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黄岩王维庙考辨
在学界,王维研究者大都知道陕西蓝田县辋川曾有右丞祠,却几乎无人知道民国以前浙江黄岩县(今为台州市黄岩区)城中长期有王维庙。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寓黄岩》诗云:
临海饶风物,旅情亦渐移。朱栾山客饷,方石野僧遗.村酒成红曲,山肴朋柿狸。明朝直令节,社鼓赛王维。
末句下有注云:“县有王维庙。”
黄岩位于浙江东部沿海,唐高宗上元二年以前,属临海县地。上元二年,析临海县南置永宁县,属台州.武后天授元年改永宁县为黄岩县。
黄岩县为何有王维庙?庙立于何时?兴废情况怎样?
王维庙又叫福佑(亦作祐)庙。明万历间黄岩县令袁应祺修、牟汝忠等纂《黄岩县志》,其卷七之“福佑庙”条云:
在县治西北,神号王总帅,印唐尚书右丞王维也。元和三年,婺源令陈英夫奉神香火道经永宁县,值江溢舟覆,赖神拯救得全,英夫遭籍于兹,塑神像立庙祀之。元至正间,本州王仲祥以框密院都事运粮赴京,海遭遇飓风,危甚,仲祥号于神,获济。具奏,赐额敕教封护国忠烈显应侯。皇明嘉靖壬子,庙延毁于倭,忽一人如狂,赴烈焰中负神像出,士民异之,遂于旧址建庙,及翊赞玄功。唐世忠英二门,凡灾疫水早,有祷辄应。时降笔赋诗,多丽句,闽郡士大夫咸有赠章。
袁应祺任县令期间还有一篇为重建的福祐庙作的《记》,全文收在清人郑锡?等修、王棻等纂的光绪《黄岩县志》卷九《建置•丛祠》“福祐庙”条下:
黄岩县治西,故有福祐庙,祀唐右丞尚书王侯。侯讳维,号摩诂,长安蓝田人也,登开元进士第。其得祀于兹者,唐元和间,婺源令陈英夫携侯香火,道永中江,舟几覆,赖侯拯得全,遵寄藉牵侯。侯灵显,凡灾浸(原文为衤字旁)水旱,有求必应,士民建庙祀之。元至正,州人王仲样任枢密院都事,海运遇风,号侯获济.具奏,赐额敕封护国忠烈昭济显应侯.我明开国来,侯显异验者垂二百祀.嘉靖壬子,庙毁于倭,忽有狂人赴烈焰中负神像出,得不毁.人咸异焉.于是乡先达龟厓蔡公、樊阳吴公,台喦(原文刚好相反山在上,品在下)郑公,耆老李俟王榜等,仍旧址谋新侯庙。不逾岁,庙成,殿寝(原文为宝盖头下面左边应该是氵)哙如,门庑列如,丹刻翚飞,规制巍如。余承乏兹土,询父老,搜旧闻,因得侯之建庙始终如此云。既而祠下乡贡士符良永等请余记,余乃喟然曰:“古称有功穗于民,能御灾捍患者,则祀之。侯以文学取商第,号盛唐名家,生前大节勿磨,而死后英魂所寓,复效灵兹邑,亡论黄人德侯,即余亦藉侯之灵用辅政,刑之未逮,故从其请而为之记。”
根据上面两段文字,黄岩县庙祀王维,始于唐代元和年间,距王维去世才四十多年.婺源为唐开元二十四年设县,今属江西省,距浙江黄岩县甚远。永宁江在黄岩县境内,元和间婺源令陈英夫奉王维香火途经永宁江,舟覆得救,于是在黄岩将王维香火寄籍庙祀。王维在后世便一直为黄岩人供祀。
明代,福祐庙曾遭毁,后重建;清代又曾遭毁,复重建.光绪《黄岩县志》卷九载,福祐庙“又名酉园庙,在县治西北,祀唐王维……”(省略文字与万历《黄岩县志》略同),“咸丰辛酉寇毁,同治中重建后殿,光绪元年建正殿五楹”。从光绪《黄岩县志》卷首《舆图•新定县城坊巷图》(怀旧黄岩之清新定县城坊巷图(点击放大))看,福祐庙在县治西北数百米远的地方。笔者采访了解到,庙最终毁于民国时期,庙址在今黄岩区政府大会堂西边.又,邑人尤伯翔,管昌侯老人的回忆文章《六十年前的“黄岩街”,一文中,也谈到西园庙“奉唐代大诗人王维”。
如果从庸代元和年间算起,到民国时期,黄岩县王维庙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
