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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国建立与河洛文化南传

2013-01-24 15:07:27来源:薛瑞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主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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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闽三王历史研究》新成果---系列论文 16 篇
    唐末黄河流城的战乱,使河洛文化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在黄河流域遭受战争破坏的环境下,黄河流城的人口不断外迁,有的甚至不远万里迁居遥远的北疆南土。随着人口的外迁,河洛文化也随之得以传播。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以外的楚、南汉、闽、前蜀等均为河南人所建立。本文以开闽三王王潮昆仲所建立的闽国为例,探讨河洛文化的南传。
    在唐末五代十国的混乱状态下,河洛文化的外传时或依靠流民进行,时或依赖战争状态的强力推进。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入闽的过程是在唐末战乱的情况下出现的,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八月,寿春人王绪、刘行全聚众五百人攻占寿州(今安徽寿县),一个月后,队伍发展到万余人,并攻占了光州。当时蔡州剌史秦宗权正在征集士兵,乃以王绪为光州剌史,王绪以寿州、光州二州的民众依附秦宗权。在军队汇聚的过程中,王绪未安期而至,秦宗权发兵进攻王 绪  ,王绪带万余兵众入闽,有的甚至扶老携幼而行。最为典型的就是王潮兄弟在行军时还带着自己的老母亲。刚入闽的王绪嫉贤妒能,光启元年八月,军队在南安发生兵变,囚禁王绪,共推王潮为主。王潮被南迁的寿州、光州民众拥戴为主后,开始了对闽地的逐步占领。王潮从南安南下,首先包围了泉州。王潮占据泉州后,福建观察使陈岩上表唐朝廷任命王潮泉州剌史。乾宁四年,王潮死后,其弟王审知继立。
    风雨飘摇的唐王朝已是自身难保,而对难以控制的王审知的一系列任命使他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了在福建地区的割据,特别是获得了三品以下官员的任命权,为其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奠定了条件。但是,王审知也深深知道,在政局动荡的环境下,要真真正的独立是困难的,所以,当唐五朝灭亡后,他未宣布独立,而是接受了梁太祖朱温的任命,并极力与朱温搞好关系。王审知继立后,还对当地土著割据势力进行了平息,实现了当地的稳定发展。从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进入福建建立政权开始,到其后人所建立的闽国,前后经历了六十余年,在这期间王潮兄弟在位时可以看作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时期,也能通过朝贡等方式与后梁和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闽国建立后,因为朝廷内争连绵,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外也处于弱势,最终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唐末五代时期,王潮三兄弟进入福建建立政权,使河洛文化继续南传到了遥远的东南海疆。王潮兄弟继续传播黄河流域河洛文化的政治理念,以效忠封建王朝作为政权建立的根本。王潮兄弟的政权在建立之始就以得到唐王朝的认可作为存在的根本,所以唐王朝的册封在他们看来就很重要。王审知发展海外贸易使更多的南下民众移居海外,促进了河洛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王潮兄弟到闽地站稳脚跟以后,又大力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使黄河流域的重农思想在福建地区得以进一步实践。王潮三兄弟进入闽地后,更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黄河流域已经成熟的儒家文化,加速了河洛文化在福建地区的传播。

    三王治闽与中原文化的南传
    李志坚(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我国历史上的人口的大迁移无不是文化的迁移过程。以王潮三兄弟为首的固始人秉承中原文化来到福建,通过对闽地的治理,开发,促进了闽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更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王氏兄弟治闽是当时中原文化传播的最主要途径,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王氏兄弟入闽前的福建
    王氏兄弟到来之前,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福建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不够深刻全面,当时福建文化更多的是宗教文化和本土文化为主的局面,体现中原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进士的数量极少。

    二、王氏兄弟对闽地的治理
