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与朱熹交往事迹考略4

2023-04-18 20:09:35来源：吴宏富文史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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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影响考

（一）朱熹“王者之治始于家”的政治主张得益于王十朋学说

在朱子青年时代的思想体系里，家国逻辑是一个被颠倒的概念——家内秩序应当被纳入国家统制的一部分，并接受国家强力的支配。朱子在24岁出任泉州同安主簿时，发现泉州地区婚制尤乱，民俗中有本非妻妾而擅自同居者，有互相奔诱而不待媒聘者，为了整顿礼制，朱子在同安颁布了《申严昏礼状》与《民臣礼议》，主张将家内秩序的整治寄托于国家典章，申述其“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的政治主张。

此时的朱子由于没有洞悉民间婚制混乱的深刻根源，也并未彻底理解“礼法之大分”（《荀子·王霸》）的内在涵义，在对家国礼法的关系处置上，保持了一种国法在位阶上高于家礼的“惯性思维”。他在《乞增修礼书状》中表示，《政和五礼仪》“诚化民善俗之本”，应当参照其祭祀仪式编类州县臣民礼仪。而促使朱子的认知发生反转，很有可能得益于王十朋的学说。王与朱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朱子在中年时代对家的哲学认知，受到王氏学说的诸多启发。乾道元年(1165)，朱子曾投书王氏，盛赞其《廷试策》，称对其启发甚巨。王氏的《廷对》开篇就阐述“家法”与“天下法”的关系：

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异。……人臣能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

正是这一篇颇具分量的考卷打动了高宗，王氏被钦点为状元。王氏在此处所论及的“法”，其实就是“彝伦以分礼法”的语义转化。这种“法”因其具有同质化的特点，既可以施行于家，也可以施于国，只不过在名称上有所区别。朱子在中年时代曾作《家政篇》，阐述了由下推上、以家及国的必要性，“家政修明，……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而这种表述实际上不过是王氏《家政集》的翻版。王十朋《家政集》指出：“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天降祥，子孙吉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明；移之于国，则一国之政治；移之于天下，则天下之政理。呜呼！有家君子，其可不修一家之政乎！家政不修，其可治天下国家之事乎？”当然，随着家礼思想的渐趋成熟，以及在中年时代对《家礼》一书的编订，朱子逐步将“治国之法，先关于家”的学理主张推向了国家治理实践的层面。

所谓“王者之治，始于家”，此处的“家”，是指帝王之家——“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很显然，朱子已经在王十朋的学说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提炼。朱子在晚年时，就特别希望他的这种学说能为君王所采纳，从而使其家礼学说更具天下情怀。

朱熹以英迈刚明之姿，上承周程遗风，以太极理气立形上思想，以理欲性情阐道德精微，是继孔孟以来杰出的儒学家。王十朋虽非正统理学家，但在儒学和史学领域中都堪称“真儒者”，是朱熹所称的“粹然”的“醇儒”，能“粹然以醇儒自律”。其道德、政绩得到南宋理学家的一致称赞。如《宋史·赵汝愚传》所载：

凡平昔所闻于师友，如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

这里不仅将王十朋与张栻、朱熹、吕祖谦这三位理学大师并提，而且与著名诤臣汪应辰、胡铨、著名史学家李焘并论，同列为“师友”，可见得宋代臣僚对王十朋的推崇与称赏。

王十朋还被朱熹推崇为“天下之望”与“万夫典型”，因此王十朋的道德言行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人自然结成政治同盟者，彼此支援，同声呼应，学术思想上互相推崇和相互标榜。这从朱熹的弟子言论得到印证。

朱熹大弟子兼女婿黄幹，对王十朋亦极其倾倒，他在所撰《勉斋集》卷二一《送徐居父归永嘉序》云：

幹尝读詹事王公之文，观其序篇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际，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瀚若河汉，未尝不废卷而叹也。曰：世岂复有斯人也耶？高明广大者，天理之公也；诘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欲日肆，世岂复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则公永嘉人也。尝欲游于其乡，以览观山川之胜，访于其乡之士，岂无闻公之风而兴起者乎？……呜呼！公不复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将有所考焉。而世之说者乃曰“皓皓者易污，不若循循而俯者之可以集事也”，则公之用心是耶？非欤？

朱熹三传弟子、南宋经学家王柏则称：

昔王梅溪声名节行，为时巨人，晦庵朱先生犹晚进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问学勉之，而不以为僭。

