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骝与瓦族夫人肖玉芬
 

  “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共产党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这首20世纪70年代广为传唱的《阿佤人民唱新歌》曾风靡一时，不知有多少人从中认识了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佤族同胞。人们可能有所不知，有一位地处浙东沿海的黄岩人与佤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50年代的大学生，放弃了留京读研究生、到发达地方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了贫困落后的阿佤山。他参加创制佤文，开拓中国孟高棉语，提出了汉语形成说和华夏语系说。在中国语言学会议上,他提出了佤语就是4000年前的中国话的论断……   

“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共产党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这首20世纪70年代广为传唱的《阿佤人民唱新歌》曾风靡一时，不知有多少人从中认识了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佤族同胞。人们可能有所不知，有一位地处浙东沿海的黄岩人与佤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50年代的大学生，放弃了留京读研究生、到发达地方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了贫困落后的阿佤山。他参加创制佤文，开拓中国孟高棉语，提出了汉语形成说和华夏语系说。在中国语言学会议上,他提出了佤语就是4000年前的中国话的论断……
    他就是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王敬骝。

无悔的选择

    王敬骝，1935年5月生于浙江省黄岩县的一个教师世家。他从小喜欢读书，1952年毕业于黄岩县第一中学（即现在的黄岩中学）。17岁的王敬骝就考上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当时，正值国家贯彻民族团结、平等政策，需要加强民族语文工作。因为品学兼优，王敬骝被调配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言。在16个语言学习班里，他选择了佤语这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
    由于过去我国对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缺乏应有的研究，中央民族学院采用非常特别的方法帮助学生学习民族语言。即先让学生学习普通语言学和语言调查等方面的知识，等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后，再让学生直接去民族地区向当地群众学习语言，待学生学会民族语言后，再来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或改进民族文字。为了培育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学校聘请校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费孝通、罗常培、吕叔湘、傅懋勋、高名凯、王均等先生给他们授课。为了培养学生娴熟的实践技能，1955年暑假，学校借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李荣先生正在进行汉语方言调查之机，请他们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学生为汉语方言的发音合作人，实际上就给学生上了生动的汉语方言调查实践课。1956年3月学校专门邀请罗常培先生在校主持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使学生受到当时中国语言学和民族学方面最好的教育。王敬骝在学生时代写的《黄岩话检拾》一文，就是在丁声树、李荣先生指导下对家乡方言作了调查后写出的，至今还被认为是我国吴语方言研究的早期论著之一。在所有学习民族语言的学生中，王敬骝以刻苦勤学闻名，深得师长赏识。在北京求学的4年时间里，他连长城、香山等北京著名景点都没去玩过，寒暑假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除了授课老师的著作需要研读外，他还认真阅读了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闻宥、王力等先生的著作，并自学了傣文和缅文，从而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难忘阿佤山

