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铮强 | 王旦形象的两次改造——邓广铭先生《读〈宋史〉札记》王旦篇补
作者简介
吴铮强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 要：王旦的传记文本分为三个先后更替的体系。行状、墓志与《三朝国史·王旦传》构成第一体系，主要刻画王旦命贵、人主宠遇至厚、廉洁自守、睦族、崇佛等形象特征。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欧阳修所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王称所撰《东都事略·王旦传》是第二体系，主要是将王旦循默的行政风格，改写成为真宗所依赖、“非公所言不决”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第三体系由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王旦篇与《宋史·王旦传》构成，刻意构建王旦与寇准、太子（仁宗）子虚乌有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王旦；寇准；欧阳修；士大夫政治；《宋史》
阅 读 导 引
一、命贵：王旦的早期传记与形象
二、士大夫政治典范：神道碑重塑王旦形象
三、《宋史》虚构王旦的政治派系
结 语
《宋史·王旦传》的严重问题，邓广铭先生《读〈宋史〉札记》已一语道破：
王旦居政府凡十八年之久，为相且逾一纪，虽时值澄平，未曾身任何等非常事变，然亦何至一无可纪，而《宋史·王旦传》除照录欧阳修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外，即杂录朱子载入《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之各种遗闻轶事，对其政绩相业竟绝少涉及，且未撮录其一章一奏，而于所选录之各故事亦只凌乱错出于其间，实未加意排比。
《宋史·王旦传》最大的特点，就是邓先生指出的“杂录朱子载入《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之各种遗闻轶事”，即《宋史·王旦传》其实是少量国史本传原文与大量朱子《言行录》的混合体。邓先生又指《宋史》本传对王旦“政绩相业竟绝少涉及”，这种情况是因袭还是删改《三朝国史·王旦传》的结果，就需要通过史料比较具体分析。
王旦的传记文本分为三个先后更替的体系：首先是国史体系，包括王旦的行状、墓志与《三朝国史·王旦传》。其次是神道碑体系，包括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以下简称《遗事》）、欧阳修所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王称所撰《东都事略·王旦传》，吕祖谦《欧公本末》所录王旦神道碑（注明是神道碑的节录）。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并是规整的传记文本，却是欧撰《神道碑》的缘起与文本基础。《神道碑》精心筛选《遗事》而重新塑造的王旦形象又为《东都事略·王旦传》所继承，是王旦传记第二个体系的核心文本。最后就是《宋史》体系，包括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王旦篇与《宋史·王旦传》。通过传记资料的比较可以大致厘清王旦形象反复扭曲的历程，并从比较原始的文献中还原王旦的“政绩相业”与早期形象。
一、命贵：王旦的早期传记与形象
《三朝国史·王旦传》早已亡佚，仅存少量佚文。同样已佚的王旦墓志为杨亿所撰，而撰者不详的行状留存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国史本传有一条佚文出自周必大《王氏济美集序》：
初，文正公以大理评事宰岳之平江，《图经》载二事：其一，公将至，山鬼避舍，是特谶公之贵，勿书可也，而《国史》、杨文公志墓乃备书之。
“山鬼避舍，是特谶公之贵”事，《宋史》本传记为：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其廨旧传有物怪凭戾，居多不宁，旦将至前夕，守吏闻群鬼啸呼云：“相君至矣，当避去。”自是遂绝。
周必大的记载不仅可以确定《宋史》此事出自国史原文，而且指出国史所据是杨亿所撰王旦墓志铭，据此可以推断墓志是国史本传的重要基础。
另一条国史佚文出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忧畏不自安，连岁拜意求解。上素重其德望，闻其引退，甚不乐，优诏褒答，继以面谕。旦一日独对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复求逊位，上睹其瘦瘁，悯然许之。
李焘《长编》自注亦称：
本传云：旦将罢相，独对滋福殿，令左右掖扶而升，荐贤士大夫十数人。
《宋史》本传对应的文字极为分散：
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独对滋福殿……旦复求避位，帝睹其形瘁，悯然许之。
此处省略部分就是“杂录朱子载入《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之各种遗闻轶事”，而国史这段记载在《涑水记闻》所录王旦行状的对应文字是：
