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王文斌·我的知青生活回眸
那是1969年1日8日，我即将满18周岁的当儿，被中国大地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风潮卷到了福建省福鼎县南溪公社南溪大队，成了一名插队知青。刚下乡的头二年，落户在山边生产队；1971年初，转到矴埠头生产队，在担当田间劳动任务的同时，兼任生产队会计；1972年9月起，离开生产劳动的岗位，先后在水仓、高墙、罗伍等民校担任民办教师，直至1975年9月起赴泉州读中医，离开插队之地，从此与卫生部门结缘。
我的知青生涯历时六年九个月，在同辈人中不算短亦不算最长（最长者达十年），但是包括劳动岗位和民师岗位，我曾辗转过多个村落，接触到的农村群众为数不少，既在汉族地区呆过，又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既当过强体力劳动者，又干过农村的“知识分子”活计（如会计、教师）。这期间，我还在农村经历了党的“九大”召开、批林批孔等一系列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可以说，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吧！
如今，一晃眼50余载过去了，我已将至古稀之年。但是，往昔的插队生活仍历历在目。我常思索，占据了个人青春美好时光的知青岁月到底有哪些值得留恋？是蹉跎乎，还是孽债乎？孽债，本人尚未欠得；蹉跎呢，当然有。不过，透过“蹉跎”表象，我找到了属于自已的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不忘困苦，永铭欢乐。
(照片左一为作者王文斌)
（一）不忘困苦
知青生活的确很苦。最苦的当然是劳动关。下乡前，我一直在中学参加“文革”运动，写批判稿、抄大字报、编印红卫兵战报是自己的拿手好戏。体力劳动嘛，除了在家挑挑水，别的锻炼机会就不多了。至于农业生产技能方面，最多也就割过几次稻子。插队后，强重的田间劳动一下子摆在我们这班学生哥面前，开头真让自己吃不消。记得我们刚放到队里时，正值腊月，晨间霜重，气温很低，却要随社员光着脚下水田翻坂，一天下来全身酸楚不用说，两腿膝盖以下皮肤还因沾湿了水，被北风吹开了一道道的口子，钻心地疼。南溪的土埌粘性大，较易板结，故农民用的锄头份量特别重，我们抡不了多少下手上就磨出了许多血泡，被水一浸也是钻心地疼。还有，送肥下地的考验同样艰巨。南溪水田偏少，农地占多，而农地多在山上，出工时爬上百多米高程是常事，且道路畸陡。当地农民习惯了，150多斤的肥料用畚箕装着，拿锄头当“佐脚”，轻轻松松上了山。可我们怎么受得了啊，小腿肚子直打颤，一不小心就把肥料给打翻了。再者，砍柴禾也很苦。当地使用的燃材全长在山上，你要煮饭就得学会上山砍柴禾。砍柴禾时衣服易被荆棘扯破，手、脸常被茅草划破，遇上毛毛虫得让你火辣辣的难受死。有时天都快黑了，还要驮着一大捆柴草在崎岖的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的奔波，到家把柴草一搁，累得就想躺床……所幸的是，当时我们毕竟年轻，骨骼已发育成熟，加之思想上良性的意识多（老想着“再教育”一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炼，咬咬牙，慢慢就适应过来了，全身肌肉开始发达，小腿肚子明显结实，皮肤也黝黑了许多。下乡的第三年，我就能拿全劳力的工分，田间担子一挑150～180斤是常事，最重时还挑过200斤以上。为了赚取一些生活费用，我还和农民一样，数次当过南溪粮站转运粮食的挑夫，每次挑120多斤的担子，翻越30多华里山路到城关粮站卸货，获得1.92元劳务费。要知道，这可值在生产队劳动三天的收入呢，当时可买二斤猪肉，挺高兴的。
在插队劳动期间，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当过“牛”的那段经历。1970年，福鼎县革委会领导为响应毛主席“广积粮”的号召，发动全县扩种早稻，南溪大队自然分配到了一摊早稻种植任务。可是，各生产队的牛力不够，水田翻土进度跟不上。眼看着季节迫进，种植不能误时，怎么办？为了保证早稻扩种任务按时完成，一些生产队打起了用人力代牛力拉犁翻土的主意。我们知青立刻积极响应，主动报名当“牛”。我所在的山边生产队共3名知青，全部参加了人力拉犁行动队。每架犁5个人拉，左右4人只管用力，中间1人不但用力而且要把握前进方向，即走准犁辙。连续几天拉下来，翻田的进度上去了，“牛”们的肩膀也被拉绳勒破了，两脚在犁开的土块里踩上踩下，小腿上的皮磨得满是血痕。真有点悲壮的味道！
