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  

 
    ■赵昌智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在我国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有清268年，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而扬州学派则是朴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诚如张舜徽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可见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广大士子面对明亡的严酷现实，深刻反思。顾炎武首倡“理学即经学”，锋芒直指明代空谈心性的学风，阎若璩、胡渭等纷起响应，开有清一代通经致用的朴学之风。扬州学派的形成与整个学术背景有关。

    与“扬州八怪”不同，扬州学派的成员主要是扬州学者。清代扬州领二州（泰州、高邮）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在《清史稿》中列入儒林传的扬州学者十多名。而列入《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的有30余名，占整个列传人数的8%。

    乾隆时期，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有王念孙、汪中、刘台拱、任大椿及李惇、贾田祖、朱彬等。

    嘉庆时期，有凌廷堪、焦循、阮元、江藩、王引之及凌曙、黄承吉、钟怀、汪光燨、李钟泗、宋绵初、秦思复等。

    道光时期，有刘文淇、刘宝楠、汪喜孙等，咸同时则有成蓉镜、刘恭冕，再晚则有刘岳云、刘师培等。

    其中尤以阮元、汪中、焦循三大儒，和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宝应刘氏（刘台拱、刘宝楠、刘宝树、刘恭冕、刘岳云）、仪征刘氏（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三世家最具代表。

    学术成就 研究范围广博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扬州一派”“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

    扬州学派研究的重点是经学。除阮元所主编《经籍篹诂》106卷、《十三经注疏》416卷，《皇清经解》三大丛书直至今天仍是研经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外，诸学者于十三经或总或分都有若干成果。如焦循的《易学三书》（《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孟子正义》，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宝应刘氏的《论语》论著，仪征刘氏的《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等，都是该研究领域的一流著作。

    与经学相关联的文字学、音韵学，更是扬州学派的当行，高邮王氏是尤为出类拔萃的。当然，治学目的还是“识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

    与经学相关联的还有诸子学。作出突出成就的有汪中。他研究《苟子》，指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否定了重孟轻荀的儒学传统。研究《墨子》，订正了儒家将杨、墨并提之谈，辨明了孟子以“无父”攻击墨子之诬。研究《老子》，论证老聃 、老子、老莱子三人各不相蒙。研究《吕氏春秋》指为集诸子学说之成。研究“四书”，更对宋儒神化利用《大学》提出异议。实际上，他是从更高层次、更广阔视野来研究经典了，非常了不起。

    在史学方面，他们精心考证，著述甚多，有专治一史一科的，也有研究诸书的，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方志学的贡献。如阮元《重修广东通志》，主修道光《云南通志稿》采录广博，体例渊雅，考核精详，为学界所公认；江藩、焦循受聘重修嘉庆《扬州府志》，王念孙受聘修撰《高邮州志》，刘文淇、毓崧父子重修道光《仪征县志》，刘寿曾纂修光绪《江都县续志》均为清代名志；刘恭冕在游幕讲学湖北时，曾受聘纂修《沔阳州志》、《黄州府志》、《汉阳府志》、《黄冈县志》等。除了参与官修方志，还有不少私撰史乘著作。汪中的《广陵通典》可以说是一部编年体的地方通史，惜仅及杨吴。后撷其精华，为《广陵对》，以三千字概述扬州的历史、地理、人物，其中突出一个中心思想，“广陵何负于天下哉？”就是广陵对天下有大贡献；没有对不起天下的地方。

    在文学艺术方面，扬州学派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文选》，形成了一个以汪中、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为代表作家，以《文选》为行文标准，以骈文为主要创作形式，与桐城派古文相对垒的“文选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汪中是一代文章大家，《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等杰作甫出，即传诵一时洛阳纸贵。焦循对戏曲颇有所好，著有《花部农谭》、《剧说》、《曲考》等戏曲论著，他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艺发展现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对金石学、书法等也多有创见。特别是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影响至深至大。

    更为可贵的是，扬州学派很重视自然科学。精通天文算法的，康熙时即有陈厚耀，此后李惇、焦循、阮元、黄承吉都精于此。阮元不但自己喜爱，主持过国子监算学馆，而且任地方大员时重视对历算人才的选拔培养，还主编《畴人传》。焦循之功力尤深，他的《释弧》、《释轮》、《释椭》三部论著，总结了一些数学基本知识，《加减乘除释》表明我国传统数学研究已进入一个理论研究阶段。

    学术特征  创、通、用

    张舜徽先生曾经说过，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其次在于能“通”，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

    我以为，还要加上一条，能“用”，经世致用。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三个字：创、通、用。

