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家 谱 的 文 化 现 象

王 宣 国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史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家谱的要旨和核心就是在于止恶扬善，慎终追远。古代的家谱纂修，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起见，在追溯先祖时，为攀附到一个名人，往往绞尽脑汁，哪怕是冒认攀附，也在所不惜。         
       李世民为了附会自己是老子后人，便把道教立为唐代国教；出身草莽的朱元璋为与朱熹结下亲缘关系，抬高了理学的地位。后来出现了凡是姓范的必是范仲淹的后代，姓王的都是王羲之后代的现象。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有些是民国时纂修的，上源世系多不完善。这给后代修谱寻找上源，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明清时期，针对唐宋后宗谱缺失的现状，社会上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或称“谱师”，他们利用事先准备好的、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资料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谱师”就草草填上姓氏，为一世祖找个名人即大功告成。这样出来的家谱几乎千人一面。所以很多家谱出现了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写的的题跋或序言以光宗耀祖。里面尽是一些泛泛的大话、空话。至于来源，根本不讲，也讲不清。其实，这些都是“谱师”的杰作。      
       旧时修谱者有一本必备的书叫《尚友录》（通用的有明万历四十五年廖用贤编），该书以韵为纲，以姓为目，记载各姓的来历、郡望以及自上古至宋代出过的名人及其籍贯和主要事迹，修谱时随便挑选一个做祖先，然后设法将本家族与他联系起来。还有不少追溯先祖，无不是将某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一宗一族的始祖，甚至远溯到三皇五帝，但只要仔细考察所记的世系，就可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极其荒唐而又笑话的东西。
       如宋以后，竟有人冒称是林和靖的后人，当时便被传为笑柄。其实，林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一生不娶，“梅妻鹤子”，哪里来的子孙？            
       没有一部秦氏家谱自称是南宋秦桧之后，因为秦桧在历史上名声太臭，其子孙耻于明言而已。        
       上海大亨杜月笙发迹后，嫌自己出身卑贱，请名士杨度为其修家谱。开始杨度选择唐宰相杜如晦为其先祖，杜月笙认为名字晦气，于是杨度又换成杜甫，杜月笙认为合适，转眼变成了杜甫的后裔。             
       在唐五代门阀制度森严时期，有一些特殊的家族群体，并不是以真正的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通过人为的方法和程序，而制造出模拟的血亲关系。这种模拟血亲关系相当普遍，成为一时的风尚。        
       袁世凯称帝后，广东省东莞县有个无耻文人张伯桢，巧施媚袁之术，先伪造一个所谓“明刻版本”的《袁氏世系》，列出袁氏祖先袁安至袁崇焕的家史；继而又编造出“袁崇焕遇祸以后，子孙某支由东莞迁到河南省项城（袁世凯的老家）”始末。书中讲道：“项城（指袁世凯）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此书由广东省三水县名流梁士诒代呈给袁世凯。        
       袁世凯得到这本伪造的族谱，喜出望外，得意忘形，因为这使他获得了一个显赫封建家族血统关系的“证明”。袁氏王朝的“各部”官吏就联名上书，奏请尊祀明未名将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立“原庙”。袁世凯又特派“专使”赴广东东莞县致祭。谁知“君臣一枕梦黄粱”，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百日就被各地人民声讨，不得不宣布退位下台，郁郁而死。         
       对于这一场伪造族谱的丑闻，时人作《打油诗》以讥嘲之。诗云：“华胄遥遥为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  诗中“督师威望溯辽东”，是指明朝末代名将袁崇焕守卫山海关，威镇东北的事。“沧海”为无耻文人张伯桢的字。    
        在旧社会，家谱的文化现象被少数“文化人”玩弄、扭曲到何等的地步！家谱内容的编纂是何等随意！ 在文化水平低下的社会，他们骗了很多人。不明真相的人还将其视为祖传之宝。在当今信息、交通、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社会，一些先辈受骗的后裔，还不去认真地思考、研究、寻根，改变自己上源世系的历史，仍然抱着过去错误的“经典”不放，是可悲，孰不可悲 ？       
        家谱文化，是一种高尚和深邃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文明、进步的社会，珍视家谱文化，就应该认真地去审视历史，返思家谱曾经的悲痛，寻找家谱的历史精华，追寻家族的历史根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编写出真实、丰富、灿烂的家谱和家族史。    

论族谱文化数字化传承的价值根据    

彭 堂 华