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辞，累章不许。及自兖州还，恳请备至，乃诏册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有重事，不以时日，并入参决。旦闻之惶恐，拜章乞寝恩数，至阖门俟命，乃止增封邑，而优假之数率如前诏。既而疾甚，求对便座，扶以升殿，上见其癯瘠，恻然许之。
虽然文字多有出入，但内容、主题与国史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确定，王旦的行状、墓志铭、国史本传属于同一文本体系，《三朝国史·王旦传》据行状与墓志撰成。
《涑水记闻》所录行状是理解王旦早期形象的主要文本依据。王旦行状凡一千余字，除仕履之外仅记录避嫌赵昌言、代赵元份留守东京、参与天书封祀活动、辞职等数事。最后一段人物性格部分涉及命贵、睦族、崇佛三方面，对王旦的称颂仅限于“为相几二十年，遭时承平，人主宠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称之”。后出遗事、神道碑、言行录刻画王旦宰相风度的种种轶事、荐举寇准及与皇太子的种种牵扯，在行状中毫无体现。相对于行状，国史本传可能更多采用杨亿墓志的内容，比如“山鬼避舍，是特谶公之贵”之类。王旦卒于天禧元年（1017），《三朝国史》撰成于天圣八年（1030），王旦的行状、墓志、国史本传都形成于真宗晚年至刘太后听政的十余年间，这时期的政治有延续性，王旦的形象不会发生戏剧性变化，传记文本主要刻画王旦命贵、人主宠遇至厚、廉洁自守、睦族、崇佛等形象特征。
二、士大夫政治典范：神道碑重塑王旦形象
欧阳修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是至和二年（1055）王旦幼子王素奏请仁宗的结果：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从之臣。惟是先臣之训，其遗业余烈，臣实无似，不能显大，而墓碑至今无辞以刻。惟陛下哀怜，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宠于王氏，而勖其子孙。”天子曰：“呜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协德一心，克终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谓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诏史馆修撰欧阳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铭。”
王素与欧阳修同属庆历党人，是“庆历四谏官”中的两位（另两位是余靖与陈襄），庆历新政失败后两人长期外放。皇祐年间（1049—1054）仁宗有意重新起用庆历党人，欧阳修与王素先后返回京城。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拜翰林学士，王素于次年知开封府，奏请为王旦立神道碑就发生在这时。
欧阳修以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为素材为王旦撰写神道碑。《遗事》序言称：
勋书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拟议也。然公捐馆，素未成人。洎从官立朝，或闻于擂绅，或传于亲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诸遗稿。史官未备、理文未悉者，窃自记录，仅乎成编。
表面上看，王素只是将史书未载的王旦事迹收集记录下来作为父亲传记资料的补充，并没有否定国史王旦形象的意思。《遗事》的内容一旦进入仁宗诏撰的王旦神道碑就具备了官史的意义，而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塑造了与国史本传完全不同的王旦的全新形象。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行状重点记述而被《神道碑》略去的事迹，主要就是王旦参与真宗朝天书封祀等活动。真宗朝的天书封祀被仁宗朝兴起的士大夫政治全盘否定，所以欧阳修需要隐讳王旦这方面的行迹。至于据《遗事》新增内容重塑的王旦形象，欧阳修精炼地归纳为六个方面：
1．公少好学，有文；
2．公为人严重，能任大事，避远权势，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贤；
3．公以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进退能否，赏罚必当。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无不听，虽他宰相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某以谓如何？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公在相位十余年，外无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实，群工百司各得其职。故天下至今称为贤宰相；
4．公于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材矣；
5．公与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
