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维码之父王越 15年造一个小巨人
“王越的目光并不满足于当下的二维码市场。他认为，“二维码不只是实体卡虚拟化、无现金这么简单。在移动支付产业，二维码支付只占20%，未来还有80%的新增发展空间”
二维码，随处可见，在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场景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5G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互联网、新零售、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二维码在更多创新型的应用场景中出现将是大概率事件。
支付宝、微信是推动二维码应用发展的主要势力，但在中国，最早进入二维码技术开发应用的却是一家小巨人公司——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锐新创”）。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王越是中国最早进行二维码创业的人，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推动二维码技术研发、最早向海外出口二维码引擎的人，堪称中国的“二维码之父”。
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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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是信息码演进史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码技术的发展，美国和日本同时出现了二维码技术。此后，全世界相继开发出多达几十种二维码标准。
1994年，日本Denso Wave公司发明了QR码，它的名称来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缩写。QR码由于免费开放授权，在应用端得以流行，后来成为二维码的代名词。2003年，日本电信公司NTT DoCoMo开始在手机上推广QR码应用，日本政府也将QR码指定为通行的二维码，到2006年年底，日本的二维码用户已经达到6000万。
年轻的王越是这波科技浪潮的见证者。1999年，王越从黑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远赴日本工作，期间获得了一个发明成果，创造了光学触摸屏国际专利。2001年，25岁的王越已经在一家日本软件公司做到技术总监的位置。这在日本职场，是一种极大的认可。
但在此之前，王越却经历了漫长的失意与等待。他没料到，应聘软件工程师来到日本后，他被派到了工厂，工厂又把他直接安插到了仓库。他心里很不平衡，“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也没有人认可，没有人可以问。”
从小他就对物品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喜欢拆装、研究家用电器等一切可拆的东西。他是通过研究仓库来了解日本公司和商业社会的。他的产品思维也是在这时候有了一个基础框架。仓库里时不时地堆起了公司滞销的笔记本产品，王越慢慢地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产品在日本会滞销，会留在仓库里而没卖出去呢？他也会看到有一些产品还只是原理样机形态，“为什么这个事做不起来呢？”
王越对产品的钻研精神还是被发掘了。所以他被短暂地调到产品生产线。起初他是兴奋的，甚至不戴手套也能拧住螺丝，装的速度还比别人快。但疲劳期比他预想的来得快。周末双薪，工友们都去加班，王越几次跑到工厂大门，又折回来，“转了好几圈，但还是不行，不能进去”，“生产线上再能干也只是1.5个工人的价值。”他想，他的人生价值一定不止于此。
后来，因为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王越逐渐成为了公司的技术大拿，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大概是他能想得到的最基础版的“认可”。这种认可给他带来的满足感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考判断力的加强逐渐消散了。
