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著书立说有王巩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
       一、生平仕宦
       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居士，王素第四子。他的生卒年，史书未载。据陆游记载：“王定国素为冯当世(京)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宗，荆公即日：‘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这是说王巩与神宗俱生于戊子年，此年为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其卒年，按《王氏宗谱》云：“卒政和七年(1117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则其享年应为七十岁。
       王巩年轻时，“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言”。上书言事，多切时病。特为大臣吴充、冯京所器重。
       王巩人仕，是靠恩荫，补为校书郎。累官大理评事，迁太常博士。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坐见徐革言涉不顺而不告，追两官勒停。不久，又复为秘书省正字。
       熙宁九年(1076年)，坐借赵居兵书，追两官勒停。
       熙宁十年，筑清虚堂于其居室之西。苏辙为之作《王氏清虚堂记》。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叙复太常博士。但不久，又“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税”。当时王巩的官职还是“秘书省正字”，因御史舒直奏言：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苏轼被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还牵连了一批人。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由司马光推荐，擢为宗正丞。十月二十五日，他上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祢皇伯、皇叔。言者摭其疏，指为离间宗室，除扬州通判”⑧。苏辙为作《制词》云：
      具官某，亦故相之子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
      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注”云：王巩于是年十一月十六日“通判西京”，那么，王巩为扬州通判，应在任西京(今河南洛阳)通判之后。拟或有西京之命而未赴任，又改任扬州。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二十六日，“前通判扬州王巩知海州(今江苏淮安)”②。同年六月八日，又改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诏王巩罢知密州，送吏部”。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观。
  　元祐五年(1090年)，“起判登闻鼓院”，又为御史朱光庭所攻，“诏巩别与差遣”。
      元祐六年正月，“右承议郎王巩用苏辙、谢景温荐，除知宿州(今安徽宿县)”⑤。制词为刘敛所作，词云：
      有地千里而长百吏，发政施令，良民足以驯养，猾吏足使畏服，有志之士，知其可以有为，莫不愿之矣。以某等通敏用务，付之专城之寄，符离、吴兴又东南之奥壤也，思所建置，以副休命。
      但这次任命，王巩依然没有做长，到六月八日，“巩罢宿州”，“十月六日，巩责”。这次罢职仍然是因为被人攻击，只好依旧管勾太平观。“改朝奉郎，管勾鸿庆宫”。
      哲宗绍圣初(1094年)，谪签书荣州(今四川荣县)判官厅公事。
      绍圣中，王巩在蕲州(今湖北蕲春)，至于是何官职，则不可知。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因经常上书议论朝政，“追毁出身以来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一直到元符三年才归来。
      徽宗建中靖国(1101年)，王巩“复朝散郎”，用为河南通判。
      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王巩被“送吏部，与合入差遣”。秋，“按事永安县”。九月己亥(十七日)，朝廷大兴党祸，“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在“余官”中，就有王巩。在“侍从”中，有王巩的从侄王古。此后，王巩的事迹据《王氏宗谱》云：“党籍兴，再贬广西。大观中，例还，遂致仕。晚年徙居高邮(今江苏高邮)。”看来，王巩最后应是终老于此的。马永卿《元城(刘安世)语录》云：“王巩定国多识前言，往乃服林灵素丹药，暴得疾苦。”黄宗羲引为“王定国多识前言往行，乃服林灵素丹药，得疾焚死”，不知如何改变。但王巩得享高年，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二、事迹评述
       王巩一生虽然丰富多彩，被称为“文采风流为一时所宗”，但在仕途上却始终磕磕绊绊，史评其：“跌宕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
        对王巩评价分歧最大的是他在扬州判官任上。刘挚曾经就王巩的事论说：“通判扬州，在任皎皎当事，府赖以治，更谢景温、王安礼二守皆相欢喜。”史称“在官无过”，但安鼎、
喇时，却论列王巩“在扬州日，交通州吏马守珍，逾违公事”。为此，他在宿州的差使也没有能干多久。这些人攻击他的另一借口是他在扬州有“少年之过”。刘挚这样说，苏辙也说：“(王)巩之所长，人所难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是何“少年之过”?诸人未明言，朱光庭曾云：王巩“顷为扬州通判，以私用刑而得罪去”，似乎是王巩少年使气任性，耍公子哥儿的脾气吧。
       王巩善应对，绍圣初，陈次升曾“累章劾章惇”，哲宗对章惇宠替不衰，故奏章都被留中。又对陈次升说：“章惇文字勿令绝。”陈次升向王巩请教，“巩曰：‘君胡不云：谏臣，耳目也；
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则耳目为之传达；既知之，何以耳目为?’居数日，复人见，帝申前旨，乃以巩语对。帝曰：‘然，顾未有代之者尔。’讫不克去”。