出于对王十朋高风亮节的敬仰，朱熹在乾道三年（1167）即王十朋自夔州移知湖州期间，曾以“晚学”身份投书《与王龟龄》，“深有望于门下”，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在信中说是听到朝野异口同声夸奖王十朋，又读了王十朋的《御试策》、奏章及《楚东酬唱》等诗作，认为王十朋丝毫不计个人得失，所作所为皆符合“天理人伦”，“读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于是十分仰慕，表示愿为门客，瞻望“大君子道德之余光”，表彰王十朋的学行，表示自己当向王十朋求教。此心此诚，犹如惊鸿一瞥，闪电一瞬，照亮了曾经幽暗的历史一角，为后人提供了二位名儒交往的宝贵信息。

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并代刘珙为王十朋作《王梅溪文集序》等，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不过，纵观文献可知，王十朋与朱熹未曾谋面。国内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知名学者汤勤福教授指出：“朱熹《与王龟龄》写于乾道三年末，是回复王十朋来信的。王十朋与朱熹从未谋面，只是互相仰慕，信件交往而已。”顾宏义亦言“乾道七年七月王十朋卒，王、朱二人是否还有书信交往，史无记载。而从二人行踪上看，二人似也未曾有晤面。”

虽然两人素未相见，但两人相识相知，交情至深。

朱熹比王十朋小18岁，两人同朝为官，互相赏识。在抗金反对乞和问题上，朱熹与王十朋的主张是一致的。绍兴三十年(1160)，王十朋除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上轮对札子三首，主张御敌之策，莫急于用人。翌年正月又上殿轮对策，强调金人必败盟，力陈备御之要，请起用张浚、刘锜。高宗接受王十朋建议，下诏亲征，两次大败金兵。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王十朋上殿札子：“谋议之臣，和守战之议，哄然未决。兹理固洞然易晓，议者何不思之耶？臣谓养今日之气，莫如守；伸今日之气，莫如战；挫今日之气，莫如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求和，苟安一时，是利敌而损己，敌人贪得无厌，南宋必不可保。王十朋对于当时宋、金局势的分析，正是他“概之以理”的结果。同年八月，朱熹应诏上封事，反对向金求和，“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朱熹用理学思想阐明宋金之不可议和，与王十朋声气翕合。

今传《梅溪集》中未见十朋与朱熹的信函往复痕迹，殊为憾事。而直至王十朋去世，两位名人无缘相见，则乃学界一大遗憾！仅朱熹门人滕珙《经济文衡续集》引录有王十朋与朱熹书之片言残句，云：

按先生有《与魏国录帖》云：“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第二奏言路壅塞，嬖幸乖张，则不复闻圣语矣。”王詹事十朋《与先生书》曰：“过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极口称道登对三札，所论天理人事，备数千言，高见远识，当于古人中求之也。”

总算让后人见得有关“两贤相慕”互通信息、王十朋称赏朱熹“所论天理人事”具有“高见远识”的文字存录，犹可由此引发可能尚存的些许念想。

朱熹认同王十朋为理学中人。《朱子语类》载，朱熹在对其门生讲学时，曾多次讲到王十朋。其中一次说：

王龟龄学也粗疏。只是他天资高，意思诚悫，表里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而今难得此等人！

相对于正统理学家而言，王十朋自有“粗疏”之处，但朱熹称赞他“诚悫”，承认他“天资高”，为人忠诚，“表里如一”，在各地官民中声誉卓著，像他这样的官员“而今难得”。他理所当然地认定王十朋是理学中人。

姜锡东、周云逸二先生研究认为，王十朋之所以能够影响南宋理学家，最基本的前提是他对“理”的认识符合南宋理学体系。王十朋对宋代理学的三项基本内容——义理之学、物理之学、性命之学均有“意思诚悫，表里如一”的体认和论述。王十朋的资高诚悫与理学家的天理人伦说之间，自有呼应互动之因果，“王十朋在南宋理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首先，王十朋所讲的“义理”既指探求经义、名理的学问，也指普遍皆宜的道理，包含文献义理、行为义理和人生义理等。在文献义理上，王十朋常用“理”来解释文献中的公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三篇《策问》即是典型代表。在行为义理上，王十朋常用“理”来解释进退辞受的道理，《再与陈左相》所谓：“殊不知古人进退辞受，惟问义理如何，前辈故事，不问官职高下。”在人生义理上，王十朋用“义理”来观察社会人生。他认为生死聚散都是常理，诚如《送黄岩三友》所谓“聚散本常理，未应轻感伤”。

其次，王十朋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往往以求“物理”的精神进行分析。比如《井光辨》针对井中有光这一异常现象，提出可能是鱼鳖鳞甲的反光所致，或是螺蚌产明珠以自照所致。他对于异常现象，既不妖之也不详之，而是“以物理辨之”，表现出崇尚“物理”的精神。读他的《江月亭二绝》《中和堂》等诗，我们可基本领会他的自然观的唯物倾向和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实际水平。