    所谓能“创”，就是前无古人，自创新例。要而言之，即要有新的方法，新的见解，发凡起例，启迪后人。焦循治《易》，和数学方法，取《易》之经文与卦文，反复实测，得所谓“旁通”者，“相错”者，“时行”者，从而使圣人执笔著书之本意，豁然于数千年后。他还认为，“以‘可以无不过’五字蔽学《易》之全，犹以‘思无邪’三字蔽《诗》三百之全也”，从方法到见解都是独到的。高邮王氏父子治小学，能突破字形窒碍，运用“音近义同”的理论探求语源，示人大路，为语言文字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战国策·赵策四》“左师触詟愿见赵太后”，古人或云“触詟”确系人名，或云名“触龙”，但下面多了一个“言”字。王念孙综合前后文，根据不同版本，同时代其他书例来分析考证，指出是“龙、言”二字误合为一字，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赵太后”，一段公案有了答案，证明王念孙二百年前的考证是正确的。王引之《经传释词》从“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中收集160个虚词，举例说明其意义、用法、演变，“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开近代学术实证之风。阮元在其学术著作中已运用统计归纳法，运用了一些近代语词的概念。

    所谓能“通”，就是不执一端，融汇贯通。阮元认为，“有陋儒之学，有通儒之学”。“何谓通儒之学？笃信好古，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义，而涉其藩篱，此通儒之学也”。扬州学派多通儒。阮元说：“吾乡有汪君容甫者……殆所谓通儒之学者矣”。他为焦循作传，经以《通儒扬州焦君》名篇。他评价江藩“淹贯经史，博通群籍，旁及九流二氏之书，无不综览”。汪中“论次当代通儒仅八人”，而王念孙、王引之在其中。吴学巨擘王鸣盛赏识任大椿，“气盛而志锐，求诸今世，实罕辈俦。进而不已，其将为一代通儒无难也”。可见，“通”是扬州学派的主观追求，也是学界对扬州学派的客观评价。而这个“通”也包含几层意思：一是博理群书，以求考据与义理的贯通；二是突破传注的藩篱，以求学术领域的汇通；二是破除门户之见，以求汉宋的融通。

    所谓能“用”，就是通经为本，经世致用。后之学者对包括扬州学派在内的乾嘉学者颇多微词，讥其“皓首穷经，不问世事”，更有嘲之为“见字不见思者”。实际上多出于不了解，人云亦云。经学，就其本义，就是经世之学，扬州学派深明此义。汪中云，“少日问学，实私俶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又云：“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山道，学术以自托”。阮元在《畴人传·蔡邕传》中提出：“使不效于今，即合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阮元一生为官五十年，政声卓著，上邀圣眷，下得民心，龚自珍曾举“察吏、抚字、训迪、武事、治赋、治漕”六事以赞，除了兴教抡才，浙江荡平海盗显示其军事才干，广东处理英商显示其外交才干，江西剿匪显示其抚民才干，总督云贵显示其定边才干，治赋治漕显示其经济才干，等等，可以说阮元是用做学问的态度在做官，把他通经致用的政治理想贯彻到一应政事中去了。汪中虽未做过官，但许多对名物、制度的考论文章，着眼点放在“用世”上，有的建议如《京口建浮桥议》、《龙潭募建避风馆疏》等能见其单识。汪中的《述学·释媒氏文》、《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妇女无主答问》及阮元反对溺女婴，刘恭冕《妇人裹足当严禁说》等，体现了扬州学派对人性的关怀，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可能因为在农耕社会，中国政治一定程度上就是水利政治，也可能扬州地处水乡，历代受水灾之害甚多，所以扬州学派诸先贤对水利都很有研究，论著甚多，引人注目。

    “创”、“通”“用”，三者互相依存。“创”必须建立在“通”的基础上才显示出学术的力量，“通”必须能“创”才凸现学术的锋芒。“创”而不通，空言说经，所谓“创见”往往苍白无力。“通”而不创，述而不作，可能是一个“书簏”，冬烘先生。“创”与“通”又以实学为根柢，最终必须落脚在“用”上，否则就是无花果。学而好思，思而善学，能创能通，通经致用，这就是扬州学派最大的特点。

    道德风范  尊德性而道问学

    宋代以来，学者都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但都有所偏，或偏于尊德性，或重于道问学。扬州学派则两者兼之。试以政风、家风、学风述之。

    ◆政风正◆

    “政者，正也。”扬州学派中凡做官的差不多都做到了这一点，勤政，廉政，良政，简政，廉正自持，直道而行。阮元接手浙江巡抚，发现各属仓库亏空严重，他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督责太严，经过认真调查，分析了五条原因，提出三条对策，最后确定“年清年款”，既收实效，又少流弊。他先后住过九省疆臣，为政守一“宽”字，“凡可有益闾阎，无不刻萦怀抱”。但自我要求颇严，每逢生日，便“茶隐”一日，以避喧嚣。他喜好金石文物，但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则却购，以避嫌疑。致仕居乡，不与官府相接，以免干政。王念孙住山东学政，“以实心整饬士习”，帝以此知其“忠实可大任”。一生未蓄妾媵，六十岁时妻子病故，以后近三十年块然独处，一心著述。他在永定河道任上因暴雨成灾被免职，还落下了2.7万两白银的债务，父债子还，引之代缴十五年还2万两，直到道光新元，才获豁免。刘宝楠，五十岁才入仕，做了十五年县官。任宝坻县知县，前后任以赃败者累累，独他任内不涉一言。在元氏县，勤于问政，邻县之民诉讼也主动要求发送给他候审。为减轻百姓负担，大批裁员，闲置官舍则租赁与人作书画馆，这实属罕见，而他做了，居然波澜不惊。汪喜孙更是一个典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知忠爱，不恤身家”。他30岁登仕途，因为始终不愿以不正当手段谋求升迁，故久居下僚。有人暗示他，求官“当由山路行”，后遂与此人绝交。道光二十六至二十七年，河南怀庆府连遭水灾。汪喜孙亲赴乡村查勘灾情，自秋至春，不避雨雪，有时就在芦棚过宿。道光二十八年，为抗旱，奔走在太行山区，竟至一病不起。