除了体力上要付出诸多艰辛，劳动中还经常和脏、臭打交道。人粪尿、猪牛屎都又脏又臭，但它们却是良好的有机肥料。南溪农民喜欢把灶灰和人粪尿混拌施用，混合后的灰肥是靠手一捧一捧地投放到挖好的沟穴里去的，捧过的手自然充满了粪尿臭。猪牛粪肥的产生则是先将稻草垫到圈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将其耙出，堆放在露天沤熟待用。耙垫料的人双脚是赤裸着浸泡在烂乎乎的猪牛粪尿中的，事后怎么洗也有一股味道。开头我们都不喜欢和这些粪肥接触，后来通过“斗私批修”，认识到“怕脏怕臭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咬咬牙也就无所谓了。
在勇闯劳动关的同时，我们还要闯生活关。首先，学会做饭。在家时，大多数男生都不关心厨房的事。结果，下乡后第一歺做饭，我们吃的就是夹生带焦糊的东西。不过，学会做饭很容易，邻居大婶很快就让我们掌握了要领。难的倒是做饭的时间。因为我们是2、3个人直接插在农村生产队的，不像集中在农场、茶场里的知青有专人搞炊事，每歺饭都得自己做。早歺问题不大，早一点起床就可以，午、晚歺则只好等收工回来才捣鼓。结果是，干了半天累活，饥肠辘辘的回到居住地方，还得生火烧饭。有时储备的饮用水不多了，又得挑上水桶跑上一段路去汲水。常常是同住一厝的社员一家子都吃完饭了，我们的饭才刚熟。待吃完饭，碗尚未洗妥，生产队长已在吆喝出工（晚上则呼喊评工分），搞得我们手忙脚乱。这点，连农民群众都说我们“主挂煤（可怜之意）”。更可怜的还在后头。我在山边队时，因有3个人在一块，煮饭、洗碗之事大家可以轮流或互帮，不会都摊在一个人身上，相对轻松些。转到矴埠头队以后，只有我一人了，一切都得独自应对，更惨。记得夏季收割早稻，干到傍晚时辰已过7点（因避酷热下午出工收工均迟些），天色渐黑，收工时每人得从田间带回至少150斤刚脱粒的谷子。到家后，有家庭的社员即可端起饭碗，而精疲力尽的我才开始烧晚饭。一般是烧制一歺连带明天的早餐和午饭。因兼会计，吃完饭，我又得马上赶到稻谷存放点为全队社员核分口粮，让各家把当日收割的新鲜稻谷按分配数拿回去自己晒干。待到这些事办妥，已是晚间10点之后。此时，再去洗澡、洗衣。幸好我的住所附近即是溪流，洗澡洗衣很方便。然后，在闷热的小屋里睡上一觉，天蒙蒙亮，又得准备出工。你说累不累？
此外，伤痛的折磨也不时光顾我们。在农村劳动，由于常和烂泥、粪肥打交道，手脚有了伤口特别容易感染、化脓。若是伤口在踝眼、腿臁等皮薄之处，则经久难愈。我脚上的一明显疤痕，即是当初边干活边治疗，拖延了半年以才治好的。还有，当年的南溪大队是疟疾高发区，我和一些插友都尝过打摆子的滋味，连续几天寒热往来，冰火两重天，可谓狼狈之极！病罢，留下了肝脾肿大和贫血，人也瘦了一大圈，真叫遭罪！
让我们遭罪的还有粮食问题。下乡第一年，县里给每位知青颁有粮食供应证，尽管定量不高，但吃饭基本可保障。从第二年起，就得吃生产队分给的口粮了。南溪是缺粮地区，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余粮较少，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口粮依靠去浙江泰顺采购，知青自然也面临缺粮困境，只好向公社领导求助。谁知一伙人联合起来求见公社领导时，竟让该领导一顿大道理加训斥给打发走，搞得大家好不晦气。后来，算是县里给了政策，每人终于解决了百来斤回销粮，才不至于饿肚子。有了粮食，又遇到储存问题。南溪农民的主粮是番薯絲，生产队分配给我们的口粮大多是这个东西。农民每家有储粮仓，能够通过熏毒方法保证番薯絲不被虫蚀。我们没有这种设施，只好将其装在筐子中，搁在屋里头顺其自然。结果是，我们常常得吃布满了虫卵的薯絲，回想起来真够恶心！
