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山海经》之史料价值
重估《山海经》之史料价值
朱彦民 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 3天前
内容提要：《山海经》是一部以记述上古时期山川河流、物产风俗为主兼及历史人物和古代行政区划的优秀历史地理著作，它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独特的美学魅力。因为书中有所谓的奇幻、迷信内容，所以《山海经》曾经被历代正统学人斥为荒诞不经之书，千百年来饱受争议。近现代以来，学术界参考其他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逐渐对其中的一些记载进行了历史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些都表明，《山海经》一书所记载的内容，对研究古代文化、历史、地理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关键词：《山海经》，上古时期，史料价值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自问世以来，它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的信息，厚重的历史，奇幻的风格，神秘的意境，吸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注目与探索。
由于这是一部奇书，所以关于《山海经》的争论历久不断，其中争论的内容涉及到该书的性质、作者、时代、篇目、版本、真伪等多个方面。这里主要总结一下古人先贤对于《山海经》史料价值的评价和争论。
一、关于《山海经》史料价值的争论
我们基本上认可这样一种说法，即《山海经》主要材料传自战国以前，主要内容是纪实可靠的，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生物、矿产、医药、天文、神话、传说等方面，兼收并录，无所不包，可谓一部集地理方国和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较早的类书。《山海经》虽然含有粗陋难懂、闳诞奇怪的内容，但不少是上古时期原始社会先民的实况记录，也反映了我国一些边远地区氏族部落的历史面貌和文化概况，因此史料价值巨大。
但是这样一个共识，确实经过了千百年来学术界的争论得来的，实属不易。
1、古人对《山海经》质疑与排斥
《山海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传末：“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也是历史上对《山海经》一书最早的评价。司马迁认为《山海经》是讲怪物的一本书，所以他说“余不敢言之也”。虽然司马迁并不怀疑《山海经》是古书，但是应该说这个评价不高，而且这对后世学者之于此书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其后，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云：“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荒唐）哉！”如淳注曰：“放荡迂阔，不可信也。”“余敢言也，亦谓山海经难可信耳。”王充《论衡·谈天》也说：“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夫如是，邹衍之言未可非，《禹纪》、《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皆是对《山海经》不认可的观点。
下至魏晋，情况亦不乐观。所以晋人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多奇怪激化之言，莫不疑焉。”在《颜氏家训》中，也因《山海经》书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郡邑地名，颜之推即曾怀疑“夏禹及益所记”。宋、明之际学人们对《山海经》继续有所贬抑，比如朱熹在《楚辞辩证》中认为《山海经》、《淮南子》均是解《天问》之书，谓此书与《淮南子》一样属于附会屈原《天问》而作，云：“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围内。二书（《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淮南王刘安亦为《离骚》作注。《汉书·淮南王书》本皆缘此《问》而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2则认为《山海经》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因此认为“山海经，古之怪语之祖”。直至清代学者作《四库全书提要》，仍斥责《山海经》“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直到晚清崔述，仍是极力贬低《山海经》的价值：“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搜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后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
2、古人对《山海经》价值的发现
然而，毕竟还是有古代学者能够认识到《山海经》独特价值的。比如《孔子家语·执辔篇》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一语，可见“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西汉末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就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罕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对《山海经》产生的背景做了详细介绍，评价极高。
至晋郭璞《山海经注》，更有感于世人不知《山海经》之珍贵：“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徵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若乃东方生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盗械之尸，王颀访两面之客，海民获长臂之衣，精验潜效，绝代县符于戏，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所以他要为此书作注，以期唤醒群惑，传于后世：“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并呼吁当世学人，认真对待之：“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南朝范晔《后汉书·王景传》载，汉明帝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曰：“然则是经，为山川舆地，有功世道之古书，非怪语也。”《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中的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将它列于地理类，此后各代官私论著目录多随之而归之“地理”，也都是及其重视《山海经》的一种表现。
