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颠龙翻海一卷收---读王铎书唐诗卷兼论之

　　是卷款王氏书唐诗作品察之与暮年墨迹有别，绢本纵0.6米长10米，但能笔势飞舞，颠龙翻海，魄力沉雄，有英姿卓荦之概，屾连脉延，丘壑峻伟，虽有遗漏数字者亦能独标风彩，纵敛留韵，观之不失草书之妙，王铎书法可论之为元明后劲矣。

　　师古临习独宗羲献

　　王铎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广涉遍临魏晋唐宋诸名家法帖，承米襄阳而态势过之，独创“涨墨”法，以润笔或浓墨掺水挥毫于点画间有意渗晕，墨溢笔画之外，线条互为并合，虚灵透澈，墨色焦、润、枯、湿渗晕交叉变化强烈局部点线溶于一处，使笔触与块面体积线条在运动中产生律动感，尤如曲乐之奏，八音合鸣，显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笔墨趣味和空前的艺术效果。王铎一生对《阁帖》研究最为深入。《吴养充墓表》书写时年仅28岁亦1619年。作品文雅端庄，多钟繇笔意参王羲之圣教序法乳。通篇循规蹈矩出于钟王。应是王觉斯早岁学古面貌。弥足珍贵者则是1625年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和《宁萝先生书圣教序句轴》两件作品，佐证了王氏所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不伪虚言之说。王孟律临习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无论形神笔墨气象，均足以与古人比肩。通会法意临池求似笔势在飞舞变化的线条中多有联属，墨有渗涨，意态圆润。内含颜鲁。此时作品由行楷演化行书确有意临可寻之趣味，然又不失追寻魏晋风度，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在思考与勤奋中渐次奠定了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面貌初显，门庭筑基。此时作品虽然流传稀少。但焚膏继晷，刻意仿学的苦功还是不言而喻。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钱氏所言在王氏《临兰亭并律诗帖》中亦可印证。此卷临作笔法精熟，字型逼肖，尽得晋人精髓。而王氏书后尾跋则云：“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文字间为我们留下了一代草宗对已临池超越自我的信息。又则一跋云：“有诮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王氏对习古有着自己独特的真知灼见，高于常人的审美追求，以及不入流俗对传统精神的把握。无论誉之、谤之，都为之不动。

　　王氏师古临帖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之“度”，使之不偏离书法本体陷入“野道”之中，运用自己的笔法与体制来临习古人，成为一种创作形式。“他临王羲之、王献之最多，但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王氏高扬“独宗羲、献”从13岁至幕年始终不渝。58岁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书云：“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举蔡，又溯而上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通临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学书诗文，咸有萭，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发源于此。其深寓意尚不仅于此，实乃是王氏对书法史观及自我评价之说。

　　崇颜推米真气纵横

　　清人梁献评云：“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建，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又云：“王孟津行草大字，劲装古服，魄力雄迈，盖初法南宫，而实得力于诚悬遗意，顾力太猛，稍顾令含蓄”。“盂津王觉斯，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之室也”，“觉斯草书绝伦，实出自怀素”。粱献列举唐宋数位大家诠释王铎书法由来。其实“除了二王,东晋以外,王氏一生尤推崇两人：颜鲁公；米海岳。颜氏者，人也，德行耳。海岳者，书也。然就书艺本体来说，王氏真正崇拜的是米芾”。他认为真正慧释二王精髓的是米南宫。“米芾源于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学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对米氏已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从米芾的书法中发现了自己对二王的理解。找到了直达二王堂奥的度人金针。从王铎仿米书之作《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及临米氏《群玉堂帖》作品察看，其用笔迅捷劲健，结体倚侧，气势恢宏的米家样式跃然纸上。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翻阅米芾履历，不难发现王氏与米芾有着共同相似处。米芾才识过人，因其狂放，世称“米颠”。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少时学书临仿，以乱真惊世，潜心力学，工夫之深，常人罕比。宣和年间任书画博士，饱览内府珍藏。其胆识过人，恃才傲物，每每诮颜柳，贬旭素。晚年自负之极，有“老厌奴书不玩鹅”之句，连王羲之也在其摆脱弃置之列。我们不能说王铎找到了自己的楷模，只能说发现某种特有的规则以描述某些书家与书法本体的一种关系。王铎与米芾一样不仅对魏晋传统忠实崇拜，而且他们对二王作品的“再造”同样是惊世醒人的。王献之《中秋帖》，据鉴定考证定为米氏摹本。王铎《琼蕊庐帖》遍临《淳化阁帖》晋唐名迹，几可乱真。自喻二王“嫡传”称“吾家羲之”，常在其所临王书作品上书临吾家逸少帖”。王氏学习唐宋诸家，却保持批判姿态，不屑与之相提并论，在《草书杜诗跋》中：“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王氏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不规规摹拟”中寻找自我。从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一年，他出人各家，步步回头，时时顾盼”，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这是积累与沉淀的过程，也是胆敢独造前的准备阶段，此时王铎自我超越的内因基本形成，等待外部因素的出现。