王越在做一个日本民营医院的看护管理项目时发现，日本医院在对患者和药品进行管理时都引入二维码和PDA的应用。毫不夸张地说，他第一次接触二维码就被它的魅力吸引了。二维码在日本的商业模式也很清晰，王越记得那时一个二维码技术模块可以卖到999美元。他由此产生灵感，打算开发用手机识读二维码的技术。王越认为，借助手机二维码，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流一下子畅通起来，能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景。
王越敏锐地嗅到了二维码商机，只经过15天的思考，他就决定回国，“起初我没有想创业，我只是想找个环境来做我想做的、能做的。”
他无数次问自己，我适合创业吗？“我只是工程师思维，不懂管理、更不懂经营，不懂商业、更不擅长交流。”按照这个理解，他几乎判定自己不适合创业，“那创业失败了怎么办？我心想，做炮灰我也愿意，炮灰我也是骨灰级的。”
决定创业后，王越开始在日本找融资，当时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加上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日本国内的融资不太好找。本来，包括日商岩井、NEC等四家投资机构对王越的想法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听说他要回中国创业，又都戛然而止了。
在通过各种关系找资金的过程中，王越与中关村驻东京办事处接上了头，算是找到了组织。后来，他被安排进归国创业访问团，回国参观中关村。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中关村驻东京办事处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王越享受了特殊人才政策，被引进回国创业。
2002年7月，王越在中关村成立了意锐新创。这是国内第一家成立的二维码开发应用公司，专注于核心技术二维码识读引擎软件的研发。“意锐”取自“意气风发，锐于进取”，彼时的王越也可谓是意气风发。
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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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创业是简单的事情，但创业成功却是一场痛苦的修行。意锐新创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司，王越虽然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中关村，但他的起步阶段也是煎熬的。
2003年，王越通过在日本的人脉关系为公司挣得了第一桶金。意锐新创的研发在国内，市场扎在海外。当时，公司每笔订单能够达到三万美元，多的时候能达到九万美元。对于初创公司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足以支撑日常运营。
2002年时，意锐就有了完整的二维码功能演示，之后几乎每年一次升级换代。王越说，每一代引擎，都是要根据对二维码的特性，不断创造出新的理念，再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应的模式识别模型，“（比如性能要实现）从第一代再PAD上17秒的识读耗时，到最后实现100ms的提升”，此外，信息承载量、信息识别模式、读取硬件便捷性等都是每一代升级需要突破的问题，“（也要）逐步对模糊、破损（的二维码）有更极致的识读能力”。这样的更新速度和研发投入几乎耗尽了王越长达六年的心血，“所有的收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测试团队、实验环境的搭建上”。
2004年，王越才搭建起真正的创业团队，到2005年，团队人数接近20人。“在别人公司里租了一间房，一张折叠床、两个工桌，当时的合伙人是我高中的同学和朋友，就是一起玩玩。他在学校时（我）就会坐在楼梯上（跟他）长谈几个小时，后来他上班，（我）就跑公司楼下等他下班。他们做开发，我就做测试，做开发之外的所有事。”账上趴着100万，等来了合伙人和全职员工时，王越心想，太难了，两年的空城计终于结束了。