晚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被视为《山海经》最好注本，郝氏有感于世人忽视《山海经》的价值，明确指出该书“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变怪，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1]极力强调了《山海经》的地位和重要性。
再如晚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特创一个有别于经史子集的子目“古史”，来容纳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引起前人或后人怀疑的书籍。他认为，《山海经》、《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先秦以上传记真出古人手者”，并注明，后“三书虽有假托，皆秦以前人所为”。可知在张之洞心目中，《山海经》的可靠尚在后三书之上。这当是学术界从学理上重视《山海经》价值的一个良好开端。
戊戌维新时期的1897年，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有学生就《山海经》中人面兽身的记载提问如何理解，梁启超的答复是：“汉世武梁祠堂所画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盖古来相传，实有证据也。《山海经》言，绝非荒谬。”梁启超在1921年写成的《中
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说：“《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1]梁氏以考古实物印证传世文献的记载，断言“《山海经》言，绝非荒谬”，“不可诬也”，足见当时相当一部分通达硕学的认知水平和观点态度。
当时的著名学者刘师培撰写《〈山海经〉不可疑》，根据当时已经传到中国的西方学界进化论新知，又引据汉武梁祠帝王画像，证明“《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他认为“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对比“西国古书多禁人兽相交，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用来证明“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由此他认为，《山海经》所言自无可疑之处[2]。
在20世纪初年，学者们在对中华民族人种起源问题的论证上，都利用了《山海经》、《穆天子传》及其他许多古文献上的神话、传说资料。比如蒋观云于1903-1904年间的《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即其一例。蒋氏以为：“《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类人之猿”；只要不“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3]。这是把《山海经》当做人种学研究方面特殊的史料“实录”了。
二、《山海经》史料价值的总结
从上面梳理的古今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此书不仅仅是神话传说的汇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不可多得上古历史。虽然它的神话色彩浓厚，其真实性、可信性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蕴含着历史发展的素地。只要拨开神话环绕的迷雾，认准其中作为主线的历史线索，就可以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大荒北经》中关于黄帝战蚩尤的记载，我们剔除其神话色彩，就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既具有传奇色彩，又具有神谱的性质。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记载的黄帝部族的谱系基本相同。这就说明了《山海经》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在《山海经》中，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
由此，有学者总结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山海经》记述了远古人类的活动状况。
中国传统史家受到材料和视野的束缚，没有关于远古人类的记载，《尚书》的源头为唐尧，《史记》也仅仅记载到黄帝。而《山海经》则直接记载了远古人类的足迹，“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这种动物能够识别人的名字，表明其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同时，它拥有类似于人的面孔，说明此物种不同于一般的猿猴，而带有类人猿的特征。据此，有些学者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远古人类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山海经》描绘了上古时期氏族部落战争的精彩场面。
原始社会后期，各个部落首领为了夺取财富、土地和奴隶，频繁进行战争。然而，正史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少。《尚书》记载最早的部落战争是夏启与有扈氏之间的争斗，发生在奴隶社会初期。《史记》中记叙的部落战争虽比《尚书》丰富，然而也大多语焉不详。例如，“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仅仅简单记载了各部落之间战争的概况。而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正史所不载或者记载粗略的部落战争。“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左传》中曾经记载过“后羿”，他是推翻了夏朝残暴统治的东夷首领，最后被寒浞所杀。而《山海经》中则详细记载了羿与其他部落的战争，还记载了交战双方的武器，对研究古代战争史不无裨益。“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通过这则史料可知，战争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这种强调战争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难能可贵。
