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总理出来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三排，眼睛没离开过主席台一刹那。我清楚地记得总书记讲的话，要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崇高、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党和人民给予我这样的荣誉，也许是因为我的身上，传递出这个社会需要弘扬的劳动之风、无怨之风、进取精神。胸前的这块奖章，不只是我的荣耀，也是那些一直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工作在检察统计战线的同志们的荣耀。”王拥政说。小岗位做出大文章

说王拥政是小统计员，似乎并不恰当。论资历，今年46岁的王拥政已有27年工龄，做统计工作也有15个年头;从工作单位看，王拥政是山西省检察院的统计员，比他“小”的还有市院、区县院的统计员。

但在检察机关，统计工作却长期被认为是个小岗位。与公诉、反贪这些叱咤风云的岗位相比，统计工作繁琐、枯燥，是个没人愿干的行当。2001年，院里进行双向选择，人员竞聘，原来的统计员去了别的部门，扔下工作无人接手。有人向院领导推荐王拥政。当时他是院文印室“水平最高”的打字员，十几个一起参加自学高考的同事中，只有他拿到法律本科文凭。“他行吗?”院领导将信将疑。

事后证明，王拥政不仅行，而且“很行”。

在很多人印象中，统计就是制表格，填数字，存档备案。对于很多统计人员来说，能做到表内平衡，表间平衡，总数对得上，就算完事大吉。但王拥政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常常能在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表格和干巴巴的数字中找到工作的“兴奋点”。

第一次随领导去基层院检查工作时，王拥政就打了个“胜仗”。“如果仅仅是从宏观数据层面应景似的检查，就是坐在办公室也能完成。那天，开完座谈会后，我主动提出对那个院的数据进行检查，我在统计计算机上重点对一段时期内一审已判决无罪但显示为尚未生效的案件进行检索，结果一下子检索出一审判决无罪未生效判决就有14人，而同期该院统计报表中反映出的已生效无罪判决仅有3人!”王拥政初步怀疑有些办案人可能为了考核评优，存在漏报，甚至瞒报无罪判决生效情况。回到省院，他对全省各级检察院的无罪判决情况进行详细排查，结果发现，那个时间段内，全省共漏报已生效无罪判决28人。

那件事最终的处理结果也让王拥政感到很欣慰: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全省公诉部门开展了认真的排查。当年年底，又对这28个无罪案件进行专项评查，分析无罪原因，提出改进措施，有效推动了公诉案件质量的提升和办案人员质量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统计数据承载着辅助领导决策、服务业务部门工作的职责。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这么想就不但不会觉得无趣，反而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很大。”王拥政说。

有一段时间，王拥政通过统计报表发现，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省的年度职务犯罪立案数很高，但积存案件在全国也是始终处于高位，“从数据表象分析，这‘两高’基本可以反映出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的‘两个不高’”。经过认真排查和分析后，王拥政将一份厚厚的专题报告交到领导手里，院领导对专题报告作出重要指示。当年，积案清理工作被列为重要议程进行专门部署，仅2009年至2011年，就撤销案件144人。山西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积案从2005年的300件，至2009年下降为200件，到2010年下降为62件，至今仍保持着较好的水平。

推动多年的积案清理，尽快还无罪之人清白，让有罪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拥政用“死”的统计数字做成一篇“活”的提升办案质量、效率，维护司法公正的大文章。

　　小角色也能有大担当

由于工作出色，王拥政经常被抽调到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参与重点工作。

“工作很用心，也很有水平，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王拥政留给最高检案管办副主任刘志远的印象。

2012年9月开始，最高检着手研发集办案、管理、统计于一体的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构建一个四级检察院纵向贯通、横向集成、资源共享的司法办案平台，实现网上办案，将司法规范的“软约束”变成网络运行的“硬要求”。当时参与工程的研发人员数百人，被称为检察业务和统计业务“活字典”的王拥政，入选顶层研发人员之列。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涉及15个业务条线，800种法律文书，8000多个数据项。王拥政承担的是数据项的设置和搭建工作，为系统开发公司与检察业务需求之间架桥。数据项是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要把诉讼法和诉讼规则用一张张案卡固化，这不仅要求熟悉法律法规甚至立法的本意，而且要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研发工作先后经历了十几轮“会战”，其中关于数据项的争论最为激烈，为了一个数据项的设置大家常争得面红耳赤，论法条，究法理，讲实践，谁也很难说服谁。