总之，劳动与生活上碰到的困苦很多很多，但这都属于知青们普遍拥有的共性问题，差别在于轻重不同、或多或少而已。不过，谈到前途方面的际遇，则因各人的背景不同而遭遇亦不相同。下乡的头二年，知青们多在考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事，只顾埋头绣地球，接受再教育，别的念头不突出。二年后，随着招工、升学的好事到来，知青们的心变得不平静了。说实在的，尽管上头在大力宣传“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号召大家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为榜样，甘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把终生献给广阔天地，但实际上大部分人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早一点跳出这个苦坑。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人拼命巴结公社领导，讨好大队干部，想早点拿到招工或招生的指标；有的知青家长频频动用人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开始盛行。凭心而论，早走的知青大多数表现是过得去的，其中有些人也非常优秀，是正能量的代表，让他们上调，应该！当然，能离开的人都得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出身“红五类”，或上一辈政历清白。在七十年代初期，家庭出身犹如现今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招工、升学，第一道关隘盘查的就是“你属哪类子女”。至于文化程度，谁也不去认真，因此才有了不少小学文化直接上大学的怪象。我的父亲历史上当过8年国军军医，其实他是抗战老兵，不过因在军队医院里一直呆到解放战争快要结束，“文革”中被冠以“国民党残渣余孽”遭受批斗，差点死掉，所以他的政历问题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心口沉甸甸的。因此，我並不敢奢望能早一点成为非农人口。然而，看着一批批的插友挑着行李踏上了返城之路，我亦曾惆怅、失落，哀叹“何日才能再吃上粮证”？尽管我竭尽全力“改造”自己，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命运却不青睐我。从1973年至1975年，我连续三年被南溪的贫下中农社员推荐上学，前二年均因父亲的政历问题让县里给涮了下来，第三年在一些干部说了公道话之后才得以如愿。这种经历在本县知青中为数寥寥。在以后的就学及职场岁月中，我常以这段经历来鞭敏自己：要加倍努力，要珍惜难得的学习和工作机会，不要辜负了贵人。由于南溪公社党政机构设在叠石大队，从南溪到叠石需从低往高攀行一条长约20多华里的岭路，在1973～1975的三年中，我曾三次登此路上公社申请入学，故戏谑自己是“三上桃峰”（“文革”中一出闻名全国的晋剧戏名）。
（二）永铭欢乐
前面说了许多困苦，是不是当年在农村我们苦的难以活下去了呢？其实不然，有不少今天回想起来感到很苦楚的事，当初身临时却感到内中有许多欢乐。可能我这个人心态较好，容易知足常乐。我自认为那一段知青生活不乏有趣，虽然它曾经带给我太多的苦衷。欢乐之一来自可亲可敬的农民乡亲。我在六年九个月的时间里接触了大量的山区农民，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勤劳、朴实，待人热情、真诚，不虚伪。他们不但教我们学会农业生产技能，而且在生活方面关心我们，腾出好房间给我们住，还把自己栽种的蔬菜送给我们吃。谁家宰猪了，都会端来一大碗热气騰腾的白菜烩猪肉。我们的灶是邻居大伯帮助砌的，我们用的水桶是邻居大叔给箍结实的，我们使的锄头是邻居阿哥给配好柄的。我们中有谁伤了风，大婶、大嫂就会前来嘘问，授给解表的土方法。年纪大些的称我们为“学生哥”，年纪相仿的把我们当兄弟。非农忙的时候，每晚我们的卧室里都挤满了老老少少，大家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忒快。后来，我们也到他们的屋里去坐，侃古人的事，侃城里人的事，谈古论今，互饱耳福。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福鼎的农谚与俗语，为我以后搞文学创作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素材。农民说话常直言不忌，“九大”召开之时，正值极“左”思潮泛滥到顶峰，他们就敢告诉我们这些也满脑门“左”痕的学生哥：三年困难时期是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救了农民······。南溪毗邻浙界，由于浙江的粮食征购政策比福建寛松些，他们就说中国有两个毛主席，福建的毛主席政策太紧严。农民的话常唬得我们连说“讲不得”。