意锐新创逐渐走上正轨的同时，中国也在国家层面开始推动二维码技术的开发。王越带领团队经常到国家质监总局交流，汉信码（中国标准的二维码）竞标时，他们很幸运地中标胜出。2005年年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牵头完成的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二维条码新码制开发与关键技术标准研究》获得成功。课题专家组组长倪光南、何德全等专家一致认为，汉信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建议尽快将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同时建议将汉信码国家标准申报成为国际标准。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才十多个人，但借用了父亲的五个博士生，他们真的好厉害，我们半年完成任务。任务是，要做世界最先进的二维码，性能要比现有的强！”王越带领团队绕开世界的专利壁垒，建立了独立的专利体系，为汉信码成为国际ISO标准打下了基础。
2006年，意锐新创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款汉信码读取设备以及手机版汉信码引擎，并获得中国自动识别行业2006年度特殊贡献奖；2007年，汉信码成为国家标准。
此后，意锐新创参与了制定中国移动条码应用规范。
联想是王越的贵人。“2006年，已经是我们第四代引擎了，联想找到我们在中国合作第一款二维码手机”，“有一天，他们说中国移动也在做二维码，一直做梦都在做移动二维码的我们居然全然不知。”在联想的引荐下，王越第一次去中国移动谈合作，一屋子的人，中国移动研究院正在组织三四家公司和部分手机厂商开会，要做一系列的《手机二维码应用规范》。他们看上去都很健谈。王越听着他们说认识移动的某某领导，细数熟知的各种资源，他在紧张之余只抓住了“兵贵神速”这一要义，在第二次开会时，就把上次开会讨论的内容装在手机的APP上，边开会边做演示。结果，意锐新创成为唯一的中标单位。王越到现在还记得中国移动的人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跟这么小的公司合作过，但你们却是最大的。”这样的认可让王越兴奋。
意锐新创得到中国移动的认可，也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追捧。王越回忆说，“在民宅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intel，Mtk，Nokia，Samsung等等都来了，投资人也随之而来。自动识别行业的人惊到了，没有想到一直没有声音的意锐，竟然真的把手机上实现了二维码功能。”公司一下子进入到快速发展的状态，开始打开移动互联网服务市场，在媒体延展、个人应用方面也加快了脚步。
2007年，王越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此时也正值中国手机进入3G时代。有了钱以后，意锐新创开始进入扩张期，做出了魔印（系列条码）平台、二维码平台等。但让王越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放大了公司的财务危机，“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有两三个月，工资都开不出来。”
王越复盘当时的教训认为，“我们走早了，Android、iPhone智能手机风还没有刮过来，我们就被资本市场放弃了。公司欠债，车也被房东开走了，伙伴们也离开了团队，说再不走，就出社会问题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事后想放弃，重新再来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也会有更大的起色。可是当时我想，总是要有人为投资人的投资、为团队负责任。”王越连“走的资格”都没有。
此后的五年，王越过得非常痛苦。在此期间，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也出现重大危机，事业和感情双双受挫。“那是一段只是为了活着等待机会的日子。我把自己当作项目经理，当作销售，但是现金流仍然不断在枯竭，我也不断地再复盘，可是最终都会归咎到自己的性格，性格又会归咎到自己的童年。”