　　五十自化好书数行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需要天分、勤学、境遇、师友、机缘诸多条件归于一身，其艺术创作才能进入佳境。否则难矣。王氏在封建社会名利场中命途是多舛的。但在书法艺苑里却是一棵永恒灿烂的巨星。

　　1638年，王绎仕途失志，故乡难归，六年的动荡流离生活脱尽了官场桎梏。多有余暇，此时王氏更多的是进行了艺术上的梳理与思考及创作，丧考妣，亡妻女，困厄潦倒的生活引发了王孟律无限情感动荡与起伏。激越不平愤激之气，化为书艺笔势墨色渲泄出他内心世界无法向世人纳喊的心音，而此时书法却又成为王氏疗疾内伤最为灵验的一计药方，自然也是他最为倾心关注的艺事。经历了近40年的书学之路，王铎进入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成熟期。一件不同寻常风格的佳作——《为啬道兄书诗卷》悄然问世。是卷虽未署年款，但从风格面貌上可以推为书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右。全卷纵放有度，气力完足，大处铿锵激昂，细部灵动飞扬，章法变动如鬼使神差法不尤人。卷尾自跋：“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叙述了王氏在创作中的心理感受，他不再亦步亦趋的学仿古人，而是手中之笔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此作应为鸿篇巨制到来前的序曲。

　　1642年，王铎流落怀州，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为其所书二件自书诗卷《赠张抱一行书卷》，诗作五律五首。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笔力沉实，时出渴笔，是一种雄强之力的充分展示。此卷笔势放而能敛，不同于仿米之作，甚至有早年临习圣教序的痕迹，在探索与回归中找到了契合点。观其点画布局，笔墨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随后又赠《张抱一草书卷》，成为王铎书法艺术中的登峰造极之作，精彩奇幻。

　　前卷书于《壬午春暮于怀州公署》，是在“张公祖招饮舟中”的当天。所书但非当日诗作。而后卷狂草王氏记书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夜”，所书诗即是前书所记招饮舟中事，第一首是《张抱一公祖招集湖亭》，想是王铎即事作诗之后，于次夜兴来挥毫。王铎云：“文当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文丹》）夜则静，静极而动；夜属阴，阴极而生阳。于是，蓦然间，真正的“海中神鼇”出现了，如狮、如象、如龙之力聚集起来了，“戴八弦，吸十日，侮是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墨象、墨迹一泄于纸。一种神力推笔的艺术创造，在静夜中神秘诞生了。王氏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也应验了挚友黄道周对他的预见与期待。黄石斋早年曾经断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盘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抹蔡掩苏，望王逾洋，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深，人从未解其妙耳”。黄道周、倪元璐与王铎同年进士，职任翰林共事多年，私交甚笃，王氏《拟山园选集》诗集亦得黄、倪协助参订。其政治志同，艺术道合，书画品评，互为提勉，交流艺事，为一时书坛之佳话。王氏果然不负老友期望，明天启三年，“自化”成家，随之又创作了一系列的书法杰作。纵观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弘光元年（1645年）间王氏书法作品，其创作确以达到了王氏一生高峰期的艺术成果。王铎也充分欣赏与肯定自己的超越，他在《再跋自书琼蕊庐帖》中写道：“此予46岁笔。50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王觉斯成功的奥妙就在于师古而不泥古，扬弃而不否定。

　　墨迹诗卷苍劲飞腾

　　此卷款为王氏书写唐人岑参、王倠、杜甫九首作品，草法惊鸿与同时期作品相比较有别于笔势结体之变化，作品给人以激昂凝重自然含蓄而内省的多重气息，在飞腾的线条里笔势劲弱并存“纵敛相生”。如江河之水行于崇山大岭之间，随势宛转，冲撞逆回，浩浩荡荡，倾泻奔流，点画“意”联，枯实对应，飞腾跳踯，节奏明快，墨色干湿互应，笔竭而势不止，展卷沉思，独具才情的王觉斯为明未书法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纵观王氏书法艺术不难寻觅出他经过近50年的临习与努力，别出新意的开创了魏晋以来书法美学的新篇章。在“二王”中和之美外独树一帜的创立了与之相联相通，又截然相反的书法艺术形象——表现出气盛雄强姿势之美。在他所营造的书法世界里，充满了力的激烈与冲突。用笔以“韧性”见长，善于在行笔中增其曲折弯扭。自喻：“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王氏凭着这种高超的书写技艺写出摇曳多姿的线条形态。形成急促多变的转折。加上欹侧的笔势，律动异常的变化，转与涩行的用笔在绢素上产生震荡起伏和雄强壮美的艺术效果，展示出王氏书法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孙过庭“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的精辟论述，同时察这一时期的作品佐证了王氏参悟草法在用笔过程中的丰富性和草书线条的表现力，使其书写的动感更加强烈，内涵更加深刻，在技法上耐人寻思。唐诗卷墨迹完美龙尾且好，是一件庋藏大作。