    王潮三兄弟前后主政福建三十多年,对闽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这为中原文化在闽地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1.创设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文化传播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政治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积极发展闽地经济。王氏兄弟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传统农业和海外贸易。经济的发展为中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
    3.大力延揽各方人才。王氏兄弟对士人持欢迎态度,士人的聚集为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

    三、王氏兄弟对闽地治理的文化意义
    王氏兄弟对闽地治理的措施大大便利了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福建的文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多元开放与一元整合的民间信仰——以闽王信仰为例
    蔡登秋(福建三明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信仰,作为人类意识深层的一个主要层面,有着自身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一种信仰的形成与民系特殊的形成史和发展史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对于神灵的信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中,这种复杂性与人的生存状态不稳定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开发闽台地区时期,人们的生活不稳定因素比北方要大得多,这里人们的信仰也比北方复杂得多。闽台属地形构造复杂的山地与小块盆地平原结合地区,古为苗蛮之地,开发时间较晚。由于中原移民入闽开发,生活境遇艰难,不稳定因素繁复,又因闽地自古多信鬼,出现了多信仰开放的状态。台民多属闽移民后裔,信仰体系与闽地信仰体系大体一致。在他们信仰体系中,祖灵信仰是其体系构成的一部分,它往往表现为一个区域信仰对象,同时也是某一姓氏的保护神。以固始籍陈元光与王审知的信仰为对象,分析开漳圣王与闽王信仰主要形态,试图发现闽台信仰体系的开放性和一元性特征。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开漳圣王和闽王民间信仰的主要形态。前者信仰状态更多表现为漳籍人对其先祖的崇拜而形成的信仰,多为漳州藉人。而闽王信仰状态多数为王氏对祖先祭拜活动,当然也有非王氏对闽王信仰,信仰徒众更多为王氏后裔。在闽地,这种开漳圣王信仰并不是主要信仰对象,但它是某一地域最主要信仰。                                                             二、从先贤的怀念到民间保护神,成为区域性主要信仰形式。开漳圣王信仰除了陈氏家族式信仰外,还有大批非陈氏百姓奉之为主要信仰对象,尤其以漳州籍为最。而在闽王信仰中,非王氏家族式信仰大体表现为一般性信仰,即前所称之为泛信仰。王氏信仰特征与陈氏对开漳圣王信仰有很大类似性,也表现为祖灵信仰,区域性特征强。
     三、民间信仰多元开放性和家族式信仰的一元化。闽台地区属复杂性多信仰地区,就漳州地区而言,除了开漳圣王信仰之外,还有其它诸多信仰对象。入闽的中原汉人和进台的闽人,往往以聚族而居,族群力量往往是其生存的基本保障,信仰主要作为内部团结的手段和方式。入闽开发漳州地区的百姓急需有一个统一的家族式的信仰对象,作为开漳最大领袖,陈元光就自然升格为信仰对象,而“开闽圣王”王审知则成为泉州和福州等地家族式信仰的对象。
因此,固始籍的开漳圣王陈元光信仰和闽王王审知信仰,成为闽台信仰的开放性体系和一元化地域性信仰中的重要组成。
    “光州固始”的儒学与客家民系传承
    龚国光(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部研究员)“光州固始”作为北民南移之始,客家民系之根。在中国大移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那么,一个在中国版图上很不起眼的州县,何以如此受到国人和港澳台及海外客属侨胞的关注与顶礼?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我们仅从地理环境,儒学以及客家民系的传承等方面作一分析。
    1豫东的地理环境很特别,其东北乃商丘永城,东南则为光州固始,颇象一把钳的两头,而安徽的阜阳与涡阳却象一个巨大的楔子嵌入其中。固始县距光州东140里;北至安徽颖州110里;东至安徽霍丘140里;东南至安徽六安180里。县西北建期思城;县阜镇关与安徽颖州接界,有巡司戌守,乃皖、赣、闽的重要通道,又有淮水、史河、曲河、春河、淠水等河流穿城或绕城而过。正因固始县地处偏僻,加之山水相依的极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使其在战乱年代成为人们在迁徙过程中的一候温馨的“港湾”。“光州固始”不光具有强大的吸纳力,而且还具有极大的输出力,它始终保持一种流动人居良性循环的生态平衡。
    2.《论语》是有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孔子强调“仁”,即充满一种心理活动的人性的情感,他还要求从小节做起,从小树立起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并认为这种道德行为不是凭一时的勇敢,而是从小处做起长期锤炼的结果。由此看出,孔子非常强调练兵习武的必要性。后世不少腐儒完全抛弃了这个至宝,“光州固始”陈政、陈元光初唐开发闽漳;王潮、王审知唐末入闽开发东南,无一不具备这种儒学神髓,他们长途跋涉,艰苦卓绝,文武同修,富民一方,用实践写就了五彩斑斓的儒学精神。
    3“光州固始”儒学精神,带给客家民系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客家民系在其后千百年漫长的动态行程中,无论流向哪里,“光州固始”的儒学精神却始终相随相伴,并不断与诸多文化元素融合,从本质上看,客家民系代表着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一种新的冒险和试验以及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同时,在不断实践中确已具备了适应性、进取性,可塑性、创造性等现代特征。
