想成份,呈现出理想性与功利性相结合的思想特征,也对后世之法律思想及治国理政深有影响。
德刑关系是王符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王符主张德刑并用的同时,更加注重“法”、“刑”的运用。其明显的重法思想对后世王朝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王符看到东汉中后期由于频颁赦令造成的社会危害,提议赦免要适度,该主张对当世以及后世都有一定借鉴意义。注释廿九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注释三十
甘肃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步贵先生认为,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慎道重“势”,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擅长驾驭权势,王符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其法治思想以君主“明操法术,自握权柄”为核心。
王符不仅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而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了东汉后期朝政昏暗、吏治腐败、诸侯割据兼并的残酷现实,加之王符“耿介不同于俗”, 是一个以布衣而终身的有个性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法治思想是结合了当时的时 代特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因而具有更加明显的进步性和向上精神。
王符在《明忠》篇中,专门论述了国之所以治者,在于上下同心。明君操法术,握权柄于上,则忠臣敬言奉禁竭心称职于下。这里强调了“明君操法术握权柄于上”这个重点。
同韩非的权、术观比较起来,王符的权术思想要温和得多,“通情达理”得多,反映在他的法治思想上是严肃、深沉的,而不是残酷无情,玩弄权术,以求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这是儒家德治思想中某些合理因素渗透到了王符的法治思 想之中。
王符特别强调了君主在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夫忠言所以为安也, 不贡必危:法禁所以为治也,不奉必乱。忠之贡与不贡,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 于君,非臣下之所能为也。是故圣人求之于己,不以责下。”注释卅一王符强调了“法之奉与不奉,其秉皆在于君”这一重点,说明君主明王在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王符围绕君主“ 明操法术,自握权秉”这个法治思想的核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重点发挥了他的法治观点和见解,确有很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注释卅二

明修守御 治边安民
东汉时期的王符和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二人所处时代相差近千年,但是,二人却因为戍边联系在一起。这两位伟大历史人物,在出身志向、气节情操、民本仁爱、举贤任贤、清廉淡利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许多学者将王符和范仲淹进行了比较研究。高新民、高原《试论王符、范仲淹儒学思想的相通性》认为,儒学六艺之术是王符与范仲淹思想的基本内核。刘治立《处江湖之远与居庙堂之高——王符与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合论》指出,他们都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思考国计民生,寻找解决社会危机、促进社会发展的路径,具体体现在忧道、忧国、忧民、忧边、忧贤等方面。刘文戈《王符与范仲淹》则认为,他们都是中华优秀的文化传承者、丰富者、发展者,都具有民本思想,竭力为民而治世;都主张用廉洁能干之士任地方官员,造福百姓;都主张重本抑末,发展农业生产;都倾心守边实边,保境安民。李朝霞《浅议王符、范仲淹军事思想的异同》认为,二人的军事思想大同小异。张盼《王符的军事论点与范仲淹的戍边实践》则指出,王符的戍边军事论点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刘月兰在《试论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指出,王符在《潜夫论》中有《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四篇文章,专论当时东汉与羌族的战争。他在批判朝廷治边之策失败的同时,认真分析时局,提出了自己对羌作战与治边的理念,主要包括慎选边将、严明赏罚、修整战备、迁民实边等。
王符的治边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的认识上。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疆宇”,“ 安疆宇”的目的则在于救民灾患,除民祸乱。他进一步指出“自古有战”,且羌汉战争并非因为东汉王朝“好武”、“贪土”而起,故面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必须坚决以战争的方式平息边患,救民于水火之中。
王符紧接着分析东汉在对羌作战时少有胜绩的原因,一是将帅懦弱无能,二是朝臣昏庸,贪图安逸,影响君主决策。
王符在分析战争失败原因的基础上,还对当前的敌我双方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有国必有边,缩边削地不能保国安宁,只有平息边患,使边疆安定,国家才能安宁;只有采取优惠的政策移民实边,开发边地,才是平边患、保中原的良策。注释卅三
王符认为边与国二者唇齿相依,休戚相关,安危与共。
王符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治边策略:一是慎选边将,二是严明赏罚,三是修整战备,四是迁民实边。
有趣的是,王符的治边思想,在千载之后,有了隔代知音,而且被付诸实施,取得了实效。这个王符治边思想的实践者,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在知延州、庆州期间,体察军情、民情,做到了知己知彼,对王符的治边思想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与继承,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择将;(二)赏罚分明;(三)固防;(四)屯田。
范仲淹在继承王符治边思想的基础上,依据用兵实践,注重从北宋国情、边防实情出发,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展了王符的治边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治边良方:
(一)积极防御;(二)改制练兵;(三)招抚诸羌。
仔细对比范仲淹与王符的治边思想,可以看出,范仲淹更多地继承了择将、固防、赏罚、实边等方面,并且在改制军制、积极防御、安抚诸羌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则稍显薄弱,这大约与其政府官员的身份有着密切关系。注释卅四
以上几点,仅仅是对王符《潜夫论》丰富思想的举要而已,而要入其堂奥,则必须做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探讨。

