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太原堂”王氏寻根之五

2019-06-16 12:22:53来源：王大良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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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王氏简史
王大良王成
（选自《中华王氏通书》第四章“太原王氏寻根”，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

         五、太原王氏晋阳支
         太原王氏的晋阳支，也称晋阳王氏，可考的历史开始于东汉末年的北中郎将王柔和代郡太守王泽兄弟，时间比祁县王氏稍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等说，王柔、王泽兄弟是汉扬州刺史王霸之后，是王霸之子王咸的19世孙。其说可能来自唐代王氏私家谱牒，尚缺乏历史的证据。况且在王咸和王柔、王泽兄弟之间仅有100多年时间，无论如何也传不了近20代。这种“19世孙”说或许是“六世孙”之误，因为在自右至左的竖排文体里的“六”写的稍开就近似“十九”，有亥豕鲁鱼的可能。而《三国志·王昶传》则说，王昶家于晋阳，父泽、伯父柔，少年时因得郭林宗品评而知名。按郭林宗即郭泰，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善于奖掖后进，有盛名于东汉桓帝时期(147－167年)，去世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王柔、王泽兄弟得到他的品评，最早不过桓帝时，最晚在灵帝初年。该传还说兄弟二人知名后分别官至北中郎将和代郡太守，从时间上推断也只能是灵帝以后的事情。因此，根据史书的记载，晋阳王氏贵显的最早时间不会超过东汉灵帝时期(168—189年)，亦即东汉末年。
        （一）汉魏西晋时期晋阳王氏的崛起
         作为晋阳王氏奠基人的王柔、王泽兄弟，最早在东汉的桓、灵二帝时期为人所知。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清议的风气，一些有名气的人喜欢品评人物，指陈时政。后进的人如果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好的评价，很多都可以从此扬名，甚至飞黄腾达。因此，让已经成名的人给自己一个好的评价，是当时许多未成名的年轻人喜欢走的捷径。其中如后来的魏武帝曹操，因为被大名士许劭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一举成名，便是最为典型的事例。王柔、王泽兄弟也是用的这一手段。当时他们的同乡郭泰就是一位成名人物，两兄弟知道他有知人之明，便找郭泰给自己一个评价。郭泰说：“你们两个当官都能做到两千石（中级官吏）。不过，王柔会以当官建功而显名，王泽会以经学儒术进身，应该说各有所长，愿发挥所长，好自为之。”两兄弟听了都很高兴，后来王柔果然做到了北中郎将，王泽做了代郡太守，与郭泰说的几乎一样。
         王柔、王泽兄弟的成名和仕至两千石，都成了晋阳王氏的奠基人，他们的家族从此就开始官宦辈出了，到曹魏末年时又因有人有功于司马氏的建立西晋，晋阳王氏进而成为魏晋盛门，入晋后又成为晋朝的功勋之家和婚姻之家，从而很快进入全盛时期。这一个时期的开创者，主要是两兄弟的儿子辈，其中王柔子王机仕魏官至东郡太守，王泽子王昶官至司空。尤其是王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为巨大，他的子孙后来也成为晋阳王氏的代表。
         关于王昶，史称“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长，昶兄事之”，可知是与祁县王凌同时的人。王凌在王允被杀后逃回太原，曹操安定北方后慕名征辟他为丞相府掾属。在王凌的举荐下，王昶也开始进入仕途，担任了曹操儿子曹丕的“太子文学”，曹魏建国后又历任散骑侍郎、洛阳典农、兖州刺史，魏明帝时又任扬烈将军，赐爵关内候，魏末更官至司空，封京陵侯。这期间，他还立过军功，曾受命进攻东吴的江陵（今湖北荆州）。采取诱敌深入之计，把守军引出城外，大败吴军，临阵杀了吴将钟离茂、许曼。当时司马懿及他的儿子司马师等人已经控制了曹魏大权，许多效忠曹魏的人对此深感不满，大将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还先后起兵讨伐司马氏。他则认为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代魏不可逆转，便投靠到司马氏门下，还充当了司马氏镇压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的急先锋，被进位骠骑将军，他的司空也是这样来的。由于有这样的功劳和地位，他的家族在西晋王朝发展壮大的基础也被奠定了。