公司有过一些转机，也扩展了团队，但是团队认为是王越的发展瓶颈，后期也纷纷出走，成立了二维码公司。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赶开董事会，夜路长途出车祸。所有一切，崩溃至极。”现在的王越甚至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天天生活在担心恐惧忧郁之中，工作也仅仅是硬着头皮。”很长一段时间，他极度恐惧回顾这段历史。
为了公司能够生存下去，王越试过做工业硬件上的二维码，也帮耐克、美特斯邦威、麦当劳做一些小型活动方案。但这些小项目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到2014年，创业第12个年头，我竟然面对连年亏损这样的状态，还要月月凑钱发工资，经常在不到一个月的现金流的状态下度日。”他再次判定自己“不适合创业”。
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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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二维码市场爆发。当年5月，微信正式推出“扫一扫”功能，尝试以二维码为入口；10月，腾讯CEO马化腾说，“未来二维码也将成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入口。”另一个巨头阿里也早已在二维码市场进行布局。
微信对二维码的推动让王越和团队振奋不已。“很多人都说，一看到二维码就想起我，但在那时最怕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此前说‘做二维码的’，然后就开始给人讲技术。而那时，当我说出‘二维码’后便沉默不语。我知道对方内心想，‘二维码我知道啊，微信二维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也确实说不出来什么了。朋友们经常议论，王越起个大早，什么也没有做成。”
希望的曙光出现在2013年。这一年，一些金融公司开始关注二维码在支付方面的应用，而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也进入了3G、4G时代，一切催化条件都开始具备，而他过去12年的经验积累和沉淀，也将在商业上得到回报。
“ 2013年，竟然会发现支付移动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将会出现一次支付的革命。”面对万亿级的市场，王越说他实在忍不住笑了，“这是二维码技术的一个巨大发展机会，这个机会比之前所有二维码应用的机会都要大。”
为了深入研究金融行业，王越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北京金融街，成天与金融圈人士打交道。2014年，王越意识到虚拟卡代替实体卡的时代到来了，二维码将广泛地应用到移动支付，而安全性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意锐新创研发出了金融安全级的动态二维码支付技术。
2015年是王越创业以来的第一波高反弹攻势。意锐新创重新组建团队、梳理业务、全力出击，在电影院市场一举拿下超过70%的市场份额，并成功开发出移动支付设备“派派小盒”（以下简称“小白盒”），进军移动支付领域，受到很多二维码支付服务商的采购。
政策对移动支付也越来越友好，王越的事业想象空间越来越大。2016年初，支付清算协会向支付机构下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14年央行叫停二维码支付以后首次承认二维码支付地位。
王越抓住政策窗口调整的机会，通过升级产品开发方案进一步降低了设备成本，将二维码产品价格降到了接地气的程度，微信支付、百度钱包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将小白盒作为线下终端支付首选设备。目前，“小白盒”在国内手机二维码支付领域占有率已达60%。