    分裂与聚合--闽南对中原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郑镛(漳州师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副教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菲力浦.博克在《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一书中,在论及人类社区的增长时认为有三种选择方式:稳定、分裂与聚合。至于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自然和文化力量的影切向。以其理论观照研究晋以降河洛地区或谓中州向闽粤边地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期闽粤及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当有启发意义。
    说到文化,不能不提到中原文化对东南边锤之地——闽南地区,“蛮獠”文化的征服,
中原地区向闽南地区的移民在宋以前大规模共有三次:一为东晋初的“八姓”入闽;二是陈政、陈元光率唐府兵入闽;三为王潮三兄弟唐末入闽。每次中原人氏南迁都 为东南边地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农耕文化,也输入先进的政治理念和组织结构,使“化外之地”渐归“王化”,步入封建社会的主流。
     当然闽南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对河洛文化的认同还在于有君干“血缘”关系。
     一是唐初入闽的陈政、陈元光军事集团来自中原,确切地说是来自光州固始。有关陈氏军事集团的来源目前学术界有三说:“河东”说,即来自山西漳水流域;光州固始说;“蛮獠”了说,即来自今闽粤边地的少数民族。但考据史料当以中原说为确,陈元光为首位漳州刺史,殁后成为随军五十八姓军校后裔之共祖。
    二是唐末王潮三兄弟军事集团来自固始,并在今福建建立闽国,保境安民,一时号称“乐土”。迁闽中州人士散居福建,尤以闽南沿海地区为多,闽南诸姓族谱可为明证。
    家谱、族谱多为明清时期人士所编,其文化价值取向关乎氏族来源。中华文化主干儒学家说至宋演化为理学,广义上有濂、洛、关、朔、蜀、闽和陆九渊的心学。源于河南洛阳的二程的洛学代表理学正宗。朱熹在系统整理二程遗了说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阐发,同时又博来周敦颐、张载、邵雍等部份思想精华,建立了完整的闽学体系。闽学或确切地说是朱子学在闽南学人中被尊为正统。朱子曾任过职的同安、漳州被称为“大儒过化之他”,并渐为“海滨邹鲁”,从学缘上看,从洛学到闽学是中原文化播迁、演进的结果。学术上的道统经历代知识分子的传播、转型成为闽南族群的“族统”认同,并强化了中原地区与闽南地区的文化联系。从中可考察雅文化与俗文化互动互融是如何影响和塑造区域族群人文性格的。
      唐五代时期固始的历史地位
    陈习刚(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固始位于豫、鄂、皖交界的河南省东南隅,北枕淮河,南依大别山,乐有安阳山。固始属淮河上游的西南流域,有史河、灌河、白露河流经其境。今天的固始县面积有2946平方公里,人口有150多万,是河南人口最多的县。历史上固始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版图曾包含今天淮滨县西南的期思镇一看破及商城县东边的土地。唐代,固始属光州,属光州的固始,进入五代时期,在后梁、后唐时属吴、后晋、后汉时则属南唐,之后属后周。本文拟对唐五代时期固始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及历史地位作一探讨。
    一、军事上:固始是唐末五代时期的重要战争地
    1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原藩镇之乱的中心地,如吴元济、秦宗权之乱,固始是重要的因素。
    2是五代王朝与十国吴、南唐之间的争战地区,如后梁与吴之间,后周平淮的战事。
    二、经济上
    1.唐后期固始人口严重下降,五代时也无起色。其原因是:一是长期的战乱导致人口南迁,唐前期的军事行动上的调遣,尤其是唐后期藩镇之乱,致使人口纷纷南迁,固始人口严重下降,二是经济萧条也致使人口南迁。战争的破坏,五代时期的南北交战地,使生产始终未能得到恢复。
    2.固始是北来人口中转基地,人口的移入和移出频繁,有人口中转地的特征。
    3.这一时期,固始的经济发展有局限性,农业生产在唐后期五代期间未能有效发展。纺织业有一定发展,茶叶贸易也有一定地位。
     三、社会文化上
    1.固始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
    2.中晚唐以后,风俗发生剧变,胡化风气与固始原有的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固始风俗变得儿狼戾,胡化特征突出。
    四、在固始乃至河南的发展史中,唐五代时期的固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光州固始”成了东南地区移民后裔心目中永久的根脉所在,而固始在闽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中的巨大的影响奠基和形成于唐五代时期。
   1.固始在经济上的影响是重大的,
    2.固始在文化的传播上起到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3.固始人才的影响广泛而巨大。

    固始骄子,八闽功臣——三王治闽的伟大功绩与历史影响