         由于有王昶奠定的基础，晋阳王氏在西晋时便显贵无比了。他的长子王浑，早在魏晋之际已任扬烈将军，后转徐州刺史、东中郎将、征虏将军、领豫州刺史，这种经历无可否认与王昶打下的基础有关。当然，这也不是否认他个人的因素。他任徐州刺史时遇到荒年，百姓大饥，他开仓赈济，“百姓赖之”。任豫州刺史时遭受孙吴军的突袭，他沉着应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吴军身后，大败吴军，这些都是他政治和军事才能的表现。特别是在太康四年(280年)，西晋发动了灭吴之役，他奉命率东路军的一支渡过横江句牛诸(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打败3万多吴军，兵临东吴首都建邺（今南京）城下，因功增封8000户，进爵为京陵郡公，后又官拜司徒。同时，王浑弟王深、王湛也都有名于西晋，分别官至冀州刺史、汝南内史，地位虽不如王浑显贵，但也都到了王柔、王泽兄弟当年的水平了。
         在王昶的儿子王浑、王深和王湛贵显的时候，王柔子王机的儿子王沈也有很高的地位。像王昶一样，王沈也是有功于西晋建国的人，所立功勋甚至还在王昶之上。原来，在司马氏积极谋取曹魏政权的时候，皇帝曹髦不甘于受制于人，打算派人刺杀司马昭。这时王沈在曹髦身边供职，被看作心腹，也被找来密谋此事。谁知王沈已经倒向司马昭，觉得这是自己立功的好机会，便偷偷把曹髦的计划泄露给司马昭，以致使曹髦功败垂成，曹髦本人也被杀害。由于立了这样的大功，史书也说王沈“以创业之事与沈谘谋焉”，所谓“创业之事”也就是指这件事。正因如此，在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建立西晋以后，王沈以佐命之勋被封为博陵郡公，官至司空、录尚书事，统城外诸军事，成为权倾天下的人物，也是晋阳王氏在西晋建国以来地位最高的人。
        在王浑和王沈这一辈中，还有王默(黯)、王遐、王沦等人。其中王默被史书称为王湛的从兄，王遐被称为王湛的从弟。王默在曹魏时已官至尚书，王遐在西晋时任光禄勋，王沦任参军。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王浑的儿子王济历任侍中、国子祭酒、河南尹、太仆、骠骑将军等职，还与晋武帝的姐姐常山公主结了婚，成为西晋的皇亲国戚。王济的弟弟王澄、王汶，“皆辩慧有才藻，并历清显。”王湛的儿子王承，官至东海太守。王沈的儿子王浚，官至大司马。王默的儿子王佑，官至北军中侯。总计在西晋立国的50多年中，晋阳王氏可考的10多人除1人早卒外，其余全部在朝中任职，大多历位清显，并有3人位登三公，1人尚主，官位几乎都超过了郭泰当年所说的“二千石”，是鼎贵一时，说明晋阳王氏已经进入黄金时代了。
      （二）东晋时期晋阳王氏在东南的发展
        晋阳王氏到了西晋末年的时候，由于“五胡乱华”和北方大乱而受到冲击，族中仅存下来的代表人物也像其他达官显贵一样追随晋元帝渡江南下，并继续在随后建立的东晋王朝中为官为宦，仅有很少一部分回到家乡，顽强自保，等待机会。故而，经过了这样的亡国之痛，晋阳王氏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已随西晋的灭亡而结束了，甚至在东晋初年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败落之象，以致时人有“祖不及孙，孙不及父”之喻。尽管如此，东晋时期的晋阳王氏仍是当时社会上的名门望族之一。这不仅表现为它能继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之后与皇族司马氏一起支撑东晋政权，而且族中还有3人相继成为晋哀、简文、孝武帝皇后，1人位至三公(王恭)，5人官至正副宰相(王述、王坦之、王蕴、王国宝、王恭)，5人任大州刺史(王淡、王愉、王忱、王绥、王恭)，8人有公侯爵位(王峤、王道素、王崇之、王聿、王承、王述、王坦之、王恺)。除去其中的重复因素，仍可窥知晋阳王氏荣华。
         东晋时期的晋阳王氏，最为兴盛的是王昶第三子王湛的后代。王湛的儿子王承在西晋末年避乱南下，被晋元帝任命为自己的从事中郎，在职时能够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被认为是“中兴第一”，但刚46岁就去世了。此后，王承的儿子王述任东晋康帝骠骑将军，以后又官拜宰相。他为人耿直，不尚虚伪，遇事敢于承担责任，具备政治家的气量和见识，并因此受到朝野的称赞。权臣桓温北伐攻下洛阳后请求朝廷把首都迁回去，实际上是借以要挟朝廷，但皇帝和朝中的许多人都看不到这点，虽不乐意也不敢惹怒桓温。正在众人左右为难时，他就看出了桓温主张迁都的用心，说：“桓温主张迁都，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威朝廷，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尽管答应他，看他如何。”结果，桓温反而没了下文，迁都之事不了了之。再后来，到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时，在他们建立的基础上更加有影响，人称“江东独步”，名气与后来主持“淝水之战”的谢安不相上下，又与谢安同班供职。