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泽在清代以前的地名叫“盛川”， “盛川”之称约在明宣德四年（1429）出现，一直沿用至明亡，持续了一段二百二十余年的历史（见拙作《明代墓志铭的历史启示》）。

甲申年（1644）清兵入关、清朝建立，乙酉年（1645）清兵至“盛川”，大肆烧杀淫掠，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汤豹处、（易）睐娘父女的香木城“室炉被焚、画城悉成灰烬”，而“寒家旧宅、留存无几”，可见“盛川”在明代及更早的历史文化积累几乎被破坏殆尽。顺治四年（1647）、清政府为控制地方、稳定社会，于该地“设汛口”（军事防地），并建镇制，至此，“盛川”之称为“盛泽镇”所取代。

随着清政权的逐渐稳固、社会日益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经过近一个世纪（93年）的积累，到乾隆五年（1740），盛泽已成民户四千多、人口近二万的邑内巨镇，“特设县丞署（付县级）以资弹压”。太平盛世收藏兴，盛泽、也是吴江历史上的一代大收藏家王楠及其儿子鲲、孙子致望终于脱颖而出，他们的居所——话雨楼名满江南。

王楠，字任堂，号勺山，清乾隆时人。王氏“话雨楼”系其父王濂始创，早在清康、雍年间，王濂已因仗义疏财和爱好收藏闻名地方。乾隆初年，王濂延聘当时著名大鉴赏家、文史学家、书画家、“秀水（嘉兴）张庚馆话雨楼，王楠从之学”，由于话雨楼收藏有许多金石碑帖和书画，便于张庚研究，更兼王楠聪慧好学，故乐于授馆，并且一住就是五年。显然，王楠自幼就打下了鉴赏古代金石文字、书画文物的良好基础，也掌握了诗词文赋的创作，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同时，他还秉承了父亲王濂的豪爽侠义天性，乐善好施，“乾隆乙亥（1755年）大饥，楠具施赈章程白令，令善其言，以男、女二厂专任之，楠自捐米二百石，并劝众捐输，每日煮粥15石，施赈三月、全活万计”。其实王楠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可谓出手不凡，在社会上树立了自己良好形象。

随着王楠的成长和依仗父祖辈创下的雄厚的经济基础，话雨楼的收藏也进入了鼎盛期，虽然我们今天已无从了解王楠当年的收藏经历，但从《盛湖志》中偶然涉及的文字间，已可想见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数量之巨。

据《盛湖志辅·金石篇》载，王氏话雨楼当年的藏品中有商代父已爵、丁酉爵各一件，这可是已越四千多年岁月，非同小可的二件青铜器，志书中详细记述了它们的高、宽、深尺寸、纹饰和铭文，诚如道光年间（1821—1850）曾任扬州知府的许涟在题跋中说：“此二爵为绝无仅有之品，嗜古者当共赏之”，他又说：在话雨楼收藏的商、周、秦、汉青铜器“所见不下百余器”，这在今天简直是令人乍舌的数字，因为它们都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即便苏州市博物馆也不具备如此规格、数量的藏品，而这仅是话雨楼藏品的一个门类而已。

清乾嘉时期杭州著名文人、大收藏家钱泳（1759—1844年）在《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序言中说：“余奔走五十年，所得三代（夏商周）钟鼎款识以及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五代、宋、金、元诸搨本不下千百种，其中尚有话雨楼未备者，当以赠之，如明州（宁波）天一阁范氏故事，又是艺林中一段佳话”。这段文字向我们昭示了几个情况：以钱泳这样的大家，能入其眼者均为历代顶级碑帖拓本，种类达一千几百种，而话雨楼虽“尚有未备者”，估计也差不了几种，以至仅《目录》就有四卷之多；具体数量上，钱泳将话雨楼与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宁波天一阁相提并论，于此亦可见一斑。无怪比钱泳小九岁的嘉兴大书法家、鉴赏家张廷济（1768—1848年）云：王楠”所贻，析诸子时分仁、义、礼、智、信五薄（份），王鲲”得信字薄”，“余与之交十年，过其家，君聚子姓群从，必出所有以乞题，宾客满座上，余则随手应之”、“目验手批不咎万计”。这有些象今天的专家鉴定，请张廷济题款确认，十年来，每到一次必聚众请题签，而一般之物根本难入张廷济大家法眼，虽然“不咎万计”的数量并非单指话雨楼一处，但话雨楼所藏的数量之多和品位之高已足以惊人了，而上述二项还不是王氏话雨楼收藏的全部内容，也不是王楠家族的主要成就和对历史文化积淀的贡献所在。                                                