    陈学文(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审知研究会顾问)唐末,固始东乡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5000乡民从义军入闽,揭开了河南“光州固始”人改写福建历史的恢弘篇章。王氏兄弟率义军南北转战,历时9年,终于平定了闽疆,统一了全闽,结束了地方割据,盗贼四起的局面,唐昭宗在福州建威武军,王潮、王审知兄弟相继任威武军节度使。
    王氏弟兄治闽,功绩卓著。王潮主政十余年间,“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王审邽为泉州刺史,检校司徒,他器宇宏宽,仁厚爱民,流民还乡者借给牛犁,助其耕作;帮修庐舍,助其安居;修桥筑路,方便行旅;惠农惠工,奖励生产;兴办义学,授业童蒙;革新制度,移风易俗。尤以王审知功绩最大。在政治上,他尊奉中央,维护统一,实行“睦邻 保境,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治方略。经济上,重视和鼓励发展生产。在传播中原文明上,倡导文教,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教化黎民,达到了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间有私塾。在发展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免除杂税,奖励通商。躬身踏察海湾,修建码头,辟建港口。福州、泉州由此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
王氏弟兄堪称古代治世理政,构建和谐的一面旗帜,一部教材。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三王”生活的历史背景、家世
    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在光州固始举事,率军入闽,被推举为主将、副将;应泉绅及百姓的请求,攻克泉州除暴安良;应福建观察使之召,攻克福州,统一全闽,广施德政,保境安民,建立闽国。史称“开闽三王”。
     二、“开闽三王”的历史贡献和治闽的历史经验
    “三王”在世治闽计四十年(继后其子侄又延续二十年),其历史贡献和经验有五个方面:
    1.尊奉中枢,交好邻道,息境安民。为福建的繁荣与发展营造了和平安定的环境,使百姓休养生息。
    2.以民为本,关心疾苦,致力发展经济。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及货币流通,还自铸“开元通宝”大铁钱和铅钱。
    3.开辟港口,招徕客商,发展海外交通贸易。闽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是福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奠定了宋元时期外贸大展的基础。
    4.招贤纳士,重教兴学,弄成良好的民风社风和文风;与此同时,也掀起了中原地区和福建移民的第三次高潮,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也引进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5.廉洁自律,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三王”掌权之后,均能勤劬为政,廉洁自律,体会疾苦,俭约爱民。他们在世时,对子侄的要求严格,赏罚分明,又严于律已,率先垂范。由于“三王”广施德政,深入人心,又招贤纳士,知人善任,才使闽国拥有一批安邦定国的名臣良将。为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招”与“两引”
     王人墨(福建日报高级记者) “三王”治闽四十余载,实施的德政和创建的业绩中最具借鉴意义的应是“两招”:经济商贸方面的“招宝”和政治文化方面的“招贤”。
    王审知倡导“怀尊贤之志,宏爱客之道”。三王治闽时懂得要使福建这样一个偏僻而落后的地区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拥有人才,最有效的就是起用从中原因争而避难到此的知名人士和贤才 ,委以重任,借助他们的政治经验和支持。“招贤”即吸引、起用各种人才。三王在福州、泉州等地都设有招贤馆,诚纳入闽的中原公卿名士入院,不少人慕名来闽帮他治闽。如任翁承赞为相、黄滔任节度推官等。王审邽在泉州专门成立“招贤院”,为文人贤士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还施医赠药,接济财物,利用他们来传播文化知识。泉州至今仍保留有“招贤村”及招贤院遗址。
    三王非常重视教育。王潮、王审知在福州四城门设置了“义学”,实行幼童的启蒙教育,又于城南设置“四门学”,在九仙山(于山)建鳌峰书院,成为当时的高等学府,培养高级文化人才。招贤院、鳌峰书院等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是泉州乃至福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使“蛮荒海辄”发展成为“海滨邹鲁”。 可以说,招贤院的创立是我国历史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里程碑式的举措;三王在世期间闽国是人才济济,且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后代的福建人民,对此政绩无不津津乐道。
    泉州由此文风鼎盛,因而科甲联登。唐代290年内,泉州进士及第者仅10人,五代十国54年间中进士者5人,而在宋代320年间即有进士741人,以此从某种程度说明了闽国设立招贤院及大兴教育对泉州科甲繁荣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泉州“海滨邹鲁”风气的形成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三王的“招宝”策略,其核心是发展经济,对内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对外开展海上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尽弃苛什纵其交易”。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宋元时期,曾被许多学者推定为泉州海丝之路的始发期。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它的始发期应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闽国时期,最早的开创者就是三王。今天,对外贸易已经成为福建省和泉州市重要的经济支柱,这也是福建人民对历史优良传统的继承。