当时桓温的不臣之心越来越明显，但也已经年老多病，想在自己死前当上皇帝，甚至简文帝也有意放弃江山社稷，病重时遗诏让“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还对桓温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但这时担任侍中的王坦之却极力反对，见到遗诏后急忙进宫，在简文帝面前把遗诏毁掉，说：“晋朝天下是宣帝、元帝开创的天下，陛下怎能随便将它给人？”说完，他便为简文帝另起草一份诏书，把内容改为“国家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从而为朝廷化解了一次重大危机。事后，当桓温知道他改诏书时，对他恨之入骨，甚至要把他杀掉，他则不为所曲。后来桓温病重，要求朝廷为自己加象征王权的“九锡”，王坦之也与谢安一起借口加九锡的诏书写的不行，退回去一一次重改，一直拖延到桓温病死。由于他在维护东晋朝廷上立了大功，在桓温死后的第二年便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开始掌握军中重权，也为晋阳王氏进入新的鼎盛时期打下了基础。
          晋阳王氏在王坦之以后，他的4个儿子都官居要职，“兄弟贵盛，当时莫比”。其中他的长子王恺继承了他的爵位，任侍中，领右卫将军；次子王愉任骠骑司马，加辅国将军，官至尚书左仆射；第三子王国宝深受辅政大臣司马道子赏识，被倚为心腹，“参管朝权，威震内外”；少子王忱任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与此同时，西晋光禄勋王遐的女儿是晋简文帝皇后，王遐的儿子王恪因此任领导将军，王恪的弟弟王臻任崇德卫尉，王恪的儿子王欣之任豫章太守、王欢之任广州刺史。而王坦之叔伯兄弟王濛的女儿是晋哀帝皇后，王濛的儿子王蕴官至尚书左仆射、左将军、镇东将军、常侍，王蕴的女儿又是晋孝武帝皇后，王蕴的儿子王恭任督兖青冀幽并五州及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在整个晋阳王氏中，上有皇后，下有各级大臣，一时权倾内外，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家族。
        正当晋阳王氏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在家族内部却因政治利益不同而发生矛盾，进而酿成亡家灭族的致命危机。原来，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由于被辅政大臣司马道子倚为心腹，司马道子又较多地侵夺了晋孝武帝的权利，于是，晋孝武帝以皇后的兄弟王恭为外援牵制司马道子，从而使王国宝和王恭卷入了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结果，王国宝及从弟王绪建议司马道子除掉王恭，王恭得知后立即以清君侧之名发兵攻打京师建康（今南京）。司马道子一时无计可施，便把责任全推到王国宝和王绪身上，将他们斩首示众，以换取王恭的退兵。然而事情并未结束，第二年王恭再次起兵，但被临阵倒戈的部将刘牢之杀害，他的5个儿子及弟王爽、王爽兄子秘书郎王和也同时被杀，从而使晋阳王氏受到沉重打击。
         王国宝和王恭之争的结果使晋阳王氏元气大伤，但晋阳王氏的灾难并没有因此结束。在王恭被杀后，东晋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权臣刘裕（即后来的宋武帝）之手。刘裕名位未显时，特别被王坦之的儿子王愉看不起，所以在得势后对王愉进行报复，杀了王愉及其子孙10多人，只有王愉14岁的孙子王慧龙在别人帮助下投奔了后秦，并在后秦被北魏所灭后进入北魏，从此在北朝发展，勉强保住了王家香火。

太原王氏晋阳支故里、晋阳古城遗址，现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晋末年接连的家祸对晋阳王氏的打击是致命的，以致从此他们几乎在东晋和随后的南朝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即使偶尔有人见于记载也远远不能与此前的风光相比。如《南史·王元规传》说，王元规是太原晋阳人，祖王道宝任齐晋安郡守，父王玮任梁武陵王记室参军，他本人是梁陈时名儒，陈文帝时任国子祭酒，陈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东阁祭酒。子王大业，也在隋朝时亦聪敏知名。但王元规祖王道宝究竟晋阳王氏的何人之后？是否能与此前的晋阳王氏联系在一起？等等，我们都已经不得而知了，而王元规父祖子孙所历官职、社会地位等也完全不能与此前的晋阳王氏同日而语，可见在经历了东晋末年的家祸以后，晋阳王氏已经变得默默无闻。
       （三）北朝时期晋阳王氏的复兴
        在东晋末年的家祸发生时，出自晋阳王氏、是东晋尚书左仆射王愉孙子的王慧龙因出奔后秦和北魏而到北朝发展，从而使晋阳王氏有了一个新的空间。