王越正在快速攻入二维码更多杀手级应用场景中。今年7月，根据国税总局最新发布的《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自7月1日起，无论是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都需要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微信和支付宝都及时推出了快捷开票功能。消费者通过微信“发票助手”或者支付宝“发票管家”，制作、保存、分享自己的二维码发票信息，完成支付后，再让商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 这个扫码过程还需要关键的一环才能运转起来。这一环就是王越的“小白盒”。
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移动支付不感兴趣的酒店业，却是“开发票”的大户，“税号”政策逼迫酒店业接受移动支付，这也是王越的商机。 据统计，中国有四十多万家酒店，以每个酒店每天开100张发票计，每天实现“闪开发票”数，将达到4000万单，而以每单节约480秒计，每天可以节约的时长将达到3.2亿分钟，这或将成为又一个现象级市场。
王越的目光并不满足于当下的二维码市场。他认为，“二维码不只是实体卡虚拟化、无现金这么简单。在移动支付产业，二维码支付只占20%，未来还有80%的新增发展空间”，他要超越支付，推出一个更具现象级的移动支付体验。在王越看来，是时候推动“小白盒”与EMVCo二维码国际标准的融合了，而这是中国银联与VISA、 Master等金融巨头联合推动的标准。
王越深知这样的一般性规律，当我们做成了一件事回头去看曾经走过的那些路，总是能习惯性地总结出这样那样的“成功经验”。王越并不依托于这些经验，他还在等待，等待下一个爆发。原标题：【绚丽甘肃】陇上名将王万祥：骁勇善战安定海疆
甘肃会宁人王万祥（公元1643年—公元1701年），清朝初期从军，戎马四十余载，身经百战，从士卒到提督，战功卓著，足迹遍布甘肃、湖南、云南、陕西、浙江、台湾、福建等地，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五任总兵。他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赫赫有名的战将，而且是一位安定海疆、惠民爱士的爱国官员，为维护国家海疆安全、保持地方和谐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足智多谋，屡建奇功
王万祥，字瑞宇，号铁山。清初陕西巩昌府会宁县关川里一甲（今甘肃省会宁县汉家岔乡细岔村）人，出身于农户家庭。小时父亲离世，“家世中微，困顿备尝”，无奈，母亲只好携其依附郭姓姑夫。姑夫此时在清军将领王进宝的军中当差。王万祥母子因此随军转徙，至长沙留住。两年后母亲病故，14岁的王万祥葬母后独身走云南，投奔随军转至云南的姑父。王进宝早年与王万祥之父有交情，当时任云南提标游击，“万祥入谒，进宝一见，奇其貌；与语，益奇之。喜曰‘此儿昂昂千里驹也’”。于是，王万祥当上了王进宝的亲兵。
王万祥有胆识，多智谋。“每战，辄为军锋，其必先登突阵，横刀大呼，所向披靡，敌帅之猛鸷矫捷者，尝（被王万祥）跃马斩于万众之中，军中号为‘飞将军’。又能以少击众，出奇制胜”。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王进宝的军队驻扎甘肃境内，有青海蒙古部落进犯，王万祥跟随王进宝领兵西出嘉峪关迎击。时年他21岁，年少气盛，勇武过人，上战场伊始便奋不顾身地驱马数回冲杀，在冲杀中，突然其左肋被刺中一枪，跌下马来。但他旋即翻身而起，奋力砍杀一敌，夺取其马匹，大声呼喊己方士兵追杀，见到这种撼人气势，敌兵大败而逃。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青海蒙古厄鲁特部的翟库鲁路八十率领数千骑兵在甘肃高台等地抢掠，王进宝秘密派遣王万祥单骑驰至敌帐内，晓以利害，令其退兵。对方以礼款待王万祥，并赠以马匹、皮帐等物品，说：“我们只是放牧马匹到此，怎么敢侵扰你们呢？”话虽这样说，但是次日仍不肯撤离。王万祥报告王进宝说：“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我军可急速驱赶，方除后患。”于是，王万祥跟随王进宝领兵进击，七天七夜身不解甲，马不卸鞍，一直追至嘉峪关金塔寺口外。因仓猝出师，锣锅粮食等军需未带齐备，就夺来敌人的马匹牲畜宰杀充饥。过数日后，又听说有个名叫葛尔干的头目带着一百多名骑兵抢掠民间牲畜。