 “三王”入闽后,掀起了中原地区向福建移民的高潮。据统计,当时有60多个姓氏移民入闽,成为后来许多姓氏的始祖。王审知专门设立“百工院”,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移民带来先进江东犁、水车及先进耕作技术,加快发展养蚕、植桑、种茶等特色农业,拓展丝织业、陶瓷业、茶叶业、冶铸业、造船业。汉族文化、先进技术与原住民的结合,促使闽国经济的大发展,使其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据载,闽国的冶铸业已相当发达。当年泉州仅安溪一地就有冶铁场14处,当时福建矿业也颇具规模,各种矿场多达69处,居全国首位。冶铸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生产领域和生产规模的飞跃,开辟了造船向大型化发展和航海向远洋航行的新局面。五代时期在泉州建立了造船业和航海业雄厚的物质、技术生产基础,正因有了这个基础,泉州才能成为当时东方商贸第一大港,才能在泉州开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出现泉州在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鼎盛。
    五代闽国,从全国说,是一个乱世,但从闽国说,却是一个和平盛世。是福建极其繁荣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大大地推进了福建历史发展的进程。认真研究“开闽三王”的这段历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以史为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以人为本,应是普世价值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发展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得民心、有智慧的领路人。当今,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的主心骨和领
    泉州,历史上曾经是三王鼎建闽国的重镇和根据地,如今是福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城头堡。泉州在改革开放中开拓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继承开闽三王的历史遗产,坚持以经济建为中心,坚持实施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的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建设路子。泉州成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改革开放30年:泉州经验彰显了无限的生机、活力,而人是发展的第一要务。中原祖先的血脉,“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域之墟”的遗传基因,使上千万海内外泉州人(国内700万人、祖籍泉州侨胞和台港澳同胞超1500万人)具有一种特别强的地域性的群体精神和特别强的市场开拓意识。这就是从中原走来的充满活力的固始游子,他们为福建的腾飞创造了奇迹。
    三王入闽与闽台人“光州固始”之根
    王大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评估处教授,博士后)
王潮、王审邽、王审知(称开闽三王)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开创者,也是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更是在豫闽台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名人,至今还被人誉为“开闽第一”。尤为重要的是,三王当年“悉举光,寿兵五千人”入闽之举,还被 与晋末中原士族“八姓入闽”和唐初陈元光率58姓入闽之举相提并论,被 认为是与光州固始有关的第三次入闽大移民,所率将士后来都成为闽国的栋梁之材,在八闽大地上生根开花。而光州固始也被 闽台人公认为是自己的祖根渊源所在,对这种渊源关系的研究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 王审知所在的家族属于王姓的开闽王氏支派,其前身是固始王氏。王审知的高祖 王晔在唐德宗时任职于光州定城(今河南潢川)、固始(潢川东)一带,因任职期间深得民心,期满后为民所请,留居当地,成为固始王氏开基祖。此后,王晔子王友、孙王玉、曾孙王恁生前都没获得功名,玄孙之一即王潮、王审知等。这五代人生活的时代是从唐玄宗开始,直到唐代末生,固始王氏也因此是一个在唐代中叶以后出现王氏支派;
     2、固始王氏在王审知以前“世为农民”,无特别功名,直到王审知及其兄王潮、王审邽一辈时,因参加唐末农民起义有功,率众入闽,建立闽国,固始王氏才迅速崛起。但从光州南下到由长汀进入福建的过程中,王审知的身影还不像后来那么清晰,他直到王绪自杀、王潮去逝后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的“闽王”、“开闽王”或“开闽第一”称号更是他建国或去世以后被后人追奉的,我们对此不必讳言;
     3、随王审知入闽的应不少于万人,分别属于不同姓氏,向有“十八姓入闽”或“十八将随王”之说。但当时入闽的姓氏远远不止18个,据研究至少有60个(现78个)。加上在王审知建国后又推行优待固始人政策,更便更多人投奔这里,从而形成“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的局面,这些移民后来被尊为当今闽台的祖先,固始作为祖籍地也获得广泛认同。这种认同,实际上也是闽台人对“根”的认同。