        关于王慧龙，身世还是一桩历史公案。一种说法是他是王辑之子，家祸发生时才14岁，被沙门僧彬藏匿起来获免。僧彬还鼎力帮助他从京师逃到江陵，投奔他的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但不久后习辟疆打算乘荆州刺史魏咏之去世之机推他为盟主，事情败露，他又在僧彬带领下投奔雍州刺史鲁宗之，并在鲁宗之资助下渡江北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 (417年)，后秦亡国，他又入北魏。由于他的北奔事起张惶，没有身份凭证，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份。只有权臣崔浩见他“鼻大”，觉得符合晋阳王氏“齄王”的相貌特征，“信王家儿也”，还让弟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他。但不久后鲁宗之的儿子鲁轨也来投奔北魏，却有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鲁轨说王慧龙本是王家的私生子，母亲是王辑的侧室，与僧彬私通后生下他，因此僧彬才会这样舍命相救。对于鲁轨的这种说法，史书并没有留下王慧龙本人辩白的任何文字，倒是直到王慧龙孙子王琼时还有人说他的“真伪今自未辩”，再以后的《魏书》、《北史》也都标明“自云太原晋阳人也”，或说他北奔事“其自言也如此”，说明时人至少都将信将疑。史书还记载崔浩得知真相后早已把侄女嫁出，为顾全家族脸面也只好将错就错，一方面仍“成赞其族”，宣传他是正宗，同时又把他禁锢，使他“久不得调”，不再升官。从这种禁锢他的做法看，崔浩本人也是相信鲁轨的说法了。
        王慧龙在入北魏后不仅身份遭到怀疑，而且以后的发展也不顺利。由于他并没有为北魏立下多少功劳，又与其他入北的东晋南朝人士没有过深的历史渊源，还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魏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甚至在他去世时，临终之时，上书朝廷“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而不是请求归葬乡里晋阳，更让人怀疑他有难言之隐。个中原因大约还因为他所在的晋阳王氏自晋末南渡后已经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已经“不为乡里所容”，因此他也才舍弃晋阳而求葬河内。
        由于上述缘故，王慧龙及其后代在北魏明元帝末年到孝文帝初年共五朝近80年的时间里地位都不显赫，加上自王慧龙到王琼“三世一身”，一脉单传，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所任官职也都不贵显。如王慧龙仅官至荥阳太守，授龙骧将军，赐长社侯。其子王宝兴袭爵，闭门不仕。其孙王琼，太和初始为典侍令，例降为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却在孝文帝定族姓时被当作太原王氏的象征，王琼之女还被纳为妃嫔，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四姓并称的高门，“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登上北方一流大族地位，再次使朝野人士深感不平。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有皇帝的有意提携，王慧龙及其后代仍从此骤显于世。加上当时已与北方高门大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结为姻亲之家，通过这一特定机缘得以顺利进入一流盛门的婚姻圈内，从而在婚姻上也赢得了与崔、卢等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
        从王慧龙到王琼，经北魏明元帝到孝文帝五朝，基本完成了由“羁旅南人”向北朝一等大姓的转变。王琼后来官至征北将军、中书监、并州刺史，封长社伯，有子4人：王遵业、王广业、王延业、王季和，并有时誉，人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兄弟4人后来又都进入仕途，在孝明帝时翩然登朝，其中王遵业任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领黄门郎，多参机事，世谓“小宰相”；王广业初任太尉祭酒，官至太中大夫，王延业任中书郎，王季和任治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王遵业、王延业还曾为孝明帝讲《孝经》，时人以为荣。4兄弟又都各立房支，人称“四房王氏”。其中王遵业是大房，子孙贵显于北朝隋唐，10世孙王溥在唐末担任唐昭宗宰相；王广业是二房，贵显略逊大房，后裔知名者有北齐胶州刺史王野父、唐御史中丞王珺儒、中书舍人王孝远、祠部郎中王佶、太常博士王仙客、殿中侍御史王郑卿等人；王延业是三房，王季和是四房，都早亡无后，因此也显于隋唐。