好古谁如话雨楼、墙东三世擅风流。

这是沈秋凡《盛湖竹枝词》中咏叹话雨楼沦桑中的二句。盛世兴藏、历代皆然，从今天全国拥有七千余万收藏大军推测清代中叶，当年盛泽致力于收藏的自然也绝不止话雨楼王氏一家，据旧志有案可稽的，如仲氏小於舟、程氏小米舫皆富收藏，顾氏华阳堂、沈氏古鲸馆、宋氏小壶山馆、张氏萼辉堂等亦事此道，而与上述知名藏家相应的，肯定还有一批普通收藏爱好者和古玩经营者，旧时称“开旧货店”的和走街串巷收旧货的。但是由收藏而至“名满江南”、“邑内文献皆赖以存”者，却仅王氏话雨楼一家。究其原因，除了藏品量大、质高和重视研究外，勤于著述与广交文友乃是主因，也正因此，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留下了一笔文化遗产。

自王濂始创话雨楼，进行金石碑帖书画古玩收藏，并延聘 张庚教授其子王楠后，随着藏品的日益丰富、王楠的成长成熟，话雨楼也逐渐走上巅峰。受到了名师指教的王楠意识到，人生短短数十载，任何藏品的拥有也不过是一个过程，应该把自己对古代金石碑帖的研究成果记录下来以利后人，甚至他可能看得更远一些，深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只有以文字语言固定下来的著作才能超越纯收藏的范畴，保持传诸后世的生命力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把这种认识作为家训教导儿孙，自己则身体力行之，在打理父祖基业、不断增加和研究藏品，广交文友的同时，撰写、整理成《金石辨证》和《话雨楼诗抄》二种集子，王楠的行为和他所留下的书稿，为儿子王鲲的巨大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

王楠生有五子，能克绍箕裘的只有小儿子王鲲一人。王鲲、字瀛之、号旭楼（约1760——1835年）、监生、捐职州吏目，他亦秉承了父祖辈急公好义的任侠个性，一生善举无算，“道光癸末（1823年）水灾，饥民待哺甚急，鲲具章程偕里人禀藩司，以米散给不分畛域……设男女老幼三（粥）厂，凡三月，全活甚众”，被采入《盛湖志·义行传》。

王鲲勤于著述，“以两邑志久不修”，必须“补遗订误”，成《松陵见闻录》十卷，由宋潢所作之序看，此书约在1845年前后付梓，其时松陵、震泽二县已复合为吴江县，而王鲲已“年逾七旬”。为此书作序的还有周珩、孙枝秀二人，三种序言皆盛赞王鲲将“吴江、震泽二邑志乘汇为一编，鲜有靡遗、洵足徵信于后世”。

《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有：许涟、钱泳、张廷济三位大家为之作序，其时王氏家族早已一分为五，唯王鲲“善继先志”，“既老虑（收藏品）散而不可復徵”，为此在《金石辨证》的基础上，“有所见则条系之”，充实完成了这套书。遗憾的是他不久即辞世，书由其子王致望正式付印。

《养真精舍诗抄》是王鲲自己一生诗作集，其付印时间应稍早于《松陵见闻录》，由该书书目载入《盛湖志》并注明书“存”看，《盛湖志》作者仲廷机肯定见到或得到过此书。

《盛湖诗萃》十二卷更是王鲲完成的一件大功德。这部诗集由时任吴江知县李庭芳作序，是王鲲关注地方先贤遗韵，“广搜博采，甄而录之，得二、三百人”之著述，时间“自元明以至昭（清）代”，遵循“生存者不载”、盖棺论定的原则，“其体例严而取予慎，无借才之患、无标榜之嫌”，使后人“读其诗仰企其人”，“桑梓后进步前哲之高衢，奉为规则”，给予很高评价。去年我有幸见到市文联主席俞前先生收藏有这套诗集，并另有王鲲之子王致望所作《盛湖续诗萃》四卷。原来此书亦在王鲲身后才正式付梓。

王致望（约1785——1850年）字渭徵、号少吕，例贡生，话雨楼一脉至他一代已渐式微。

王致望一生较其父祖均为短暂，估计体质较差，晚年“卧病，久淹床褥”，家庭境况自是江湖日下，然“猶时时以是编（指《盛湖诗萃》和《盛湖续诗萃》）刊版未竣为念”。由于二书同时付梓，故不再作序，或虽有序而不如李廷芳所作之序，《盛湖志》中只采入了平湖名诸生贾敦良的一篇跋语，而且虽为跋语，已是悼词，“今夏五月将备事矣，乃君遽溘而长逝，惜哉，然君能承先志、续辑告成、寿诸梨枣，以赞其未竞之绪，而今，且行之远近、传之无穷，则君亦可以无憾也己”。这十六卷盛泽历代风雅之詠，“或人以诗传、或诗以人著，遗编蠹简搜罗罔佚，竭二世之心力，迟之数十年之久乃克成此，足以备輶轩之采录、补志乘之流传，文献之徵于焉不泯，其有功于桑梓甚大”。