王万祥带兵数十名前往迎敌，一战即败之，追赶到虎喇口，葛尔干当阵投降，其余都奔逃四散，所掠牛羊悉数夺回。时逢大雪，天气严寒，王万祥的右手小指冻僵，以后不能屈伸。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朝廷命令修葺永固城垣。永固，位于如今张掖市民乐县境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王万祥负责修葺事宜，在工地上朝夕奔走，以至于睡觉做梦都在土木之间。永固城垣修好后，他因劳累发病，不省人事，医治四个月后才痊愈。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后困守兰州城，粮运不继，但秦州、临洮、巩昌三处尚为其军队所据守。时任西宁总兵王进宝打算率军进攻兰州。王万祥担心进攻兰州而敌兵前来救援，尤其临洮离得不远，会被内外夹攻，故向王进宝进言，应先袭取临洮。王进宝听取了他的建议。王万祥自愿率领数百名士兵星夜奔袭临洮城，四更时至临洮城下，见城墙微斜处似乎能够攀爬，就命令家将阎润先爬上去，垂下绳子，随后王万祥率数十人登城，被守兵发觉，弓箭齐发，将他们死死压制住，不得近前。此时天色微明，王万祥鼓舞众士兵说：“此处进退无门，倘战败亦难下城，纵是一死，不如拼死一战，胜负未可定也。”众士兵奋勇向前，守兵溃败，弃城奔窜。攻下临洮后兰州失去近援，西北战场形势大变。
总兵王进宝随后率军进攻兰州，兰州虽为孤城，但由于守军经营多时，城垣坚固，加之王进宝兵力不足，久攻不下。王进宝踌躇不决，认为兰州一下子难以攻取，不如先攻取巩昌。王万祥认为不可，他分析形势说：“兰州已被围困，四面阻绝，粮饷不继。现在舍弃兰州而攻打别的地方，岂不是前功尽弃？况且我军一旦往攻巩昌，兰州的军队必定尾随我后，那时前后受敌，绝非良策。”王进宝听取了他的建议，于是下定决心攻取兰州。怎奈兰州城中的军队每日只在城墙上和城门外摇旗呐喊，一旦王进宝的军队进前喊杀，他们即退回城内。王万祥屡次单骑冲前，却被团团围住，奋力死战方突围出来。有一天，兰州城中的军队突然从东西二门分头出击，王万祥领兵进入东关交战，从清早战至中午，兰州城中的军队大败，死伤甚多，仍退守城内。兰州城中的军队受到这次挫败后，格外小心，死守城内，不肯出战。见此情状，王万祥献上一计：“敌军连日守城不出，是想疲困我军。为今之计，可让几百人故意做出垒墙的样子来诱惑敌军，敌军看见我兵少，一定会出兵来战，我暗伏精兵于墙下，乘其不备而攻击，敌军必败。”总兵王进宝采纳了建议，王万祥立即带兵前往布阵。敌军看见后果然发兵出城，被引诱击败，阵地上斩杀了不少，又活捉了18名俘虏。第二天，总兵王进宝计划带兵去抢拆障碍，使敌军无藏身之地。王万祥认为：“抢拆障碍固然是好，但恐怕抢拆后敌军又会重新修建，不如我军占据关城，守其险要，使敌军无所依仗，坐困城内，久困易攻破。”王总兵说：“好！你择机领兵前去。”晚上，王万祥统率六百人突然冲上关城杀向敌军，敌军果然败退，被全部围困在内城。这时兰州城东西南三面城门附近均有进攻的军队把守，插翅难飞。唯有北面紧靠黄河，且有水道与黄河相通，如果守城军队乘筏夜渡，有可能逃脱。王万祥随即请令对兰州城黄河北岸各处增设重兵把守，每处安设大炮，以防敌军渡河。又将官兵分为三大营在东西南三面把守，对黄河边的水路又派防兵围堵，守得水泄不通。敌军久困内城，粮草耗尽，到了七月，守城的总兵赵士星等无奈只好率官员赴军前投降。兰州城随即攻下。
王万祥宽厚仁善，“为人廉仁善让，麾城斩邑之日，他人争取金帛、子女，万祥独无所贪；即主将有所予，亦推以散给士卒。功成，不自矜伐；即为忌者阴沮，亦坦然无怏怏色。”他领兵攻取临洮，本应报功受赏，而主事者却以他刚升职而夺功给其他人，他不仅毫无怨言，也没有不快之色。
总兵王进宝率师攻下兰州后继续进军，王万祥率领八百人随至老瓦城，忽然听传言说有官兵私通王辅臣的军队，要在庄浪劫持巡抚华善。王万祥领兵星夜兼程赶到庄浪，见华善说明来意。华善却对王万祥等人不放心，就命王万祥率所带官兵驻扎到东关。至黄昏时分，传闻凉州和庄浪营士兵计划于当夜以炮响为号，发动兵变。率领凉州士兵的将领见情势危急，急忙带领亲兵先回凉州去了。王万祥赶快安抚军心。这时，一位郭姓军官从外地过来，王万祥就悄悄对这位军官说，进城见到各位官兵，就说西宁总兵王进宝的军队今夜就到庄浪了。王万祥随即挑选快马，星夜报告总兵王进宝，请求快来救援。城内的士兵听了郭姓军官的话，十分惊讶，都说：“西宁的王总爷到了，还能怎么样？”这天晚上便相安无事。第二天上午，总兵王进宝率军赶到，军心彻底安定下来，转危为安。