        在王慧龙的后代被当作太原王氏代表以后的发展中，不可否认仍有人物单鲜、权位不达的阴影。其中王琼在孝文、宣武之世“多年沉滞”，先以受纳之嫌为权臣王显所劾，后由宅居之争为宦官刘腾所屈，郁郁而终。在王遵业兄弟辈，王遵业领黄门郎但“政归门下”，权力有限，且在任时间很短。王遵业次子王松年于北齐参定律令，却因“恋旧情切”而为武成帝所忌。王劭事隋，在著作20年，除广引图书谶纬外别无事迹可言。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官宦不达、事少可称，久而久之，其家族地位势必受到影响，在“四姓”中的排列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北魏孝文帝定族姓时，“四姓”的排名还是崔、卢、郑、王，而到唐代，却逐渐演化为以崔、卢、李、郑“四姓”，只有提到“五姓”时才加太原王氏。对此，《唐国史补》说：“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崔、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汲镂王家，誉金质而银饰也。”这里的“汲镂王家”称谓，实际上是王氏的地位的形象说明，虽为“金”也毕竟是“饰”。同时也说明，至少到唐朝初年，作为太原王氏代表的王慧龙的后代，地位已经下降，被摒弃于“四姓”之外，成了与崔、卢、李、郑虚相称美的装饰物。
        当然，北朝隋唐的晋阳王氏并不只有王慧龙一族，除此之外还有多支知名，其中与王慧龙一族地位相近甚至偶有过之的是被称为中山王氏的北魏“中山王”王叡及其后代。据《北史·王叡传》记载，王叡也“自云太原晋阳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死后因子贵，赠官平远将军、凉州刺史，封显美侯。由上可见，这支王姓人在初入北魏时声名不显，而王叡此后又传父业，以天文占卜之术见幸于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数年之间由太仆迁给事中，不久又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令，封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内参机密，外豫政事，爱宠日隆，朝士慑服焉”，一跃成为北魏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与此同时，其家族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迅速上升，所得赏赐“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他的两个女儿一嫁陇西李氏，一嫁赵郡李氏，出嫁时先入宫受太后接见，出宫上车后又被太后送过中路，仪式与公主、王女出嫁无异，时人也说是天子、太后嫁女。后来去世时，京师送葬的人倾城，“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士女“造新声而歌之”，成为轰动朝野的盛事。他的两个儿子，长子王袭“袭王爵，例降为公”，任尚书令，领吏部曹，“仍在高祖左右”，后任并州刺史。次子王椿，任太原太守。两人及后代从此到北齐初的数十年中长期控制并州地区的政权，担任刺史太守等职。除两兄弟外，《魏书》中还有王祖干、王绰任并州刺史，王超任并州治中，王穆任上党太守，《关东风俗传》说他们当时“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实际上是在晋阳一带颇具影响的地方势力。史书还说王椿“于宅构起厅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俨然是一方宗主。甚至直到唐代，王叡的6世孙王晙又担任了唐玄宗宰相，荣宠连盛不衰。不过，这支王姓人在北朝后期已经出现衰落之相，甚至被“徙乐陵”，而到唐代又被称为“沧州景城人”，说明基本与晋阳无关了。也正因如此，在《新唐书》里，他们被与晋阳王氏区别开来，而以王叡当年所封“中山王”爵位相称，为中山王氏。而根据后代学者的研究，这支王姓人本来就是假冒的晋阳王氏。

“太原堂”匾额，太原王氏的一种象征

除上述两支外，北朝隋唐时的晋阳王氏还有一些旁族别支，其家族地位虽不能与上述两支相比，但也是各朝有影响的贵族。如据《北史·王士良传》记载，王士良先祖出晋阳，晋末避乱，西入凉州。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其曾祖王景仁归魏，仕为敦煌镇将。祖王公礼，任平城镇司马，因家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父王延，兰陵郡守。王士良本人则在魏末遭乱，迁居河右，在北齐时曾任总知并州兵马事，北周时又授并州刺史。由于“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旧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他后来又在隋朝任职，官至小司徒、荆州刺史，封琅琊县公。子王德衡，北周末年任仪同大将军。