王致望另有《舜湖纪略》十卷，《盛湖志》中注明“存、未刊”，估计他的后人已无力刊行，但书稿肯定为仲氏所见，故有此记载。

王氏话雨楼由收藏始而著述止，历三代人之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今天的收藏家、收藏爱好者之楷模，盛泽人的骄傲。

在清代267年历史中，因游学、授馆、借读、访友、避难等各种原因来盛泽的外省市文人墨客、学者专家以及致仕官员的人数已无法统计，但《盛湖志》“流寓”一章中采入了61位或当年曾名动朝野、或艺术上卓有成就，在盛泽寄寓时间较长的人士。其中先后寓居王氏“话雨楼”的竟有12人之多，他们中居住时间最长的10年，交往时间最长的50余年。他们与王氏前后四代人相识相知于不同时期，以鉴赏历朝文物、诗词唱和、切磋艺业、教授后代为内容，并进而与其他文化人士广泛交流，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撰写，甚至充实和完成了自己的许多著作或书画创作，使其传诸后世，从而构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文化积累，这种积累自然亦与盛泽息息相关。而他们对“话雨楼”的宣传和推崇，也是它能“名满江南”的一大原因。

鉴于篇幅有限，本文择要简介以为佐证。

“戴瀚、字巨川、号雪村、上元（南京）人，雍正元年（1723）榜眼、授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一生担任过福建学政（省教育厅长）、会试同考官（主考助理）、贵州、顺天乡试副主考等职。雍正十三年（1735）受科场弊案影响谪居吴江，“寓盛湖有年，与王濂成至契”，画家“徐溶为绘《雪夜访戴图》藏于王氏”。著有《雪村诗稿》。这是见诸记载的第一位与王氏“话雨楼”交往的饱学之儒。

“张庚，字溥三、号浦山、瓜田逸史等，秀水（嘉兴）人，雍正十三年应鸿博诏。馆王氏‘话雨楼’五载，王楠从之学”。“精鉴赏、擅书画、尤长诗词古文”，著《国朝画徵录》、《强恕斋集》、《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补注六卷》等十二种著作，《盛湖志》中均存有书名和部分提要或序言，而上述三种著述在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即被采入书目和简介，作为国家图书保存下来，其中《国朝画徵录》一书更是现代《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编撰的重要依据之一，凡经张庚评点过的画家，全部被收录其中。

可以肯定地说，张庚的成功与“话雨楼”的收藏和经济资助具有很大的关系。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钱塘（杭州）人，乾隆元年（1736）荐举宏博。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足迹半天下，诗格高简有奇气，工画梅间写佛学（即画佛象—笔者），分隸独绝一时，创金农体”。“乾隆间偕加兴鲍楷、芜湖诸葛祚同寓王氏话雨楼，王楠与订文字交，花晨月夕每出所藏金石书画相评骘，署签题跋多出农手”。

金农寓“话雨楼”长达10年之久。他的一生也颇富著述，《盛湖志》中采入《冬心集四卷》、《冬心斋砚铭》、《冬心三体诗一卷》、《冬心画记五种》、《冬心自度曲一卷》，其中《冬心集四卷》被采入《四库全书》存目并作人物简介。金农晚年寓扬州，即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

张燕昌、字芑堂，号文鱼，浙江海盐人，嘉庆元年（1796）举人，赐六品服。“博学好古、邃于金石，尝寓王氏‘话雨楼’，所辑金石契摹本，屡称吴江王勺山者也。工飞白，广集古今之善此体者成飞白录，又善写兰，落笔娟秀、清韵独绝”。“子开福、字质民、诸生，仰承家学、工书画、嗜金石、搜访残阙于荒烟丛棘中，有所获必手拓以还……开福长子善拳、次子善风皆诸生、工诗文，亦久客盛湖”。

这位海盐举人张燕昌由“邃于金石”而“寓王楠话雨楼”，著《金石契》五卷，其中“屡称吴江王勺山者”，显然与王氏收藏关系甚大，而且祖孙三代均“久客盛湖”，俨然已成他们的第二故乡。由张开福父子“后寓其宗之居圆明寺小桥堍”看，张燕昌可能还购置了房产，得以在此著书立说，完成了《石鼓文释存》一卷、《三吴古砖瓦录》、《飞白录》三卷、《鸳鸯湖櫂歌百首》一卷、《石经阁集》等六种著述，且全部刊行于世，其间王楠、王鲲父子必然提供了一定帮助，否则，一位不事生产、埋头考证、研究、著述的文人，是无法在这里长期客居的。