袁应祺的《福祐庙记》,文中称“询父老,搜旧闻”,则是经过了一番调查、综合后写成,他所主修的万历《黄岩县志》所记,大致就是《福祐庙记》的说法.其中有的材料来源不排除采自旧志的可能。惜涉及黄岩的某些旧志如南宋孙诜所撰《临海记》已久佚,而现存万历前的旧志如南宋嘉定《赤城志》等,于王维庙无载。
在未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定袁应祺《福祐庙记》及万历《黄岩县志》所记唐元和间陈英夫在黄岩县立庙祀王维事之前,我们承认有其事;明代至民国,黄岩县有王维庙,是确信无疑的。除了福祐庙祀王维之外,黄岩县城中的邑祖庙和灵顺庙也兼祀王维。据光绪《黄岩县志》卷九“邑祖庙”条,引戚学标(1742—1825)《邑祖庙记》:“……岁久庙圮,嘉庆元年,黄人谋重建,兼祀阮嗣宗、王摩诂诸贤。”又“邑祖庙”条和“灵顺庙”条,皆引姜丹书(?一1881),《城中十庙考》,记二寺兼祀王维。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黄岩人祀王维的原因。
第一,黄岩人把王维当作神来供祀,从上述记载看,有始出迷信、继人传统的“神道设教”轨范和地方政府“因势利导”以“辅治成化’的因素.《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僟(原文系衤字旁)。”黄岩处江南越地,江南之俗“信鬼神,好淫祀”;光绪《黄岩县志》卷九《建置•丛祠》云:“传曰:吴人鬼而越人僟(原文系衤字旁)。黄故越境,信鬼神好淫祀,故其俗然哉。然神道设教,圣人之训,因势利导,假祥殃祸福之理,以劝为善,未始非辅治成化之一端矣。”迷信可以用来“辅治成化”,这是鬼神不绝的原因之一。据方志所载黄岩县之丛祠,祀神甚多.如邑祖庙,到清代便祀周太伯、汉大司马霍光、唐温琼、宜宁王李成器、王维并一阮姓神(按戚学标说为阮籍).福祐庙祀王维,明代袁应祺《福祐庙记)亦云“藉侯之灵用辅政”。清代福祐庙祀王维,亦并奉周太伯、李成器。
但是,祀某神,尤其是历史人物,并不是随便捡一个来就供奉,总有它的起因。
沿海之民,最怕翻船事故,所以能保佑人们水上平安的神,特受香火供奉。王维之神最早在黄岩立足,便是因陈英夫在永宁江中舟覆得救,把奉有王维香火和获救看成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黄岩人也从中“敏感”地“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神。陈英夫寄籍立庙祀王维,也符合当地人们的愿望。王维由此而成为人们水行的保护神。元代台州籍人王仲祥“海运遇风”,危急时刻大呼王维之神而获济。王仲祥可是朝廷官员,他为国家从海上运输物资。其事具奏朝廷,朝廷赐额敕封王维为护国忠烈昭济显应侯。王维的“英魂”能够“济”人,逐渐敷柄为“侯灵显,凡灾浸(原文为衤字旁)水旱,有求必应”;明代,“侯显异验者垂二百禩”。王维庙大概即因此而名为“福祐庙”.这些,与王维生前的慈悲,善良,亦不无关系。“济人然后拂衣去”,“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是王维生前曾有过的愿望.“济’人要有极大的本领,所以王维由“文”官变为了“武”帅。有关王维之神的灵异,自然属于迷信的渲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愿望。