复次，前文已经述及，对于“性命之学”，王十朋撰有《性论》专门进行了讨论。文章立足于“性”“才”之辨，反映了作者寓性于才的人性思想。王十朋的性命之学上承韩愈，批判了二程的性命观；但在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上，他又吸收了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二程”的理学思想。王十朋的理学思想体系，以性命之学为根基，外而扩充至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他不空谈性命之学，而是把它与义理之学、物理之学结合起来。

王十朋在理学思想上并没有独到的发明，但南宋理学家们总是引王十朋为同道，其首要原因在于他们思想观念上的认同默契。朱子之学融合历代儒学而不排斥佛老庄学，重视文章思想内容的社会功能。而王十朋本人的道德言行也确实践行了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四十六年后“获继公躅”的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这样总结王十朋的“诚”：

邦人父老语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荛夫牧儿亦知有所谓王侍郎也。公何以获此于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诚而已矣。盖公之为人，襟度精明，表里纯一。其立朝事君，空臆尽言，撄龙鳞而不悔者，此诚也；居官牧民，矜怜摩抚，若父母之于赤子者，此诚也。

与朱熹、张栻、真德秀等理学家以理学思想立身稍有不同者，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为旨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王十朋是作为一位道德楷模而被南宋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

综上所述，王十朋自成一体的以忠君爱国、民本思想为主旨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封建社会发展中期的两宋交替时期，虽受到封建集权思想与皇权统治的严重束缚，但基本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要素，贯穿着优秀传统士大夫深切饱满的家国情怀，包括民族大统、家国同构和民本仁爱之情。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没有改变对王朝、国家

忠诚，其诗文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在南宋偏安的岁月里，唤起多少人梦回中原。可以认为，以王十朋为优秀代表的宋代文人，是中国历史上富于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理想的一代。

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也颇为欣赏。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朱熹上朝登对垂拱殿，面奏三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议和，主张抗金，反对孝宗宠信佞幸。宋·滕珙《经济文衡续集》卷三记载：

王詹事十朋与先生（朱熹）书曰：过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极口称道，登对三札所论天理人事，备数千言，高见远识，当于古人中求之也。

汪丈即汪应辰，信州玉山人，是朱熹的从叔父，时权尚书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七月，除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大约在1164年至1165年间，王十朋知饶州时到信州玉山拜会了汪应辰，后者极口称赞朱熹的登对三札。王十朋在给朱熹的信中转述了汪应辰的赞誉，侧证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亦是颇为赞赏的。王十朋这封致朱熹的信，不见于传世《梅溪集》，这是王十朋称赞理学的一大证据。

　　乾道元年(1165)，王十朋处于仕途低谷之时，朱熹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王十朋仕途遇挫，事起于隆兴元年（1163）王十朋任侍御史时，力排和议，举荐张浚抗金。张浚抗金一月三捷，后符离受挫，孝宗贬张浚，起用汤思退，王十朋自劾。诏以权吏部侍郎，不拜，次年起知饶州。乾道元年（1165）七月，王十朋除敷文阁待制，移知夔州。此时，朱熹仕途亦不得志，“先是省札趣就职，既至，而执政钱端礼等方主和议，不合，请祠以归”是年朱熹《与王龟龄》书信，其中提到：

当是时，听于士大夫之论，听于舆人走卒之言，下至于闾阎市里，妇女儿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为进士时所奉大对读之，已而得其在馆阁时上奏事读之，已而得其为柱史、在台谏、适侍郎时所论事读之，已而又得其为故大丞相魏国公之诔文及楚东酬唱等诗读之，观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对陈说，下逮燕笑从容，盖无一言一字不出于天理人伦之大，而世俗所谓利害得丧、荣辱死生之变一无所长于其中，读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诚不自意克顽廉懦立之效乃于吾身见之。……于是慨然复有求见于左右之意而未获也。昨闻明公还自夔州，抚临近甸，而熹之里闬交游适有得佐下风者，因以书贺之，盖喜其得贤大夫事之；而自伤无状，独不得一从宾客之后，以望大君子道德之余光也。……明公之志则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称明公之意也。虽然，有一于此，其惟益思砥砺，不敢废其所谓讲明体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义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扩而充之日益远，则明公之赐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终教之也。

　　朱熹全面研读了王十朋的诗文，认为王十朋的诗文上自奏对陈说，下逮燕笑从容，“无一言一字不出于天理人伦之大”，读了使人胸中浩然，于是有求见于左右之意，但未成功。朱熹有朋友在王十朋门下任职，朱熹既为他高兴，又自伤自己不能为王十朋宾客。朱熹对王十朋有私淑之意，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