“钱泳、字立群、号梅花溪居士、金匮（无锡）人，清代学者、书法家，著述宏富”，其中《履园丛话》二十四卷、《履园画学》等著作影响极为深远。晚年曾“寓王氏话雨楼，谈论古今深夜不倦”，并为《话雨楼碑帖目录》作序，寿达86岁。

钱善扬、字顺甫、号几山，秀水（嘉兴）诸生，书法神似董其昌，画竹石兰花富有生趣，兼善山水、刻印与金石考证鉴别，几乎是一位艺术上的全才。嘉庆八年（1803）作《万玉图》藏故宫博物院，可惜仅活43岁即辞世。“曾寓王氏话雨楼”，《盛湖志·流寓》章中有对其作画时神态“蹲踞抠衣、伛其身，两手爬搔作猿猱状，然后振笔捷挥、动臻神妙”的形象描绘。

“顾广誉。字惟康、平湖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赐六品服，初馆盛泽郑氏，后在王氏最久”。这是当年极负盛名的学者，程、朱理学家，尤其在清庭平定太平天国后，受李鸿章聘，“纂《昭忠录》成，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声望达于极致。与顾广誉同时来盛泽并寄寓王氏“话雨楼”的还有他的二位同乡贾敦复、贾敦良昆仲。二人皆为当时“名诸生，客授盛湖以文行称”，“同治初（1862年）贾敦良重来盛湖并为《盛湖续诗萃》题跋时，王致望已去世，”越一年“话雨楼”亦毁于火，王氏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盛泽历史上集收藏、著书立说于一体的王氏“话雨楼”，前后四代人、近一百四十年，至此划上句号。

其他人物交代：

张廷济、字顺安、号叔未、嘉兴人。嘉庆三年（1798）解元，工诗词、精金石考据之学、极富收藏，又是当年的大书法家、画家，虽不寄寓“话雨楼”，却与王鲲友善而上识王楠、下接王致望，接触了三代人，王氏所收藏金石碑帖大多经他点评，并为《话雨楼碑帖目录》一书作序。寿81岁、著有《眉寿堂集》、《桂香堂集》、《清仪阁印谱及诗抄》等。

宋潢、字小岚，山东临沂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乡试同考官，曾为《松陵见闻录》领衔作序。

孙枝秀、江西崇仁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授编修，曾任吴江知县，亦为《松陵见闻录》写序。

许梿、字叔夏、号珊林、浙江杭州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曾任扬州知府，官至江苏储粮道。善金石书法，一生著述达八种之多，他当时以扬州太守之尊赶来盛泽，显然与慕“话雨楼”之名有关，并先后为《话雨楼碑帖目录》四卷领衔作序、“话雨楼”所藏商代二爵杯和五铢钱范等物题跋，给我们今天也留下一份可稽资料。

李廷芳，是一个非进士出身的官员，从他为《盛湖诗萃》十二卷所写序言看，可能属举人大挑来吴江担任知县。

此外尚有许多文人雅士先后为“话雨楼”写下大量诗词，其中被采入《盛湖志》“集诗”章中也有数十首之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

总之，王氏“话雨楼”曾为盛泽地方历史文化的积累作出过非凡贡献，更是仲廷机、仲冠雄、沈秋凡等一批前辈们所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一段文坛佳话，为此努力对其进行记述，希望后来者了解乡邦文化及其历史渊源，不致被轻易遗忘。笔者经过努力，将散见于《盛湖志》、《盛湖竹枝词》等著述各章节中的有关内容进行系统组合，形成专门文字，希望今天的人们能对王氏“话雨楼”有一个基本感觉。但是有关“话雨楼”当年如何隐遁的原因却始终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文字记载，似乎他们在创下了一段历史辉煌后，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本文中“越一年，话雨楼毁于火”其实只是一种推测，依据 如下：

平湖人贾敦良重来盛泽并为《盛湖续诗萃》题跋，是同治初（1862年），其时王致望已去世而《盛湖诗萃》、《盛湖续诗萃》已“寿诸梨枣”，正式刻印，且今天市文联俞前先生保存有这二种十六卷诗集，这段史实的存在，毋庸置疑。但是，同治三年（1864）正月廿八日盛泽发生了入清以来的第三场大火，“湖州贼党（指太平军）犯盛泽”，“放火，盛泽屋宇被焚者十之三”（《盛湖志》旧事卷），“土匪乘机抢掠，沈支山之众附之，大纵火、焚民屋”（《盛泽竹枝词》杂录），“话雨楼”必定难逃此劫。其时王氏家族虽渐式微，毕竟名气太大，当有先遭洗劫而被纵火的可能，以至五十二年后沈秋凡有“而今金石飘零尽、问有遗书几卷留”之叹。

     作者  萧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