     王审知与闽台关系研究
     陈榕三(福建省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福建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史前时期这里的先民以蛇为图腾崇拜。春秋战国时福建被称为“东越”。秦末汉初,东越王无诸佐汉灭秦有功,被封为“闽王”,其国称为“闽越国”。唐开元年间,由于“闽越国”境内设有福、建、泉、漳、汀五州,而重要的州为福州(闽越国都)和建州(闽北、福建通中原的必经之道),因而各取其头一个字称闽越为“福建”。由于开发得较晚,在唐以前的正史中,有关福建的记载较少,而自东晋“五胡乱华”始,中原华冑南迁,福建得到开发,唐末,河南固始的王潮三兄弟携族南下,据有福建,福建得到进一步发展。
     王审知,在福州执掌福建军政大权前后达29年,他一生以史为鉴,以民为本,轻徭薄赋,省刑惜费,鼓励垦荒,倡修水利,兴办学校,发展海外贸易,招纳中原名士,使福建成为当时全国比较稳定繁荣的地方,被喻为“文儒之乡”。因此他也被后世称为“开疆闽王”,深受百姓爱戴。此时,福建人口上升到46万多户,王审知被 尊为“王氏闽台祖”,后闽国内讧,王氏子孙为避祸,纷纷改姓叶、游、沈。王又被推为闽台叶、游、沈始祖。
     五代末年,十国中以吴与南唐势力最强,他们对中原之五代朝廷,始终采取敌视态度,对四邻亦怀有兼并的企图,这样的形势,不能不使王审知防患吴、南唐之侵而宁愿臣服于中原五代,以谋抗制。于是王审知就开辟位于闽江口的甘棠港,便于对外通商,发展贸易,并将贡品通过海道献给中央统治者。
     公元927年开闽三王之子王思义兄弟10人卜居于晋江青阳的杏厝王,是为晋江王氏开始基始祖,以王思义兄弟10人杏厝王一世祖,于八世四郎罗山镇杏田村。十一世有礼从杏田迁居金井镇洲村。杏厝王的十七世王崎山迁至青阳莲屿的沿塘,明末清初沿塘的王佰荣迁居青阳的高岑(高霞)
    目前,台湾和海外“三王”子孙宗亲共有200多万人,其中台湾岛内有50万人,金门当地有1万余人。
     王审知与范晖福州之战考
    孙继民 陈艳(孙继民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艳,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天祐四年(907)五代十国是由唐至宋的转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由大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五代史既是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同时又是北宋基本统一局面的滥觞,正因为如此,五代史有时与隋唐史不联称,有时则被作为两宋史的开端。
     现有的五代十国史研究成果不仅存在总体薄弱的问题,还存在内部结构失衡比例失调的问题。即十国史的研究弱于五代史的研究。即使在十国史研究之中,也同样存在结构失衡比例失调的问题,例如已经出版的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院,1986)、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专著,就是主要集中于南唐、吴越、前后蜀、马梦等国,而其他诸国鲜有研究专著,至于具体到福建的王氏闽国政权,不仅没有学术专著问世,即使学术论文也仅限几种。又如在王氏闽国政权历史上,王审知与范晖福州之战是王潮、王审知夺取福建,建立王氏闽国政权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悠关王氏闽国政权能否建立的关键之战,称得上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至少堪称影响南方诸国政权的重要战役。但是现存史籍有关这次战役的记载非常混乱,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而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更缺乏相关的专门研究,本文力图通过汇集有关史料,对诸如福建之战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福建观察使陈岩的继任者范晖究竟是陈岩子婿还是妻弟等问题展开讨论,力图厘清有关史料记载的混乱,澄清历史事实,从而为研究王氏闽国政权的历史提供可靠的史实基础。
    王审知与闽国文化——以佛教、文学的兴盛为例  

    何绵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五代闽国,福建“佛法独盛于其时”。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闽王王审知“雅重佛法”,全力扶持佛教。光化三年(900),王审知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二千人,天复二年(902),他在福州开元寺建戒坛,度僧三千人,天祐三年(906),他在福州开元寺铸丈高铜佛像一座,丈三尺高菩萨二座;越年,又设数万人斋于开元寺。号曰“无遮”。同光元年(923),为庆祝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王审知建太平寺,铸释迦弥勒像,又作金银字四藏经。王审知还特地命令浮海运木到泉州建造仁寿塔(西塔)。闽国王氏家族对佛教也极为热衷,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928)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二万人,后晋天福元年(937),高祖石敬塘在福州再次度僧一万一千人。940年7月月,王曦度僧万人,连偏远的顺昌县亦有百余受度,其侄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16年中,优礼僧人,大造佛寺,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按:泉州承天寺至今仍保留‘唐王布施田千顷,宋守增题诗十首’的楹联,该寺僧特建‘檀樾王公祠’纪念)。