    ◆家风正◆

    我在研究扬州学派前贤生平时，发现一个现象，家教都很好，而且好几位与母亲教育有关。汪中少孤贫，由母亲教他识字读书。刘宝楠五岁丧父，母亲系著名诗人乔亿的孙女，亲自教儿读经。并作《示儿诗》：“我爱白莲花，不以污泥滓，我爱青松枝，不以霜雪死。世态异炎凉，草木全自始；如何戴帽饧，见热不能起，蓬质岂以麻，其质能自强；相彼芄兰枝，柔靡随风扬。根株俱委顿，践蹋良堪伤；质性不自立，谁能相扶将？”母亲教诲，刘宝楠铭刻在心，“攻苦力学，有同成人。尝戏削管作答，标所诵诸经，每早抽签背诵如流水”。十岁时即发心要振兴门庭，发愤苦读。阮元五岁时母亲就教他读书，六岁入塾学《孟子》跟不上，很着急，母亲就一句一句教。他八九岁即能作诗，并不是塾师教的，而是母亲教的。凌廷堪六岁父故，家贫，母亲变卖首饰供他读书。以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十三岁就辍学作佣，而不废自学。可能童年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他有机会做官时，宁愿放弃县官而任学官。扬州学派诸贤除江藩、凌廷堪无后，差不多都形成了学术世家。这种学术世家不同于中古时期门阀制度下的世族，仅仅靠政治上的权势和经济上的富有形成豪门贵族，只是把文化当作装点门楣的饰品，而是把学术当作一种“世”往下传，当作“统”往下承。这种传承未必能使门第兴盛，却让学术不绝。说句笑话，这种家庭是不会出现“坑爹”现象的。

    ◆学风正◆

    学风关乎政风，不可小视。清初大儒把明代灭亡的原因与空疏学风挂钩，似有“上纲上线”之嫌，细细推敲不无道理。学风是士子之风，士子当官，学风便成了政风，以“空谈心性”执政，必然政事空疏，民生凋弊，想不亡怎么可能呢？扬州学派的学风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比如他们好学深思。焦循居北湖之滨，下帷十余年，足不入城市，自云“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思之”。晚年注《易》，立一簿，稽考所业，每日自己检查自己的功课。刘宝楠平日阅读，每有所悟，随手记录，日积月盈，仿《困学纪闻》和《日知录》体例，成《愈愚录》六卷。

    比如他们实事求是。枚乘《七发》一出，“广陵涛”声闻天下，有人包括一流学者认为指浙江钱塘，汪中作《广陵曲江征》，以确凿不移的资料证明广陵即扬州，曲江在扬州城外。而对江都县衙前两榜“绩传董相”、“邑肇荆王”，汪中则指其失当。阮元也指出“文选楼”非昭明太对撰文处，而是曹宪授学处。联想到当今许多地方“争名”公案，不惜作伪，甚至有的专家学者也跟风，实际上是学风不正。

    比如他们平等讨论。相互之间不以位尊而卑人，不因住下而屈己。不以己教人，不因人蔽己。刘文淇以布衣客居阮元寓中，但讨论学术时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焦循因修府志事，对知府伊秉绶、翰林院修撰姚文田直言陈辞，论述己见。他28岁写成《群经宫室图》，仓卒付刊，有所疏漏，江声写信规劝他，他把江声的手札保存下来并系以长跋，写成《释椭》后寄给沈方钟，沈为签出数条，焦循引为益友。方东树与扬州学派学术观点相左，但阮元仍收在幕中，为之出书。

    比如他们重视友情。刘宝楠、刘文淇等应省试时不仅相约各治一经，为十三经作新疏，而且“率月必会文，互相评论，成《邗上精舍集》十卷”。王念孙因段玉裁写了《说文解字》注，就放下自己正在写作的《说文考正》；因戴震《方言疏证》在前，就只写了《方正疏证补》；因邵晋涵写《尔雅正义》，遂不在《尔雅》上着力，转而写《广雅疏证》。汪中也是如此，“说经之书，多在惠定宇、戴东原、段懋堂、邵二云诸先生著述未刊行之前，而默与之合者，多手削之。”阮元著述甚丰，但因政务冗繁，请僚属代笔撰文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收入自己的文集，即使收入也予以注明。所以，扬州学派基本没有“版权”之争。而友人去世后，大家都积极为之整理遗著，汪中于知友故旧殁后衰落，相存问过于生前。”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而扬州学派则少有这种习气。

    扬州学派非百里之学，而是衣被天下；非一时之学，而是千秋基业；非饾饤之学，而是经世宝典。