　　王氏书法全面，小楷者高古纯朴，以阁帖中钟繇为家法，《书画合璧册》里所临“贺捷表”，用笔淳厚、章法茂密，字型呈扁方，稍存隶书韵味，与魏晋人的形神相通。在笔划细部，刻划精微，而且一波一磔，劲健圆浑，融汇唐人法度，更见新意。《米芾行书天马赋跋》的小楷，略带行书笔意，结体宽博，字态俊美，通篇点线参差错落，浑然一体，平稳整饬中透出飘逸洒脱之气，是从王羲之《黄庭经》脱化而来。大者苍劲大度。书体有碑刻传世，墨迹较少存留。《李成小寒林图跋》见其楷法功力，法度出自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和“家庙碑”，但用笔中锋，兼施侧媚，结字严整，笔力沉雄，章法如钟鼎铭文，不拘格式，大小字迹间，镶嵌得趣，寥寥一十二个字，却给人以大气磅礴之势。王铎楷书的功力往往被忽视，其实，那些草书的神来之笔，仰仗的是楷书的坚实功底，否则难以神完气足。

　　王铎对篆隶书法曾经大力提倡，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王氏在书法创新中把篆隶的学习做为手段，对于以后碑学派的兴起有其前瞻的意义。在书法实践上，王氏不是着眼于篆隶书法的创作研究，而是站在史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立场，运用篆隶的字形订正错讹的文字笔画，汲取汉以前书法的营养，充实作品的古朴气息。因此，他的楷、行、草等类作品中凝聚着篆隶气息。事实上，篆书尚未发现，隶书作品留传稀少。辽宁省博物馆藏《隶书三潭诗》法在汉代《鲁峻》、《衡方》碑之间，用笔率意，体态自如，无后世写隶书的习气。卷尾王铎自识：“素予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此作当是王铎53岁时初学汉隶之作。

　　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草书”曰：“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既此也”。张怀瓘说“一笔书”是一个字笔画可连可断但血脉不断，一行末的字与下一行起首的字要遥相互应，笔断意连。这样通篇就能够以一贯之的艺术交果。王氏法书其“一笔书”犹能振古耀今，笔势连绵，奔腾跳跃，左突右冲，放意得逸。纵深盘桓，构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境界。犹如长江大河潮，奔流浩荡，势不可止，纵观王铎是卷叹为“明代书法史及法帖中最壮观的一幕”。

　　诗宗子美画若晨星

　　王铎书艺之外，诗文、绘画亦佳。王铎能诗，产量甚丰，仅五言诗就愈万首，现存近4954首。诗文千余卷，王氏清初赴燕都，多焚于天津舟次，今行世者仅十分之二”。刊集有《拟山园初集》17册，《拟山园选集》82卷，文震孟、黄道周作序，另有《拟山园文选集》32卷，亦毁之。王氏以文学书艺优而入仕，入清后更以赋诗属文为乐，曾言：“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数卷诗文耳”。言语之中含有一番深意，期待后世之人能从他的诗文中，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昭白他的志向与平生愿望。王铎诗学，宗唐祧杜，陶铸汉魏，对明代诸派，独推崇前后七子李梦阳、李攀龙。他最尊崇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甚至以杜甫再世而自居。王氏早年诗歌多有对国家时局之忧患，“天寒戌雪三边白，月暗狼烟万道红”，“秦关不断兵戈气，洛土还闻租税催”。也有对权臣愤恨以及心怀济世救民之志确又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作。“禄食谁知怀抱主，可怜绿鬓欲成翁。何当更却苍生望，惆怅严泉愧不才。”他内心世界期待盛世的到来，“贞观苟可冀，虎岳也回翔。”政治失意后，诗中感怀身世归隐田园的内容渐多。《自待》：“衰颜百事倦，自待亦何言。冷冷阶中草，萋萋河上园。秋风老马啮，夜月卧龙魂。”在《孤蓬书任丘旅舍》中说：“孤蓬迢递欲何依，垂老江湖尚未归。雪里三年血泪落，家中几次梅花飞。匡勷气锐时难遇，磊砢英多知已稀。纵尔波涛轻蹙沓，繙经犹有水田衣。”躬耕江南心意越于行间。