王氏据闽时共新增寺了院706座,,连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也由僧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其正如志书所记:“闽佛刹千有余区,本其兴废,皆王氏织其协力奉教。”南宋人黄干在《勉斋集》卷三十七中记道:“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当时福建僧人猛增,仅福州一府的僧尼就达六万多人,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长庆寺、闽候雪峰崇圣寺的僧人均多达一、二千人,当时高僧云集。僧人地位空前提高,如雪峰义存常被迎进节度使府为僚属官将说法,官府斋僧建寺都谘请他决定,王氏在经济上对佛教也大力支持,如福州涌泉寺,王审知“所施僧之田多至八万四千亩。”统治者还以法定的方式,使寺院占有肥沃士地。当时有一些贵族和富豪也带舍田入寺,莆田、仙游两县许多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
    福建文学的兴盛,应从五代闽国开始。闽国文学兴盛的标志,是有较多数量的人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其主要为王族成员,外地宦游流寓闽地的文人,在闽国任官职的闽地文人。在诗歌方面,闽国时居闽地文人所创作的诗歌,因作者不同而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有:对闽地秀丽山水的描写,抒发内心的感概,寄赠唱和、对闽地现实社会的描写、咏物诗、与佛教有关的诗。在散文方面,闽国文人所写的散文,内容较为丰富,形式多样,其有代表性的作家如陈黯、黄滔、詹敦仁、王瞻等。关于赋,唐律赋至五代别开生面,一些表现某种特定生活经历的抒情之作被引进律赋的领域,使律赋与科举功令相脱节。五代律赋家辈出,而五代闽国文人如王綮、黄滔、徐寅等占有重要位置。关于文学批评,五代闽国的文学理论,以黄滔、徐寅为代表。
    王审知弊政及其影响
    徐玉清(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工室副处长)提起王审知治闽,后其论者多赞誉有加,将其所辖之地称之为世外桃源。史书称,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美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其治闽的贡献大体有: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拨;发展生产,节俭自处;修建港口,发展贸易,促进商品流通;重视福州的城市基本建设。在其任职期间,福建经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王审知因此被闽台后人尊为“八闽人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其入闽治闽,维护国家统一的作为影响后世。
    然而,无庸讳言,王审知治闽也有一些弊政,这种弊政在其子孙治闽时演变为祸患。其主要表现为:第一,“雅信佛法”,崇佛太过。王审知在信奉儒家、道家思想同时,认为佛教可以治世。于是他穷尽全国财力,带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雅信佛法”的崇佛活动,希望在闽中建立起一方天国净土。一时间,修建寺院、营造佛塔、铸造佛像、书写佛经、兴办佛会的举动遍及全境。上至官僚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如痴如醉,沉浸在崇佛的狂热之中。巨额的虚耗,造成财政匮乏,国库枯竭,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生活,动摇了闽政权的社会基础。由于崇佛佞佛,寺院上层僧侣对于王氏政泉的影响力大增,甚至费尽心机地唆使和策划王氏兄弟、权侄们自相残杀,令朝政陷入混乱之中。第二,教子无方,祸延子孙。王审知收养许多义子作为亲信,而平时对儿子教育不够重视,以致他一死,子延翰自立为王,建州刺史王延禀不服,与王延钧联合擒杀王延翰,后王延翰又攻杀延禀,复其姓名为周彦彬。王审知的子孙互相征战,终至亡国,使人民饱受战火之苦。
    天作孽,犹可逭,自祚孽,不可活。拜王审知弊政所赐,他去世后,因内乱闽政权不仅很快消亡,王氏宗族也罹受惨祸(正史和族谱文献都记载,王审知的大部份子孙,都在内乱外争中被杀掉,剩下者纷纷改名换姓以逃避这场劫难。其中有一支王氏子孙改姓游,又有改姓沈、叶氏者,因而形成后世东南沿海地区‘王、游、沈、叶’是一家之说。在王审知的诸子中,独有第十子殷帝王延政一支后裔,传世记载较为完整)。尽管如此王审知仍然是值得后世永远纪念的中原英才。
    随三王入闽诸姓考
    杨清江(泉州文库办公室副主任)唐末,随王潮昆仲入闽的将佐、军校、兵士、眷属、民众究竞有多少姓,历来众说纷纭,有嘉靖《固始县志》十八姓说,有民国连横《台湾通老》27姓说等等。
    1996年,笔者从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八闽通志》《闽书》等史志丛书以及其他姓氏谱牒中增补13姓,连同明固始姓志18姓、台湾通志27姓,合计50姓。
    1999年,笔者又据《大清统一志》、《福建族谱》等史志丛书,再搜辑补人尼12姓合计62姓。
    2008年,笔者利用参修泉州《丰泽区姓氏志》的机会,搜检《泉州姓氏堂号》、《南安姓氏志》、《鲤城姓氏资料》等,又考订补录6姓,总针68姓。
    由于三王兄弟依靠固始将佐军校克定福建,掌权后“以桑梓政,独优固始人”,“凡仕籍中有固始来者,皆得美官迁”泉州《何氏族谱》语等史原因,造成闽人“不次其旧姓附就其谱,以希不次之恩”,乃至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的历史倾向。
秦汉以来,中土士族以闽峤僻处海隅,可以避世,族人和谐相处,和合交融。因此,八闽大地几乎每个氏族都有中原的血统血脉血缘,都有中州的历史人际背景。“言氏族者,皆云固始” ,其实不滥不谬。