刘志远告诉记者，那时，与一屋子的博士硕士和各地抽调的业务精英相比，王拥政既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也没有引以为荣的学历背景，但他的意见常常因为“非常有见地，又符合办案实际情况”而受到重视。而在那些日子里，本来就有些谢顶的他，头发更是日渐稀少，大伙儿都开玩笑说，8000个数据项，一个数据项就是他的一根头发，数据项多一个，他的头发就少一根。

2014年1月，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正式上线。王拥政很快发现，对他而言，新一轮挑战才刚刚开始。系统运行初始，作为最高检向全国公布的几个统计业务咨询人员之一，王拥政的电话几乎天天都被打爆，小到一个表格如何填写，大到新的系统与原有的检察统计系统如何衔接，对每个咨询电话他都耐心解答。在全国检察系统统计人员的微信群里，他被大家尊称为“王老师”。“对于我们咨询的问题，一般不超过10分钟，王老师就会回复，即使是晚上，他也会不厌其烦地解答，有些回复如果打印出来足足能有一页A4纸内容。”太原市检察院的统计员王蕊说。

王拥政不时地被最高检抽调到各地进行测试、培训，被各省检察院邀请去讲课，成了“空中飞人”。

“我不怕辛苦，但不能接受的是，有的人工作还没干，就开始叫苦喊累，不是说高层不了解基层的情况，就是怪领导不重视工作不好开展。”王拥政告诉记者，有段时期，微信工作圈中一度流露出迷茫、沉闷等畏难情绪，不仅影响了其他地区开展工作的信心，甚至让高层领导下一步的决策产生犹豫。

王拥政用私信逐一进行沟通，平日里谦和的他时常会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两个系统的衔接难度不小，争取领导重视是应该的，但把一些完全可以依靠自身能动性发挥解决的问题上升到领导不重视、不支持上，我不敢苟同。”但更多的时候是打气和鼓劲——“其实没那么困难，只要有决心，深入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只需一两个月就差不多了，没那么可怕。”

2014年3月，在王拥政的积极努力下，山西省率先在全国检察机关实现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与检察统计系统的衔接工作，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经全面实现了两个系统的衔接。

“全面推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方式的一次革命。在这个庞大工程的研发和运行中，王拥政作为一个地方的同志，勇于担当，积极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对检察机关的信息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最高检案管办案件统计信息管理处处长孙勤说。

　　小统计员的大境界

多年来，王拥政多次受到山西省检察院和最高检的表彰和记功。他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上到下有目共睹，而王拥政至今还是一个普通的统计员。

因为高中毕业后是通过招工进入的检察院，王拥政的身份一直是工人。这意味着，工作做得再突出，根据相关的组织人事规定，也不可能像干部一样被提拔为科长、处长。但这并没有影响过他的工作热情。

近些年来，王拥政被最高检抽调多达30余次，去过全国20多个省市授课，但单位的正常工作也没有耽误。“任何时候，只要把一项工作交给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总是愉快地接受，总能把工作做到最好。”山西省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主任张世荣这样评价他手下的这名爱将。

这两年，王拥政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外地出差。四年前，家里客厅的天花板开始掉皮脱落，斑驳的屋顶从“欧洲地图”变成“世界地图”，他没时间去修;与他一起购房的同事，已经在新房过了两个春节，他家连家具都没顾得上买……

“这么努力工作图什么呢?”不少人也像记者这样问过王拥政。

“我做工作，就没有太多的想过回报，有的人对工作日久生厌，我是那种对工作日久生情的人。其实不管什么工作，只要用心投入就会有成果，就会从中找到快乐和兴趣。”王拥政说。

很多次，同事、同学、朋友聚在一起，大家赞美之言不少，类似于单位离不开你、离开你就转不开了，甚至部门的工作你干了一多半了……对这些话，王拥政只是呵呵一笑。

现如今，“你只是单位的一棵草，却是家里的一片天”的说法被很多人推崇，王拥政又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呢?

“我是单位的一棵草，与其他同事的地位和声名相比较，甚至是更为孱弱的一棵草，但就是棵草，也有草的价值，我不愿别人把自己视为空气，无论看见或看不见都一样。”

“我也是家里的天，我上有老，下有小，身边有贤妻。我并不认为我去努力工作，照顾家庭少，就疏忽了家庭。出门在外，每天我都打两个电话。我虽然不能给家人提供多好的经济条件，陪伴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但我努力工作，快乐生活，经常能把工作中的快乐传递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