第二、王维长期受供奉,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应当有他生前的“重情’在强烈地感染着人们之原因,陈英夫为何奉王维香火远行?这是一个谜(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笔者试作一解。陈英夫,无考。从袁应祺《福祐庙记》中,看不出陈英夫是前往婺源县,还是由婺源县而来.根据永宁河的流向,似应是从婺源而来,顺流较为合理。黄岩濒海,黄岩及其周围的州县,在唐代是较为偏远、风俗朴野的地方,万历《黄岩县志》卷一《风俗》引《赤城新志》云:“唐时犹为贬谪之所。”的确,安史之乱中与王维同时陷贼受伪职的郑虔 (郑州荣阳人),乱平后受到处分,便是贬为台州司户参军的。死于此方,墓在临海县东三十里的金鸡山。
迁谪或远行之人,最是孤独.王维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等表达亲情、友情的相思、送别诗为人们传诵,最为温暖人心,是否因此使得陈英夫远行而特奉王维的香火?除此之外,目前还找不到其它的材料说明他这一行为的原因。
黄岩县有重视重阳之俗的传绕,万历《黄岩县志》卷一《风俗》和光绪《黄岩县志》卷三十二《风土志•岁时》皆记黄岩人此日“登高饮莱萸酒”。虽然黄岩人饮茱萸酒,重视重阳节不一定与王维有关,但是,如果一年之中有一个“令节”“赛王维”的话,那么,无疑是重阳节最相宜;如果重阳节“赛王维”,那么当与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有关。
由黄宗羲《寓黄岩》诗,知黄岩人在“令节”要“赛王维”,即祭祀、酬王维之神.“令节”即佳节,凡时令佳节皆可称令节。唐以来,中和节、上巳节、重阳节为著名的“三令节”。如唐诗中称多种节日都用到“令节”一词;而最多的是用以称重阳节。
黄宗羲诗中的这个“令节”应是指重阳节。黄宗羲客寓黄岩,有“旅情”之苦。但是他说幸赖这个地方多“风物”,可以转移人的“旅情”,哲得一些安慰。于是他写到这里的物产和风俗。其中的“朱栾”、“柿”都是秋熟之物,所以可认为“明朝直令节”的“令节”,是秋天里的节日.秋天与王维联系得上的节日,即数重阳节。王维重阳节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黄宗羲正“旅情”况味,重阳节更不免增思亲之苦。“明朝直令节,社鼓赛王维”,他的意思是说,恰好明日黄岩的风俗是“赛王维”,敲锣打鼓,必有一番热热闹闹的景象,聊可冲淡愁怀,消除一些愁绪吧?其实,他表面宽慰自己,正是表达了极为浓烈的思亲之情。因为“王维”与这个节日的深层联系,就在于“情”。
以上,由陈英夫远行而奉王维香火、黄岩人重阳节“赛王维”的传统风俗、以及黄宗羲借此言情,不难看出王维又是以“重情”得到人们推崇的。--王维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第三,王维“以文学取高第”,是盛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被誉为“天下文宗”,人们长期供奉他,有崇拜他的才情的原因,甚至借重他的名誉为文学雅事,起到了兴文的作用。
王维庙落籍黄岩,实一方幸事。此邦之人聪敏,堪受文学教化。《全浙诗话》卷五《三台诗话》云:“郑司户虔初至台,见风俗朴野,选民间子弟教之。一日与弟子林元籍辈郊行,举一对曰:‘石压笋斜出。’元籍应声云,‘谷阴花后开。’司户大惊异曰:‘何教化之神速如是!’”此邦之人具备这种易于开启的诗心诗情,在有了王维庙之后,他们对于王维的接受,就不会仅仅局限在王维显灵济人的迷信上。王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内蕴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以后,此邦文风敦盛,以至“其民秀而敏,人人殊异,皆以文艺相应,有邹鲁风”。
