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明朝顶级文臣》中有关王锡爵的内容 2011-1-28  
   近日，翻阅了《历代顶级文臣系列》丛书之一的《明朝顶级文臣》一书（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史专家毛佩琦先生及其博士生刘利平先生的合作。全书近30万字，以一人一传的形式，分别评述了明朝自洪武至崇祯276年间的15位政府高官（即李善长、刘基、杨士奇、于谦、杨一清、杨廷和、严嵩、海瑞、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叶向高、杨嗣昌等15人，除刘基、于谦、海瑞三人外，均为宰相、大学士）的生平事迹和政治作为。书中运用史料广博，叙述生动，语言流畅，确实是近年来明代政治人物传记方面的一部佳作。
      但是，可能因为过去专门研究王锡爵的成果较少，该书写作时可供直接参考的资料不多，该书对王锡爵事迹的叙述、评价的方面存在一些偏颇、不恰当之处。
       下面，拟就该书有关王锡爵一章的标题的恰当性以及所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作一简要的探讨。
      首先，该书有关王锡爵事迹一章的标题似乎并不恰当，因为它既未涵盖王锡爵一生为宦的主要政绩，也没有给出王锡爵在明代政治史上究竟占有怎样地位的准确定位。王锡爵一生为宦30年，其中担任内阁次辅、首辅约10年，忠恳勤勉，正直廉洁，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的为人和政绩得到了当时人和明清史家的赞许，并且把他看成是万历政坛上和整个明代政治史上都称得上是贤能有为的杰出宰相。比如，晚明学者、文学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今上（指万历帝）辅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洁、嫉恶之严，无如王太仓相公（即王锡爵）”；又如，清初明遗民、史学家查继佐纪传体明代史《罪惟录》云：“荆石（王锡爵号）牗主无不至，诚得古大臣体……防党祸最先，言党祸最痛悉，此后且五十年坐党败，而早如烛计！……古论朋党有及此者乎？哲人知几，吾顿首其学矣！至于论‘边事三反’，明季坐是而穷，迄穷时，尚未有知其故者。如文肃（王锡爵谥号）者，昔‘三杨’（即宣宗朝贤相杨士奇、杨荣、杨溥）犹未能望其项背也已！”
      可是，《明朝顶级文臣》一书有关王锡爵一章的标题却作“难逃非议王锡爵”，使人乍看题目，以为王锡爵真有什么难辞其咎的过失（其实，细读该书，会发现其字里行间对王锡爵的评价总体还是正面的），对读者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再看有关王锡爵以前的几任宰相的章节标题，如“一代贤相高拱”、“中兴宰相张居正”、“太平宰相申时行”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正面评价的标题，甚至连作恶多端的大奸相严嵩也得到了“善恶兼具的严嵩”的宽容定性（文中言及严嵩之恶甚少）。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该书对王锡爵的评价和所给出的标题是缺乏比例感，有失公允的。
      其次，该书叙述了“三王并封”、“吴之彦绝婚案”、“晚年密诏”等三个所谓王锡爵无法逃脱批评指责的政治事件，以此表达出该书作者对王锡爵的负面评价。然而，文中对这三个事件的叙述均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因此那些批评指责是难以成立的。以下分别予以辨析：
      第一，“三王并封”事件。“三王并封”是指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返京出任首辅之际，明神宗逼迫王锡爵拟旨，意欲将他的三个皇子（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一并封为亲王，及由此引起轩然大波之事。王锡爵在当年正月返朝之时，本来是一门心思想赶快完成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大典。但竟没有想到的是，他却等来了皇帝并封三皇子的命令。在“三王并封”事件中，王锡爵虽一度被逼无奈，有软弱糊涂的失误（同进两份拟旨，一份并封三皇子，一份册立太子，仍劝皇帝册立皇长子为太子），但观其前后多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可知“三王并封”绝非王锡爵有意策划献媚之举，在“三王并封”问题上王锡爵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仅仅十几天后，王锡爵又一再上疏，迫使明神宗收回了“三王并封”的旨意，明神宗“三王并封”的尝试就此结束。稍后，王锡爵又经过再三努力，实现了皇长子先行“出阁讲学”，进一步保证了皇长子在皇位继承上的首选地位。因此，“三王并封”事件对于当时政坛的负面影响，其实是并没有像一些史书上说得那么大。后来，明朝政府也对“三王并封”事件做出过正式的结论：明神宗皇长子（即明光宗，在位仅一月）的长子朱由校（即明熹宗）在其即位一年后，为原赠官为太保的已故首辅王锡爵又加赠为“太傅”，并给予“深奉皇祖眷任，国本调济具悉苦心”的很高评价。试想，如果王锡爵在“三王并封”事件上确实有什么严重的过错的话，明熹宗还可能为他加赠官爵、颁旨褒奖吗？
      第二，“吴之彦、赵用贤绝婚案”事件。“吴之彦绝婚案”是指由朝廷官员吴之彦、赵用贤两家互为指责、告发对方违反、背弃儿女婚约的事件。“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认为，王锡爵有意偏袒同乡吴之彦父子，将赵用贤免职。事实上，王锡爵认为此事甚小，而且时过境迁，故而建议对双方都免于处罚，因此王锡爵并未有意贬谪赵用贤。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陈永福对此写过专文讨论，本文不再赘述。（参见陈永福：《“太仓不演《双金锭》”考辨———兼论王锡爵未曾贬谪赵用贤》一文，《尔雅》2010年第1期）
      第三，王锡爵“晚年密诏”事件。“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认为，王锡爵晚年向万历帝进密揭，云：“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有导引皇帝蔑视朝臣，不予理睬言论之嫌。然而，王锡爵的本意绝非如此。王锡爵的密揭原文云：“皇上但以禽兽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为我之量大，正不烦言；彼之气衰，久当自定。……然而事有大难者。夫君父至尊必须自立于一毫无过之地，然后令出惟行，法行知畏，而皇上特不忍宫庭咫尺之好，以招喧呶之口。今若不大加改革一番，而徒加罪言者……”。他的本意是说，皇帝您现在将臣子们的进言都当成“禽兽畜之，一切置而不理”，还要“加罪言者”，这怎么行呢？您如果要想让大家不再批评，必须“大加改革一番”，“自立于一毫无过之地”。由此可见，王锡爵的本意与“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的表述是大相径庭的，“晚年密诏”之事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指摘的事件。（王锡爵密揭之所以存在两种版本，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官员为了阻止王锡爵复出为相，截获王锡爵的真“密揭”，并伪造了一份假“密揭”，且将假“密揭”公之于众，形成恶劣舆论。《明史·王锡爵传》采信了伪“密揭”的说法，“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又主要依据《明史·王锡爵传》的表述，以致陈陈相因，以讹传讹。）
      总的来看，《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主要依照《明史·王锡爵传》（见《明史》卷二一八）。《明史·王锡爵传》谈到的王锡爵的褒贬之处，《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基本都有涉及。反之亦然，《明史·王锡爵传》并未述及王锡爵的其他更加重要的事迹，如领导、指挥万历壬辰抗倭援朝战争，谋划推动朝政改革，加强内阁、宰相的权力，一再指出必须防止宦官专权等主要政治作为和思想，《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也都没有予以叙述评论。这样一来，一个本来形象颇为正面、相业煌煌的大明首相王锡爵，就变成平淡无奇、甚至是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的。
      《难逃非议王锡爵》一文的摘要曾被直接粘贴在百度网站“王锡爵·百度百科”网页上，产生了较广泛的消极影响，故本文特为辨析澄清，以求更加全面、正面地认识评价我们的太仓先贤、明代首辅王锡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