王万祥怜恤百姓。王进宝率军攻取静宁时，因城中百姓曾受到裹挟，致使原来城中的三名清军军官及五百多个士兵被杀，王进宝大怒，登上城墙下令：“凡是出城的，都视为同党，全部诛杀！”王万祥听到后，大惊不已，深恐王进宝屠城，殃及无辜百姓，力劝王进宝说：“城中民众是被胁迫的，应该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区别对待，千万不能伤及众多无辜的百姓啊！”王进宝听取了王万祥的劝说，责成王万祥去访查并处置。王万祥在三百多名嫌疑人中反复核查，只惩办了四人，使静宁城“全活丁口不可胜数”，避免了一次屠城，全城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静宁城“迄今休养生息，鸡鸣犬吠，烟火万家”，后来静宁很多地方设有王万祥将军生祠，家家焚祝，以表示感激。
王万祥还在甘肃、陕西等地有不少传奇故事，其勇武智略令人津津乐道。如夜渡黄河冲杀新城叛众，活捉李国柱，在兰州龙尾山三次杀败叛众，驻守秦州时夺回通渭被掳的县官，攻取两当城，下凤翔暗过陈仓，冒雪夜攻进武关等，显现了其“勇足知方，才堪御众”（清康熙皇帝评语）。
实心任事，懋着劬劳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王万祥奉旨进京，康熙皇帝在瀛台召见了王万祥。康熙皇帝让侍卫检验王万祥的伤处，当侍卫看到他面上枪痕、腿上刀痕时咋舌不已。康熙皇帝看到王万祥遍体伤痕，感叹道：“万祥，汝为国家战如熊虎，不惜躯命；创剧濒死，肤如刻画。朕亦何忍不加以格外之恩乎！”康熙皇帝颁布特旨将王万祥任命为浙江定海总兵，加左都督，还没赴任，又改任为福建兴化总兵。其间，康熙皇帝赐宴王万祥，并两次自己动手割肉放在金盘里让侍卫端给王万祥。康熙皇帝嘱咐王万祥：“福建是海边重地，委任你守护，一定要恪勤职守。”
福建兴化靠近海边，又值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王万祥刚到兴化，发现当地驻军军纪松弛，决心先整顿军队。他核准驻军数额，整治冒领军饷的弊端；严明军纪，对作奸犯科者严惩不贷，即便是亲兵将佐也一视同仁。兵民但凡有争讼，则倾向于严管官兵，宽宥百姓。“若曲在民者仍令有司治之，不自行笞责，决不徇私枉法。”士卒有伤病者亲为医药救治，阵亡或病殁者无不捐资厚恤其家，因此士卒都乐意为他效命，军纪大整。随即对扰乱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予以严惩，将占山为寇、拦路抢劫者缉拿归案，将囤积居奇、欺行霸市者绳之以法。社会治安得以好转，百姓安居，商铺正常营业，兴化呈现出勃勃生机。
王万祥担任福建兴化总兵十多年，兴化人十分感激，建立生祠，“刻为诗歌”，康熙皇帝知悉后嘉奖了他。康熙皇帝说：“台湾新附，初设郡县，非得威望素著者镇之不可。”遂命王万祥移驻台湾。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闰三月十七，王万祥接任台湾总兵。到任伊始，他巡视各地，寻访调查，了解民俗风情和社会实际情况，特意征询地方贤达对民众所关注问题的建议或看法，并依据调查了解到的实情，拟定治台方案上报朝廷，争取朝廷尤其是康熙皇帝对自己的支持。
王万祥初到台湾时，原有的城郭在战争中毁坏，王万祥发动民众，遍植刺桐，以后这些刺桐树长得高大挺拔，俨成壁垒。
台湾民众多为迁居移民，土著者少，民间纠纷多为土地纷争，往往引发矛盾，从而演化为民众械斗乃至动乱，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正常秩序。对于土著和客籍居民之间纠纷，王万祥都加意抚绥，尽量保护其各自的利益，化解矛盾，使其各安其所，和睦相处，共同为台湾经济繁荣贡献力量。
台湾盛产稻米，但因奸商垄断贩米市场，农民种稻获利甚微，生活艰难。王万祥为此制定了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并投资兴修农田灌溉渠道，与福建兴化、泉州、漳州等处官员联系，把台湾农民生产的稻米卖到那里去。同时严厉打击奸商欺行霸市、恶意抬高米价等不法行为，对私铸铜钱者一查到底，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当时用铜钱发放兵饷，但是市场上铜钱价值极不稳定，王万祥向朝廷建议，兵饷以白银为主，少量搭放铜钱，如此兵民两便。这样不到一年时间里，王万祥大开海禁，保护商旅，台湾海峡货船往来频繁，经济发展，台湾大治，兵民和乐，社会稳定，市场繁荣，台湾民众歌咏其德政。
王万祥在福建兴化、台湾任内功绩卓著，时人称颂其治理之台海疆域“澎湖天堑，永不扬波”，康熙也以王万祥“实心任事，懋着劬劳”，升任其为福建陆路提督。
边隅大治，百姓乐业