袁应祺《福祐庙记》称王维“以文学取高第,号盛唐名家”,其推重之情已溢于言表;“生前大节勿磨”,无疑是就王维在安史之乱中“陷贼”一事来说的,此评毫无腐儒气,代表着黄岩文人对王维的高度评价。
万历《黄岩县志》卷七称王维之神“时降笔赋诗,多丽句,?郡士大夫咸有赠章”;光绪《黄岩县志》卷九说“时降乩赋诗,多丽句云”。这说明黄岩文人在王维庙里有过不少文学活动。光绪《黄岩县志》卷三十九之《遗闻》,记《右丞倡和诗》云:
《旧志》云福祐庙神为尚书右丞王维,邑人称为总冲神,每降笔赋诗多丽句,闽郡士大夫咸有赠章.因访旧遗什,得《赓歌录》。隆庆戊辰秋,九难王观察作《大水谣》,总帅和之。又与孙高士少梅两次联句赠王九难,九难依次和韵,呈总帅,末附吴樊阳《和大水谣韵》诗一章,并揭榜于神祠,今犹如故也。(按)右丞句若“掀茅三重犹是可,飘尸四出皆无事”及“香传桂陌诗偏好,方是宁山流泽远”等句,俱乏格调,孰非右丞面目,成当时扶乩者急就章耳,不足录也。
近考《三台诗录》,王九难《大水谣》后附录神和以为全首,工稳清劲,非凡手所能赝。诗云:“风横瀚海鲸波重,虬戈声动乌云沉。茫茫四野烧烟灭,草堂惊我联床吟。吁嗟斯民艰剥肤,褰裳北走还西徂。禾麦登场尽湮没,盛事岂宜如此乎?掀茅三重犹自可,飘尸四出真无事。谁为飞章妻天阙,诏衔丹风民重苏。”(按)《三合诗话稿》:“右丞足途未至台,而黄岩酉城祀之,香火至盛,且冠幞头称总帅,以武职易文阶,尤异之异也。”
诗当然不可能是王维写的,我们对诗的优劣也没有必要评说。但黄岩有王维庙,对于此邦兴文,无疑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最后要指出,浙江黄岩曾长期有王维庙存在是事实,但就目前据有的材料,还看不出与王维生平行踪有何联系.--因学术界关于王维是否到过浙江,是有不同看法的,今本文关于黄岩曾有王维庙的事实一经披露,可能有人会询问或联想到黄岩的王维庙与王维生平行踪是否有关。过去,如谭优学先生《王维生平事迹再探》中,探王维曾有吴越之行,“似乎他从济州曾转官吴越,末秩下吏,故有‘穷边徇微禄’之叹”。谭先生推测王维“曾远官浙东某州县下吏”。史双元《王维漫游江南考述》认为王维有“浙江之游”;竺岳兵《剡溪--唐诗之路》一文,关于游剡溪的唐代诗人的统计中亦有王维;又北宋流传有名为王维的《海风图》(郭祥正有《魏中舍家藏王摩诘海风图》诗),似乎表明王维到过海边.然而王维集中现存所谓明确涉足越地的诗,难于断为属于王维。如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四及《全唐诗》卷一二五王维有(别弟妹二首),其二云:“小弟更孩幼,归来不相识。同居虽渐惯,见人犹未觅。宛作越人语,殊甘水乡食。”赵殿成笺注云:“成考右丞本传及他书,未有言其寓家于越、浪迹水乡者。‘宛作’二语,合之卢象江东之说,乃为得之,读者试辨焉。”陈铁民先生《王维诗真伪考》亦认为应当作卢象诗。又 (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五《山行遇雨》诗,有“穷海欲生云”语,但此诗应属孙逖。陈铁民先生已指出“逖在越时所作也”。
更没有材料证明王维曾到过黄岩,上引光绪《黄岩县志》中亦明确有“右丞足迹未至台,而黄岩西城祀之……”语。因此,就现有材料看,浙江黄岩有王维庙,与王维生平行踪无关。
但是,浙江黄岩出现并长期存在王维庙,其文化现象却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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