6．人有谤公于上者，公辄引咎，未尝自辨，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
前两条突出王旦的才学与能力。第三条最为核心，前面称“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这是对王旦清静无为行政风格的总结，但欧阳修由此刻意制造真宗依赖王旦、“非公所言不决”的印象。后面从推荐人才、定夺奏议、为人辩解三方面进一步展开，强调“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铭文又称“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时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蓍龟”。总之《神道碑》通篇强调王旦在朝时能定夺朝廷大政方针，突显王旦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将王旦塑造为士大夫政治的典范，其实这些都是庆历党人自己的政治期待。此后的《东都事略·王旦传》摘录“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等《神道碑》的内容，《宋史·王旦传》以“皆一语定之，伟哉宰相才也”作为赞辞，都巩固了欧阳修重新塑造的王旦作为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
行状中王旦参与天书封祀活动以及“性好释氏”的事迹，在《神道碑》中完全消失。王旦既是真宗天书封祀的首相，又是西湖莲社的著名成员，这些内容的消失其实是对王旦真实形象的刻意扭曲。而《神道碑》重新塑造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所依据的事迹多为虚构。《神道碑》所依据的王素《遗事》多数经不起考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有仔细辨析。如神道碑最能体现“公徐一言以定”的太子谕德、赵德明、蝗灾、刘承规四事均出于《遗事》，《长编》据《神道碑》记载赵德明、蝗灾二事时自注“此事不审何时”“此事不得其的日”，而未载的太子谕德、刘承规二事应该已被李焘证伪。《神道碑》又有出自《遗事》的荣王宫火、日者上书言宫禁二事，欧阳修从中提炼出“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的主题。其实王旦可能出于佛教观念而强求赦免，于律法未必有据，所以李焘不无困惑地指出：“当失火时，固已知自荣王宫矣。命官勘劾，事理当然，非因大臣建议也。旦所以谏，盖虑缘坐者众，或及无辜尔。若云不宜罪人，则恐失实。”
官方史书中的王旦始终扮演着附和皇帝的角色。史书有关王旦的记载，主动奏请之事极少，更没有仁宗朝以来士大夫动辄上万言书建言的情况发生。真宗与王旦的互动，绝大部分都是真宗“谓”王旦等如何如何，王旦或者有所应对，或者只是俯首听命而已。如景德三年（1006）“诏以来年春朝谒诸陵”，王旦非但没有劝谏，反而提出需要修葺行宫，“春候和暖，亦可顺动，惟行宫损坏，要须修葺”，反倒是真宗觉得“如此，亦劳民矣”，“诏所至州县，但增饬馆驿，不得更建行宫”。同年，真宗对辅臣说“今封疆宁谧，气序均调，所谓人情和天道顺也”，王旦等立即吹捧真宗“陛下虚心求治，屈己为民，远裔怀徕，岁丰人乐，此太平之应也”，“咸再拜称贺”。景德四年（1007）真宗跟辅臣讲述应该如何防戒内臣的危害，王旦便率辅臣恭维真宗“前代事迹昭然，足为龟鉴，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真宗宣称密使报告朝陵对民间“无所骚扰”，王旦又附和说“比闻群情妥贴，信不扰所致”。可以说王旦率宰臣附和是真宗朝固有的政治模式，类似的记载在《长编》《宋会要》等宋朝基本史籍中不胜枚举。即便王旦对朝政有异见，也习惯于逃避与顺从。如在立刘氏为皇后的问题上，《涑水记闻》称“真宗将立刘后，莱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长编》记载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其实是消极抵制与逃避的姿态，结果就是“中书门下请早正母仪，后卒得立”。又如王旦其实不同意修建玉清昭应宫，但在丁谓抛出了求皇嗣的理由后“遂不敢复言”，他能做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调和，如在“修宫使丁谓欲宫速成，请三伏不赐休假”时王旦提出“当顺时令”，从而让真宗下诏在三伏日停工。总之，王旦的执政风格是真宗朝循默政治的典型，根本支撑不起《神道碑》中王旦“事有大疑”“公为蓍龟”的形象，与动辄勃然奋起与君主抗争的士大夫政治模式更是迥然有别。
其实当时就有人质疑王旦在政治上的循默。真宗就批评王旦“上封者言中书不言事，罕接宾客，政令颇稽滞”，王旦还狡辩“中书庶事，动守程序，不敢随意增损，行遣疾徐”，而这正是王旦循默行政的基本原则。欧阳修所撰《神道碑》刻意掩盖王旦参与天书封祀活动，其实真宗亲自描述降天书过程后，王旦等就称颂真宗感天圣德：
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
《宋史·王旦传》称王旦因受真宗“行贿”而被动接受天书：
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此事出于苏辙《龙川别志》，本意就是批评王旦循默无为，“安于势位，亦不能以正自终”，并将王旦比于冯道，“盖旦之为人类冯道”“其实与道何异”。而指冯道为“无廉耻者矣”的正是苏辙的恩师欧阳修，所以即便在《神道碑》撰成之后，王旦循默甚至“无廉耻”的形象仍然深入人心。
