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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朋与乐清教育(三)

2022-12-14 19:55:31来源: 王炳炜 梅溪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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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十朋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入仕前除了创立梅溪书馆外,还曾先后应太学同学周汝士、周德远之邀,于1148年、1153年两度赴剡中(含今嵊州和新昌)主持剡溪书院,为当地培养了多名进士,并留下了《渊源堂诗》《渊源堂记》《书院杂咏》等优美诗文。有说法称他还曾于1156年在郭路庄明庆寺(今属石帆街道大界村)建书塾,聚徒讲学达半年之久。大魁天下后,曾出任建王府小学教授、崇政殿说书、国子司业、侍讲等教职。主政饶、夔、湖、泉四州(一路)期间,“朔望会诸生学宫,讲经询政”,在湖州、泉州还两度割俸兴学、兴建贡院。1171年宋孝宗赵眘专设太子詹事之职,精心挑选道德文章出色的两位名儒教导太子赵惇(即宋光宗),王十朋首膺其选。
 
      在长期求学与施教的生涯中,王十朋逐渐形成并努力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器识为先。在1141年所作的《送表叔贾元范赴省试序》中,王十朋引用唐代名臣裴行俭预判初唐四杰的言论,指出“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提出“科举取士,虽专在文艺间,然由文艺进者,必德行副之,斯可致远大之地”,认为器识(即器量和见识,相当于德行)先于文艺(相当于文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后来他将这一标准用于衡文论人:虽然很看重柳宗元的文才(“子厚之文,温雅过班固”“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却因其德行有亏(“党陷叔文”“身陷丑党”)而“不忍观其传”;虽然非常推崇韩愈的道德文章(学文要须学韩子,此外众说徒曼曼……三百年来道益贵,太山北斗世仰观),却对他三次致信宰相的自荐求进之举颇有微词(平生愿学昌黎伯,宰相三书独不能)。他一再教导学生要以器识为先、名节(忠孝)为重,除上引梅溪书院事例外,《梅溪集》中留下了大量叮咛士子的肺腑之言,如“书生战艺真余事,移孝为忠要致身”“士由德行首科第,木就方圆在梓轮”“此途不止为科第,名节崔嵬看立朝”“一杯忠献堂中酒,名节相期要不磨”“曲学如公孙,高第何足褒”“桂高固可喜,更看名节高”……他对人物和事迹的具体评鉴可以商榷,但这种注重德育的思想无疑值得今人重视和学习。
 
      二是以美育人。王十朋不仅善于借助历史人物讲道理,而且善于利用情境进行美的教育。1151年四月,有人给梅溪书院送来一株貌相“英奇”的岩松,王十朋把它种在小成室。月底与学生一起品茗讲古、共观岩松,学生见了都想得到,就相约作文以定归属。但因佳作太多,只好移到会趣堂“与八斋之众共之”。王十朋勉励学生不要玩物丧志,而要由物及人,体会“不凡之姿”“岁寒之心”“变化之象”。剡溪书院环境更好,他为27种花草和假山、书架及家禽等一一赋诗,共得诗34首,其中颇多名篇,如“桃李莫相妒,夭姿元不同。犹余雪霜态,未肯十分红”(《牡丹》)“岂有夭桃艳,淡然群卉中。全身是清白,那肯媚春风”(《千叶白桃》)“园林尽摇落,冰雪独相宜。预报春消息,花中第一枝”(《江梅》)“不恨开时晚,自知能傲霜。慎毋同琐细,采撷上君堂”(《菊花》)……这种托物言志的做法,无疑蕴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的成分。
 
       三是笃学力行。王十朋勤学乐学。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乐学斋”,长年“独与圣贤对,更于灯火亲”“夜观常及子,昼讽直从寅”。他认为读书是始终如一的事业,不能一日停歇(蚕妇欲晴农欲雨,书生事业无雨晴);勉励学生以纸为良田努力耕种,得到让农家代表人物许行都望尘莫及的收获(纸为良田力耕获,一廛稼穑嗤许行);还鼓励学生互相质疑问难,努力钻研获取真谛(操矛入室务相伐,谁能浚井得美泉)。而与所学相比,他更重视践行所学。他在早年所作的《畎亩十首·其三》中提出“读书不知道,言语徒自工”,感叹世人只知道让儿童读《孝经》,却不能真正践行孝道(后学昧极致,徒知授儿童)!在晚年所作的《读礼堂记》中,他批评一些读书人“能读而不能行”,好比有凤凰一样的好声音却长着恶鸟的羽毛(凤鸣而鸷翰);他认为这样的人即便胸中有万卷书,博学如唐太宗称赞的“行秘书”虞世南,“谓之不能读,可也”。他的这些思想,与后来王守仁提倡的“知行合一”无疑是相通的。
 