       中华族谱文化为什么要传承下去？我们为什么要将它推向数字化网络化新时代？理由说千道万还不如归根结蒂——寻找出它的价值根据。        
       1.族谱文化的社会价值         
       族谱文化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由一个个姓氏家族组成的，离开了一个个姓氏家族就无所谓中华民族，同理离开了一个个姓氏家族的文化也就无所谓中华民族文化。族谱既是姓氏家族的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她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是“中国人才有的良好传统”——孙中山语。         
       族谱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族谱是家族的史书，其最大特点是以记载血缘传承的世系为主要内容，其实是一座古今同族人群有序刻名的巨碑，它为芸芸众生集体留名，以最广泛的人众为书写对象，是举世无双的“以人为本”的大众文化。        
       族谱是“和”文化：以“收族、睦族”为主旨的族谱文化，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家族的和睦、团结。它兴于“治”毁于“乱”，成于团结败于分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族谱记述着中华民族由家族的团结扩展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        
       族谱文化既是民族大众的“和”文化，其社会价值之大，传承这一文化的意义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2.族谱文化的经济价值      
       世间什么事物有经济价值呢？概言之，非自然而能满足于人的需求之对象是也。      
       族谱文化并非自然现象，而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它能满足广大族人多层次的需求，因此有其经济价值。那么族谱文化能满足什么人什么样的需求，它究竟有多大的经济价值呢？        
       首先，它为全族同胞留名——只要是同一祖先的裔孙，不论官民、贫富都在族谱世系图（表）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满足了广大族人寻根的欲望，客观地解开了族人们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之类的心结。同时也满足了宗亲们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心理需求，草根族人来到人世间一趟，如同流星划过夜空，即使一辈子别的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能在族谱上记上几笔，让后世子孙留个念想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广大族人为了上述文化生活的需求之满足而意愿付出的代价是：每人交款“动辄三十、五十，多则百儿八十”。
       其次，为家族精英扬名——对此吴厚荣先生说的好：“据学者研究，人的多层次需求之上有一种最高需求，即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的承认，而最希望获得的是故乡亲人的承认，获得宗亲赞誉的愿望。古代刘邦称帝后回到沛县豪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喜颜于色，达官贵人也以‘衣锦荣归’为最大乐事。在当代不少事业、学业有成的人士，也乐意在宗谱里载上自己的业绩，并不因在书报上有名，国际上有誉而淡漠宗谱。至于更多的人，难以扬名于海内外、留名国史，但能在族谱上占点篇幅，使自己成为后世子孙传扬的祖宗，景仰的榜样，也是争取的目标。”      
       各个家族的精英们为了扬名，首选的平台就是家谱。比如最近，湖北新洲冯氏修谱，人口不足三千，捐资金额竟高达七十九万元，主修冯火平先生一人捐资高达十九万八千八百元！以族谱为载体为家族精英们扬名的效用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3.数字化使族谱文化的价值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恩格斯说过“价值是费用对效用的比较”，换言之是投入（分母）对产出（分子）的比较。恩格斯的话为经济事物性状改变的合理性提供了科学分析的价值论根据，只要这个比值大于1，这种改变就是合理的，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对传统的族谱文化进行数字化改造能否提升族谱文化价值，我们不妨从费用和效用（即投入和产出）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① 族谱数字化编修会节省费用，减少投入，缩小分母 。      
       传统方法编修族谱的主要工作量在于编撰人员手工编排世系图（表）。入谱在生人数一万人，总人数约五万上下的世系图编排，按欧、苏体例约为5000个A4页面。一个懂行的编辑约需五百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今数字化编修，一名计算机操作人员使用逻辑智能工具——用安装有“世系图自动编排系统”这一软件的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耗时不过三十分钟，两相比较劳动时间的节约何止千倍。       