欧阳修虽然以王素《遗事》为基础为撰写王旦神道碑，但《遗事》记事多达百余条，欧阳修仅择取十余事重塑王旦形象，远少于朱熹《言行录》王旦篇摘录《遗事》四十余条。本来神道碑、《东都事略》塑造了王旦“一言以定”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宋史·王旦传》如果不是别出心裁就不必另起炉灶。《宋史》并没有调整王旦“一语定之”的虚假形象，又刻意构建王旦与寇准、太子（仁宗）的特殊关系，这也让王旦形象进一步脱离历史事实。
《宋史·王旦传》由《言行录》增入而与《神道碑》不重复的内容多达3500字、全文60％左右。这些内容既无益于增进对王旦平生事迹的了解，反而让王旦的形象（无论是循默无为还是作为士大夫政治典范）变得更加混乱，作为传记文本简直糟糕透顶。王旦早有成熟的传记文本，《宋史·王旦传》新增入的内容看似琐碎而错讹，其实是刻意为之，围绕子虚乌有的皇太子以及王旦与寇准的亲密关系而展开。这其中有两个条目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澶渊之盟时王旦权留守东京事：
契丹犯边，从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及驾还，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闻后有驺诃声，惊视之，乃旦也。
澶渊之战中雍王赵元份留守东京而遇暴疾，真宗紧急调王旦“权留守事”，此事诸传皆有，当为国史原文。《宋史》在此基础上增入王旦返京前“愿宣寇准”及真宗提出“立皇太子”。此事见于《言行录》，《言行录》自注出于《遗事》，但今本《遗事》未见此事，当为今本《遗事》佚失条目。但当时真宗并无子嗣，王化雨《〈宋史·王旦传〉“立皇太子”事辨析》已详辨其事荒谬。
二是增入王钦若离间真宗与寇准关系、提议封禅、真宗为此行贿王旦之事。这部分内容史源是《龙川别志》，《宋史·王旦传》据《言行录》转引增入，唯删去“旦不复异议”以下批评王旦“安于势位，亦不能以正自终”的大段文字。王钦若诋毁寇准而建言封禅之说未必是事实，与王旦没有直接关系，附和天书也被认为是王旦的政治污点。但在《宋史·王旦传》的叙事中，增入此事的效果是王旦既悔于“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为他支持寇准复出拜相提供了动机，从而构建起王旦与寇准结盟、与王钦若展开政治斗争的叙述脉络。除家庭琐事之外，《宋史·王旦传》增入的《言行录》内容主要围绕王旦与其他朝臣关系而展开，其中涉及寇准6条，其他王钦若3条，陈彭年2条，丁谓2条，周怀政、向敏中、薛奎、张士逊与李迪各1条。这些人物在后来形成的宋史叙述中分属忠奸两个阵营，忠臣以寇准为首，包括向敏中、薛奎（抵制刘太后）、张士逊（仁宗为太子时东宫官）、李迪（仁宗为太子时东宫官），奸臣则是王钦若、陈彭年、丁谓，他们与《遗事》《神道碑》中出现的内臣刘承规都移属于所谓的真宗朝“五鬼”（另一位是林特）。
《宋史·王旦传》增入的内容无不强调王旦支持忠臣而抵制奸臣，但这种叙事，特别是王旦支持寇准的相关内容，根本经不起史料的考辨。王旦“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与寇准同为辅臣的时间尚不足一年，远不如向敏中、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说明两人未必属于同一政治阵营。《长编》的相关辨析本来足以证伪王旦与寇准的亲密关系，但李焘仍相信王旦“荐准，必不诬也”“决不诬”，只能说明南宋时固化的忠奸对立叙述严重影响了李焘的史学判断。在真宗长期排斥寇准的情况下，循默的王旦不太可能始终支持、推荐寇准。理解王旦与寇准的真实关系需要关注另外两条材料。一是《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对王旦批评寇准“好收人情，以求虚誉”，李焘注文称《实录》记载王旦回答“此事忠臣必不为之”，但“别一本乃无此语”，并做了“恐旦果无此语也，今削去”的处理。王旦此语应该是指寇准之举非忠臣所为，如果王旦是说作为忠臣的寇准必无此事，李焘试图构建“旦荐准，必不诬”而苦于难觅证据，就没有理由“削去”此语。另一条见于《隆平集》与《宋史》，应该是《三朝国史·王旦传》原文，称寇准与林特发生严重冲突，真宗再次批评寇准，王旦附和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这是王旦攻击寇准。
总之，《宋史》中王旦拥护的皇太子并不存在，王旦推崇、荐举寇准也属于子虚乌有。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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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旦形象的两次改造
——邓广铭先生《读〈宋史〉札记》王旦篇补
——邓广铭先生《读〈宋史〉札记》王旦篇补