王万祥倾心公益，重视教育。兴化、泉州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如据《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118名状元，福建籍的就有19名，而莆田（清朝称为兴化）人占了5名。王万祥履任以来，继承当地传统，崇文爱士，虚心造访当地士绅，了解地方利弊，年终岁尾周济寒士。“春秋佳日，雅歌投壶，见者都忘其为长枪大槊之人也。”就是说，在此间的他，人们看不出是一员虎将，更像是一名文人。他不仅巩固当地崇文重教的成果，而且发扬光大，使这一地区的教育继续发展。
福建历经战乱，学校几至倾颓，他首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倡导兴修学校，聘请名师执教，大办教育，以致这里礼乐兴盛，教育进步，社会风气因之而变。兴化民众本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经倡导，有识之士积极响应，文风以振。巡视所到之处，他都礼遇士大夫，咨询利弊，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对士子中有才能者奖励扶持，对家庭贫穷者予以资助。
王万祥虽多年任职在外，但时常萦怀故里，情系桑梓。在他的家乡会宁汉岔，当时教育落后，很少人能读得起书，与东南沿海地区相距甚远，王万祥就捐出自己的俸禄兴办义学，聘请老师授课。
凡是有利民众的公益事业，他都慷慨捐资。如福建福清县渔溪桥坏了，两岸民众往来涉水而过，很不方便，他捐俸修复。一次，巡视路过凤凰山，见山下广化寺殿宇年久失修，忧虑这座创建于隋唐的古刹倾废，就捐俸资助修葺，不足的部分再向社会募捐善款，“历时三年，终于工竣，殿宇及廊庑俨然仿佛于前观矣。”从此广化寺威仪齐整，禅门重兴，晨钟暮鼓，震荡南山。他还亲笔撰写了《重建南山灵岩广化禅寺记》的碑文，勒石以纪其事。
泉州城内民众居住稠密，庚辰年（公元1686年）冬天，南关外暨南街发生火灾，王万祥闻报即步行奔救，督率营兵，全力扑救，不久大火扑灭，他严饬兵丁，不许乱取民间一物，使百姓安居乐业。
王万祥忠于国事，兵民怀之。望安岛等澎湖列岛之中很小的岛屿，依例由下级军官巡视，可王万祥不辞辛苦，在台湾总兵任上时一一巡视，还为澎湖望安岛小庙敬献了“奠安海国”木匾，此匾作为澎湖第一古匾至今仍然悬挂于望安乡东安村仙史宫内前殿正中。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命王万祥前往杭州迎接，君臣二人敞开胸怀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对话。他的憨直和诚实使康熙皇帝感到快意，谈话十分欢快融洽。说到尽兴时，康熙皇帝命内侍笔砚伺候，即兴挥毫，大书“智议合宜”四字，赐予王万祥。辞行时康熙皇帝嘱咐他：“尔督师海疆，声名最好……方今太平无事，但选将练兵足矣。”王万祥在福建提督任上兢兢业业，忠于国事，选将练兵，政绩卓然。凡他所历郡治，“舆情爱戴不啻父母，升迁之日，兵民建祠，文武树碑，纪颂功德。泉之士民乐颂万祥丰功厚德，为之立祠。”可是天不假年，他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八月六日因病卒于提督府，享年59岁。葬于江宁云台山（今属南京江宁区陶吴甘行政村）。有遗著《西征纪略》一部。
噩耗奏报朝廷，康熙皇帝非常悲痛，给予其高度评价，谥“敏壮”，赠太子少保、荣禄大夫衔。并亲撰《敕建全葬碑文》，赞赏有加：“当秦陇用兵之日，行间效力有年，迭奏膺功，累迁阃职，用是总戎闽峤，以奖成劳。洎台湾甫入版图，惟海外尤资弹压，命移节钺，保障东番。尔能宣布德威，抚绥边徼，彭湖天堑，永不扬波；凤岭深箐，咸无伏莽。”
后有浙江宁波人李涵登游泉州清源山赋诗勒石岩壁间，赞扬王万祥是一位治军有方的“真将军”：
四塞无烟海亦清，凭高试眺刺桐城。
军歌细柳民歌谣，石屋飞泉佛有声。
后世有人用“六字”评价王万祥：“若克城郭而秋毫不犯，遇降卒而性命必全，仁也；计定谋成，敌不可测，智也；斩将搴旗，单骑独入，濒危而转胜为功，勇也；不贪子女金帛，义也；劳不居，功必让，礼也；定倾则摧枯拉朽，坐镇则缓带轻裘，权也。”
王万祥骁勇善战，安定海疆，爱民重士，大兴教育，名成秦陇，功著台湾，名垂青史，是会宁之骄傲，也是陇人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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