其三，《山海经》还勾勒了远古时期古人的生活习俗。
一直以来，远古人类的生活习俗都是通过考古挖掘发现的，然而历史年代久远，再加上古人保护意识不强，至今为止，人们依然难以深入了解古人的生活习俗。通过《山海经》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一些远古人类各方面的生活习俗。比如（一）关于饮食。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远古人类基本上是就近取材，也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地域为依托，形成具有特色的饮食习惯。“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讙朱国”，“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保操一鱼。一曰在周饶东，捕鱼海中”，“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可见，远古人类的饮食来源主要是种植和渔猎，鱼类和谷物是研究远古人类渔业和农业的可靠材料。再如（二）关于服饰。是否具有固定的服饰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山海经》关于服饰的论述极少，只有谈到君子国和丈夫国时有所涉及，“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这两个国家与“白身被发”的肃慎国、浑身生毛的白民国相比，文明程度已经高出很多，这表明当时各地文明发展不平衡。
总之，《山海经》是一部以记述远古时期山川、河流、民族分布等为主的优秀地理著作，将山川、矿产、动植物、民风民俗等内容联系在一起，这是同时期其他地理学著作所无法企及的。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民风习俗、民族迁徙等内容，或不为正史所载，或记载甚为简略，《山海经》成为除考古之外了解远古时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山海经》也具有很强的历史价值。当然，由于书中夹杂了大量奇幻、怪诞的内容，有些现在还部能解释，这是影响其史料价值的地方。
三、近代以来《山海经》史料价值开掘
如我们前文所述，到了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民智大开，学术界对于《山海经》等古书的史料价值渐渐重视起来。而真正推动这一古书价值重新认知的事件，则是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利用甲骨卜辞对殷商王室谱系进行研究时，自觉而充分利用了《山海经》中的记载文字，取了重要研究成果。
王国维在其名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在利用甲骨文祭祀卜辞印证殷商民族先公先王世系时，考证远祖帝喾（俊、夒）、女性先祖简狄、男性始祖契以及先公代表王亥等人时，都用到了《山海经》材料。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也最为成功的是对王亥的考证。
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对商族先公王亥的事迹有过详明的考证，极其精彩，兹援引如下：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朱按：王氏此处之《系本》应即后文所引之《世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檃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训，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氷作服牛。案篆文氷作仌，与亥字相似，王仌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二十九引。又《御览》八百九十九引《世本》：鲧作服牛。鲧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是胲，有扈即有易说详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鸿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这就是一个甲骨文字考证并补苴古代文献最典型的例子，也是王国维发明重要史学理论“二重证据法”的坚实例证。王国维由此得出结论说：“……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直接肯定了《山海经》所记载的古代事项有其确实性的部分。
应该说，王国维这一开创性研究，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山海经》在古史研究中价值的重新认知。比如当时学界领袖傅斯年先生对王国维这一研究的评价，可谓是代表了学人的普
遍态度。他在为甲骨学家董作宾《新获甲骨卜辞写本》所写的跋语中说：
即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1]
实际上，对非正统材料的重视，也正是傅斯年的基本态度。他“主张经过儒家‘伦理化’的正统史料不能全信，其价值尚低于类似《山海经》《楚辞·天问》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2]。这就无怪乎他这样看重王国维这一研究的价值了，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者也。
同样地，民俗学者容肇祖也高度评价王国维的王亥考证，认为“王国维这样利用《山海经》的材料，把《山海经》增加若干的价值。本来《大荒经》大家视为荒唐，原来却有着若干的史实在内。这真是侥幸的，借甲骨卜辞的发见，王国维的心灵手敏，死材料变活了”。这种看法与傅斯年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表示，在《山海经》中寻找研究古史的材料，“如王亥的发见，这是狠需要的”[3]。
其实，早在王国维之前的一些清代学者，都曾对包括王亥在内的商族先公世次作过一些不太系统的检查。如徐文靖《管城硕记》卷十六及其《竹书纪年统笺》卷四，认为《楚辞·天问》中的“该秉季德”之“该”，即《汉书古今人表》卨之五世孙“冥子垓”，师古注曰“垓音该”，故而该为商始祖契的七世孙，从而否定了洪兴祖《楚辞补注》“该即启之讹”的说法；刘梦鹏《屈子章句》卷四，也以《天问》之“该”为“殷侯子亥”，并改《天问》中的“有扈”为“有易”，这一点与王国维的做法一致。王国维或许是受了这些著作的影响也未可知。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也曾提出过《天问》中的“该”和“恒”是人名，但他认为“该”是少皓四叔之一的“该”而非王亥。不过他们没有王国维幸运，他们没有赶上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因此只能是对混乱的文献记载的一些直观感受和大胆猜疑而已，无从以实物正是他们的考证。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王国维的慧眼独具和大胆创新，在研究中敢于引证《山海经》来此来说明问题。