摘 要：王旦的传记文本分为三个先后更替的体系。行状、墓志与《三朝国史·王旦传》构成第一体系，主要刻画王旦命贵、人主宠遇至厚、廉洁自守、睦族、崇佛等形象特征。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欧阳修所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王称所撰《东都事略·王旦传》是第二体系，主要是将王旦循默的行政风格，改写成为真宗所依赖、“非公所言不决”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第三体系由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王旦篇与《宋史·王旦传》构成，刻意构建王旦与寇准、太子（仁宗）子虚乌有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王旦；寇准；欧阳修；士大夫政治；《宋史》
阅 读 导 引
一、命贵：王旦的早期传记与形象
二、士大夫政治典范：神道碑重塑王旦形象
三、《宋史》虚构王旦的政治派系
结 语
《宋史·王旦传》的严重问题，邓广铭先生《读〈宋史〉札记》已一语道破：
王旦居政府凡十八年之久，为相且逾一纪，虽时值澄平，未曾身任何等非常事变，然亦何至一无可纪，而《宋史·王旦传》除照录欧阳修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外，即杂录朱子载入《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之各种遗闻轶事，对其政绩相业竟绝少涉及，且未撮录其一章一奏，而于所选录之各故事亦只凌乱错出于其间，实未加意排比。
《宋史·王旦传》最大的特点，就是邓先生指出的“杂录朱子载入《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之各种遗闻轶事”，即《宋史·王旦传》其实是少量国史本传原文与大量朱子《言行录》的混合体。邓先生又指《宋史》本传对王旦“政绩相业竟绝少涉及”，这种情况是因袭还是删改《三朝国史·王旦传》的结果，就需要通过史料比较具体分析。
王旦的传记文本分为三个先后更替的体系：首先是国史体系，包括王旦的行状、墓志与《三朝国史·王旦传》。其次是神道碑体系，包括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以下简称《遗事》）、欧阳修所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王称所撰《东都事略·王旦传》，吕祖谦《欧公本末》所录王旦神道碑（注明是神道碑的节录）。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并是规整的传记文本，却是欧撰《神道碑》的缘起与文本基础。《神道碑》精心筛选《遗事》而重新塑造的王旦形象又为《东都事略·王旦传》所继承，是王旦传记第二个体系的核心文本。最后就是《宋史》体系，包括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王旦篇与《宋史·王旦传》。通过传记资料的比较可以大致厘清王旦形象反复扭曲的历程，并从比较原始的文献中还原王旦的“政绩相业”与早期形象。
一、命贵：王旦的早期传记与形象
《三朝国史·王旦传》早已亡佚，仅存少量佚文。同样已佚的王旦墓志为杨亿所撰，而撰者不详的行状留存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国史本传有一条佚文出自周必大《王氏济美集序》：
初，文正公以大理评事宰岳之平江，《图经》载二事：其一，公将至，山鬼避舍，是特谶公之贵，勿书可也，而《国史》、杨文公志墓乃备书之。
“山鬼避舍，是特谶公之贵”事，《宋史》本传记为：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其廨旧传有物怪凭戾，居多不宁，旦将至前夕，守吏闻群鬼啸呼云：“相君至矣，当避去。”自是遂绝。
周必大的记载不仅可以确定《宋史》此事出自国史原文，而且指出国史所据是杨亿所撰王旦墓志铭，据此可以推断墓志是国史本传的重要基础。
另一条国史佚文出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忧畏不自安，连岁拜意求解。上素重其德望，闻其引退，甚不乐，优诏褒答，继以面谕。旦一日独对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复求逊位，上睹其瘦瘁，悯然许之。
李焘《长编》自注亦称：
本传云：旦将罢相，独对滋福殿，令左右掖扶而升，荐贤士大夫十数人。
《宋史》本传对应的文字极为分散：
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独对滋福殿……旦复求避位，帝睹其形瘁，悯然许之。
此处省略部分就是“杂录朱子载入《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之各种遗闻轶事”，而国史这段记载在《涑水记闻》所录王旦行状的对应文字是：
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辞，累章不许。及自兖州还，恳请备至，乃诏册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有重事，不以时日，并入参决。旦闻之惶恐，拜章乞寝恩数，至阖门俟命，乃止增封邑，而优假之数率如前诏。既而疾甚，求对便座，扶以升殿，上见其癯瘠，恻然许之。
虽然文字多有出入，但内容、主题与国史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确定，王旦的行状、墓志铭、国史本传属于同一文本体系，《三朝国史·王旦传》据行状与墓志撰成。