乾道三年(1167)，朱熹向刘珙举荐王十朋。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朱熹：“在豫章，闻陈俊卿除参知政事、刘珙除同知枢密院事，投书刘珙，为其谋划。”束景南认为朱熹向刘珙所投的书即《与刘共甫》，其中提到：“论荐人才，亦有次第。今日远则益州（按：汪应辰），近则吴兴（按：指王十朋），皆第一义谛。”是年七月，王十朋由夔州移知湖州，而吴兴是湖州的古称。束景南注吴兴指称王十朋当无疑义。

乾道四年（1168）八月，王十朋移知泉州，同年朱熹《答何叔京》曰：但直道终未可行。王龟龄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

王十朋受排挤，在朱熹看来就是正道不行的表现。此信中透露出朱熹对当时朝政“直道终未可行”之忧虑，反映出他期望朝政得以改观的心态，也流露出对王十朋“不得留”的深深惋惜。知朝政大势并深得十朋之心者，朱熹也！

乾道七年（1171）三月，王十朋除太子詹事，专授太子治学之道。朱熹在《戊申封事》中对十朋此任给予赞赏，说：“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寮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未闻其有箴规之效。”

如果说朱熹《王梅溪文集序》《与王龟龄》书多少有场面文章的味道，那么从私语性质的《朱子语类》来看，朱熹对王十朋总体上依然推崇有加。《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载：

因论高甲人及叶祖洽，曰：“……士大夫贪得患失，固无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谓：“此等人亦缘科第高，要做官职，牵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无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牵引它不得。盖他气力大，如大鱼相似，看是甚网，都迸裂出去。才被这些子引动，便是元无气力底人。如张子韶、汪圣锡、王龟龄一样的人，如何牵得他！”

朱熹批评叶祖洽乞官，讲到不为官职牵引的人如同大鱼，什么网都可以迸裂出去，王十朋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

《朱子语类》卷第一三二：

王龟龄学也粗疏。只是他天资高，意思诚悫，表里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而今难得此等人！

相对于正统理学家而言，王十朋虽有“粗疏”之处，但朱熹称赞他“诚”。为了证明王十朋思想之“诚”，《朱子语类》一三二接着上文记载了王十朋知泉州时敬告邑宰爱民一事：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会七邑宰，劝酒，历告之以爱民之意，出一绝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担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七邑宰皆为之感动。其为政甚严，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故吏民无不畏爱。去之日，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之垂泪。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

《宴七邑宰》一绝影响深远。宋理宗淳祐初的朝请大夫史绳祖称，朱熹《语录》载录此诗，说“邑宰皆为感动”，“余因叹王梅溪固自得圣门勉邑宰之遗意”，“以为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进而概说此诗在后世官场引起连锁反应：“其后真西山希元帅牧潭州，会长沙十二县宰，有诗云：‘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体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只似唐时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直烦散作十分春。’及帅福唐，又有会三山十二宰古风一长篇，甚恻怛。近年王实斋去非守平江，作会两倅六邑宰诗曰：‘守令张官本为民，恫瘝无异切吾身。但令六县皆朱邑，何必黄堂有信臣。田里要须兴孝弟，闾阎谨勿致颦呻。与君共举一杯酒，化作人家点点春。’及移镇宣城，又有饮诸县宰诗。”史氏指出：“二贤同本于梅溪微意，固一世名德，足以耸动贪酷之吏而褫其魄。”由此可见得王十朋的民本吏治观念在南宋一朝官场中一度“推广之也”。

王十朋之所以被泉州的吏民敬爱，是因为他“以至诚感动人心”，这是朱熹以理学之“诚”来解释王十朋的道德、政绩。正因为王十朋“至诚”，《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称赞“王龟龄奏议气象大”　　

王十朋逝后，淳熙三年(1176)，朱熹代刘珙作《王梅溪文集序》可见冠绝一时，于官于学地位之重要。序中将王十朋视为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君子：

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的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者，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亦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求之今人，则如太子詹事王公龟龄，其亦庶几乎此者矣。

王十朋是儒家仁政理念的践履者。立朝之直声，治郡之政绩，一切本于他一生秉持的以民为本、为人忠孝、为官有节的民本思想。“不欺”与“无隐”“无喧”既是其人生准则，又是其施行仁政求“善治”的法宝。朱熹将王十朋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这“五君子”相提并论，给予王十朋很高的评价。正如《宋史》本传载，王十朋获“朱熹、张栻雅敬之。”

王十朋和朱熹这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皆获后人盛赞。清储大文《存研楼文集》称朱熹、王十朋、范成大等为“小元祐”之“才彦”，“郁奋而出”，“号为文章中兴、诗律尤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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