又《北史·王韶传》：王韶“自云太原晋阳人也，世居京兆”。祖王谐，原州刺史，父王谅，早卒。王韶北周时以军功官至开府、车骑大将军，封昌乐县公。入隋后极受文帝敬重，文帝曾说“子相(韶字)受我委寄，十有余年。终始不易”。又从军灭陈，陈亡后留守建康，文帝说“能克平吴、越，王子相之力也”，后官至司徒、尚书令、灵豳等10州刺史，封魏郡公。子王士隆也有父风，隋末任尚书右仆射。王世充代隋建郑时，他依然又被知遇。
         又《北史·王操传》：其先太原晋阳人，后梁外戚，仕后梁明帝，官至宰相，封新康县公，明帝称“贤相”，死后官赠司空，7个儿子都有名当时。
　　又唐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卓）神道碑铭》称，王颜18代祖是晋司空王卓，“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东裴氏，父仲贤，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是因乱离开晋阳的人，也与其他几支一样，世系所出难以一一考辨了。
     （四）隋唐及以后的晋阳王氏
        隋唐时期，特别是入唐以后，晋阳王氏贵显者又有多支，其中有些是北朝旧族，如王慧龙后裔中的大房、二房，王叡之后的“中山王氏”，其详情已见上部分所述。除此而外，又有汾州长史王满一支，《新唐书》也说是太原晋阳人，但在王满以上却没有提及，大约是一个直到唐代中叶前后才崛起的家族。但这支王姓人从王满开始连续四代都有功名，尽管多是下级官吏，仍然为他的玄孙王播一举成名奠定了基础。因此，到王播时，早年因父亲王恕在扬州做官而客居扬州，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活困难，曾寄食于扬州木兰院，后中进士，任侍御史，不避权贵，为人所称。又任三原县令，“政理修明，恃势豪门，未尝贷法。岁终考课，为畿邑之最”。后又历任御史中丞、京兆尹、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唐穆宗、文宗时两度拜相，封太原公。在职时“勤于吏事，使务填委，胥吏盈廷取决，簿书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胜，而播用此为适”。早在任盐铁转运使时，朝廷讨伐淮西叛乱，他为保证出征兵马粮秣供给，推荐深通“泉货盈虚”的程异担任自己的副手，让他到江淮督使财赋，使淮西前线“兵得无乏”，为淮西平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此后，他的儿子王式，弟王起、王炎，王起子王龟、王镣，王炎子王铎，等人也都知名于世。其中王式任武宁节度使，王起封魏郡公，王炎任太常博士，王龟任浙东观察使，王镣任汝州刺史，王铎在唐僖宗时担任宰相，其家族也因此成为唐代末年最有影响的晋阳王氏支派。
        唐代的晋阳王氏除王满子孙外，还有几支见于记载。其中之一是莱州刺史王景所在的房支，唐德宗时有出自这一房支的王纬任太子少保；之二是驾部员外、诗人王翰(擀)所在的房支，一种说法是他也出自晋阳王氏；之三是唐文宗时仆射王彦威所在的房支，史称“太原人，世儒家’，因长于儒学而见重于时；之四是唐宪宗太尉王锷所在的房支，史书说他“自言太原人”，“附太原王拥为从子”。王锷曾“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家财富于公藏”，儿子王稷在唐末任德州刺史，被节度使李公略杀害。王稷子王叔泰，唐亡时仍担任一定职务。
        不过，在唐代特别是唐代中叶以后的晋阳王氏，由于出现了不少新兴家族，加以他们大多已不在晋阳居住，因此在郡望上也大多不再称晋阳王氏或祁县王氏，而以笼统的太原王氏相称，而我们也无法再确知他们究竟属于晋阳王氏还是祁县王氏，上述王彦威、王锷等人都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还有不少人是在新到之地显名并以新郡望相称的，仅在追述家族来源时自称出自太原王氏，但具体到太原王氏的哪一房支也不述及，以致使我们也无法推知其来源。这种情况越到后期越普遍，如京兆万年王氏、河东蒲州王氏、武威姑臧王氏、乐陵王氏、河内(又称怀州温县)王氏、汾州王氏、同州下部王氏、河中王氏、绛州龙门王氏等都自称出自太原王氏，北宋的步军副都指挥使王信、秘书监王子韶、河东经略安抚使王忠植，金朝的左右司员外郎王渥等人也都自称是太原王氏的后代。这种事实至少告诉我们，从唐代中叶开始，至迟到唐代灭亡以后，晋阳王氏已经衰落不显了。

今日太原一角，古老的建筑诉说着当年的沧桑

        唐代以后，由于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特别是到北宋末年时又遇到了像当年的西晋一样的历史环境，相传属于晋阳王氏的人纷纷南迁，其中出自王慧龙后裔中大房的人迁居安徽绩溪，进而发展为较有影响的安徽绩溪王氏。除此之外，还有统称为太原王氏的人迁到其他各地，如迁山东的有馆陶王氏，迁江苏的有吴县王氏。在其他各省，又有云阳包港王氏、江州德安王氏、金沙王氏，嘉定黄岩西樵王氏、镇江苦竹王氏、昆山沙头东沙王氏、获川中沙王氏、无锡、沙头西沙王氏、姑苏洞庭王氏、东山王氏、太仓王氏、昆山王氏、海虞六河王氏、维杨柳巷王氏、开沙王氏、丹徒京口王氏、衡阳渔溪王氏、浦阳深溪王氏等，大多自称与太原王氏有关。