《涑水记闻》所录行状是理解王旦早期形象的主要文本依据。王旦行状凡一千余字，除仕履之外仅记录避嫌赵昌言、代赵元份留守东京、参与天书封祀活动、辞职等数事。最后一段人物性格部分涉及命贵、睦族、崇佛三方面，对王旦的称颂仅限于“为相几二十年，遭时承平，人主宠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称之”。后出遗事、神道碑、言行录刻画王旦宰相风度的种种轶事、荐举寇准及与皇太子的种种牵扯，在行状中毫无体现。相对于行状，国史本传可能更多采用杨亿墓志的内容，比如“山鬼避舍，是特谶公之贵”之类。王旦卒于天禧元年（1017），《三朝国史》撰成于天圣八年（1030），王旦的行状、墓志、国史本传都形成于真宗晚年至刘太后听政的十余年间，这时期的政治有延续性，王旦的形象不会发生戏剧性变化，传记文本主要刻画王旦命贵、人主宠遇至厚、廉洁自守、睦族、崇佛等形象特征。
二、士大夫政治典范：神道碑重塑王旦形象
欧阳修撰《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是至和二年（1055）王旦幼子王素奏请仁宗的结果：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从之臣。惟是先臣之训，其遗业余烈，臣实无似，不能显大，而墓碑至今无辞以刻。惟陛下哀怜，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宠于王氏，而勖其子孙。”天子曰：“呜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协德一心，克终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谓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诏史馆修撰欧阳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铭。”
王素与欧阳修同属庆历党人，是“庆历四谏官”中的两位（另两位是余靖与陈襄），庆历新政失败后两人长期外放。皇祐年间（1049—1054）仁宗有意重新起用庆历党人，欧阳修与王素先后返回京城。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拜翰林学士，王素于次年知开封府，奏请为王旦立神道碑就发生在这时。
欧阳修以王素所撰《王文正公遗事》为素材为王旦撰写神道碑。《遗事》序言称：
勋书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拟议也。然公捐馆，素未成人。洎从官立朝，或闻于擂绅，或传于亲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诸遗稿。史官未备、理文未悉者，窃自记录，仅乎成编。
表面上看，王素只是将史书未载的王旦事迹收集记录下来作为父亲传记资料的补充，并没有否定国史王旦形象的意思。《遗事》的内容一旦进入仁宗诏撰的王旦神道碑就具备了官史的意义，而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塑造了与国史本传完全不同的王旦的全新形象。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行状重点记述而被《神道碑》略去的事迹，主要就是王旦参与真宗朝天书封祀等活动。真宗朝的天书封祀被仁宗朝兴起的士大夫政治全盘否定，所以欧阳修需要隐讳王旦这方面的行迹。至于据《遗事》新增内容重塑的王旦形象，欧阳修精炼地归纳为六个方面：
1．公少好学，有文；
2．公为人严重，能任大事，避远权势，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贤；
3．公以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进退能否，赏罚必当。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无不听，虽他宰相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某以谓如何？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公在相位十余年，外无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实，群工百司各得其职。故天下至今称为贤宰相；
4．公于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材矣；
5．公与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
6．人有谤公于上者，公辄引咎，未尝自辨，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
前两条突出王旦的才学与能力。第三条最为核心，前面称“务行故事，慎所改作”，这是对王旦清静无为行政风格的总结，但欧阳修由此刻意制造真宗依赖王旦、“非公所言不决”的印象。后面从推荐人才、定夺奏议、为人辩解三方面进一步展开，强调“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铭文又称“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时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蓍龟”。总之《神道碑》通篇强调王旦在朝时能定夺朝廷大政方针，突显王旦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将王旦塑造为士大夫政治的典范，其实这些都是庆历党人自己的政治期待。此后的《东都事略·王旦传》摘录“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等《神道碑》的内容，《宋史·王旦传》以“皆一语定之，伟哉宰相才也”作为赞辞，都巩固了欧阳修重新塑造的王旦作为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