 
      四是尊师重道。王十朋非常钦佩潘先生的学问(自少从游,每叹不能竟其学),且喜潘先生之所喜,忧潘先生之所忧。潘先生得子岐哥,王十朋称之为“凤之雏、骥之子”,比之为东方朔和李白,祝愿岐哥长成后功名显赫、光大门户。潘先生怀才不遇,王十朋感同身受,感慨“才出人头未免贫”,痛斥“鼠目獐头多富贵”,发问“谁荐凌云达未央?”潘先生寒食思乡,王十朋劝他“且尽一杯蓝尾酒,莫将身事恼生前”。后来潘先生落魄而死,王十朋情难自抑,挥泪作《祭潘先生文》,以一连串排比句痛悼潘先生命途坎坷、英才早逝(吁嗟先生,乃尔邅迍!何负于心?何罪于人?何命之不淑?何天之不仁?何才之丰而命之啬?何气之壮而志之湮),盛赞潘先生才高如韩愈、李白、李商隐和庾信(先生之文也,浩乎如韩愈之无涯;先生之才也,飘然如谪仙之不群;弄翰染墨也,李义山之险怪;絺章绘句也,庾开府之清新),悲悯潘先生困穷似孟郊、子思、郑虔和杜甫(萧瑟乎东野之寒,寂寞乎原宪之贫,郁郁乎郑广文之坎轲,栖栖乎杜陵老之酸辛),高度赞扬潘先生对乐清教育的贡献(二十余年淹徊海滨,孰学道而不先生是师?孰择善而不先生是邻?主盟吾乡之绛帐,作成吾党之斯文。纷纷后生,头角璘珣,夫岂自贤?非教曷因),深深自责无力报答潘先生的恩情(某等抠衣最久,辜恩最甚。今日之奠,已不及哀矣,徒伤血泪之沾巾)。在稍后的一首挽诗中,则表示自己与潘先生“死生贫贱见交情”,并化用潘先生生前的诗句,指江头的怒潮“却为先生气不平”。十多年后,王十朋在寄给表叔贾如规的诗中,依然记得36年前潘先生教导自己写诗的情景(忆昔从师学弦诵,年与贾生相伯仲。九日登高鹿岩脊,感物题诗笔初弄)。在泉州知州任上,他曾编辑潘先生的文集准备付印,因被朝廷召回任太子詹事(不久辞世)未果。
 
      五是教学相长。王十朋于学生亦师亦友,双方情谊极深。学生离别之际,他一一赋诗送行。学生父母亡故,他代诸生作祭文。天冷了,学生给他送来衣被(有友能施范叔袍……披身尤喜义襟高。书生忍冻谁相顾,共弊轻裘赖我曹)。“西征”(指1152年赴太学应试)时,有学生千里相送(郑生伴我千里行,近世人无此风义)。王十朋提倡师生教学相长、互相质疑问难。他在《送吴翼、万庠赴省试序》中提到,自己原来不相信韩愈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创立梅溪书馆后,每月品评文章分为三等,发现有十多人出语惊人,自己深受启发,才相信韩愈的话确实有道理(予疏缪,反资其发药者居多,然后知退之言为不妄)。在送别郑逊志的诗中,感慨他未及指出自己的过失就要回黄岩(未曾针我膏肓失,堪叹康成道已东)。在宋孝先为《自宽集》作跋后,和诗表示称誉过度(宋生辄作过情语,十韵殷勤为跋后。誉之韩柳谁敢当,意古语奇吾岂有)、应该指出自己的缺点(何如操矛时入室,针我膏肓乃相厚)。
 
      六是有教无类。王十朋主政夔州时,忧心夔州教育落后,除了立“兴儒坊”、鼓励当地“儒术破天荒”之外,还经常视察州学,叮嘱州学教授要像孔子那样一视同仁对待学生、广施雨露培养人才(孔坛昔栽杏,鲁人呼东家。当时三千株,化工无等差。雩风长其实,教雨濯其葩……不比曲江春,只名及第花……愿言广对殖,夔鲁同光华)。学子感其恩德,在他离任之前为他作肖像并建生祠。
(感谢乐清市教育研究培训院黄煜老师提供《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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