几乎此同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和启发下，率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史学研究，考稽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殷商祖先的诸种说法，发表了《王亥》一文[4]。他把《史记·殷本纪》中的“振”、《竹书纪年》中的“殷侯子亥”、《吕氏春秋》中的“王氷”等，与甲骨卜辞中的“王亥”，互相参证，认为可能同指一人，此人即是商族的祖先之一。可惜他也是没有使用《山海经》中的材料。此文曾由罗振玉转呈王国维过目。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极其精湛的实证，对包括王亥在内的商族先公先王逐一加以考证。王在该文序言中，对内藤先生《王亥》一文之来历及与该文之关系略有所及，兹亦节录如下：
甲寅岁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参事复博蒐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之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
内藤湖南读了王国维的这篇鸿文之后，钦佩至极，立即节录其大意，题为《续王亥》发表，向日本学界作了详细介绍。
1962年，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撰《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对于何以在甲骨卜辞中王亥之亥字头上加鸟形的现象进行了考索，也是利用了《山海经》对王亥的记载：
王亥的亥字，或从鸟、或从隹，隹亦即鸟。或从，亦即鸟，或从又执鸟，更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执鸟”之说相合。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以为这便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上甲微是商代头一个以十干为名的祖先，德能帅契，所以受到商人的报祭。而王亥是上甲之父，为上甲微所自出，所以在王亥的亥字旁，加上这一鸟图腾的符号。
甲骨文中鸟头王亥字卜辞及鸟头王亥字
1．《虚》738，2．《京》3926，3．《库》1064，4．《粹》51，5．《京人》3047，6．《佚》888
1977年，胡厚宣先生又搜集到了更多的王亥亥字加鸟形的甲骨卜辞材料，共计10条卜辞中的王亥亥字冠以鸟形，作为《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进一步申论了“王亥是上甲微的父亲，所以卜辞又称王亥为高祖……[高祖又是]遥远的祖先，所以才把鸟图腾的符号，特加在王亥的亥字上边。”至此，学界对王亥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已非常详尽了。
比较吊诡的是，对于这种利用甲骨文字与《山海经》互证的研究，一向怀疑古书记载的古史辨派首领顾颉刚先生，却持一种非常赞赏的态度。据《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载有二条笔记。一条题名为《甲骨文中之王亥》，说到：
另一条题为《〈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其中说到：
另一条题为《〈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其中说到：
在此，顾颉刚先生不仅肯定《山海经》等传世作品为有用的先秦古书——这与他的怀疑和考辩古史的做派有些不符——而且由此进一步以人类学的知识思考商族与鸟夷的关系及其鸟图腾问题了。
顾颉刚先生自己也曾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时（1934年），特撰讲义比较《山海经》与《禹贡》两部古书，指出两者叙列山川，多有重合，列举数证，证明《禹贡》因袭引用《山海经》的地理知识而有所修正[1]。当代学者李零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地理学传统的发端之处，《禹贡》的地位远远无法跟《山海经》相比，早期文献中关于天下观的表述，原型和素材都是源于《山海经》，而不是《禹贡》。
顾颉刚先生所说的“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则是学术界利用《山海经》记载考证甲骨文中的“四方风”神名的又一个显著例证。
甲骨文中有“四方神”与“四方风神”，辞例如下：
顾颉刚《五藏山经案语》（乙种三之二），作于1934年1月，原载1934年燕京大学排印《尚书研究讲义》散页，收入《顾颉刚古史文集》卷八，中华书局2011年版。后来，顾先生在其《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古史辨自序》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详考《山海经》昆仑地理记述的流变，指出《禹贡》作者因为对于广袤的西部地理茫然无知，只好把《山海经》中的西方地名拉来凑数，拼凑到《禹贡》的西部，黑水、弱水、三危、积石、昆仑、流沙等原载于《山海经》西部的地名，就因此被搬到了《禹贡》之中。
顾颉刚先生所说的“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则是学术界利用《山海经》记载考证甲骨文中的“四方风”神名的又一个显著例证。
甲骨文中有“四方神”与“四方风神”，辞例如下：
这两个甲骨辞例前者为大骨片，后者为大龟片，所展示的就是甲骨文中著名的“四方风”，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
《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与甲骨文中的“四方风”与“四方风神”非常相似，可以作对应研究的资料：
另外，在《尚书·尧典》中，也有相似的内容，不过只有四方之名却无四方风之名，可以与之相互发明：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除此之外，还有《礼记·月令》“季夏”也记载了“四方之神”：
季夏之月……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这些出现在古文献与甲骨卜辞中的不同时代的“四方之神”与“四方风神”，应该是有先后关联和承继关系的。
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最早对两者进行了比勘合证，写成《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认为殷人以四方为神灵，亦以四方风为神灵，农作物年收主要靠雨，雨之来，靠云雷，又主要靠风，风雨之来自四方。所以殷人求年祈雨，才禘祭四方和四方风。这不仅复原了商代人们的神灵祭祀系统，而且也证明了传世文本的《山海经》对此记载的真实可靠，并且时代较早，不容忽视其史料价值。在此文末尾，胡先生特别表彰了《山海经》的功劳：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这一研究“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自从胡厚宣先生对“四方风”进行考证以来，杨树达、斯维至、陈邦怀、于省吾、陈梦