行状中王旦参与天书封祀活动以及“性好释氏”的事迹，在《神道碑》中完全消失。王旦既是真宗天书封祀的首相，又是西湖莲社的著名成员，这些内容的消失其实是对王旦真实形象的刻意扭曲。而《神道碑》重新塑造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所依据的事迹多为虚构。《神道碑》所依据的王素《遗事》多数经不起考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有仔细辨析。如神道碑最能体现“公徐一言以定”的太子谕德、赵德明、蝗灾、刘承规四事均出于《遗事》，《长编》据《神道碑》记载赵德明、蝗灾二事时自注“此事不审何时”“此事不得其的日”，而未载的太子谕德、刘承规二事应该已被李焘证伪。《神道碑》又有出自《遗事》的荣王宫火、日者上书言宫禁二事，欧阳修从中提炼出“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的主题。其实王旦可能出于佛教观念而强求赦免，于律法未必有据，所以李焘不无困惑地指出：“当失火时，固已知自荣王宫矣。命官勘劾，事理当然，非因大臣建议也。旦所以谏，盖虑缘坐者众，或及无辜尔。若云不宜罪人，则恐失实。”
官方史书中的王旦始终扮演着附和皇帝的角色。史书有关王旦的记载，主动奏请之事极少，更没有仁宗朝以来士大夫动辄上万言书建言的情况发生。真宗与王旦的互动，绝大部分都是真宗“谓”王旦等如何如何，王旦或者有所应对，或者只是俯首听命而已。如景德三年（1006）“诏以来年春朝谒诸陵”，王旦非但没有劝谏，反而提出需要修葺行宫，“春候和暖，亦可顺动，惟行宫损坏，要须修葺”，反倒是真宗觉得“如此，亦劳民矣”，“诏所至州县，但增饬馆驿，不得更建行宫”。同年，真宗对辅臣说“今封疆宁谧，气序均调，所谓人情和天道顺也”，王旦等立即吹捧真宗“陛下虚心求治，屈己为民，远裔怀徕，岁丰人乐，此太平之应也”，“咸再拜称贺”。景德四年（1007）真宗跟辅臣讲述应该如何防戒内臣的危害，王旦便率辅臣恭维真宗“前代事迹昭然，足为龟鉴，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真宗宣称密使报告朝陵对民间“无所骚扰”，王旦又附和说“比闻群情妥贴，信不扰所致”。可以说王旦率宰臣附和是真宗朝固有的政治模式，类似的记载在《长编》《宋会要》等宋朝基本史籍中不胜枚举。即便王旦对朝政有异见，也习惯于逃避与顺从。如在立刘氏为皇后的问题上，《涑水记闻》称“真宗将立刘后，莱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长编》记载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其实是消极抵制与逃避的姿态，结果就是“中书门下请早正母仪，后卒得立”。又如王旦其实不同意修建玉清昭应宫，但在丁谓抛出了求皇嗣的理由后“遂不敢复言”，他能做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调和，如在“修宫使丁谓欲宫速成，请三伏不赐休假”时王旦提出“当顺时令”，从而让真宗下诏在三伏日停工。总之，王旦的执政风格是真宗朝循默政治的典型，根本支撑不起《神道碑》中王旦“事有大疑”“公为蓍龟”的形象，与动辄勃然奋起与君主抗争的士大夫政治模式更是迥然有别。
其实当时就有人质疑王旦在政治上的循默。真宗就批评王旦“上封者言中书不言事，罕接宾客，政令颇稽滞”，王旦还狡辩“中书庶事，动守程序，不敢随意增损，行遣疾徐”，而这正是王旦循默行政的基本原则。欧阳修所撰《神道碑》刻意掩盖王旦参与天书封祀活动，其实真宗亲自描述降天书过程后，王旦等就称颂真宗感天圣德：
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
《宋史·王旦传》称王旦因受真宗“行贿”而被动接受天书：
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此事出于苏辙《龙川别志》，本意就是批评王旦循默无为，“安于势位，亦不能以正自终”，并将王旦比于冯道，“盖旦之为人类冯道”“其实与道何异”。而指冯道为“无廉耻者矣”的正是苏辙的恩师欧阳修，所以即便在《神道碑》撰成之后，王旦循默甚至“无廉耻”的形象仍然深入人心。
三、《宋史》虚构王旦的
政治派系
政治派系
欧阳修虽然以王素《遗事》为基础为撰写王旦神道碑，但《遗事》记事多达百余条，欧阳修仅择取十余事重塑王旦形象，远少于朱熹《言行录》王旦篇摘录《遗事》四十余条。本来神道碑、《东都事略》塑造了王旦“一言以定”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宋史·王旦传》如果不是别出心裁就不必另起炉灶。《宋史》并没有调整王旦“一语定之”的虚假形象，又刻意构建王旦与寇准、太子（仁宗）的特殊关系，这也让王旦形象进一步脱离历史事实。
