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2013年11月10日刊有谭伯牛的《文人在日记里默默相轻》一文，该文以生命不息的八卦精神为主旨，讲述的是私人记述——日记中的文人相轻故事。因为两位人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诗文方面的地位，故颇为有趣。谭文有言：“口味容有差别，学术毕竟有公论。蔡元培说：‘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论者或以为这是绍兴人的阿私之言。大学者如章太炎，则说晚清文章，‘闿运能尽其雅’……汪辟疆则以闿运为湖湘派领袖，拟为近代诗坛的托塔天王晁盖，而慈铭的座位只是天富星李应。不得不说，评骘诗文，主持风雅，章、汪的意见要比蔡重要。”
 
　　谭文找到李慈铭吐槽王闿运的日记琐事，以为文人相轻的证据。加之一直以来，李慈铭给人以绍兴人刻薄寡恩的印象，谭论便看似公允。实则，这一段子即出于谭文所引郑秉珊的《赵之谦与李慈铭》（此文原发表于1943年9月1日《古今》杂志，收于《艺苑琐话》，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80-94页）。郑文主要讲的就是李慈铭日记中的文人相轻，不过是以赵之谦为核心罢了（同上，第80页）。而李对王闿运的批评则仅是批评赵之谦的引子而已（同上，第81页），念念不忘的劲敌一直是同乡同年这一死冤家。并且谭文所引蔡元培那段稍阿同乡之私的文字，和章太炎推重王闿运的评价亦同出于此文（同上，第86页）。
 
　　郑秉珊在文中主要八卦的是赵之谦与李慈铭二人，最后结论认为：与当时赵之谦的声誉相比，李慈铭相形见绌（同上，第94页）。其实郑氏所谓当日“相形见绌”，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看重赵之谦。郑文发表在1943年上海汪伪时期的刊物，如此立论，其中的意味则很值得玩味。
 
　　即使诚如谭文又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所列，将王闿运摆于晁盖之位，其实在当时和后来早有反对之声。关于近代诗坛的点将录也不止一本，而所排座次亦间或大有不同，就李、王二人而言，甚至就有前后倒置的情况存在。
 
　　如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开篇即言：“汪国垣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同光体’为极峰之点将录也，鄙意不能苟同。”其以李慈铭为诗坛旧头领之晁盖，又言：“近代百年诗坛，足当梁山旧头领者，汪国垣以属王闿运，陈衍不谓然，以为当属张之洞。余意俱不敢附和。王仅能为湖湘派之首领，张则官高而初非旧派诗人多奔走其门者。托塔天王其人，李慈铭庶足当之。李自夸其诗‘精深华妙，八面受敌而为大家’。樊增祥谓‘国朝二百年诗家坛席，先生专之’。盖能兼综汉、魏以来，下迄明七子、清渔阳、樊榭、复初斋各派之长，而不能自创新面目者。樊为李门人，推重其师，固无足怪。‘同光体’之魁杰沈曾植亦‘亟称其工’。李氏博学雅才，望倾朝野，晚清名士，群推祭尊，良非浪得名也。”（程千帆等整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第151页）钱氏反将王闿运列于阮小七之位，倒更不如李慈铭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李应。钱氏评曰：“王闿运为近代湖湘派魁首，标榜八代，一意摩拟，为世诟病久矣。”（同上，第164-165页）
 
　　就近代诗派来说，陈衍《石遗室诗话》以为：“道咸以来……诸老喜言宋诗……而王壬秋则以骚选、盛唐如故。”可见王闿运所开湖湘诗派实另有理路，别为一派。据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的笺证者王培军所言，这个说法后来论者多韪之。且王氏在笺证王闿运处结语：“（汪辟疆）必以湘绮为旧派，同光诸人为起而夺帜者，盖不过欲为‘点将录’撰一结构，为散原之出作一铺垫也。”（《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上册，第15-16页）
 
　　故谁家之论更为可信？何以谭先生厚此薄彼，自以为颇有吐槽之处？谭先生以蔡元培为同乡阿私，而谭先生是否亦是为王闿运阿私呢？当然，我又是否为蔡元培和李慈铭阿私呢？亦可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