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族谱和方志记载，闽台客家祖籍多源自今河南省的“光州固始”。学术界对此虽认知有异，但无大的分歧。据1953年台湾的户籍统计，每5户台湾居民中就有4户先民来自“光州固始”。有人曾形象地说，台湾之根500年前在福建，1000年前在河南，台、闽、豫1000年前是一家。因此，探讨固

始与闽台的关系，既是研究豫、闽、台三省社会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国的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命题，同时还关乎众多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寻根情、故乡梦。

　　光州固始的“隙地”效应

　　光州固始位于大别山区，至近代以前，当地的交通、信息长期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田野考古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的数量、密度、规模等表明，光州固始一带虽地近中原却“地广人稀”。这里实际上属于中原和荆楚两大文化区之间的一片“隙地”。

　　自夏商以降，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因占据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制高点，一方面对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辐射与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其社会政治局面也长期处于动荡状态。据张秀平等主编的《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记述，北宋灭亡之前全国所发生的47次重大战争，有34次发生在今河南境内。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生动描述了中原地区久经战乱后极端悲惨之景象。当中原地区烽火迭起之时，光州固始的社会环境却往往得以保持相对的安定，因此，这里堪称中原达官士族和流民百姓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

　　光州固始乃中原政权抗拒游牧民族南下之重镇

　　淮河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相距可达1000～1500公里，前者属于亚热带，后者属于寒温带。两地在气候条件上间隔着暖温带，在地理空间上间隔着华北大平原，在经济形态上间隔着旱作农业区。两地的民族文化更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因此，习惯于半干旱生存环境和游牧业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很少南渡淮河征战。

　　光州固始地处淮河南岸，历史上自然成为中原政权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基地，故而这里曾有“淮南重镇”之谓。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当地屯聚大量兵丁、人丁，以抗拒北方入侵之敌。这是光州固始一带自历史时期以来人口众多并不断南迁闽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优越的环境承载力是人口聚集的保障

　　在地形方面，光州固始处于我国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的过渡带，向东、向西的延展空间十分广阔。在生态方面，光州固始处于800mm降水线和0℃等温线上，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型气候，水热条件优越，少见大规模毁灭性自然灾害，非常适宜传统旱作与稻作农业的发展。景观方面，地貌类型众多，山地、丘陵、平原相间，河流、湖泊、陂塘等景观镶嵌块相间，景观异质性强。资源方面，生物多样性丰富，种群密度高，生物“金字塔”基宽，食物链长，并且蕴藏着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可见，固始景观生态系统优越，具有多重过渡性特征及多重边缘效应，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良好，生态适宜性和环境承载力强。

　　固始新落成的寻根博物馆

　　在当前的大农业时代，固始显著的“边缘效应”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未必成为显著优势。但在古代，人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必须将采集、捕捞、狩猎作为获取食物的补充手段。固始自古至今既可粟可稻又可渔可狩，这就决定了固始具备承载相对众多的人口生存的生态优势。

　　固始地处淮河流域。淮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自古位居全国各大流域之首，这不但与淮河流域南北过渡带的气候条件和平原广袤、水系发达等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而且与淮河流域历史上军事地位特殊也不无关系。

　　目前固始的国土面积不足3000平方公里，但人口高达160多万，名列河南省第一。固始蒋集镇国土面积76平方公里，目前人口近7万，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921人，竟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一现象当与光州固始自古人口便极为密集的历史背景相关。

　　固始先民南迁之两大动因

　　首先，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中原文化长期处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制高点，长期是中华民族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社会制度的代表。例如，孔、孟、老、庄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先秦哲学家，他们的故里或祖籍多在以今河南商丘为国都的宋国境内或宋之邻境。固始先民具有中原文化先进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在迁移到荒蛮之地后，不仅能够迅速立足，而且有能力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优化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成功地向海外发展。

　　其次，人口压力是固始先民因循南迁的直接原因。在宗族关系紧密、注重人丁兴旺的中国古代社会，达官士族和百姓流民不断涌入光州固始，加之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导致固始人口基数持续激增，从而在客观上迫使固始先民不断开拓新的生存家园。而闽南地区耕地虽少，但人口密度也甚小，加之气候条件优越，很适合固始先民前去拓展。宋代以后，福建“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所以固始人又开始聚族向“土旷人稀”（4.5人／平方公里）的潮汕地区、进而跨海向台湾地区迁移。

　　寝丘与固始，本是两个不同时期却有某些关联的历史地名，因涉及固始是否从淮北侨置，也涉及楚相孙叔敖故里问题，从晋代争议到现在，尚无一个相对权威的定论。笔者综合近年资料整理情况，草作分析，并希望与方家商榷。

　　固始是否从淮北侨置，寝丘是否只是一地专名，在三代及秦汉时期尚无争议。汝南之寝丘与淮南之寝丘，史籍各自表述。到晋代，杜预注《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伐郑“沈尹将中军”时首提：“沈或作寝，寝县也。今汝阴固始县。”把“沈”与“寝”释作同地之名，并注明曰“今汝阴固始县”，于是“沈”即“寝”，即“今汝阴固始县”，与古寝丘、淮南固始县是否关联，是否侨置，两种不同观点针锋相对，各有所凭。

　　寝丘地名，见于古籍者有两地，系同名而异地：一为同“沈”之“寝”，地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秦置寝县；一为潘乡寝丘邑之“寝”，地在今河南固始城关，古潘国地，楚相孙叔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