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王安石的扬州故事
宋人笔记中，有几则韩琦与王安石在扬州关系的故事。两人的名气大，他们的故事也就影响大，流传广。但比照一下有关资料，其中不乏疑点，可以提出来商讨。
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在韩琦一方，就从韩琦谈起。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宋英宗时封为魏国公，故后人亦称其为韩魏公。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生平不以文辞名世，但为文“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亦列为宋代的文学家。《宋史》卷三一二有传。
韩琦是“庆历新政”的参加者之一。所谓“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五年，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的急务。范仲淹等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指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下诏予以实施，在当年和次年的上半年颁行全国。这就是宋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和官僚的利益，在实施中遭到强烈的反对，并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朝廷最后妥协了，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和支持新政的欧阳修等，先后被罢官出朝。新政便以失败告终。
韩琦是庆历五年（1045）出知扬州的。在他任职的不到三年间，正是扬州一段较繁荣的时期，给他的印象很深，写下了《维扬好》等诗作，“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是概括扬州盛况的名句。韩琦在扬州的具体作为，所传不多，据《自警编》引《行状》所载：“韩魏公所历诸大镇，皆有遗爱，人人画像事之。”扬州是大镇之一，情况当亦如此。庆历八年欧阳修知扬州，写信给韩琦说：“但日询故老去思之言，遵范遗政，谨守而已。”即老百姓思念韩琦的治绩，他将以韩琦为榜样，继承韩的做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的政绩。而流传甚远的，是他在扬州的几则故事，最著者为《金缠腰》的佳话。
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后又称金带围），据说出现这种花，城内就要出宰相了。韩琦觉得很奇异，想再约三位有朝官身份的客人来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辖诸司使充数。到了第二天，钤辖忽然患腹泻不能来，就临时拉了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甚为欢乐。后三十年，果然四个人都曾为相。这就是著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此事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后山谈丛》、《墨客挥犀》等多种笔记。簪花拜相，事出偶然，而所记亦多有出入和可疑之处，例如据蔡京的儿子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所载，参加的没有陈升之，而是吕公著，他是听吕亲口说，当更可靠。又如“后三十年，四人皆为宰相，”时间上并不准确，王珪、王安石、陈升之为相，皆在熙宁二、三年，都是二十余年后。但不论怎么说，确是反映了金带围的难得和可贵，也证明了扬州芍药确是稀世之珍的名种。
还有一则，是韩琦在扬州与王安石的另一段纠葛，见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大意为：韩琦任扬州知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扬州任佥判。王每晚读书至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琦疑其不检点夜饮放荡，对王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王不予搭理，对人说：“韩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与韩琦不睦。
这一说法疑点颇多。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四年归京师，这在他本年作的《祖母黄夫人墓表》中有明确的记载：“四年，某还自扬州。”韩琦庆历五年才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他们有无见面的可能（上举“金缠腰”故事，也存在这个问题）？而王又不在州署办公，何能见他上班不及梳洗？后来王安石秉政，虽与韩的意见多有不合，但对韩的评价仍然很高：“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这与上面所说并不相符。因所记此事发生在扬州，影响很大，引用亦多，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为一代名臣，两位都曾在扬任过职，仅就这类来说，也是扬州史上不可不记的一笔。
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在韩琦一方，就从韩琦谈起。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宋英宗时封为魏国公，故后人亦称其为韩魏公。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生平不以文辞名世，但为文“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亦列为宋代的文学家。《宋史》卷三一二有传。
韩琦是“庆历新政”的参加者之一。所谓“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庆历五年，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的急务。范仲淹等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指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下诏予以实施，在当年和次年的上半年颁行全国。这就是宋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和官僚的利益，在实施中遭到强烈的反对，并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朝廷最后妥协了，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和支持新政的欧阳修等，先后被罢官出朝。新政便以失败告终。
韩琦是庆历五年（1045）出知扬州的。在他任职的不到三年间，正是扬州一段较繁荣的时期，给他的印象很深，写下了《维扬好》等诗作，“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是概括扬州盛况的名句。韩琦在扬州的具体作为，所传不多，据《自警编》引《行状》所载：“韩魏公所历诸大镇，皆有遗爱，人人画像事之。”扬州是大镇之一，情况当亦如此。庆历八年欧阳修知扬州，写信给韩琦说：“但日询故老去思之言，遵范遗政，谨守而已。”即老百姓思念韩琦的治绩，他将以韩琦为榜样，继承韩的做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的政绩。而流传甚远的，是他在扬州的几则故事，最著者为《金缠腰》的佳话。
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后又称金带围），据说出现这种花，城内就要出宰相了。韩琦觉得很奇异，想再约三位有朝官身份的客人来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辖诸司使充数。到了第二天，钤辖忽然患腹泻不能来，就临时拉了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甚为欢乐。后三十年，果然四个人都曾为相。这就是著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此事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后山谈丛》、《墨客挥犀》等多种笔记。簪花拜相，事出偶然，而所记亦多有出入和可疑之处，例如据蔡京的儿子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所载，参加的没有陈升之，而是吕公著，他是听吕亲口说，当更可靠。又如“后三十年，四人皆为宰相，”时间上并不准确，王珪、王安石、陈升之为相，皆在熙宁二、三年，都是二十余年后。但不论怎么说，确是反映了金带围的难得和可贵，也证明了扬州芍药确是稀世之珍的名种。
还有一则，是韩琦在扬州与王安石的另一段纠葛，见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大意为：韩琦任扬州知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扬州任佥判。王每晚读书至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琦疑其不检点夜饮放荡，对王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王不予搭理，对人说：“韩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与韩琦不睦。
这一说法疑点颇多。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四年归京师，这在他本年作的《祖母黄夫人墓表》中有明确的记载：“四年，某还自扬州。”韩琦庆历五年才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他们有无见面的可能（上举“金缠腰”故事，也存在这个问题）？而王又不在州署办公，何能见他上班不及梳洗？后来王安石秉政，虽与韩的意见多有不合，但对韩的评价仍然很高：“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这与上面所说并不相符。因所记此事发生在扬州，影响很大，引用亦多，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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