       值得注意的是，按传统方法编修族谱，入编世系图人数的增加与编排世系图耗时的增加并非等比例的。人数增加一倍，编排耗时绝不止增加一倍。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着百万族众以上的大成谱的编修进程。以“孔子世家谱”为例，该谱编修团队耗时十二年，耗资千余万，入编世系图的孔子后裔也不过二百余万人。倘若采用数字化技术，二百多万人的世系图编排的耗时绝不超过十二天！        
       如今，在中华大地上，大型谱局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甚至千万人以上的大姓氏也吹响了统修“国谱”、“天下谱”的号角。试想，在这样的态势下，族谱数字化编修技术的广泛运用，将会给一个个谱局，进而给整个社会省去多少活劳动的投入，节约多少费用。       
       传统方法编修族谱的最大费用是谱书印刷，其实质是用于族谱信息的存储、复制方面的投入。一个万人的谱局，按传统欧苏体例编排，一套谱书大约十厚册，因其印量太小，全套谱书印刷费不下五百元，而将这同样的信息数据存入光盘，复制成本则不超过二元，两者的性价比又何止1:100! 更何况，我们实际上是用多台安装有若干个大容量硬盘的服务器，采取的是多备份存储技术，可确保所有的族谱信息永久性存储，无限次零成本地复制。如果用纸质载体存储，全球数以百万册计的族谱，复制存储一套的费用便当以亿元为单位来计算，而且想要永久保存它们那只能是幻想。       
       ②数字化的族谱会提高族谱文化的效用价值，增加产出，扩大分子  。     
       数字化族谱信息的数据库存储、加工复制、多媒体传播、尤其是互联网传播使族谱文化效用价值得以无限倍地提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信息这种财富与其它有形财富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可无限重复利用即无限倍扩大其效用价值而不增加成本的特性，但实际上，人们还得为信息这种财富的存储、加工复制和传播承担费用。只有到了今天，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成本极低的数据库信息存储加工复制技术和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化运用，才将信息的存储、加工复制和传播费用降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下面我们作几个假设，算几笔帐：      
       假定有半数的华夏儿女每人一生想获取一部与己相关的家谱（信息）。每部谱书为二本（谱首一本、人丁谱一本），印价为100元人民币，总印价当为六、七百亿人民币！而如果他们想分文不付而获得这些已经数字化、网络化了的族谱信息，只需轻点鼠标便可如愿以偿。      
       又假定一些族人想获取本家族甚至本姓氏全部谱书信息，假定这个姓氏总人口为1000万人，全套大成谱约五千厚册，每册印刷费按50元计算，总计一套的购价约为25万元。而如果该姓氏大成谱全面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不仅他们也包括全体宗亲都只需轻点鼠标，便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取这五千册大成谱的全部信息，而且原本每人需要支付的25万元现在谁也不必支付一文！更何况若某位宗亲心血来潮，果真购置了这五千厚册谱书，那么将来这些谱书的存放以及这些谱书资料的查阅，说不定还会给他带来终身的烦恼。       
       再假定今天有两个同样一万人口的谱局同时修谱。其中一个按传统方法编修，另一个则采用数字化编修，试想三十年后，当他们再一次同时续修，情景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作如下预测：前者仍需再设谱局，工期约为二年，除印刷费以外的谱局费用开支人均不下10元，总计不下10万元。后者无需谱局，主修一人网上操作即可，实际操作时间不超过两天，印刷费以外几乎没有开支。假定从现在开始，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了中华族谱数字化，到那时设局修谱也就成了历史，全国每年因此节省下来的谱局费用开支当不下四、五亿元。       
       数据库存储的族谱信息是标准化、格式化了的。比如其中的个人行传信息就格式化为几十个不同字段，因此族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通过搜索引擎任意分离、重组和提取。这些瞬间零成本、零距离、零时差获取的信息甚至可能会对族人的物质生活产生积极的作用。     
       数字化族谱的优势不胜枚举，然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它能更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族人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尤其是留名和扬名的心理需求。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需求的满足本质上是通过某种信息的存储复制和传播实现的。例如某人的一张全家福彩照，把它刊登在印数有限、保存期有限、传播范围有限的谱书上，与让它永久性存储于可以零成本无限次复制的数据库，随时随地出现在传播范围无限、受众无限的互联网上，两者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所能满足当事人心理需求之程度是有天壤之别的。不仅如此，与谱书中的图文信息相比，摄像机记录的信息内具着更大的价值，这种动态音像信息的存储和传播更能满足广大族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倘若族谱文化没能步入数字化行列，我们只能对这种高端的族谱文化需求市场望洋兴叹，反之则将获得重大的商机，创造出只有数字化族谱才能创造的巨大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