       （五）晋阳王氏的家族特色论
        晋阳王氏自魏晋开始知名于世，累代显宦，成为天下盛门。认真剖析一下它在当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在东汉末年起源以后，经魏晋重臣王昶、王浑父子的努力，奠定了其作为著名门阀的地位。门阀的必须条件是代代出高官，这是在政治上的存在，但在此基础上得到社会的尊敬，政治的存在就转化为社会的存在。
         晋阳王氏南渡后，与东晋政权结合，继续获得高官厚禄。加上人才相继，一门三后，一时有“五世盛德”之说。这种说法出自陶渊明的《群辅录》，说晋阳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即从王昶开始，经王湛到王承、王述、王坦之等人，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是除王昶、王湛外都知名于东晋的晋阳王氏代表人物。《三国志·王昶传》说王昶当年“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勉励他们“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被认为是“五世盛德”的奠基人。同传还注引《晋书》说“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这便是所谓的“五世盛德”。但到东晋末年时，因政局变动，晋阳王氏连遭家祸，几乎灭门，它从此也几乎在东晋南朝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在家族最为艰难的时期，劫后余生的王慧龙利用社会重名族的习惯心理，小施权术，以出自东晋的晋阳王氏相标榜，轻而易举地当上了既是当朝宰相又出自北魏最高门族清河崔浩家族的乘龙快婿，从此一步登天，步步高升，至其孙王琼时，又借孝文汉化改制的东风登上与崔、卢、李、郑四姓齐名的地位。其后历齐周隋唐四朝，300余年，这种地位几乎没有消失。
        王慧龙只身仕魏，经子至孙，三世单传，以后才分为四房。由于其家族兴起凭藉的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因此并不像其他世族那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作为强宗大族的宗族基础也同样不坚固。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晋阳王氏所仅有，因为当时的北方大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等也有类似的经历。

以北朝的晋阳王氏四房为基础，唐代的晋阳王氏以房支显。房作为大家族的派生，在对祖先祭祀时有不同的位置。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晋阳王氏渐渐蜕变成唐政权治下的官僚名门，而不再是拮抗王朝的豪族。唐王朝竭力扭转了社会上崇高门阀的习惯观念，把它转化为对王室的崇敬。

总起来看，晋阳王氏在北魏前后谱系发生了较大大变化，除作为主干的王慧龙支急剧扩大外，其他旁支也开始抬头。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六朝门阀的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一书中，列表将各房支的始祖与最后见于记载的后裔显示出来，发现各房支有很大区别。尽管各房支贵显历史长短不一，贵显程度有异，但到唐末五代后，都很难再把谱系沿续下去，这正是门阀制度崩坏的结果。

又北魏《王温墓志》：王温是燕国乐浪乐都人，“汉司徒霸，晋司空沈之后也。祖平，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昔逢永嘉之末，晋太中大夫。从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祸。建兴元年，自蓟避难乐浪。因而居焉。至魏兴安二年，祖平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都邑”，他本人则官至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从墓志看，他与王慧龙一族的情况不同，是晋末大乱时留在北方的晋阳王氏后代，为避乱县迁辽东，再因做官的缘故迁到京师平城。由于所居之地离晋阳不远，基本上也算落叶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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