家等很多学者对此问题都颇感兴趣，研究者日众，观点也颇见纷纭。但是大家都不否认《山海经》在其中的地位和价值。
如此，《山海经》在与新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二重证据法”互相印证之下，日益凸显出其久被世人忽略的史料价值。这正如当年晋代发现汲冢古书《竹书纪年》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书证实的促进作用一样，《山海经》这部备受怀疑和贬斥的传世古籍，再一次被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献所证实其真实不虚，价值很高。
后来，著名学者徐旭生在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大量采用《山海经》中材料。当是受这种学术进展的影响所至。在该书中附录了徐先生《读〈山海经〉札记》，其中更是明确提出《山海经》“从史料观点来看，为我国有最高价值书之一，而有此等价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对其史料价值评价之高，超出常人，这也正代表了主流学术界对待《山海经》一书态度的转变。
对此，罗志田教授评论道：“过去许多正统学者不怎么看或视而不见的大量‘异端’读物越来越多地走上学者的书架并占据显要的位置。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日或许仍存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
四、余论
综上所论，《山海经》反映了远古时期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那么就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回答，即如何理解《山海经》中的荒诞内容呢？所谓的史实与神怪，两者能否合理共存于一部古书之中呢？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山海经》中，确实存在大量的貌似荒诞不经、极不雅驯的人物、动物还有事项，丰富而又新奇，多彩并且魔幻，这就是为什么给后世正统的学人斥为悠谬无稽，视为神话传说，而不认为是历史学著作的原因。
这种实实在在的矛盾，在知识未开、眼光狭隘而又儒家思想正统卫道的古代学人那里，自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有刘歆、郭璞、张之洞、王国维这样的博学渊雅通人的大力提倡，终也不能豁世人心目，信其言而重之也。正如郭璞《山海经叙》所云：“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
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黂，越人见罽而骇毳，夫翫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
而到了打开眼睛看世界的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尤其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新知传入中国之后，自然就有博学颖异之士，能够看出其中的奥秘来。
比如前举的民国初年著名学者刘师培，就是利用新知看穿其中玄奥的一个代表。刘师培在其《〈山海经〉不可疑》中指出：“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则“《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所以认为后人对所不及见之事物，“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刘氏可谓先知先觉，洞达学理的一代高人。
后来，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科技思维的科技史家吕子方先生，著有《读山海经杂记》一书，更是从科学和历史结合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矛盾奇异之处进行解读，特别是在古代天文、历法方面，涉及较多，见解高妙，颇能启人心智。他认为《山海经》记太阳“皆载于乌”，说明古人已经发现太阳黑子；《大荒经》中日月出入诸山的记载，实际是远古农人每天观察太阳出入，用来判定季节以便农耕的资料，这是历法的前身；帝俊之妻生十日，生十二月，说明古已有干支；《西山经》所记“九部”是指划分天为九个部位，“五残”则是五残星的最早记录，反映古人的天文认知；作者以祀神、占验和医药三类列表，全面统计了《山海经》中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反映了先民对于动植物的认识和医药水平，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本草》；等等。观点独特，发人深省。
再后来研究《山海经》其中玄妙的人，更不乏如此高明之士。比如著名学者李衡眉先生对《山海经》中如此矛盾的解释，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可信的，令人钦佩。李氏引庄子所言“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认为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而人的见闻受时空的局限，根本无法穷尽事物，而人们又囿于“眼见为实，耳闻为虚”的认识论的成见，更加上时隔千百年，地跨九大州，由于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变动，生态的破坏，环境的变异，《山海经》中所记的奇异的动植物已百不存一，所记的方国、氏族部落的形形色色的怪人及其千姿百态的服饰与其奇风怪俗，也随着人类进化与进步，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形态，已难辫认其庐山真面目了。因此，后来的人们便以后世的眼光去看变化了的古代记载，凡与当时情况不合，便指摘其荒诞不经。李氏更举众人不以“鹦䳇（鹉）人言”为怪，就不应当把《山海经》山膏“善詈（骂）”当做不可理解；《山海经》所记所谓奇禽怪兽或者是如今灭绝少见，或者是出于人们迷信心理；尤其是对书中所记女儿国、男人国的解释，认为是原始社会狩猎时期的性禁忌，男女分开不相混杂的一种生活状态。由此认为：“《山海经》中所记录的许多的远古神话传说都可考据出它的原委。”
如此等等。
（注：因篇幅限制和方便阅读，本文在发布时做了稍许调整。）
作者简介：朱彦民，男，河南浚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邮政编码：300350。电子信箱zhuyanmin@nana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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