       王巩喜上书，议论朝政，在当时也很有名，虽曾为此屡次吃大亏，但赋性不改。早年“上书言事，多切时病”。从宾州归来后，“言事如故”。哲宗初立，高太后主政，求取直言，“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奖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这次上书，为王巩带来了好运，从此为司马光所知，并且，“缘此得减二年磨勘，仍擢为宗正寺丞”。司马光曾对苏轼称王巩“忠义”，并“亲书与巩简帖，与巩往复议论政事”。司马光还曾对另一大臣李清臣，“称巩之贤”。王巩后因上书论宗室事，被斥贬。到元符元年，朝廷甚至来了个算总帐，“坐元祐中及元丰末累上书议论朝政，欲尽变先朝法度，追毁出身以来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可以说，上书论政带给他的多是灾祸。
       王巩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如前所言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更是对他青眼有加。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宰相吕大防也“爱其才”，当王巩对除知海州不满意时，
特改王巩知密州。其余黄庭坚、秦观、王安礼、谢景温亦都喜与王巩交游。但，朝臣中还有不少人对王巩有看法，前述王安石说他是“孺子”；除知宿州，为安鼎、姚劻所弹；受苏轼牵
连贬宾州，也是有人看不惯他；为宗正丞，被指离间宗室；判朱光庭执奏“未协公议”，宋人记载：“王巩定国为太常博士，常从术士作轨革，画一堂庑，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棋局。未几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补外”。直到最后算总帐，被”除名勒停”，可谓毁誉不一，荣辱不等。
        三、王巩的性格
        王巩平生最让人称道的事有两件，反映了王巩的胸襟气度和洒脱不羁的名士性格。
        第一件事颇能反映王巩名士风流的一面。王巩与苏轼兄弟相识，风华正茂，诗作的好，书法也很有造诣，故苏轼特别赏识他。南宋罗大经云：“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亦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王巩的诗为苏轼所激赏，张邦基也曾作过记述：“王定国持诗与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公。’魏道辅(泰)见而笑曰：‘定国亦难作
权摄耳。’”
        康熙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知徐州。王巩时年三十岁，第二年秋季到徐州访苏轼，过了十几天饮酒赋诗、快乐似神仙的日子。“与客游泗水，登魃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辄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这件事宋人广为流传，成为文人雅集的典范。
        第二件事是因受苏轼诖误，被贬监宾州盐酒税。元丰二年(1079年)月，三苏轼知湖州。言官何正臣、舒宜、李定等摭拾诗文表章中语，弹劾苏轼攻击新法、谤讪朝廷。这其实是朝
廷内部党派的斗争，苏轼只是反对派藉以发难的借口。御史台派人到湖州逮捕苏轼，“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因高太后救解而神宗也爱重其才，到十二月庚申(二十八
日)，才释放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贬，牵连了许多人，其中王巩被贬监宾州盐酒税。这次贬谪，对王巩而言，遭遇堪悲，“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但他仍然心胸坦荡’“安患难不戚于怀”。许多朋友对此赞叹不已，包括苏东坡，也十分感慨。王巩奉调回江西后，首先就是把在岭外作的诗歌数百首，寄给苏轼，让苏轼品题。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说：“定国以余故得罪，……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知人之浅也。”又说：“(王巩)顷者窜逐万里，偶获生还，而容貌如故，志气愈厉。”
黄庭坚在为王巩的文集作序时也说：“定国富于春秋，崎岖岭海，去国万里，脱身生还，邂逅江滨，斗酒相劳苦，但以罪大责轻，未有以报君为俗人道也。”
        刘挚说：王巩“坐事，窜南荒三年，安患难，一不戚于怀。归来颜色和豫，气益刚实。此其过人甚远，不得谓无得于道也”。
        罗大经也记载：“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钦服。”
        不仅王巩能如此，王巩歌儿宇文氏，也让苏轼大为叹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特为之作《定风波》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件事，反映了王巩忧乐不戚于怀的宽广胸襟，这是他能在艰难困苦之中，不被压倒而得以生还的原因。
        四、结语
        王巩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中期熙丰变法前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党争也非常激烈。王巩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士大夫，不可能不关注这场变革，也不可能不在其中有所作为。从他来往的朋友和王安石对他的态度看，王巩是不赞成变法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兄弟的政治主张是相同的，这是他们深厚友谊的基础，也因此而博得司马光的赞赏。他的正直的品行与操守，使他的宦途充满了坎坷。熙丰年间，他同情旧党而受牵连；元祐，他又置身于朔、洛、蜀党争之间而无法自拔，最终因与蜀党之友谊而饱受艰辛流放之苦。
        南宋罗大经说王巩晚年“乃阶梁师成而进”，“士大夫晚节之难如此”。梁师成是徽宗时著名的“六贼”之一，臭名昭著。王巩与之结交，并无其他史料佐证，王巩晚年也并未仕途畅顺，飞黄腾达，此说也就无事实根据，应予澄清。
       苏轼说“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称其贤，寄以“复兴”大任，对王巩而言，这是最好的赞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