《宋史·王旦传》由《言行录》增入而与《神道碑》不重复的内容多达3500字、全文60％左右。这些内容既无益于增进对王旦平生事迹的了解，反而让王旦的形象（无论是循默无为还是作为士大夫政治典范）变得更加混乱，作为传记文本简直糟糕透顶。王旦早有成熟的传记文本，《宋史·王旦传》新增入的内容看似琐碎而错讹，其实是刻意为之，围绕子虚乌有的皇太子以及王旦与寇准的亲密关系而展开。这其中有两个条目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澶渊之盟时王旦权留守东京事：
契丹犯边，从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及驾还，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闻后有驺诃声，惊视之，乃旦也。
澶渊之战中雍王赵元份留守东京而遇暴疾，真宗紧急调王旦“权留守事”，此事诸传皆有，当为国史原文。《宋史》在此基础上增入王旦返京前“愿宣寇准”及真宗提出“立皇太子”。此事见于《言行录》，《言行录》自注出于《遗事》，但今本《遗事》未见此事，当为今本《遗事》佚失条目。但当时真宗并无子嗣，王化雨《〈宋史·王旦传〉“立皇太子”事辨析》已详辨其事荒谬。
二是增入王钦若离间真宗与寇准关系、提议封禅、真宗为此行贿王旦之事。这部分内容史源是《龙川别志》，《宋史·王旦传》据《言行录》转引增入，唯删去“旦不复异议”以下批评王旦“安于势位，亦不能以正自终”的大段文字。王钦若诋毁寇准而建言封禅之说未必是事实，与王旦没有直接关系，附和天书也被认为是王旦的政治污点。但在《宋史·王旦传》的叙事中，增入此事的效果是王旦既悔于“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为他支持寇准复出拜相提供了动机，从而构建起王旦与寇准结盟、与王钦若展开政治斗争的叙述脉络。除家庭琐事之外，《宋史·王旦传》增入的《言行录》内容主要围绕王旦与其他朝臣关系而展开，其中涉及寇准6条，其他王钦若3条，陈彭年2条，丁谓2条，周怀政、向敏中、薛奎、张士逊与李迪各1条。这些人物在后来形成的宋史叙述中分属忠奸两个阵营，忠臣以寇准为首，包括向敏中、薛奎（抵制刘太后）、张士逊（仁宗为太子时东宫官）、李迪（仁宗为太子时东宫官），奸臣则是王钦若、陈彭年、丁谓，他们与《遗事》《神道碑》中出现的内臣刘承规都移属于所谓的真宗朝“五鬼”（另一位是林特）。
《宋史·王旦传》增入的内容无不强调王旦支持忠臣而抵制奸臣，但这种叙事，特别是王旦支持寇准的相关内容，根本经不起史料的考辨。王旦“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与寇准同为辅臣的时间尚不足一年，远不如向敏中、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说明两人未必属于同一政治阵营。《长编》的相关辨析本来足以证伪王旦与寇准的亲密关系，但李焘仍相信王旦“荐准，必不诬也”“决不诬”，只能说明南宋时固化的忠奸对立叙述严重影响了李焘的史学判断。在真宗长期排斥寇准的情况下，循默的王旦不太可能始终支持、推荐寇准。理解王旦与寇准的真实关系需要关注另外两条材料。一是《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对王旦批评寇准“好收人情，以求虚誉”，李焘注文称《实录》记载王旦回答“此事忠臣必不为之”，但“别一本乃无此语”，并做了“恐旦果无此语也，今削去”的处理。王旦此语应该是指寇准之举非忠臣所为，如果王旦是说作为忠臣的寇准必无此事，李焘试图构建“旦荐准，必不诬”而苦于难觅证据，就没有理由“削去”此语。另一条见于《隆平集》与《宋史》，应该是《三朝国史·王旦传》原文，称寇准与林特发生严重冲突，真宗再次批评寇准，王旦附和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这是王旦攻击寇准。
总之，《宋史》中王旦拥护的皇太子并不存在，王旦推崇、荐举寇准也属于子虚乌有。
结 语
王旦内心或许确实抵触真宗的天书封祀活动，如果地下有知，他也可能会向往欧阳修为他塑造的士大夫政治典范的形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王旦是整个天书封祀活动时期的首相，他循默安静的行政风格及对宋真宗的附和甚至引发真宗本人的批评，而他的个人信仰明显亲近佛教。虽然真宗朝的宰相都是科举出身，但仍有执政官出自潜邸与武将，士大夫政治的潮流在这时期也尚未形成。宰执集团循默安静、附和君主是宋初政治的常态，真宗朝宰相李沆、王旦等在仁宗朝被重新塑造成士大夫政治的典范，这既是政治文化演变的产物，也涉及具体的政治派系——重建王旦形象的王素（王旦幼子）与欧阳修都是庆历新政的核心成员。《宋史》本传没有采用欧撰神道碑的王旦形象，而是据朱熹《言行录》增入大量没有史实依据的王旦维护皇太子、寇准的情节，这就牵涉为理学正统地位而构建历史叙述的问题。对王旦形象的改造经历了神道碑与《宋史》两个阶段，但所有素材的来源都是王素的《王文正公遗事》。王素编撰《遗事》的重要背景，应该是仁宗皇祐三年（1051）诏撰《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即寇准神道碑。寇准在真宗晚年抵制刘皇后掌权的政治遗产，为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王素等庆历党人所继承，这就解释了王素、欧阳修为什么以王旦与寇准、太子（仁宗）的特殊关系为核心重塑王旦的形象。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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