     因此,笔者以为对固始的认同,对光州的认同,河南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是闽台人民对“根”的认同,对“源”的认同,对“摇篮”的认同 ,也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 不可否认,也是无可非议的。
    移民万众与根著光州固始
    许竞成(固始县史志室原副编审)唐朝未期禧宗朝,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社会动乱,民众罹难无处求救。三王率义军入闽,实际上是一次万众大移民。
    一、从义军万众入闽属籍
    王绪于唐禧宗中和年间(881--885)占领光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表朝授光州刺史,王潮为军政,史载时有军兵“万众”。这万众军兵属籍,有属寿州,有属光州。属寿州者多属寿州霍邱县,属光州者大多数为固始县,王绪领兵入固始县境,即由寿州之境入了光州之境。由占据霍邱到占据固始,再占据光州定城,军兵迅速壮大,由五百发展至上万。王绪挟王氏“三龙”之母亲董氏,就是要挟其子“三龙”招兵从义。三王招兵,主要是在固始招集同乡。因三王招集兵将多,王绪任王潮为首领。三王入闽的将士大多数为固始籍民,少数为定城、霍邱县籍民。
    二、从“三王” 入闽士族属箱籍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往返两次带领光州与寿州籍民,固始乡众万人徙居闽地,其后王潮、王审知渐领闽地,以至五代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至王审知卒历时三十余年;,此间,中原豪强仍争战不息,故里固始与中原河洛士族不断往闽,寻求安身之地。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一些士族、官吏报朝无望,不断入闽,投靠王潮、王审知兄弟。据闽北宁德柘荣县溪坪《谢氏族谱》记载,同谢氏从王审知入闽的有23姓,并记有姓氏人名。唐末及五代零散陆续入闽投靠王审知兄弟的还有周、孙、宋、唐、黄、方、柯、姚、张、邹、施、严、李、雷、林、卢、刘、陈等姓氏士民,属籍多称“光州固始”。
     此外,直接从中原河洛区域入闽从王审知的唐末名宦还有唐相王溥之子王  、唐相杨涉从弟杨沂、集殿校理归传懿、宏文馆直学士杨赞图,右省常侍李洵、中书舍人王涤、兵部侍郎韩偓、右补厥崔道融、大司农工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司勋员外郎王拯及王倜、韩顗、郑 滔、郑璘、郑戬等。  
     三、根著光州固始
    万众迁徙,为着同一个原因,朝着同一个方向,到达共同的目的地;离开了老家,离开了出发地,在新的区域里开始了生活,瞬息之间失去了祖地根基,如此变迁,要记着哪里来哪里去,要记着促使变化的那段历史,以便后世子孙认识自身,记着文化、进步的过程。于是,他们及其后代在墓碑上,在族谱里,在祠堂的铭文中,都标记着祖籍地、出发地——“光州固始”。在危难中走出的带头人王审知,朝廷授为节度使、封为闽王,大家“洗涮了自身”。跟着荣耀,在家史族史中开宗明义地写着:“随从王审知,由光州固始入闽。”安家立业:多数族谱还明确记载着:“祖籍光州固始”。入闽士民根著“光州固始”的主要原因,一是光州固始籍民众多,二是从王入闽祖根认同;三是根著光州宗系河洛。
    浅论台湾人与固始的渊源关系
    林永安(《台湾源流杂志》主编,台中市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历史 是人类文明的记录,每一个民族无不珍视其历史文化,否则人类将永久留在蛮荒,而无以文明。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文明光芒四射,成为亚洲各民族的文化泉源,尤其与台湾的历史渊源更为直接密切。进言之,中华文化又始于中原中国,仍是所有华人所必需珍视。
    台湾族群的历史源流,连雅堂在《台湾通史》记载:“历经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帮《台湾旧志》,有台湾亦名北港之语。……蒙古倔起,侵减女真,金人泛海避乱,漂入台湾。宋零丁洋败,残兵义士,亦有至者,故各为部落,自耕自瞻,同族相扶,以资捍卫。”有史学研究者认为连氏此文,未注出处,所据为何,有待探讨。唯笔者搜寻文献,可资佐证《台湾通史》记载为实者不胜枚举。兹略举二位现代学者的研究为例,不仅证实连氏记录,也证实台湾文化始于中原中国。
     1.台湾魏萼教授在《闽南人、客家人,同根同源——汉越一体论的缘起》研究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士南下越人之地,以春秋战国为具体例子,吴越之战,即在今日的江南江苏、浙江交界处。商末周初,中原人士曾到江浙吴越之地,……可以确认的隋唐以后,中原人士“衣冠南渡”大量迁移民至闽、粤之地则是历史的事实。闽南人、客家人等民族族群本是一家人,来自中原中国,换言之,台湾人口闽、客占绝大多数,根源同样在中原中国也是事实。
     2.中国方言学专家黄典诚教授,在其《寻根母语到中原》论述指出:“历史 上闽台人民与中原包括河南固始一带的“四次人口大交流”,此中尤以第三、四两次南迁的人口最多、影响最大,而且都以河南固始人为首。第三次为:唐总章二年,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军校开辟漳州郡。第四次为:是唐末五代,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率数万农民起义队伍占领福建全省,并于后来建立“闽国”。值得一提的,黄氏强调: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这句话成为寻根探源者的名言,唯这句话不只对台湾人而言,应是对全球各地的华人后裔一体适用。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台湾人根在闽粤,源在河南,是历史 的事实,唯在台湾,因政治上统独意识强烈分歧,导致台湾人族源认同也产生偏差,这是两岸迈向和平的重要课题。今逢举办2008“光州固始”与闽如历史渊源关系国际研讨会,故笔者以“浅论台湾人与固始的渊源关系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