农民还让我们和他们一块喝酒。同一生产队的青年娶亲时，我们每人送上2元钱礼包，痛痛快快地赴了一回农家婚宴，大块肥肉嚼得满嘴流油，爽极！酒席开始前，我还应主人邀请，主持了模仿“三忠于”形式的别出一格的婚礼，指挥新郎新娘唱《东方红》，並向毛主席像鞠躬。1974年，我在高墙当民师时，目睹了当地的畲族嫁女婚俗，倍感有趣。畲族的哭嫁流程，畲民的歌唱本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高墙呆了3个学期，学会了听懂基本畲语，除了能与畲族群众用畲语对话，还曾经会用畲语给学生讲课。那时候，每当我遇上不顺心的事，只要想想自己身处在如此热情的农民群众之中，我和他们的感情已是那么胶融，心中的烦恼也就很快消失了。知青生活让我结交了许多农村朋友，时间虽已过来50余年，迄今我仍然和其中的一些人保持着深厚、持久的情谊，遇见时，他们一如当初那样亲热地称我为“老王”，我也照样站在路旁和他们神侃，询问一些人的情况。前几年我未去上海时，有的人遇到医疗上的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尽力而为。我当年教过的一些学生，如今也发展的不错，他们在市区有自己的房子，见到我时仍叫我“王老师”。我有事需其助力，他们都很乐意。我为自己结交了一群农村朋友感到快乐。
欢乐之二来自知青群体。到南溪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属于“老三届”的共15位。刚下乡的时候，有些人还不相识，但共同的经历很快让大家融在了一起，並逐渐形成了一个十分团结的群体，历50年而不崩散，至今仍有密切、友好的往来，犹如兄弟、姐妹一般。
由于“文革”中“左”的思潮影响，当年首批“发配”往南溪大队的知青，多数是属于条件较差一类的，或在派性斗争中站错队，或家庭政治背景不良，因此，曾受到少数公社干部的歧视。据闻，有的公社官员特意向大队干部发话：要盯好这些人。所幸的是，南溪知青並未因此而自卑自鄙，大家都抱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就一颗红心的真诚愿望，用汗水来表现自己的清纯。下地劳动，我们再苦再累也不孬，第二年就基本能适应各种农活的操作；农闲时间，整个大队的知青欢聚在一起，忘却遭受的歧视，谈笑风生，吃米线喝米酒，快快乐乐的过上一天。喜欢乐器的，搬来笛子、二胡，合奏上几段时行的曲子，让偏僻的山乡也荡漾起优美的笛声、琴声。下乡第四年，在有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后，我们又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几人合作撰写农村题材小说、散文，我自然是其中的主力军。从那时起，业余文学创作一度成了我在农村晚间的重要活动，日子也感到过得很快。在搞文学创作的同时，我还参加了公社组织的通讯报道写作活动，文字功底得到进一步磨炼，並由此结识了薛宗碧、王绍据等人（他们在我日后的从政生涯中给予了很大帮助）。可以说，南溪知青用高度的团结和勤劳、勤奋，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好评，为自己争了气，也扭转了一些人的异样眼光。以后，在进城工作的日子里，这个群体照样表现不凡，15人中，8人获得大专学历，有1人担任处级领导职务（在省化工化纤集团），5人担任科级领导职务，3人担任国有企业副职，3人担任主治医师职务。我本人在退休时享受到了领取副处级养老金待遇，非常知足！
此外，劳动的收获也曾带给我们许多欢乐；南溪的绿水青山也让我们品味到许多欢乐。通过劳动，我们锻炼了体魄，培养了胆量，适应能力大大增强。通过劳动，我们学会了耕耘的技巧，懂得了怎么种植庄稼，培育禾苗，不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年南溪的交通条件虽差，但南溪的山水却十分迷人，黛峰环抱，双溪交汇，清澈的溪流，深邃的青潭，踠蜒的石护栏，苍森的古松、古枫，别有风格的民宅老厝，老厝旁像琴键一样齐整的石矴埠，让我们置身其中不禁叫美。若在今天，此地搞个乡村游风光不错。以后，为了建南溪水库，当地人民作出了巨大奉献，举村迁移，景色旖旎的家园没入水底，令人不胜感慨。
王文斌
作于2020.02.11福建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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