　　王铎亦画，流传不多。清人何子贞跋其《兰竹草石卷》云：孟津字多如落叶，而画乃少如晨星，以非精能之至，故不多作也。《清代七百名人传》说他“画山水荆仝，邱壑伟峻，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蔚，意趣自别。”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可窥一斑。着意神采，不求形似，洒然有象外之意，流露出文人画的情致逸趣。明崇祯八年（1635年）作《书画卷》，藏浙江博物馆；明崇祯十二年（1639）作《家山卧游图轴》，藏上海博物馆；清顺冶三年（1646年）作《西山卧游图轴》藏山西省博物馆。清顺治六年（1649年）作《书画合璧卷》，藏日本大孤市立美术馆；清顺冶六年五月作《枯兰复花诗图卷》，藏苏州市博物馆。清顺治七年作《崇山兰若图轴》，藏首都博物馆。

　　王氏对绘事自有见解云：“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派，虽有淡致不免枯干框赢，病夫奄奄之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又云：“以境界奇创，然后生以气晕，乃为胜，可奇造化。”。这与他在书法中追求气势与造型的奇幻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贫力学宦海沉浮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锋“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令河南盂津）双槐里。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先辈中，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不幸早逝，祖父王作，终生未曾进入仕途。父亲王本仁，字性之，号梅园，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严。王氏手足四人一姐两妹，即镛、鑨、镆、镡。少时家境艰难，“不能一日两粥”。母亲陈氏将陪嫁“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麦稻缺，买犄饼，不能遍诸儿。半儿饱，母略茹藿，则腹饥矣”。慈母怜子以菜充饥，而饼少人多，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教导。

　　王铎14岁读书，次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18岁读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得同乡乔允升器重，经济上资助王铎，使王氏度过了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

　　1621年8月，王铎中乡试。入冬，王铎来到京师，寓居于京城报国寺，准备参加会试。翌年三月，王氏31岁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半年后连科及弟，从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史》记载，自英宗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王氏初涉政坛九年，以清流自居。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氏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编纂工作，表现出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王铎居京两年间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右庶子。期间与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和，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崇祯十年初，王氏被召回京，任少詹事。是年八月，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吏部推阁员13名，王氏为其中之一，未能获任。十二月，定东宫官属，为东宫侍班；次年正月，又晋升为詹事；同年七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翰林院）馆员等职。崇祯十一年，满州皇太极再次发起入侵，内地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分别攻战黄河长江流域。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王铎与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处分。杨嗣昌欲上以杖型，事仅19日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不顾身危，又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氏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论及时事，“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触怒皇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虽然，崇祯帝“不加罪”，但已令人栗栗危惧。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崇祯十一年）秋冬季两幼女先后夭折。王氏两度上疏“乞归省亲”终遂获准，于是年底返回孟津故里。

　　崇祯十二年十月，王铎重返北京，任翰林院学士职，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在赴任南京的途中，顺路返回孟津。翌年初，父故，辞官丁忧。四个月后，母故。此时，家乡农民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河北、江苏、湖北之间。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妻子马氏故于江苏桃源舟中。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死于逃难途中。王氏在《赠汤若望诗册》跋中记道：“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1644年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诏年号为弘光元年。招王铎职东阁大学士。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至而为次辅。在辅政期间，王铎感戴福王恩宠，办事竭尽忠诚。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七月，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赠谥及官荫。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马士英、阮大铖以“六等”拟定北部降“贼”大臣罪名。王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尽力保全多数北来大臣。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弹劾，解学龙遭削籍处罚；王铎则因与福王私交关系而无祸。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引起朝中“太子”真伪争议。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国榷》卷一O四记载：“盖士英揣上意，逆设疑端，大学士王铎附士英，首言其伪”。至“三月乙酉……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合士英，中外悲之”。到了“三月庚寅会讯午门诸臣相顾未决，王铎日，我敢任其伪，不必再谳，叱下狱”。

　　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湖广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主张审慎行事。武昌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问罪马、阮，声称“为太子死”。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城杀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五月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城内官民出城迎降。福王不久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于1646年遇害。《爝火录》五月十一日条记云：“帝既出，宫门大开。内外鼎沸，宫女杂走。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糜有孑遗。”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进入南京。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入城。在清军之中，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降清的四弟王镆，兄弟相见，悲喜交集，泣泪纵横，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

　　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即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荫孙之凤小书舍人。

张继刚撰于沐芦草堂

辛卯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