    几十年以后，每当王敬骝回忆起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期间的首次阿佤山之行，他还是那样地历历在目：
    当时佤山有许多地方还“猎人头”，中缅边境上还有残匪，而且许多村寨根本没有马帮能走的路。尽管如此，只会说“你”、“我”、“他”和“吃饭了吗”等简单佤语的王敬骝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丛林深处的阿佤山。
    “公路就只通到景谷，从景谷出发，在民兵和当地群众的保护下，我们一路找向导，雇马帮，步行了10天。晨雾朦胧，远远的山梁上便传出咚咚咚咚的舂米声，阿佤山腹地的贺南大寨呈现在我们眼前。
    “当我们到达寨子时，夜幕已经降临，佤族同胞们聚在一起，围着灼灼的篝火，伸出油亮的手臂，踏着木鼓强烈的鼓点，韵着调子，通宵达旦地跳着唱着欢迎我们。他们把最上等的水酒，最上等的鸡肉烂饭端上来让我们品尝。然而，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依嘎）却爬到木板墙上，一节一节地结着绳子，一个会汉话的群众说：今天是隆重的节日，他们要用结绳记住今天的事，佤族没有文字，他们依然在用原始的方法记录事情。
    第二天天刚亮，同学们兵分几路开始实习，王敬骝却提出要找一个老“导游”向阿佤山深处前行。尽管在场的同学都反复劝说，但都拗不过他坚定的信念，最终他和一个年近60的老人出发了。“这里为什么叫翁丁寨？这里传说中有什么神？一年要过几个节？原本一天的路，我们走了6天。”在山寨火塘跳动的火光中，王敬骝记录着佤族格言和谚语，记录着佤族的历史故事、传说和典故。“那时刚要过年，每到一户人家就给一个粑粑，不要的话又不尊重人家的心意，后来实在是无法带了，我只好一个寨子只拿一个。”当他们回到寨子时，年已经过完，15本笔记和满满一袋的粑粑是他过年最清晰的记忆。“老品种的种子不能抛撒掉，老人的话不能让他遗失掉。”他和老乡同住一个草房，同吃一锅烂饭，同睡一个火塘的影子。阿佤山的497个寨子，寨寨都闪烁着王敬骝忙碌的身影。
    8个月的实习完成后，王敬骝回到北京，学校有意留他读民族学的副博士研究生。他说：“我是学佤语的，等我把佤文创制出来后再说吧。”于是他报名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奔赴云南，第二次进入阿佤山。在半年时间里，21岁的王敬骝执笔创制的佤文方案得到了云南省和国家民委的批准通过。
    1957年，学校又一次来函催他回校读研究生，“民族语言研究生与其在北京读，不如留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留在阿佤山读。”王敬骝又一次谢绝了。1958年5月，他调入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 1962年，在云南省民委工作的王敬骝将被调到条件较好的玉溪地区工作。“把我调回阿佤山吧，我要继续做佤语研究，哪怕用我一生的心血。”没有回北京收拾东西，王敬骝第三次进入阿佤山。“那个说地道佤语的白脸翻译回来了，我们的‘巴诏’（即神、佛和最有学问的人）回来了……”王敬骝回来的消息迅速在阿佤山传开了，他再次受到盛大的欢迎。从此，王敬骝在阿佤山区工作了18年。如果说王敬骝在阿佤山是为了创制佤文，那么在枯燥的佤文的创制过程里还可以加入一段浪漫的阿佤恋情做调料。当年王敬骝刚进入阿佤山时，那个带着他们从村口走到头人父亲那里和在欢乐的火塘边静静地结绳记事的小女孩依嘎，从成为他的学生到朋友、助手，再到妻子，成就了他俩那段令人回味的爱情故事。依嘎取汉名肖玉芬，后来成为云南民族大学的副教授。

 

民族语言学的“巴诏”

    1979年9月，王敬骝调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员、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语文专业硕士生导师、上海师大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民族学报》副主编，负责编辑《民族调查研究丛刊》。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对我国南方的佤、德昂、布朗、芒、傣等民族多种语言作过调查研究。编著出版《云南沧源卡瓦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佤文读本》、《佤汉简明词典》、《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德昂语简志》、《佤语熟语汇释》、《佤语研究》和《佤山纪事》等17本专著，撰写有《佤族民歌的格律》、《佤、僚骈俪语比较研究》、《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释》、《傣语声调考》、《傣语干支考原》、《“沽茶”、“黑国”、“沙•锡尼”考释》和《柘枝舞考原》等学术论文几十篇。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研究的空白。
    王敬骝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是从佤语开始的。他如是说：“早在1957年，在制订佤文方案时，我就指出佤语的语音结构跟汉语有相似之处，而对佤语的研究使我得出了作为华夏民族主体的汉族，主要是有古代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其他出入‘中国’的人们共同体融合而成的看法，佤族因为长期的封闭使得他们才能够把我们老祖宗的语言保留至今。”后来，日本的佤族研究专家乾尚彦、瑞典国家博物馆馆长马思中、伦敦大学语言博士吴照森和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刘子恺在拜访王敬骝时，恭喜他多年在阿佤山向老百姓成功地“剽窃”了这一学说。王敬骝通过对南方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对南方民族语言的系属问题，提出了新的构想。“长江以南，非中国人，这是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从文化方面把中国的语言故意说成属汉藏语系。通过孟文、高棉文、越南文、泰文、几种傣文、缅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的自学研究，我才正式提出了‘汉语形成说’和‘华夏语系说’。”在2001年10月召开的中国语言学会议上，他提出的华夏语系说得到了认可，佤语就是我们华夏祖宗的语言。
    作为现代卓有成就的民族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王敬骝扎根我国西南边疆，一直从事南方民族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而于佤语用功尤多：他曾参加创制佤文，编写出了佤文教材、词书和读物多种；他亲自参加培训推行佤文的师资，培养了大量佤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为提高佤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