被张岱年先生称为“研究王符思想,功力甚深”的王步贵先后出版了《王符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符评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对王符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无神论思想、法治思想等均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王步贵认为,王符思想及其《潜夫论》特色可以总括为四大命题,五大观点,两个精辟见解,一个正确结论。
四大命题:富民为本,正学为基;唯圣知圣,唯贤知贤;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
五大观点:崇本抑末的本末之争;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王者统世,观民设教,变风易俗,以致太平。
两个精辟见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尊贤任能,信忠纳谏。
一个正确结论:今汉土之广博,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而欲久立,自古以来,未之尝有也!注释卅五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先生,为推动王符思想研究及宣传,在镇原县挂牌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王符研究院”,他指出:
汉代是中国人思想和价值观最终确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强盛的时代。随着孔子及儒家思想经典地位的确立,结束了战国至秦的混乱价值观,起码在表面上把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拉回到周代德治文明的框架之中。不过,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削弱了民间的抵抗力和动员能力,游侠的消失,导致了战斗精神的丧失。在汉以后,汉族人失去了抵抗匈奴、鲜卑等强敌的能力,即 使是唐代,国家的政权也得依赖胡人的武力。王符身处凉州安定郡,在戍边的一线,因此对国家的危亡有更直接的感受。《救边》说:“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实边》说:“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事实上,王符的思想,体现了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胆识,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注释卅六
文末,引用王晨旭先生《潜夫山赋》为本文作结:
登潜夫亭,凭栏怀古,远眺南山秀,尽瞰县城美。青山记载悠久历史,胜景凝聚人文精粹。崇文之乡,尊贤之地,高彰处士风骨,明昭贤达精神。松柏千年流翠,承载黄土高塬厚重;文脉百代薪传,孕育治国安民英才!
注释一:葛承雍《秦陇文化的地域特色与历史地位》,《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
注释二:王柏栋编译《潜夫论读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注释三:胡大浚《潜夫论读本·序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注释四:吴辰旭《潜夫论读本·弁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注释五:王健《王符民本思想的再发现及其价值重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6期,2009年 11月。
注释六:王世舜《尚书译注·盘庚篇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页。
注释七:《孟子注疏·尽心下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注释八:贾谊:《新书·大政下》,《汉魏丛书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九:同注释八。
注释十:王符:《潜夫论·边议》。
注释十一:王符:《潜夫论·叙录》。
注释十二:王符:《潜夫论·述赦》。
注释十三:王符:《潜夫论·潜叹》。
注释十四:王符:《潜夫论·思贤》。
注释十五:王符:《潜夫论·忠贵》。
注释十六:刘安:《淮南子·缪称训》。
注释十七:据 《史记·田敬仲世家 》记载‚田忌曾经说过 “自附于万民 ”的话。
注释十八:王符:《潜夫论·明忠》。
注释十九:王符:《潜夫论·本政》。
注释二十:王符《潜夫论·忠贵》。
注释廿一:王符:《潜夫论·思贤》。
注释廿二:“效于民 ”能否理解为 “见效于民”或“在民众那里得到证明” 的意思呢?据 《荀子·王霸》:“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此处的“效于君 ”即呈献于君的意思。可知 “见效于民 ”的理解无法成立。 《商君书·靳令 》:“效功而取官爵 ”。高亨译文曰:“献出功绩,来取得官爵。” (高亨 《商君书注译 》中华书局,1974)可知,效功即献功。王符明确讲要“效功百姓 ”和“效能以报百姓 ”,与韩非所讲的“效功于国”的句式是相同的,都是“把功业献给某某”的意思。
注释廿三:王符:《潜夫论·遏利 》。
注释廿四: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页。
注释廿五:健《王符民本思想的再发现及其价值重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6期,2009年 11月。
注释廿六:李景凤《论王符的经济思想》,《社科纵横》,2009 年 10 月,总第 24 卷第 10 期
注释廿七:杨佩璋《试论王符强国富民的经济思想》,王柏栋、杨佩璋、王晨旭主编《王符治国安民思想及忧患意识研究》,飞天出版传媒集团、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注释廿八:吴点明《浅析王符的经济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
注释廿九:张蒙蒙《王符<潜夫论>法律思想探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3月19日。
注释三十:崔永东,谷玉梅《王符的司法思想》,《管子学刊》,2012年第2期。
注释卅一:王符《潜夫论·明忠》。
注释卅二:王步贵《试论王符法治思想的核心》,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70页。
注释卅三:赵春梅《王符的治边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2)
注释卅四:刘月兰《试论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王柏栋、杨佩璋、王晨旭主编《王符治国安民思想及忧患意识研究》,飞天出版传媒集团、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101页。
注释卅五:王步贵《潜夫论读本·导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注释卅六:方铭《图说<潜夫论>序》。
(作者系香港联合时报专栏作家,《人物春秋》专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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