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王羲之在建康(今南京)的生活环境，仅是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其时，晋王朝的天下动荡不安、羲之家中发生重大变故。

    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北方“八王作乱”之中的最后一位得胜者司马越统兵自荥阳进入洛阳。司马越既为胜利者，便拥有了左右皇帝、控制政局的权力。

    司马越任命了王羲之的堂伯王敦为扬州刺史。

    司马越还受他人怂恿而派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率领淮南兵马开赴并州(今山西太原)，抗击匈奴族刘聪及王弥对晋王朝的进攻。

    相传，王旷本人并无推诿此项重大军命之辞。因为对于王旷来说，既为朝廷命官，自当奉令而行；况且正值四十开外年岁，处于身心俱相当成熟阶段，他有心干一番建功立业之大事。倒是后世史学家屡屡替王旷抱不平。他们认为司马越不该调遣王旷，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匈奴族刘聪攻打并州上党，司马越应该从洛阳等地就近发兵救援，派遣淮南兵马千里赴援于情不合；二是王旷被司马睿委任为淮南内史，本意为屏障江左，说明王旷在建康(今南京)政权的棋盘中是一颗重要棋子，司马越跨越辖区强行调遣王旷，于理不通。

    王旷这一次带兵出战，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最终结果相当于全军覆灭。跟随王旷的两员大将 施融、曹超，双双战死于太行山长平战场。眼看三万兵马死伤了两万多，为近一万士卒之性命计，王旷放弃了死拼。

    王旷的名字从此不再在晋王朝的正史中出现。

    后世学者根据王旷守丹阳而弃城、救并州而兵败的史实，加上施融本是将门之后等情况，演绎出一段王旷出兵途中与施融争执用兵之道的故事。应该指出，施融、曹超二员大将当时就战死在长平，王旷从此没再回建康(今南京)，三人之间的争执即使发生过，已远不是后世所传的样子。后人的臆想成分已可谓不小。

    王旷战败，巨大震惊不在朝廷。因为从晋王朝的天下已发生多年战乱的情况看，执政者对每一仗的或胜或败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对于乌衣巷王氏家族，对于王羲之一家三口无疑是响起一个晴天霹雳。

    可以明显感觉到，司马睿政权对于王旷身落胡中这件事，是采取淡化处理的。究其原因有三：

    一则王旷是晋室南迁“首创其议’’者，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投降匈奴，不宜对这位有功之臣妄加议论；

    二则王旷的母亲夏侯太夫人与司马睿的母亲夏侯太妃是亲姐妹，也就是说王旷与司马睿之间的关系为母系表兄弟，担忧家族成员的生死存亡在当时压倒了其它一切思考；

    三则，王旷的这一举措使得近万名晋军生灵免于无谓天折，许多人因此很难对王旷的战败作出剧烈反应。

    喋喋不休的人也有不少。这就造成了少年王羲之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直到成年以后，这种阴影仍不时影响着他。

    王旷落入胡人手中之后究竟是死是活?这成了晋王朝留给中国历史的一个谜局世学者有过种种分析推测。其中一种看法是，王旷在“长平之战”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只身赴刘聪军营谈判，刘聪知道王旷家族在历史上的声望，因此没有对他非礼，反而善待他；但王旷羞于效忠刘聪，选择了一条甘受软禁的路走。

    专家认为，王旷没有成为“苏武”，也没有成为“李陵”，他成为了他自己。他被软禁胡地多年，后相遇了一位女子而同居，并生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